〈台灣，是群島的國度〉

一九九二年，金門、馬祖解嚴，揮別戰地政務時代，台灣文學界大佬葉石濤在金門作家黃克全的小說座談會上說：「金門不屬於臺灣的一部分。將來當臺灣人走向自決之路時，金門應該不包括在內。縱然，金門全體人民願意與臺灣站在一起，但是其地理位置太靠近大陸了，其未來命運將是如何？」葉石濤一語道破金門和金門文學的尷尬處境：就算金門人願意和台灣站在一起，但因它靠近大陸／中國，仍然難逃其地緣位置帶來的強大引力。「金門應該不包括在內」一定程度上也代表台灣人對金馬的態度：不爭取亦不承認金門（與馬祖）是當下的共同體，以及未來以「台灣為主體的新國家」的一部分。

然而果真如此嗎？或者還能有其它想像？三十年後，台灣文學界終於回過頭來探問「離島問題」，二〇二一年台灣文學學會年度研討會以「台灣大文學史的建構與想像」為題，直言在討論台灣文學時多半集中台灣本島，我們是否能夠更宏觀的想像一部擴及金門、澎湖、馬祖乃至其他離島的「台灣大文學史」？學界開始出現「更新文學史」的呼聲 。

我將在這本書裡展示：隔著海峽，從過去素未謀面、到現在也因了解不深而難免猜忌的台灣和馬祖，其實在文學上的交織早已絡繹於途。馬祖的書寫過去不曾被系統性的指認出來，如今我們發現它早就坐落在台灣文學的星系之中。雖然它體積不大，引力卻不小，讓台灣文學裡的幾個重要概念：「軍中文學」、「懷鄉文學」與「地方文學」，都被牽引著稍稍偏離了本來的航道，發生了一點點斗轉星移。「一九四九」後大遷徙的寫作者們在東亞這一片小小的海域畫下複雜的軌跡，有的雄心壯志，有的萬般無奈。但連綴起來，就幾乎可以伸手去指：那是過去半世紀，台灣、馬祖、甚至中國的交相作用下，作家以生命歷程繪製出的群島圖。

如果不是一九四九，馬祖不會跟著中華民國的統治，匯入「中華民國台灣」，和中華民國政權、和台灣「本島」綁定。如果不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對峙，邊疆小島不會成為戰地前線，得到黨國銳意經營、大力挹注。所以對馬祖而言，它的現代化和國家化是同時開始的。雖然馬祖常和金門並稱，有近乎難兄難弟的命運，但它們真的天南地北，毫不相同。

金門說的是閩南語，和台灣腔調有別，但大致能通；馬祖說的是閩東語，台灣朋友說乍聽像客家話，但完全不互通。金門的開發史遠早於台灣，當然更早於馬祖，所以有悠久的宗族組織，金門人注重功名、科舉，出了一堆儒家知識份子；馬祖不是，馬祖相較沒有長期、穩固的歷史，和儒家核心的士大夫相較，馬祖更以海盜的歷史自豪。雖然經過黨國的恐海教育，現在馬祖血液析出的體脂肪可能比海水鹽分更高了。

前現代的馬祖被哈佛學者宋怡明（Michael Szonyi）稱為「沒有社會的社會」，因為它在歷史上一直是座隨季風遷徙的臨時漁場和貿易小島，少有定居住民。直到國軍登陸，開始封鎖海洋。因此宋怡明稱：「馬祖本身是脫胎自軍事化時期的產物。」或謂「軍事現代性」。討論日治時期台灣史時，「殖民現代性」是一個關鍵詞，它表達一種難以評斷的曖昧：雖然日本統治帶入了醫療衛生、現代教育、標準時間制等「現代」產物，應該給予正評，但實際上這些「現代」事物並不是為了台灣人生活舒適，而是方便殖民統治。因此「現代」的好和「殖民」的惡，是糾結在一起的。

馬祖也是如此。軍方的統治固然帶給馬祖教育、醫療、經濟等發展，但其初衷並非帶給馬祖福祉，而是便於實施軍事統治。然而中華民國統治馬祖並不算殖民，因此「軍事現代性」不只言簡意賅說明了馬祖有別於台灣的獨特性，也表達了馬祖對戰地時代統治者的難以評價。

鳥瞰台灣周邊島嶼，雖然各擁脈絡，但仍有共相可尋。例如不只綠島，蘭嶼也在戒嚴時期被當成重刑犯、政治犯的監獄，台灣的海洋「兩岸」——台灣海峽與太平洋，因各自的地緣位置，受到戰後中華民國分派了不同的國家任務。金門、馬祖靠近「匪區」而被指派為「前線」；太平洋側的綠島、蘭嶼則成為國家的「垃圾桶」，丟棄衍生物、副產品——從社會的副產品罪犯，到能源的副產品核廢料。邏輯一以貫之，形成一個環繞著中華民國／台灣本島的「犧牲的體系」，為了本島的安全和繁榮服務。巧合的是，日本學者高橋哲哉曾在《犧牲的體系》中指出，服務於戰後東京之繁榮的福島、沖繩，正好是被轉嫁了能源與國家安全責任之處，可見現代國家的責任轉嫁是有共相的：「地方」為中央服務，服務項目是能源與軍事的負擔。無獨有偶，身為島嶼，馬祖、金門也曾經是核廢料的貯存候選地。

