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有趣，才能活得精彩
「香港剩女飆升，三個女人一個獨身」
報紙上的大標題。
這我一點興趣也沒有，不嫁嘛，又不會死人。
會死人的，是接著報告的香港人口持續老化。六十五歲以上港人，將由二○○九年約十三個巴仙（巴仙：香港人習慣用語，意為百分比），增至二○三九年的二十八個巴仙。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老人。
死亡人數按比例，會增加到每年八萬零七百個。
那麼多人離去，不關你事嗎？那是遲早的問題，我們總得走。但是怎麼一個走法？沒有人敢去提起。中國人，對死的禁忌，是根深蒂固的。
避得些什麼呢？反正要來，總得準備一下吧，尤其是我們這群被青年人認為是七老八十的，雖然，我們的心境還是比他們年輕。
勇敢面對吧。死，也要死得有尊嚴；死，也要死得美麗。
輪到你決定嗎？有人問。
的確如此，但是，凡事都有計劃，現在開始討論，也是樂事。
首先，對「死」下一個定義：「死不是人生的終結，是生涯的一個完成。」
我們在落幕前要怎麼向大家鞠個躬退去呢？最好是照著自己的意思去做，需要一點知識和準備。
最有勇氣的死，就是視死如歸，說到這個「歸」字，當然是回到家裡去死才安樂。
但事不如願，根據一項調查，最後因病，死在醫院裡的人還是占大多數。
為什麼要在醫院？當然想延長生命呀。但是已經到了尾聲，決定自己什麼時候走，不是更好嗎？家人一定反對，反對個鳥。不爆粗口都不行，我的命不是你的命，你們有什麼權利來反對？
友人牟敦沛說過：「我一生做的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反對醫生替我爸爸終結生命。」
這句話，家人一定要深深反省。
尤其是對患了末期癌症的人，受那不堪的痛苦折磨，家人還不許醫生打麻醉針，說什麼會中毒，反正要死了，還怕什麼中不中毒？
如果你問十個人，相信九個人是不願意在醫院死去的，但是，他們還是留在了醫院，他們也顧慮到家人的感受，不想給大家增加麻煩，但這絕對不是他們自己所要的。
我勸這種人不必想太多，要在家裡終老就在家裡終老，反正這個家是你的家，你想怎麼樣做，也沒人可以反對，而且可以省掉他們整天跑到醫院來看你。
雖然說醫院有種種設施，但那是救命用的，你不想被救，最新最貴的儀器又有什麼用？
在家靜養，請個護士，所花的錢也不會比住醫院的病房貴呀。找個相熟的醫生，請他替你開止痛藥、醫療麻醉品等，教教家人怎麼定時服食和打針，也不是什麼難事。
但是孤單老人又怎麼辦？有一條件，就是得花錢。反正是帶不走的，這個時候不花，等什麼時候花？護士還是要請的，這筆錢要在能賺時存下來，所以說死也得準備，千萬不能等。
香港人多數有點儲蓄，買些保險留給後人，大家想起老人早走，也可以省下一點，也就讓你花吧。
在痛苦時，最好能以嗎啡鎮靜。從前，嗎啡被認為怪獸，說什麼服了會精神錯亂，愈吃愈無助，最後變成不可控制的兇手。
但這都是早期醫生的臨床實驗不夠，恐怕有副作用，沒有必要時不打針。當今世事已證明，藥下得恰當，根本就比吸毒者自己亂服安全得多。
有些人討厭打針或喝藥，也有膏貼的嗎啡劑可用，總之不會是愈用愈沒勁，不必擔心。
我最喜歡的一部電影，叫《老豆堅過美利堅》，名字譯得極壞，其實是一部怎麼面對死亡的片子，得過最佳外國影片金像獎，講的是一個老頭子得了癌症，離開他多年的兒子來看他，一看父親被一群老朋友圍著談笑風生，又拼命吃護士的豆腐。
