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清理過去，我們如何過得去？
◎王美琇
519行動組合召集人、辜寬敏基金會董事長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過世。曾被以莫須有罪名羅織入獄的作家陳列，在他的作品《殘骸書》寫著：「我們這些他的囚徒們……默默地注視著電視畫面，不時會交換一個意味深長的眼神，然後在私底下掩不住無限喜悅地竊竊交換一些看法。」「獨裁者終於死了。平時，我們有許多人常會互相鼓舞說，要堅強，我們一定要活得比老蔣久。這時，我們真正等到了他的死亡。這大大振奮了我們的心志。」
蔣介石的死，讓被他囚禁的政治犯和某些人心中暗自竊喜；但也讓整個被他高壓統治與洗腦的社會如喪考妣，透過當時的電視轉播一目瞭然。兩個世界，涇渭分明。扭曲的暗影，在風中搖曳。
歷史創傷依然隱隱作痛
二戰後蔣介石被盟軍指派來台接收，旋即和蔣經國父子兩人在台灣建立起蔣氏王朝，展開長達半世紀黨國一體的威權獨裁統治，對台灣社會造成無比深刻的傷害和深遠影響。
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1949年5月19日台灣宣布戒嚴，從此進入被蔣介石政權和國民黨全面控制的白色恐怖時期。二二八事件和後來長達43年的白色恐怖，粗估約有四、五萬以上的人被捕獵、被監禁和被屠殺，強行奪走生命、人生、自由、尊嚴和財產等；也有數十萬家庭受到牽累而家破人亡、人生支離破碎。造成這個巨大歷史創傷的罪魁禍首，就是蔣介石父子和國民黨統治集團。然而直到現在，這樣證據確鑿、血跡斑斑的史實，似乎並沒有被社會重視和嚴肅反省檢討；以致於歷史創傷至今依然殘留在政治受難者及其後代子孫身上，甚至在社會裡也不時隱隱作痛。
彭仁郁老師一直在做政治創傷療癒計畫，2018年底地方選舉過後，原本選前答應她接受訪視的受難家庭約60個，竟有將近一半表示拒訪，讓彭仁郁一頭霧水。直到後來她有機會問到比較熟識的受難者二代，才知道他們內心的深層憂慮和恐懼。這位受難二代家屬告訴她：「對你們來說，只是一次選戰輸贏的結果，但對我們而言，如果國民黨重返執政，卻可能是抄家滅族再來一次啊。」
這樣深層的恐懼，依然深深鑲嵌在受難家屬後代子孫的內心。
台灣人自尊被徹底摧毀
整體台灣社會也壟罩在白色恐怖陰影下長達數十年，恐懼深入生活的肌理。例如目前50歲以上的朋友，到現在為止仍然不太敢在電話中講重要事情，特別是政治事務，因為怕被竊聽；還有，我們從小就不斷被父母告誡：絕不能涉足政治、小孩子有耳沒嘴、出去不要亂講話會被警察抓去等等。這些都是許多朋友共同的成長記憶，憂懼仍常存人心。
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不僅剝奪許多台灣人的人生，扭曲社會的是非善惡價值；甚至1966年蔣政權開始大力鼓吹「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用盡一切文教宣傳手段宣揚「大中國意識形態」，貶抑台灣人的語言和本土文化，企圖將台灣人改造成為中國人。台灣人在高壓洗腦的數十年中徹底喪失自信心。
