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高山喝酒，越喝越High?
有些朋友去爬高山時，都會在高山上喝酒，我年輕時也會在爬山時小酌一番。在高山上，美景當前，與夥伴們犒賞自己，幾杯黃湯下肚，感覺特別high，好像也特別容易醉。
在這之前，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生理海拔」。生理海拔就是人體實際感受到的海拔高度，這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像是特殊裝備、酒精或是激烈運動。例如，在海拔3,952 公尺的玉山，進行需要更多氧氣的跳繩激烈運動， 生理海拔就會比3,952 公尺再上升約500 公尺。或者，在海拔3,402 公尺的排雲山莊，躺在加壓完成的攜帶型加壓艙（PAC）裡面，生理海拔就會下降1,500 公尺，身體感受到的海拔高度大約是1,900 公尺。
到底，酒精作用和海拔高低有沒有相關呢？ 這個問題要從4 個面向來討論：
問題1：酒精會不會讓生理海拔高度上升？ 造成在平地「未爬山先登高」，或是在高山上「越喝酒，生理海拔越高」呢？
這答案是肯定的，酒精會讓生理海拔高度上升！ 喝酒後，酒精會跟人體的組織細胞結合，並干擾人體組織細胞與氧氣的結合，讓組織細胞利用氧氣的效率下降，造成組織缺氧。根據醫學研究，每攝取1 盎司（28.35 ml）的純酒精， 會讓生理的海拔高度上升2,000 英尺（ 約610 公尺），而且喝酒後會利尿缺水，導致生理海拔高度更進一步上升。
因此，喝一罐350ml 酒精濃度5% 的啤酒，就會讓生理海拔高度上升將近400 公尺。
所以，我們非常不建議爬高山時一開始就喝酒，這會讓你「未爬山先登高」，嚴重干擾高度適應，增加發生高山症的機率。
問題2：在高山喝酒會不會醉得比較快？
答案也是肯定的。在高山上，喝酒會醉得比較快！ 酒精會讓生理海拔上升，是因為酒精和氧氣在與組織細胞結合時，會競爭相接近的位置。也就是說，有酒精時，組織細胞的氧氣結合會下降，而氧氣比較少的時候，組織細胞和酒精的結合會更容易。在高山缺氧的環境，人體吸入的氧氣比較少，血液中的氧氣也比較少。這時如果喝酒，那麼進入人體血液中的酒精，就會如入無人之境，盡情地快速與組織細胞結合。接下來，你就會發覺，喝酒後不久， 便有醉意，臉開始紅，整個人high 起來。
問題3：在高山上，酒精對人體的效應會不會比較持久？
這個答案也是肯定的，在高山上，酒精對人體的效應會比較持久。由於在高山缺氧的環境，酒精與人體組織細胞結合的效率會增加，結合的量也會增加，因此，人體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分解酒精，擺脫它的效應。而且，人體在高海拔的環境，比較容易缺水。而酒精的利尿效果，會讓人體進一步缺水。人體脫水時，血液裡的酒精濃度會上升，人體分解酒精的效率也會下降，也會造成酒精影響人體的時間延長。因此，在高山上喝酒，酒精影響人體的時間會延長，您會醉得比較久。
問題4：在高山上，酒精跟高山病的相關性？
由於酒精會造成人體脫水，而且酒精會造成組織缺氧，讓生理海拔高度上升。因此，在高山上喝酒，的確會更容易發生高山病。而且，酒醉後會造成走路不穩、人事時地物不清楚、神智不清，甚至昏迷，這些都與高海拔腦水腫的症狀相類似，容易造成混淆及誤判，錯失對於嚴重高山症病患的處置時機。