兒子問老子能做些什麼，老子說最好替我找些毒品來服服，兒子被嚇呆了，後來才發現父親的樂天個性，並了解人生最終的路途，完成了父親的願望。
這些被一般人認為最野蠻的思想，是最先進開明的，片子的原名叫《野蠻人的侵略》，其實就是這群快樂的人。
最壞的打算，已安排好。萬一僥倖能夠活到油盡燈枯，那就最為幸福，我母親就是那樣走的。也許，可以像弘一法師一樣，回到寺廟，逐漸斷食，走前寫了「悲欣交集」四字後，一笑歸西。
葬禮可以免了，讓人一起悲哀，何必呢？死人臉更別化妝給人看，那些錢，死前花吧。開一個大派對，請大家吃一頓好的，有什麼好話當面聽聽，才是過癮，派對完畢，就跟著謝幕好了。
骨灰撒在維多利亞海港，每晚看到燦爛的夜景，更是妙不可言，你說是嗎？
活著，就要做有意義的事
有城市計畫地種樹，一排排植成林，煞是好看。香港也曾經受過這種洗禮，但只限於一小部分，像太子道上的魚木。紅棉道上應該有很多木棉吧？已被砍光，現在剩下的只有零丁數株。彌敦道上，尖沙咀美麗華酒店附近的那一段，還是有很多棵大榕樹，家父最為欣賞，第一次來香港看了就覺得這個城市有文化。
當年他是乘船自大陸來香港，郵輪在維多利亞港口沉沒，弄得要游水上岸，身上一切盡失。他已不記得那艘船叫什麼名字，想查一查，但我為生活奔波，沒空去做，即使現在找出來，老人家已過世，遲了。
如果讓家父了了這個心願，那麼我做人，至少可以說曾經做過一件有意義的事。
什麼是有意義的事呢？種樹可也。
香港這個名字，懂得漢字的人當然知道它的意思，一被洋人問道：Hong Kong？ What does it mean？的時候，我們照字面翻譯的答案，對方聽了一定哈哈大笑。
把這個被污染的港口變香，並不可能。再花多少人力物力，洋海已不能清澈。不但香港，全世界大都市的海都是如此。
但是在香港散步，處處聞到花的味道，留下深刻印象，倒是做得到的，就算不能全年發香，但是至少有個一個月時間，也就夠了。
讓我們儘量去種白蘭吧！這種樹可以長得數十呎高，整棵開滿又長又尖的白花，香得不得了，我們的氣候也最適宜種這種花。
這種事最好讓政府去做，數十年政壇上的功績，在歷史上並不重要，但是享受過那陣芬芳的後人，認為香港的確是名副其實香的事實，是無人能夠抹煞的，何樂不為？政府不做，商人也行，總比留名在一個小小的學校有意義得多。
拍戲讓我洞悉人生
天地圖書為我出版了一冊新書，題名《吾愛夢工廠》，看了很喜歡，謝謝編輯陳婉君和美編楊曉林，不管是圖片的收集和文章的編排，都很精美恰當，只少了一篇序，而我的書多數是無序的，如果能夠再版，也許可以把現在寫的這篇加進去。
封面上的黑白照片，右邊站的是誰？有些讀者問過。這位老人家在西方鼎鼎有名，就是《海神號歷險記》（The Poseidon Adventure），一九七二年的那部經典災難片的導演。此片亦重拍過，不管電腦特技有多麼進步，但在劇情上的控制，遠遠不如舊的。Ronald Neame是英國人，出生於一九一一年，入行時為攝影助手，升為攝影師時拍過《窈窕淑女》（一九三八）、In Which We Serve（一九四二）。在一九四五年拍了大衛連的Blithe Spirit（一九四五）之後，兩人關係加深，當了大衛連的製片，監製過The Brief Encounter（一九四五）和Great Expectation（一九四六）等經典之作。