數年前，曾聽前駐日大使許世楷夫人盧千惠女士談及親身經歷的故事。她曾在一家美容院洗頭，每次她總是以台語和來自雲林的年輕妹妹愉快交談。有一天她走進美容院，感覺店內裝潢變得比較新潮，然後年輕妹妹不斷用華語和她交談。後來盧女士問她：「你為什麼不再講台語了？」她表情認真地回答：「我們老闆娘說公司現在要改走高級路線了，不能再用台語和客人交談。」
數十年來，我們也曾看到身邊的親人或朋友，以依附國民黨外省權貴統治集團為榮，即使只分得一杯羹或骨頭湯，也覺得「自己變高尚了」；甚至不太想說自己的母語，彷彿那是一種低俗的象徵。台灣人的自尊心和驕傲感，在蔣氏國民黨政權的大中國意識形態全面控制和覆蓋下，被完全貶抑、擊潰；這不僅發生在福佬族群，客家人和原住民身上都烙下同樣傷痕。
這就是一種文化霸權對被統治者的掠奪與傷害；這個歷史傷痕一直都在，並沒有消失。這是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對台灣所帶來的巨大傷害之一。
2025年的今天，蔣介石已經逝世50年了，可是台灣社會至今仍無法究責蔣介石的歷史責任；甚至也無法寫進教科書，告訴後代子孫蔣政權獨裁統治的歷史真相。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究竟是什麼樣貌的台灣？
我們怎麼可以一面歌頌台灣的民主自由，卻一面在首都市中心用這麼龐大的紀念堂來紀念一個獨裁者？我們到底要傳遞給後代子孫什麼樣的價值信念？要告訴全世界台灣是如何價值錯亂的台灣？
全台灣至今仍有1900多座蔣介石的雕像銅像；全國每一個市鎮最重要的路，還是叫中正路。如果德國到處都是希特勒路，你覺得德國人民會受得了嗎？可是在台灣，蔣介石依然在我們生活周遭，威權陰影繼續籠罩台灣。這種荒謬的存在，每天都在挑戰台灣人的道德底線。
處理歷史傷痕，重建台灣人自信
今年是終戰80週年，蔣介石過世50年。我們決定要出版這本總體檢蔣介石的專書，是因為我們必須要和蔣介石算總賬。跟蔣算總賬，是要對許許多多被他奪去生命、人生、自由和尊嚴的前輩們有個歷史的交代；也要給年輕世代和後代子孫清楚的歷史意識和是非價值的辨識基礎。
沒有清理過去，我們如何過得去？沒有清理過去，面對歷史錯誤，如何奢言和解與共創未來？傷痕依舊隱隱作痛，繼續撕裂社會。歷史記憶的傳承做得不夠好，社會的是非價值勢必錯亂，轉型正義就更困難推動；而轉型正義工程做不好，民主脆弱實為必然。當今國會亂象已經說明一切。
所以，歷史記憶的傳承，轉型正義工程和民主鞏固，三者環環相扣。正視它、面對它、處理它，最後我們才能放下它；才能走出歷史的創傷與牢籠，才能真正建立起台灣人的內在尊嚴、頂天立地的自信，與開創未來的勇氣。
面對真實的歷史，是重建台灣人底氣的開始。歷史會給人力量，而知識、勇氣和行動，也必由此而生。
台灣人權發展史上的絆腳「石」：淺談人權文盲蔣介石（節錄）
◎吳豪人｜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我要做人，不要做奴隸！」
在電影《神鬼戰士2》的片頭，導演雷利史考特引用古羅馬大法律家西塞羅的一句話，點出全片的主旨：「奴隸的夢想不是獲得自由，而是擁有奴隸」。我其實並不知道這句話典出何處。不過在卡繆的《形而上的抵抗》書中，確實寫道：「奴隸最初要求正義，最後則要求一個王國」。其實，人類是否人人天生都擁有追求解放、拒絕隸從的自由心靈？哲學家討論了何止數千年。噢，這句話有點語病，應該說「中國以外的哲學家」討論了何止數千年。直到二十世紀，魯迅才總算感嘆地說：能當主人的時候，就把所有人當奴才；這樣的主人，一旦當起奴才，比誰都奴才。