因此，在高山上喝酒，只可小酌，不可大醉。特別是，不要在一早行程開始時就喝酒，也不要在即將面臨困難路線、冰雪岩混合地形或是攀岩地形的前一天晚上或當天早上喝酒。最後，如果您過去時常發生高山症，或是您在高山上已經出現高山病的症狀，那您也千萬不要在高山上喝酒了。
至於在飛機上喝酒，會不會跟爬山一樣的身體反應呢？ 民航客機，艙壓大致維持在海拔6,000 英尺至8,000 英尺，也就是大約是1,800 公尺至2,400 公尺之間。這個高度，可以兼顧飛機結構安全與旅客的舒適，並且低於高山病會發生的海拔2,500 公尺界線。然而，這還是屬於比較高的海拔，因此，喝酒後生理高度上升、比較快酒醉以及酒精影響人體的拉長等3 個效應，一樣會在搭乘客機喝酒的旅客山上發生，甚至有可能因此產生輕微頭痛及頭暈等高山病的症狀。
值得一提的是，客機機艙內濕度非常的低，人體更容易會脫水，酒精影響人體得時間會更加長，因此，在搭乘飛機時，如果要飲酒，一定要記得把水份喝夠。
那開飛機的人呢？ 民航客機機師及空服員、戰鬥機或直升機飛官，是絕對不能「酒駕」的。因為，酒精造成的缺氧，會直接影響到飛行員操控飛機的能力，而酒精本身，對於腦細胞會產生麻醉、興奮及影響大腦判斷力，更會讓嚴重影響飛安。因此，機師、空服員及飛官，執行飛行任務前，可是要100% 酒測，以確保飛行安全。
24 聖母峰基地營驚險救人
2017 年3 月底，我前往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參加極限聖母峰醫學研究團隊慶祝10 週年而與尼泊爾山岳醫學會合辦的學術研討會。當中，一位尼泊爾醫師，分享了一名在海拔4,300 公尺的高海拔肺水腫病患的治療經驗。在現場，其實是由一位很有經驗的尼泊爾醫師來協助處理，可是他卻沒有處置得很理想，沒有依照高海拔肺水腫的方式處理，甚至還讓病患在海拔四千多公尺的地方觀察了2、3 天，結果症狀一天比一天惡化，最後病患陷入昏迷，醫師才趕緊叫直昇機，將病患下撤到海拔約1,350 公尺的加德滿都。所幸，病患在醫院治療幾天後，平安出院。
在聽這場演講時，我的身旁是一位英國南安普頓大學醫學院的教授，他也是國際知名的高山醫學專家。我們兩位，一邊聽，一邊搖頭。最後，我也跟他分享交流了幾年前的秋天，我去聖母峰基地營健行時，實際處理的幾個病人的經驗。
幾年前的10月， 我在距離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Everest Base Camp, EBC）前三個小時步程的地方，下撤。
那一次，我想要了解長天數超高海拔大眾化健行活動的健行者，一系列的生理與病理變化，走訪了一次聖母峰基地營，實際以一個高海拔健行者、醫學研究者及高山醫學醫師的身份，用自己的身體，與同行夥伴，一起感受尼泊爾最負盛名的國際級健行路線。
從家裡出發，到桃園機場，到加德滿都，就如同一般出國行程、行禮如儀的搭機與轉機。唯一的不同，是打包行李時，托運行李重量的拿捏。因為，隔天從加德滿都到盧卡拉，需搭乘雙引擎小飛機，這一趟約一小時的飛行， 降落在全世界最危險的盧卡拉機場，有嚴格的限重限制，每個人的托運行李只能15 公斤。可是，我除了有個人行李，還有為了做醫學探索所需的器材及問卷。在打包行李時，著實的花了好大的工夫。