他自己導演的戲無數，值得一提的是The Million Pound Note（一九五六）、The Horse’s Mouth（一九六○）、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一九七○）。
到了好萊塢後最出名的還是《海神號》了，片商們看他拿手，就接著請他拍另一部災難片，叫Meteor（一九七九）。此片剛出DVD，講的是大隕石衝擊地球的故事。這種題材後來好萊塢拍過好幾次，也不如它的精彩，雖然當年的特技，今天看起來還是幼稚的。
很多人不知道，Meteor是與香港邵氏公司合作的影片，部分外景在香港拍攝，而負責當地製作工作的，就是我了。
在這段時間內，老人家發現和我談得來，不斷地教導我關於電影的製作和編導的技巧。好萊塢的鉅資製作，是不允許超支的，開工後得按照行程拍攝，否則延遲一天，就要損失數十到一百萬美金。當我們去外景時，天雨，上千名臨時演員在等待，怎麼辦？老人家說：「拍特寫。」
我們把這些瑣碎鏡頭完成後，雨漸停，問道：「是不是可以拍遠景了？」
「還不行，光不夠。」他斬釘截鐵地說。
「怎麼知道光夠不夠的呢？」我再問。
「你看商店裡的日光燈，要是比外邊還亮，那就表示還不能拍。等看不見了，光就夠了。」回答得實在有道理。
至於監製上的工作，他老是教導：「鎮定，鎮定，鎮定，鎮定。做阿頭的，一慌張，解決不了問題。」
謝謝老師，今後做人，懷此態度，也得益不淺。
有趣的人物，還有受藝術和商業界都看重的John Huston，他在一九七九年來香港，不是當導演，而是做演員，拍了Jaguar Lives！
我們閒聊時，問道：「你是位大導演，怎麼肯來這裡拍一部B級動作片，而且演的還是反派呢？」
他一面抽雪茄一面說：「如果你真正喜歡電影的話，有什麼工作你就做什麼。什麼叫反派？什麼叫正派？哈哈哈哈，我是一個無恥，也不知道什麼是被尊敬的人。怕什麼？什麼叫羞恥？自己感覺。別人說什麼你不必去管，三級片，也儘管去拍好了。」我今天還記住他重複又重複的那句：只要真正喜歡電影的話。
僵屍片中，除了演僵屍的Christopher Lee之外，一定有一個僵屍殺手，叫范曉森，而經常扮演這個角色的是Peter Cushing。他來香港拍《七金屍》（The Legend of The Seven Golden Vampires）的時候，也經常喜歡聽我說東方影藝的故事，但他本人不太出聲，有點像戲裡演的教授，真人比他面對的僵屍還要陰森。
常演大反派的Lee Van Cliff，後來在義大利西部片中演了些角色，紅了起來，也當主角。來香港拍外景時由我招呼，他當年已經酒精中毒，而且頭已禿，剩下兩邊髮角。大醉之後叫醒他拍戲，他迷迷糊糊，抓了頭頂上那塊假髮就貼上去。貼反了，由我指出，他一望鏡子，哈哈大笑。一站在鏡頭前，即刻非常清醒，一拍完，醉態又生，是註定吃演員這一行飯的人。
接待來邵氏片廠的人還有喜劇大明星Danny kaye，他是帶著一個男伴來的，是個禿頭大胖子，被他一直指指點點大罵，像一個受委屈的老婆。當年同性戀還不被接受，要是給傳媒揭發了，就當不了聯合國兒童大使。
不文山（Benny Hill）來過，平時人頗正經，一有記者拍照，即刻扮滑稽相，記者把相機放下，他又板起臉孔不笑。過後不久，就去世了。
