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說
先秦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源頭，已是中國文學史論者之共識。所謂「先秦」，乃是指秦始皇統一天下（前211）之前漫長的歷史時期。雖然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將近四千年，不過在西周之前，作品遺留不多，現存先秦作品，少數產生於西周，大多則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因而此處所稱「先秦文學」，主要是以周平王東遷之後，亦即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的作品為討論重點。
一、先秦文學的興起背景
自周平王東遷，王室衰微，宗法制度破壞，禮樂崩壞；且諸侯爭霸，列國兼併，爭戰頻繁。這時期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各方面均發生劇烈的變化。惟其中兩項背景條件，與先秦文學的興起，關係最為密切：
（一）士階層的崛起
此處所謂「士」，乃指在商周時代原來屬於貴族的最低階層，包括可以遊仕四方的武士、文士、策士等。由於春秋戰國時期，正屬諸侯爭相用人之際，為了爭取霸權或鞏固政權，諸侯「禮賢下士」蔚然成風，於是「士」可以憑藉其才學見識，遊走活躍於諸侯列國之間，其社會地位自然日益重要。這些所謂的「士」，大抵受過「六藝」的教育，屬於一批有知識，有文化，有能力才幹的人物，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就是「文士」，亦即具有學識的「文學之士」。這些文士中，有不少是以從事講學授徒和學術著述，來宣揚自己的哲學理念或政治主張，不但是促進先秦思想蓬勃自由的生力軍，也是助長先秦文學興盛的主動力。
（二）思想蓬勃自由
自平王東遷，西周時代原先「學在官府」的局面已成過去，私人聚徒講學的風氣興起，教育或學識已非官方貴族階層的專利，乃至諸子百家的學說主張應運而生。包括儒、墨、道、法、縱橫諸家，各逞其說，放言爭辯，且互相影響，彼此滲透，遂形成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思想蓬勃自由，百家爭鳴的局面。諸子論著與歷史著述的勃興，雖然在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上，擁有不容忽略的地位，不過，從文學史的立場，二類著作以散行單句的行文說理敘事，亦可說是中國敘事文與說理文的源頭。此外，《詩三百》的收錄編輯整理，則為中國詩歌奠定了傳統；再者，思想蓬勃自由，畢竟提高了個體意識的伸張，戰國時期楚人屈原發憤以抒情，宋玉惆悵而自憐，可謂是形成自我抒情述懷文學的先驅。
二、先秦文學的普遍特徵
現存的先秦文學，作品之體制樣式多端，風格亦各異，不過仍然出現一些共同的普遍性的特徵，已經顯示出中國文學的一些傳統痕跡：
（一）尚實用，政治教化色彩濃郁
無論《詩經》、「楚辭」，或史家之著，諸子之說，乃至策士之辭，其撰述、采集，或編輯整理，多以「實用」為宗旨。或為了迎合在上位者之要求，以示君恩浩蕩；或藉其著述以圖自顯，博取聲名；或為批評當權者在政治品德方面的缺憾，以示勸戒；或為宣揚傳播自己的學說理論，以求任用、抒己懷；或為發洩個人在政壇受挫的激慨憂傷，以舒憤懣…。雖然作者或編撰者之目的各異，惟在作品內涵上，往往流露出對當前的政治社會、道德倫理之強烈關懷，乃至對後世中國文學的發展，造成既深且遠的影響。
（二）多非一人之作，作者難以確指
現存先秦時期的文學作品，無論詩或文，由於時代久遠，甚至原作者之姓名與確實時代均有難以考核者，加上官方之收集與編撰者之增潤修飾，乃至大多不是出於一人一時一地，故作者與寫作時代往往難以確指。試看《詩經》305篇，流傳既久，經手亦多，除少數幾篇僅自稱作者之名外，其餘均屬無名氏之作。此外，現存「楚辭」，其中有的作品，或許可以大致認定為屈原所作，惟除了〈離騷〉、〈九歌〉、〈天問〉〈九章〉之外，其他作者到底屬誰，則歷來始終爭議不斷。即使〈九歌〉組詩，一般也認為，或許是屈原根據荊楚一帶民間祀神祭歌改寫潤色而成。至於歷史著述中，諸如《尚書》、《左傳》、《國語》、《戰國策》等，顯然亦均非出自一人之手。另外諸子之文，包括《論語》、《墨子》、《莊子》等，則主要屬於某一學派師徒集體之筆，亦並非單純出於某一特定作者之手。即使《孟子》一書，其中也有弟子的參與紀錄，又經後人增潤者。
（三）文史哲不分，文學與非文學並存
前面論及中國文學的傳統特質，已經點出，文學的範圍雜而不純，乃是一特色。先秦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源頭，其範圍，除了《詩經》、「楚辭」以外，諸子論著，史家著述，往往亦涵蓋在內，乃至文史哲不分家，文學與非文學並存。這種現象，或可歸因於：首先，純文學的觀念尚未確立，此時期的作者，對於文學的本質尚無明確認識，亦無文學創作意識的自覺。其次，後世讀者在諸子論著與史家著述中，的確發現了一些影響後世文學作品內涵與風貌的元素。因此，當代每一部中國文學史的撰寫，似乎都用心良苦，特別為先秦的哲學論著和歷史著述，貼上一個「散文」的標籤，如「諸子散文」、「歷史散文」，表示注重的乃是其散體行文的文學色彩與文學價值而已。本書亦未敢例外。