從第二天開始，就是標準的EBC 健行。第二天，4 點起床，拂曉便趕往機場。小飛機約莫9 點於海拔1,350 公尺的加德滿都國際機場起飛。10 點， 安全抵達海拔2,850 公尺的盧卡拉。中午過後，開始健行，傍晚很順利的到達住宿地點，海拔2,640 公尺的法客定。之後，預計的住宿點分別是第三天住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第四天住海拔3,860 公尺的湯波崎、第五天住海拔4,410 公尺的丁波崎，第六天原地停留做高度適應，接著第七天住海拔4,910 公尺的羅布崎，第八天抵達海拔5,400 公尺的EBC 後住海拔5,170 公尺的高樂雪，第九天下山住海拔4,280 公尺的斐麗崎，第十天住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第十一天住海拔2,850 公尺的盧卡拉，第十二天回到海拔1,350 公尺的加德滿都。
這一趟行程，我每天早餐、中餐與晚餐的時段，都對隊友們，進行生理指標的測量，以及完成身體評估。一路下來， 十幾天， 我每一餐都要花費將近30 分鐘來做研究，一天花一個半小時，總共做了快四十次的測量。而我每頓飯的吃飯時間從40 分鐘變成10 分鐘內解決。所有隊友都很樂意接受研究。因為，研究本身可以提供隊友們更大的保護，讓我們有機會提早察覺不正常的生理指標以及身體不適，可以直接提升這趟EBC 健行隊伍的安全。
可是，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走訪EBC 的登山健行者， 也同時擔任醫學研究者，蠟燭兩頭燒，這真的是用生命在執行的高海拔醫學研究啊！ 殊不知，，冥冥之中註定，這次行程，我還肩負更重要的任務。
從盧卡拉起，開始健行的前幾天，所有隊友狀況都非常良好。在第五天，海拔接近4,000 公尺處，有一位隊友出狀況了！ 他血氧飽和度接近60％，心跳些微偏快，嘴唇蒼白無血色，而且他行進時比較吃力，但是卻沒有很喘。我心中的警鈴大響，這是某些心血管疾病的症狀。後來，細問之下，原來他小時候就發現有先天性心臟病，由於在平地生活甚至輕度運動都沒有異狀，所以沒有特別治療。然而，這次在超高海拔地區健行時，症狀出現了。此時，我建議這位隊員需要立即下撤，減少活動，至少撤到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於是，他立即搭乘馬匹下撤，我則貼身護送他。這位隊友下撤到3,860 公尺的湯波崎時，症狀明顯緩解。因為隨同病人下撤，我多待了一個晚上湯波崎，我高度適應地點也從原本規劃的海拔4,410 公尺的丁波崎，變成海拔3,860 公尺的湯波崎。
第六天上午，那位隊友症狀緩解，繼續騎馬下撤到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我則是騎馬往上走，準備返隊。可能是平常有在登山，體能還算良好，我第六天要返回丁波崎與大隊會合時，從海拔3,900 公尺處，下馬開始步行到海拔4,410 公尺的丁波崎，五公里，背了快八公斤的小背包，我居然只花1 小時15 分鐘就完成，隨行的尼泊爾協作，頻頻對我說：「王醫師，我知道您很強壯，但是，走慢一點。」終於，在第六天下午，到達丁波崎，跟大隊會合。
第六天下午2 點，我回到大隊，在當晚住宿地跟夥伴們談天說笑時。我突然瞥見同住宿處另一支要去島峰（Island Peak, 海拔6,189 公尺）的隊伍，有一個人臉色有異。我趕緊主動做評估，發現他的症狀已經接近高海拔肺水腫的診斷標準，且當時他的血氧只有接近60％。我立即對他投與完整的藥物治療。事實上，他當時應該要下撤了，然而，他是那支要去島峰隊伍的重要人物，我當時對他說：「照理說，您現在吃完藥之後，就必須要下撤。但是，如果6 小時內，我針對您做評估，若您的症狀完全消失，說不定可以繼續前進。然而，如果症狀沒有改善、甚至持續惡化、或在接下來的行程症狀復發，則需要立即下撤。