印象最深的還是王妃Grace Kelly，當年來港參觀，身體已臃腫，但笑臉依舊，和摩洛哥國王一起左看右看，似乎對電影已不感興趣了。有很多人不識趣，不斷地要求合照，起初還保持笑容，後來人實在太多，略略地皺了一下眉頭，王妃典範，還是保持住的。
除了Neame活到差不多一百歲，其他人物俱往矣，夢工廠中有他們的足跡，在我腦裡也留了深痕。
大吃大喝也是對生命尊重
作家亦舒在專欄感歎：「莫再等待明年。明年外型、心情、環境可能都不一樣，不如今年。那麼還今天，不為什麼，叫幾個人大吃大喝吹牛搞笑，今天非常重要。」
舉手舉腳地贊成。
旁觀者不拍手，反而罵道：「大吃大喝？年輕人有什麼條件大吃大喝？你根本就不知道錢難賺，怎麼可以亂花？」
花完了才作打算，才是年輕呀。罵我這個人，沒年輕過。
年輕時捱苦，是必經的路程。要是他們的父母給錢，得到的歡樂是不一樣的，我見過很多青年，都不肯靠家。
我想，能出人頭地的，都要在年輕時有苦行僧的經歷，所得到的，才能珍惜。對於人生，才更能享受。所謂的享受，並非榮華富貴，有些人能把兒女撫養長大，已是成績，有些人種花養魚，已是代價。
今天過得比昨天快樂，才是亦舒所講的重要。而這種快樂並非不勞而獲，這是原則。
當然有些人認為年紀一大把，做人沒有什麼成就，但這只是一種想法，是和別人比較的結果。就算比較，比不足，什麼問題都能解決。
大吃大喝並不必花太多的錢，年輕時大家分攤也不難為情。或許今天我身上沒有，由你先付，明日我來請。路邊檔熟食中心的食物，不遜於大酒店的餐廳，大家付得起。
亦舒有時也罵我，一點儲蓄也沒有，把錢請客花光為止。這我也接受，只想告訴她我並不窮，也有儲蓄，是精神上的儲蓄。我的儲蓄，老來腦中有大量回憶揮霍。
活著，大吃大喝也是對生命的一種尊重，可以吃得不奢侈。銀行中多一個零和少一個零，根本上和幾個人大吃大喝無關。
「香港剩女飆升，三個女人一個獨身」
報紙上的大標題。
這我一點興趣也沒有，不嫁嘛，又不會死人。
會死人的，是接著報告的香港人口持續老化。六十五歲以上港人，將由二○○九年約十三個巴仙（巴仙：香港人習慣用語，意為百分比），增至二○三九年的二十八個巴仙。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是老人。
死亡人數按比例，會增加到每年八萬零七百個。
那麼多人離去，不關你事嗎？那是遲早的問題，我們總得走。但是怎麼一個走法？沒有人敢去提起。中國人，對死的禁忌，是根深蒂固的。
避得些什麼呢？反正要來，總得準備一下吧，尤其是我們這群被青年人認為是七老八十的，雖然，我們的心境還是比他們年輕。
勇敢面對吧。死，也要死得有尊嚴；死，也要死得美麗。
輪到你決定嗎？有人問。
的確如此，但是，凡事都有計劃，現在開始討論，也是樂事。
首先，對「死」下一個定義：「死不是人生的終結，是生涯的一個完成。」
我們在落幕前要怎麼向大家鞠個躬退去呢？最好是照著自己的意思去做，需要一點知識和準備。
最有勇氣的死，就是視死如歸，說到這個「歸」字，當然是回到家裡去死才安樂。
但事不如願，根據一項調查，最後因病，死在醫院裡的人還是占大多數。
為什麼要在醫院？當然想延長生命呀。但是已經到了尾聲，決定自己什麼時候走，不是更好嗎？家人一定反對，反對個鳥。不爆粗口都不行，我的命不是你的命，你們有什麼權利來反對？
友人牟敦沛說過：「我一生做的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反對醫生替我爸爸終結生命。」