金馬的複雜還不只如此。一般談到「戰後」，盤桓在「中華民國台灣」上空的戰爭時間有兩股。其一是台灣史觀的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台灣改受中華民國統治；其二是中華民國史觀的一九四九年，國共戰敗，政府遷台。然而金馬其實存有第三股「戰後」時間，即解除戰地政務的一九九二年。至此之前，法律上金馬是戰地，受各種禁制。實際上的砲戰也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才歇。論及台灣四大、乃至五大族群（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近年加上新住民），金馬人卡在各分類的中間，無處落座——金馬確實是「外省」（福建省），但和一九四九前後渡海來台那波外省人的脈絡大相逕庭。明明稱「台澎金馬」彷彿占了國土的二分之一，但其實是通天入地的「被缺席」。

對於馬祖而言，台灣和中華民國雖然未必全等，但兩者幾乎同步被馬祖認識——馬祖認識的「台灣」，已經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台灣。對馬祖人而言，無論中華民國和台灣都是外來或外在於馬祖的，兩者不一定有台灣人認知的這麼大不同。可能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台灣本島才被以新興的政治力量——「台獨」之名，被馬祖重新認識，使馬祖意識到台馬有別。更令人五味雜陳的是，這個「新台灣」往往是來「切割」馬祖的。正如馬祖尷尬的地緣位置，它既陷落在中國與台灣「兩岸」，又同時受到中華民國和台灣兩股史觀的沖激，置身多重的夾縫中。

我曾經有一個版本的論文計畫，是將琉球（沖繩）和馬祖並置。二戰時死傷慘重的沖繩戰，可以比擬台澎金馬唯一發生過登陸戰的金門古寧頭；而二戰後迅速進入冷戰，沖繩為日本本土扛起基地化的任務，也如同金馬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所承受的命運。不過礙於語言的次元之壁與沖繩學的汗牛充棟，我自認不足而放棄。不過沖繩經驗與省思仍值得對話，我甚至認為不具軍事化、基地化經驗，反而身為金馬軍事化之受益者的台灣，相較之下，是很難理解沖繩的。

進入現代以來，島嶼不可免俗被納編進以大陸國家為延長的政權之中，有學者語重心長：「現代國家權力粗暴地基於進步主義，將所有地方性的東西加以扼殺。」十九世紀的廢藩置縣、琉球處分之於沖繩如此，二十世紀的「一九四九」、戰地政務之於馬祖也莫不如此。

出身琉球西表島的作家崎山多美在一次來台演講就提到，對她而言沖繩（本島）和巴黎都像是異國。島嶼的成長經驗，讓她對「國家」的認知相當不同——「國界線」、「國籍」是有如殖民地的概念；對於日語則有「違和的身體感」。她認為也許正是在西表島生活、長大的身體，自然地抗拒「我是哪國人」，所以形成了傾軋、扞格的感受。在本書中，我們也能見到馬祖列島作為地方，面對現代國家強行刺入的張皇失措。

大江健三郎（一九三五－二〇二三）遊歷沖繩後，認為「日本屬於沖繩」（日本は沖縄に属する）。學者吳叡人在《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中對此的詮釋是：日本的自立建立在沖繩的犧牲之上。也就是說，沖繩為日本承擔苦難、付出代價，日本在道德上對沖繩有所虧欠（morally indebted）。從沖繩和日本的案例，除了能認識到「加害／被害」關係的重層性——以廣島核爆為代表，日本擁有「受害」經驗，但面對沖繩時，日本則是無庸置疑的加害者。延續著這樣的說法，台灣同樣可能屬於馬祖——不只在文化的互為涵融，更是政治道德的層次上。在大江健三郎的意義上。

日本小說家島尾敏雄（一九一七－一九八六）用拉丁語自創語彙「日本尼西亞」，也就是「日本－群島」。同一個構詞原則的「台灣群島」則是來自吳音寧在臉書粉絲專頁的說法：「我說的台灣島嶼，包括了澎湖、金門、馬祖、小琉球、綠島、蘭嶼等地。我們的台灣，是群島的國度。」「日本尼西亞」朝海洋與島群開放，「台灣群島」也擴張台灣，解除「本土」的狹隘性。所謂「本土」其實是多元，主體並立，秩序繽紛，就如同法律史學家王泰升所言：「台灣共同體內部是複雜的，只有看到複雜性，才能夠相互尊重。」

（本文摘自：第一章「開往家鄉的慢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