魯迅講的，自然是中國人。不過他只能形容現象，並不懂得原因何在。然而在歐洲，遠自柏拉圖、西塞羅，下溯到黑格爾，大家都知道，這是因為一個一出生就是奴隸的人，縱使獲得解放成為自由人，也不知道如何真正成為自由人。他唯一學習的對象，通常就是他的老主人。結果他學到的，總是「要證明自己是主人，就必須擁有奴隸」。西塞羅那句名言，談的就是這種狀況。換句話說，如果沒有經過一個學習、思辨的歷程，一個被解放的奴隸，永遠也不知道：徹底廢除奴隸制的唯一方法，就是否定「主人」的存在。而這就是近代人權思想的根源。
人與人之間，主與奴的區分、擁有與隸屬的區分、高貴與卑賤的區分、男有份女有歸的區分，只要堅決主張二元對立──儒家所謂的「差等」──，人間就是地獄。此觀念若無法突破，太平盛世、聖主賢君，都是人類的惡夢。因為幸福人生的前提，必須以賣斷尊嚴與自由為前提。何況即使賣斷了，絕大多數的情況，也只能卑微地苟延殘喘，還自以為「小確幸」，完全不敢想像什麼是幸福。
啟蒙主義最後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康德，曾簡潔的說明「啟蒙」，就是發揮理性，「不依賴外力，自發地脫離精神上的未成年狀態」。精神上的未成年狀態，亦即無法擁有自由意志的準奴隸狀態。因此啟蒙的意思，就是「我要做人，不要做奴隸」。只有人才有人權，而人權不只要消滅奴隸制度，更要消滅精神上的準奴隸狀態。因此，人必須主動掙斷自己身上的奴隸枷鎖。能夠主動掙脫奴隸枷鎖者，就「啟蒙」了。至於已啟蒙者的天職，乃是協助其他人自發的掙斷奴隸枷鎖。「協助」聽起來似乎矛盾，違背了他所設定的「不依賴外力」。其實所謂的不依賴外力，指的是啟蒙並非可以從施捨得來，而必須自發的去追求。因為被施捨的自由、未經「思索並且決意」負起自我責任的自由人，通常都很快、很容易重新回歸奴隸狀態，甚且耽溺於「擁有奴隸的主人」之夢。所以啟蒙思想所預設的政治體制，最終必然是一種為了自由人而存在的共和、民主憲政體制。其間容不得一絲一毫的奴隸思想的復辟可能──不但不允許迫人為奴，甚至宣稱：即使「自願為奴」，也將因為違反人性尊嚴而無效。這種「協助」，其實是創造一個有利於自由人生存的環境，同時使自己免於再度陷入被迫為奴的風險。康德的啟蒙思想，就是現在所有國際人權法的原始理論根據。
獨裁奴隸主與準奴隸
說了這麼多，到底跟蔣介石有什麼關係呢？關係可大了。因為這位本來跟台灣一點關係也沒有的、純粹近代中國產物的獨裁強人蔣介石先生，儘管台灣人不情不願，他自己也不情不願，卻終於莫名其妙的、硬是跟台灣的命運綁了26年。而他在台灣26年的統治，對於台灣從日治時期早就自發性萌芽（啟蒙）的人權發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可謂至深至鉅，至今流惡難盡。我稱呼他為「台灣人權發展的絆腳石」，純粹諧音哏。其實，蔣介石根本就是阻礙台灣人權發展的「瓦干達汎合金」。