先秦文學是中國文學的源頭，已是中國文學史論者之共識。所謂「先秦」，乃是指秦始皇統一天下（前211）之前漫長的歷史時期。雖然中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將近四千年，不過在西周之前，作品遺留不多，現存先秦作品，少數產生於西周，大多則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因而此處所稱「先秦文學」，主要是以周平王東遷之後，亦即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的作品為討論重點。
一、先秦文學的興起背景
自周平王東遷，王室衰微，宗法制度破壞，禮樂崩壞；且諸侯爭霸，列國兼併，爭戰頻繁。這時期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各方面均發生劇烈的變化。惟其中兩項背景條件，與先秦文學的興起，關係最為密切：
（一）士階層的崛起
此處所謂「士」，乃指在商周時代原來屬於貴族的最低階層，包括可以遊仕四方的武士、文士、策士等。由於春秋戰國時期，正屬諸侯爭相用人之際，為了爭取霸權或鞏固政權，諸侯「禮賢下士」蔚然成風，於是「士」可以憑藉其才學見識，遊走活躍於諸侯列國之間，其社會地位自然日益重要。這些所謂的「士」，大抵受過「六藝」的教育，屬於一批有知識，有文化，有能力才幹的人物，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就是「文士」，亦即具有學識的「文學之士」。這些文士中，有不少是以從事講學授徒和學術著述，來宣揚自己的哲學理念或政治主張，不但是促進先秦思想蓬勃自由的生力軍，也是助長先秦文學興盛的主動力。
（二）思想蓬勃自由
自平王東遷，西周時代原先「學在官府」的局面已成過去，私人聚徒講學的風氣興起，教育或學識已非官方貴族階層的專利，乃至諸子百家的學說主張應運而生。包括儒、墨、道、法、縱橫諸家，各逞其說，放言爭辯，且互相影響，彼此滲透，遂形成中國歷史上罕見的思想蓬勃自由，百家爭鳴的局面。諸子論著與歷史著述的勃興，雖然在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上，擁有不容忽略的地位，不過，從文學史的立場，二類著作以散行單句的行文說理敘事，亦可說是中國敘事文與說理文的源頭。此外，《詩三百》的收錄編輯整理，則為中國詩歌奠定了傳統；再者，思想蓬勃自由，畢竟提高了個體意識的伸張，戰國時期楚人屈原發憤以抒情，宋玉惆悵而自憐，可謂是形成自我抒情述懷文學的先驅。
二、先秦文學的普遍特徵
現存的先秦文學，作品之體制樣式多端，風格亦各異，不過仍然出現一些共同的普遍性的特徵，已經顯示出中國文學的一些傳統痕跡：
（一）尚實用，政治教化色彩濃郁
無論《詩經》、「楚辭」，或史家之著，諸子之說，乃至策士之辭，其撰述、采集，或編輯整理，多以「實用」為宗旨。或為了迎合在上位者之要求，以示君恩浩蕩；或藉其著述以圖自顯，博取聲名；或為批評當權者在政治品德方面的缺憾，以示勸戒；或為宣揚傳播自己的學說理論，以求任用、抒己懷；或為發洩個人在政壇受挫的激慨憂傷，以舒憤懣…。雖然作者或編撰者之目的各異，惟在作品內涵上，往往流露出對當前的政治社會、道德倫理之強烈關懷，乃至對後世中國文學的發展，造成既深且遠的影響。
（二）多非一人之作，作者難以確指
現存先秦時期的文學作品，無論詩或文，由於時代久遠，甚至原作者之姓名與確實時代均有難以考核者，加上官方之收集與編撰者之增潤修飾，乃至大多不是出於一人一時一地，故作者與寫作時代往往難以確指。試看《詩經》305篇，流傳既久，經手亦多，除少數幾篇僅自稱作者之名外，其餘均屬無名氏之作。此外，現存「楚辭」，其中有的作品，或許可以大致認定為屈原所作，惟除了〈離騷〉、〈九歌〉、〈天問〉〈九章〉之外，其他作者到底屬誰，則歷來始終爭議不斷。即使〈九歌〉組詩，一般也認為，或許是屈原根據荊楚一帶民間祀神祭歌改寫潤色而成。至於歷史著述中，諸如《尚書》、《左傳》、《國語》、《戰國策》等，顯然亦均非出自一人之手。另外諸子之文，包括《論語》、《墨子》、《莊子》等，則主要屬於某一學派師徒集體之筆，亦並非單純出於某一特定作者之手。即使《孟子》一書，其中也有弟子的參與紀錄，又經後人增潤者。
（三）文史哲不分，文學與非文學並存
前面論及中國文學的傳統特質，已經點出，文學的範圍雜而不純，乃是一特色。先秦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源頭，其範圍，除了《詩經》、「楚辭」以外，諸子論著，史家著述，往往亦涵蓋在內，乃至文史哲不分家，文學與非文學並存。這種現象，或可歸因於：首先，純文學的觀念尚未確立，此時期的作者，對於文學的本質尚無明確認識，亦無文學創作意識的自覺。其次，後世讀者在諸子論著與史家著述中，的確發現了一些影響後世文學作品內涵與風貌的元素。因此，當代每一部中國文學史的撰寫，似乎都用心良苦，特別為先秦的哲學論著和歷史著述，貼上一個「散文」的標籤，如「諸子散文」、「歷史散文」，表示注重的乃是其散體行文的文學色彩與文學價值而已。本書亦未敢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