這句話，家人一定要深深反省。
尤其是對患了末期癌症的人，受那不堪的痛苦折磨，家人還不許醫生打麻醉針，說什麼會中毒，反正要死了，還怕什麼中不中毒？
如果你問十個人，相信九個人是不願意在醫院死去的，但是，他們還是留在了醫院，他們也顧慮到家人的感受，不想給大家增加麻煩，但這絕對不是他們自己所要的。
我勸這種人不必想太多，要在家裡終老就在家裡終老，反正這個家是你的家，你想怎麼樣做，也沒人可以反對，而且可以省掉他們整天跑到醫院來看你。
雖然說醫院有種種設施，但那是救命用的，你不想被救，最新最貴的儀器又有什麼用？
在家靜養，請個護士，所花的錢也不會比住醫院的病房貴呀。找個相熟的醫生，請他替你開止痛藥、醫療麻醉品等，教教家人怎麼定時服食和打針，也不是什麼難事。
但是孤單老人又怎麼辦？有一條件，就是得花錢。反正是帶不走的，這個時候不花，等什麼時候花？護士還是要請的，這筆錢要在能賺時存下來，所以說死也得準備，千萬不能等。
香港人多數有點儲蓄，買些保險留給後人，大家想起老人早走，也可以省下一點，也就讓你花吧。
在痛苦時，最好能以嗎啡鎮靜。從前，嗎啡被認為怪獸，說什麼服了會精神錯亂，愈吃愈無助，最後變成不可控制的兇手。
但這都是早期醫生的臨床實驗不夠，恐怕有副作用，沒有必要時不打針。當今世事已證明，藥下得恰當，根本就比吸毒者自己亂服安全得多。
有些人討厭打針或喝藥，也有膏貼的嗎啡劑可用，總之不會是愈用愈沒勁，不必擔心。
我最喜歡的一部電影，叫《老豆堅過美利堅》，名字譯得極壞，其實是一部怎麼面對死亡的片子，得過最佳外國影片金像獎，講的是一個老頭子得了癌症，離開他多年的兒子來看他，一看父親被一群老朋友圍著談笑風生，又拼命吃護士的豆腐。
兒子問老子能做些什麼，老子說最好替我找些毒品來服服，兒子被嚇呆了，後來才發現父親的樂天個性，並了解人生最終的路途，完成了父親的願望。
這些被一般人認為最野蠻的思想，是最先進開明的，片子的原名叫《野蠻人的侵略》，其實就是這群快樂的人。
最壞的打算，已安排好。萬一僥倖能夠活到油盡燈枯，那就最為幸福，我母親就是那樣走的。也許，可以像弘一法師一樣，回到寺廟，逐漸斷食，走前寫了「悲欣交集」四字後，一笑歸西。
葬禮可以免了，讓人一起悲哀，何必呢？死人臉更別化妝給人看，那些錢，死前花吧。開一個大派對，請大家吃一頓好的，有什麼好話當面聽聽，才是過癮，派對完畢，就跟著謝幕好了。
骨灰撒在維多利亞海港，每晚看到燦爛的夜景，更是妙不可言，你說是嗎？
活著，就要做有意義的事
有城市計畫地種樹，一排排植成林，煞是好看。香港也曾經受過這種洗禮，但只限於一小部分，像太子道上的魚木。紅棉道上應該有很多木棉吧？已被砍光，現在剩下的只有零丁數株。彌敦道上，尖沙咀美麗華酒店附近的那一段，還是有很多棵大榕樹，家父最為欣賞，第一次來香港看了就覺得這個城市有文化。
當年他是乘船自大陸來香港，郵輪在維多利亞港口沉沒，弄得要游水上岸，身上一切盡失。他已不記得那艘船叫什麼名字，想查一查，但我為生活奔波，沒空去做，即使現在找出來，老人家已過世，遲了。
如果讓家父了了這個心願，那麼我做人，至少可以說曾經做過一件有意義的事。
什麼是有意義的事呢？種樹可也。
香港這個名字，懂得漢字的人當然知道它的意思，一被洋人問道：Hong Kong？ What does it mean？的時候，我們照字面翻譯的答案，對方聽了一定哈哈大笑。