如果大家讀過聯經出版社出版的《失敗的勝利者：蔣介石》這本書，就曉得為什麼在接下來的文章裡，我沒有詳細具體蔣介石所犯的種種人權大罪。（除了因為本書其他作者已經分別詳細說明了各個面向的具體事實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他開始與台灣發生關係的那個時代，蔣介石所做的一切，都是「同時代的世界習以為常的」。將他與毛澤東對比到兩個都死亡，不但兩個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裡的中國人，就連外國人──比方《失敗的勝利者》那本書的俄國作家，都覺得蔣既比毛稍勝一籌，而且也不是天生暴戾。最近台灣有一群歷史修正主義者，大概因為台灣人不在乎轉型正義，也開始大言不慚地竄改歷史，聲稱蔣是台灣救世主了。這些或崇拜或悲憫蔣介石的高人們，談起蔣介石，永遠是取法乎下，蘋果比爛。卻沒有人想到，「與蔣介石同時代」的大人物，又不是只有希特勒、毛澤東或史達林。尤其這些傢伙們身上強烈的前近代性格，根本遠遠在「同時代」台灣人的近代性認識之外。
所以，我才要決定從「中國統治台灣＝蠻族侵略羅馬」這個角度寫起。我會補充的，是強調蔣介石隔絕了台灣與世界人權的同步發展，使得戰後的台灣人，從羅馬墮落到蠻族，忘卻了自己曾經是文明人。這個傷害有多麼嚴重呢？即使經過了多年的犧牲奮鬥而終於民主化，如今的台灣，別說藍白拖了，即便是民進黨以及某些「獨派」，準奴隸心態也並不比蔣介石時代高明多少。我不想鞭屍，我想解決問題。所以文章的核心，強調的便不會是蔣介石的具體殘暴，而是強調蔣介石的殘暴來自於與他同時代的「中國的人權水準」──這也是如今的中國，沒有資格統治台灣、香港乃至於圖博、維吾爾與南蒙古的理由（如果蔣介石是杜魯門，你覺得台灣會如何記憶他？）這些日子，台灣出現多得驚人的川粉，驗證了我的擔憂。畢竟，川普最近的作為，已經很明顯的表白了：他想恢復雅爾達密約時代的「強國說了算」。只不過這回是美中俄「三強鼎立」。如果台灣人不願意主觀的從啟蒙的角度，而是始終被動的從地政學的角度，視自己為中國史的一部分，未來就算習近平再一次在台灣大開殺戒，大家還是會當成天災，自認倒楣。
◎王美琇
519行動組合召集人、辜寬敏基金會董事長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過世。曾被以莫須有罪名羅織入獄的作家陳列，在他的作品《殘骸書》寫著：「我們這些他的囚徒們……默默地注視著電視畫面，不時會交換一個意味深長的眼神，然後在私底下掩不住無限喜悅地竊竊交換一些看法。」「獨裁者終於死了。平時，我們有許多人常會互相鼓舞說，要堅強，我們一定要活得比老蔣久。這時，我們真正等到了他的死亡。這大大振奮了我們的心志。」
蔣介石的死，讓被他囚禁的政治犯和某些人心中暗自竊喜；但也讓整個被他高壓統治與洗腦的社會如喪考妣，透過當時的電視轉播一目瞭然。兩個世界，涇渭分明。扭曲的暗影，在風中搖曳。
歷史創傷依然隱隱作痛
二戰後蔣介石被盟軍指派來台接收，旋即和蔣經國父子兩人在台灣建立起蔣氏王朝，展開長達半世紀黨國一體的威權獨裁統治，對台灣社會造成無比深刻的傷害和深遠影響。
1947年爆發二二八事件，1949年5月19日台灣宣布戒嚴，從此進入被蔣介石政權和國民黨全面控制的白色恐怖時期。二二八事件和後來長達43年的白色恐怖，粗估約有四、五萬以上的人被捕獵、被監禁和被屠殺，強行奪走生命、人生、自由、尊嚴和財產等；也有數十萬家庭受到牽累而家破人亡、人生支離破碎。造成這個巨大歷史創傷的罪魁禍首，就是蔣介石父子和國民黨統治集團。然而直到現在，這樣證據確鑿、血跡斑斑的史實，似乎並沒有被社會重視和嚴肅反省檢討；以致於歷史創傷至今依然殘留在政治受難者及其後代子孫身上，甚至在社會裡也不時隱隱作痛。