把這個被污染的港口變香，並不可能。再花多少人力物力，洋海已不能清澈。不但香港，全世界大都市的海都是如此。
但是在香港散步，處處聞到花的味道，留下深刻印象，倒是做得到的，就算不能全年發香，但是至少有個一個月時間，也就夠了。
讓我們儘量去種白蘭吧！這種樹可以長得數十呎高，整棵開滿又長又尖的白花，香得不得了，我們的氣候也最適宜種這種花。
這種事最好讓政府去做，數十年政壇上的功績，在歷史上並不重要，但是享受過那陣芬芳的後人，認為香港的確是名副其實香的事實，是無人能夠抹煞的，何樂不為？政府不做，商人也行，總比留名在一個小小的學校有意義得多。
拍戲讓我洞悉人生
天地圖書為我出版了一冊新書，題名《吾愛夢工廠》，看了很喜歡，謝謝編輯陳婉君和美編楊曉林，不管是圖片的收集和文章的編排，都很精美恰當，只少了一篇序，而我的書多數是無序的，如果能夠再版，也許可以把現在寫的這篇加進去。
封面上的黑白照片，右邊站的是誰？有些讀者問過。這位老人家在西方鼎鼎有名，就是《海神號歷險記》（The Poseidon Adventure），一九七二年的那部經典災難片的導演。此片亦重拍過，不管電腦特技有多麼進步，但在劇情上的控制，遠遠不如舊的。Ronald Neame是英國人，出生於一九一一年，入行時為攝影助手，升為攝影師時拍過《窈窕淑女》（一九三八）、In Which We Serve（一九四二）。在一九四五年拍了大衛連的Blithe Spirit（一九四五）之後，兩人關係加深，當了大衛連的製片，監製過The Brief Encounter（一九四五）和Great Expectation（一九四六）等經典之作。
他自己導演的戲無數，值得一提的是The Million Pound Note（一九五六）、The Horse’s Mouth（一九六○）、The Prime Of Miss Jean Brodie（一九七○）。
到了好萊塢後最出名的還是《海神號》了，片商們看他拿手，就接著請他拍另一部災難片，叫Meteor（一九七九）。此片剛出DVD，講的是大隕石衝擊地球的故事。這種題材後來好萊塢拍過好幾次，也不如它的精彩，雖然當年的特技，今天看起來還是幼稚的。
很多人不知道，Meteor是與香港邵氏公司合作的影片，部分外景在香港拍攝，而負責當地製作工作的，就是我了。
在這段時間內，老人家發現和我談得來，不斷地教導我關於電影的製作和編導的技巧。好萊塢的鉅資製作，是不允許超支的，開工後得按照行程拍攝，否則延遲一天，就要損失數十到一百萬美金。當我們去外景時，天雨，上千名臨時演員在等待，怎麼辦？老人家說：「拍特寫。」
我們把這些瑣碎鏡頭完成後，雨漸停，問道：「是不是可以拍遠景了？」
「還不行，光不夠。」他斬釘截鐵地說。
「怎麼知道光夠不夠的呢？」我再問。
「你看商店裡的日光燈，要是比外邊還亮，那就表示還不能拍。等看不見了，光就夠了。」回答得實在有道理。
至於監製上的工作，他老是教導：「鎮定，鎮定，鎮定，鎮定。做阿頭的，一慌張，解決不了問題。」
謝謝老師，今後做人，懷此態度，也得益不淺。
有趣的人物，還有受藝術和商業界都看重的John Huston，他在一九七九年來香港，不是當導演，而是做演員，拍了Jaguar Lives！
我們閒聊時，問道：「你是位大導演，怎麼肯來這裡拍一部B級動作片，而且演的還是反派呢？」
他一面抽雪茄一面說：「如果你真正喜歡電影的話，有什麼工作你就做什麼。什麼叫反派？什麼叫正派？哈哈哈哈，我是一個無恥，也不知道什麼是被尊敬的人。怕什麼？什麼叫羞恥？自己感覺。別人說什麼你不必去管，三級片，也儘管去拍好了。」我今天還記住他重複又重複的那句：只要真正喜歡電影的話。
僵屍片中，除了演僵屍的Christopher Lee之外，一定有一個僵屍殺手，叫范曉森，而經常扮演這個角色的是Peter Cushing。他來香港拍《七金屍》（The Legend of The Seven Golden Vampires）的時候，也經常喜歡聽我說東方影藝的故事，但他本人不太出聲，有點像戲裡演的教授，真人比他面對的僵屍還要陰森。
常演大反派的Lee Van Cliff，後來在義大利西部片中演了些角色，紅了起來，也當主角。來香港拍外景時由我招呼，他當年已經酒精中毒，而且頭已禿，剩下兩邊髮角。大醉之後叫醒他拍戲，他迷迷糊糊，抓了頭頂上那塊假髮就貼上去。貼反了，由我指出，他一望鏡子，哈哈大笑。一站在鏡頭前，即刻非常清醒，一拍完，醉態又生，是註定吃演員這一行飯的人。
接待來邵氏片廠的人還有喜劇大明星Danny kaye，他是帶著一個男伴來的，是個禿頭大胖子，被他一直指指點點大罵，像一個受委屈的老婆。當年同性戀還不被接受，要是給傳媒揭發了，就當不了聯合國兒童大使。
不文山（Benny Hill）來過，平時人頗正經，一有記者拍照，即刻扮滑稽相，記者把相機放下，他又板起臉孔不笑。過後不久，就去世了。
印象最深的還是王妃Grace Kelly，當年來港參觀，身體已臃腫，但笑臉依舊，和摩洛哥國王一起左看右看，似乎對電影已不感興趣了。有很多人不識趣，不斷地要求合照，起初還保持笑容，後來人實在太多，略略地皺了一下眉頭，王妃典範，還是保持住的。
除了Neame活到差不多一百歲，其他人物俱往矣，夢工廠中有他們的足跡，在我腦裡也留了深痕。
大吃大喝也是對生命尊重
作家亦舒在專欄感歎：「莫再等待明年。明年外型、心情、環境可能都不一樣，不如今年。那麼還今天，不為什麼，叫幾個人大吃大喝吹牛搞笑，今天非常重要。」
舉手舉腳地贊成。
旁觀者不拍手，反而罵道：「大吃大喝？年輕人有什麼條件大吃大喝？你根本就不知道錢難賺，怎麼可以亂花？」
花完了才作打算，才是年輕呀。罵我這個人，沒年輕過。
年輕時捱苦，是必經的路程。要是他們的父母給錢，得到的歡樂是不一樣的，我見過很多青年，都不肯靠家。
我想，能出人頭地的，都要在年輕時有苦行僧的經歷，所得到的，才能珍惜。對於人生，才更能享受。所謂的享受，並非榮華富貴，有些人能把兒女撫養長大，已是成績，有些人種花養魚，已是代價。
今天過得比昨天快樂，才是亦舒所講的重要。而這種快樂並非不勞而獲，這是原則。
當然有些人認為年紀一大把，做人沒有什麼成就，但這只是一種想法，是和別人比較的結果。就算比較，比不足，什麼問題都能解決。
大吃大喝並不必花太多的錢，年輕時大家分攤也不難為情。或許今天我身上沒有，由你先付，明日我來請。路邊檔熟食中心的食物，不遜於大酒店的餐廳，大家付得起。
亦舒有時也罵我，一點儲蓄也沒有，把錢請客花光為止。這我也接受，只想告訴她我並不窮，也有儲蓄，是精神上的儲蓄。我的儲蓄，老來腦中有大量回憶揮霍。
活著，大吃大喝也是對生命的一種尊重，可以吃得不奢侈。銀行中多一個零和少一個零，根本上和幾個人大吃大喝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