彭仁郁老師一直在做政治創傷療癒計畫，2018年底地方選舉過後，原本選前答應她接受訪視的受難家庭約60個，竟有將近一半表示拒訪，讓彭仁郁一頭霧水。直到後來她有機會問到比較熟識的受難者二代，才知道他們內心的深層憂慮和恐懼。這位受難二代家屬告訴她：「對你們來說，只是一次選戰輸贏的結果，但對我們而言，如果國民黨重返執政，卻可能是抄家滅族再來一次啊。」
這樣深層的恐懼，依然深深鑲嵌在受難家屬後代子孫的內心。
台灣人自尊被徹底摧毀
整體台灣社會也壟罩在白色恐怖陰影下長達數十年，恐懼深入生活的肌理。例如目前50歲以上的朋友，到現在為止仍然不太敢在電話中講重要事情，特別是政治事務，因為怕被竊聽；還有，我們從小就不斷被父母告誡：絕不能涉足政治、小孩子有耳沒嘴、出去不要亂講話會被警察抓去等等。這些都是許多朋友共同的成長記憶，憂懼仍常存人心。
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不僅剝奪許多台灣人的人生，扭曲社會的是非善惡價值；甚至1966年蔣政權開始大力鼓吹「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用盡一切文教宣傳手段宣揚「大中國意識形態」，貶抑台灣人的語言和本土文化，企圖將台灣人改造成為中國人。台灣人在高壓洗腦的數十年中徹底喪失自信心。
數年前，曾聽前駐日大使許世楷夫人盧千惠女士談及親身經歷的故事。她曾在一家美容院洗頭，每次她總是以台語和來自雲林的年輕妹妹愉快交談。有一天她走進美容院，感覺店內裝潢變得比較新潮，然後年輕妹妹不斷用華語和她交談。後來盧女士問她：「你為什麼不再講台語了？」她表情認真地回答：「我們老闆娘說公司現在要改走高級路線了，不能再用台語和客人交談。」
數十年來，我們也曾看到身邊的親人或朋友，以依附國民黨外省權貴統治集團為榮，即使只分得一杯羹或骨頭湯，也覺得「自己變高尚了」；甚至不太想說自己的母語，彷彿那是一種低俗的象徵。台灣人的自尊心和驕傲感，在蔣氏國民黨政權的大中國意識形態全面控制和覆蓋下，被完全貶抑、擊潰；這不僅發生在福佬族群，客家人和原住民身上都烙下同樣傷痕。
這就是一種文化霸權對被統治者的掠奪與傷害；這個歷史傷痕一直都在，並沒有消失。這是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對台灣所帶來的巨大傷害之一。
2025年的今天，蔣介石已經逝世50年了，可是台灣社會至今仍無法究責蔣介石的歷史責任；甚至也無法寫進教科書，告訴後代子孫蔣政權獨裁統治的歷史真相。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究竟是什麼樣貌的台灣？
我們怎麼可以一面歌頌台灣的民主自由，卻一面在首都市中心用這麼龐大的紀念堂來紀念一個獨裁者？我們到底要傳遞給後代子孫什麼樣的價值信念？要告訴全世界台灣是如何價值錯亂的台灣？
全台灣至今仍有1900多座蔣介石的雕像銅像；全國每一個市鎮最重要的路，還是叫中正路。如果德國到處都是希特勒路，你覺得德國人民會受得了嗎？可是在台灣，蔣介石依然在我們生活周遭，威權陰影繼續籠罩台灣。這種荒謬的存在，每天都在挑戰台灣人的道德底線。
處理歷史傷痕，重建台灣人自信
今年是終戰80週年，蔣介石過世50年。我們決定要出版這本總體檢蔣介石的專書，是因為我們必須要和蔣介石算總賬。跟蔣算總賬，是要對許許多多被他奪去生命、人生、自由和尊嚴的前輩們有個歷史的交代；也要給年輕世代和後代子孫清楚的歷史意識和是非價值的辨識基礎。
沒有清理過去，我們如何過得去？沒有清理過去，面對歷史錯誤，如何奢言和解與共創未來？傷痕依舊隱隱作痛，繼續撕裂社會。歷史記憶的傳承做得不夠好，社會的是非價值勢必錯亂，轉型正義就更困難推動；而轉型正義工程做不好，民主脆弱實為必然。當今國會亂象已經說明一切。
所以，歷史記憶的傳承，轉型正義工程和民主鞏固，三者環環相扣。正視它、面對它、處理它，最後我們才能放下它；才能走出歷史的創傷與牢籠，才能真正建立起台灣人的內在尊嚴、頂天立地的自信，與開創未來的勇氣。
面對真實的歷史，是重建台灣人底氣的開始。歷史會給人力量，而知識、勇氣和行動，也必由此而生。
台灣人權發展史上的絆腳「石」：淺談人權文盲蔣介石（節錄）
◎吳豪人｜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我要做人，不要做奴隸！」
在電影《神鬼戰士2》的片頭，導演雷利史考特引用古羅馬大法律家西塞羅的一句話，點出全片的主旨：「奴隸的夢想不是獲得自由，而是擁有奴隸」。我其實並不知道這句話典出何處。不過在卡繆的《形而上的抵抗》書中，確實寫道：「奴隸最初要求正義，最後則要求一個王國」。其實，人類是否人人天生都擁有追求解放、拒絕隸從的自由心靈？哲學家討論了何止數千年。噢，這句話有點語病，應該說「中國以外的哲學家」討論了何止數千年。直到二十世紀，魯迅才總算感嘆地說：能當主人的時候，就把所有人當奴才；這樣的主人，一旦當起奴才，比誰都奴才。
魯迅講的，自然是中國人。不過他只能形容現象，並不懂得原因何在。然而在歐洲，遠自柏拉圖、西塞羅，下溯到黑格爾，大家都知道，這是因為一個一出生就是奴隸的人，縱使獲得解放成為自由人，也不知道如何真正成為自由人。他唯一學習的對象，通常就是他的老主人。結果他學到的，總是「要證明自己是主人，就必須擁有奴隸」。西塞羅那句名言，談的就是這種狀況。換句話說，如果沒有經過一個學習、思辨的歷程，一個被解放的奴隸，永遠也不知道：徹底廢除奴隸制的唯一方法，就是否定「主人」的存在。而這就是近代人權思想的根源。
人與人之間，主與奴的區分、擁有與隸屬的區分、高貴與卑賤的區分、男有份女有歸的區分，只要堅決主張二元對立──儒家所謂的「差等」──，人間就是地獄。此觀念若無法突破，太平盛世、聖主賢君，都是人類的惡夢。因為幸福人生的前提，必須以賣斷尊嚴與自由為前提。何況即使賣斷了，絕大多數的情況，也只能卑微地苟延殘喘，還自以為「小確幸」，完全不敢想像什麼是幸福。
啟蒙主義最後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康德，曾簡潔的說明「啟蒙」，就是發揮理性，「不依賴外力，自發地脫離精神上的未成年狀態」。精神上的未成年狀態，亦即無法擁有自由意志的準奴隸狀態。因此啟蒙的意思，就是「我要做人，不要做奴隸」。只有人才有人權，而人權不只要消滅奴隸制度，更要消滅精神上的準奴隸狀態。因此，人必須主動掙斷自己身上的奴隸枷鎖。能夠主動掙脫奴隸枷鎖者，就「啟蒙」了。至於已啟蒙者的天職，乃是協助其他人自發的掙斷奴隸枷鎖。「協助」聽起來似乎矛盾，違背了他所設定的「不依賴外力」。其實所謂的不依賴外力，指的是啟蒙並非可以從施捨得來，而必須自發的去追求。因為被施捨的自由、未經「思索並且決意」負起自我責任的自由人，通常都很快、很容易重新回歸奴隸狀態，甚且耽溺於「擁有奴隸的主人」之夢。所以啟蒙思想所預設的政治體制，最終必然是一種為了自由人而存在的共和、民主憲政體制。其間容不得一絲一毫的奴隸思想的復辟可能──不但不允許迫人為奴，甚至宣稱：即使「自願為奴」，也將因為違反人性尊嚴而無效。這種「協助」，其實是創造一個有利於自由人生存的環境，同時使自己免於再度陷入被迫為奴的風險。康德的啟蒙思想，就是現在所有國際人權法的原始理論根據。
獨裁奴隸主與準奴隸
說了這麼多，到底跟蔣介石有什麼關係呢？關係可大了。因為這位本來跟台灣一點關係也沒有的、純粹近代中國產物的獨裁強人蔣介石先生，儘管台灣人不情不願，他自己也不情不願，卻終於莫名其妙的、硬是跟台灣的命運綁了26年。而他在台灣26年的統治，對於台灣從日治時期早就自發性萌芽（啟蒙）的人權發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可謂至深至鉅，至今流惡難盡。我稱呼他為「台灣人權發展的絆腳石」，純粹諧音哏。其實，蔣介石根本就是阻礙台灣人權發展的「瓦干達汎合金」。
如果大家讀過聯經出版社出版的《失敗的勝利者：蔣介石》這本書，就曉得為什麼在接下來的文章裡，我沒有詳細具體蔣介石所犯的種種人權大罪。（除了因為本書其他作者已經分別詳細說明了各個面向的具體事實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他開始與台灣發生關係的那個時代，蔣介石所做的一切，都是「同時代的世界習以為常的」。將他與毛澤東對比到兩個都死亡，不但兩個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裡的中國人，就連外國人──比方《失敗的勝利者》那本書的俄國作家，都覺得蔣既比毛稍勝一籌，而且也不是天生暴戾。最近台灣有一群歷史修正主義者，大概因為台灣人不在乎轉型正義，也開始大言不慚地竄改歷史，聲稱蔣是台灣救世主了。這些或崇拜或悲憫蔣介石的高人們，談起蔣介石，永遠是取法乎下，蘋果比爛。卻沒有人想到，「與蔣介石同時代」的大人物，又不是只有希特勒、毛澤東或史達林。尤其這些傢伙們身上強烈的前近代性格，根本遠遠在「同時代」台灣人的近代性認識之外。
所以，我才要決定從「中國統治台灣＝蠻族侵略羅馬」這個角度寫起。我會補充的，是強調蔣介石隔絕了台灣與世界人權的同步發展，使得戰後的台灣人，從羅馬墮落到蠻族，忘卻了自己曾經是文明人。這個傷害有多麼嚴重呢？即使經過了多年的犧牲奮鬥而終於民主化，如今的台灣，別說藍白拖了，即便是民進黨以及某些「獨派」，準奴隸心態也並不比蔣介石時代高明多少。我不想鞭屍，我想解決問題。所以文章的核心，強調的便不會是蔣介石的具體殘暴，而是強調蔣介石的殘暴來自於與他同時代的「中國的人權水準」──這也是如今的中國，沒有資格統治台灣、香港乃至於圖博、維吾爾與南蒙古的理由（如果蔣介石是杜魯門，你覺得台灣會如何記憶他？）這些日子，台灣出現多得驚人的川粉，驗證了我的擔憂。畢竟，川普最近的作為，已經很明顯的表白了：他想恢復雅爾達密約時代的「強國說了算」。只不過這回是美中俄「三強鼎立」。如果台灣人不願意主觀的從啟蒙的角度，而是始終被動的從地政學的角度，視自己為中國史的一部分，未來就算習近平再一次在台灣大開殺戒，大家還是會當成天災，自認倒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