他是我此行處置的第二個病人。我在第一時間察覺異常症狀並正確診斷，緊接著當機立斷的投藥，以及在山神的眷顧下。在當天傍晚5 點，他的血氧回升到百分之七十幾，症狀明顯減輕。在當天晚上九點，血氧改善且穩定維持於百分之八十幾，且症狀幾乎完全消失。隔天早上，他血氧回到接近九十，身體恢復到像一尾活龍，症狀完全消失。幾天後，他平安順利的帶著隊伍完成攀登島峰的任務。
這也許是剛好有遇到高山專業醫師的福利吧，還可以針對病情精準觀察幾個小時到隔天。如果現場沒有醫師，我仍然建議要遵守高山症的處置原則，高海拔肺水腫的病人，必須要立即下撤，並同時做必要處置。
第七天下午，在經過許多在聖母峰攀登時罹難的登山家的衣冠塚後不久，抵達海拔4,910 公尺的羅布崎。在安頓好行李後，我很開心的量測自己的血氧，「哇，我平靜呼吸時血氧可以到97％！」現場尼泊爾嚮導驚訝的說： 王醫師，昨天看您走得飛快，現在高度適應又這麼好，您有沒有考慮去攀登聖母峰？
身為很「帶賽」的急診醫師，病人常常會找上我。快樂的時光，過得很快，自己得意時，往往病人就來了。在晚餐時，我對隊友們進行生理指標量測。這時候，有一位女隊友，心跳每分鐘超過120 下，血氧只有百分之五十幾，還有輕微發燒。她說她身體很不舒服，而且臉色真的很差。我一看，不妙，她發生了高海拔肺水腫。後來，我立即對她投藥、打針注射高劑量類固醇（救命針）及使用氧氣鋼瓶給氧。經過2 個小時的治療，這位女隊友說她很想睡，想睡一下，可是，她的血氧只有百分之四十幾，醒來時，使用高流量氧氣的狀態下，血氧只有六十幾，而且，症狀越來越加重。大家看了憂心忡忡，我則直接講： 「今晚咱們要加班了，她需要連夜下撤！」。
此時， 是晚上九點半， 當地領隊及嚮導說：「王醫師， 我們護送她下去就好， 您第一次來， 您明天去EBC。」我聽完，回答：「您們是領隊及嚮導，請繼續完成原本的任務，把隊友們安全帶到EBC。這位女隊友， 病情如此嚴重，她下撤期間，需要醫師照顧。因此，沒關係，雖然這裡離EBC 走路只剩下3 小時，但是，我護送她下撤，並隨行給予醫療照顧。」
接著，我跟那位女隊友說明：「妳發生了高海拔肺水腫，症狀越來越嚴重，血氧很低，目前，命在旦夕，我們怕妳一睡著，就會過世。因此，我們現在要連夜把妳帶下山。相信我，別擔心，我們會把妳安全帶下山的。」
於是乎，我在距EBC 前3 小時步程的地方，下撤。
協助病患下撤的編組，是2 位尼泊爾的嚮導輪流揹人及帶路，另一位領隊則打點相關行政及開銷，以及我擔任隨行醫師照顧病人。
大約晚上10 點出發，只花了3 個小時，半夜1 點， 就用人力背負的方式， 將病患撤到海拔4,620 公尺的THUKLA（杜格拉），那是一個很迷你的聚落，有幾間小旅館。當時，天寒地凍，溫度攝氏零下十幾度，人員疲憊，大伙也快凍成冰棒，我們趕緊敲門，叫醒其中一間旅館的老闆，暫住一宿，稍作休息。
當時，我告訴自己，要觀察病人的病情，千萬不能睡著，因為病人可能隨時會過世，但是，忙了一天一夜，實在是很疲憊、難耐睡意，約莫是半夜兩點時，我不知不覺地沉沉入睡。
「王醫師！ 王醫師！」我迷迷糊糊中聽到叫喚聲後猛然驚醒，一看時間，已經是上午6 點。一醒來，我大叫一聲：「完蛋了！ 我怎麼睡著了！ 她還活著嗎？」
接著聽到聲音說：「王醫師，我還活著啦！ 可是我頭好痛，可以給我一顆止痛藥嗎？ 我知道您很累，希望您不要生氣！」原來是那位女隊友。
我嚇了一大跳，我居然睡著了！ 此時，雖然我從睡夢中被挖起來，但是卻沒有任何生氣的情緒，反而我非常高興的對她說：「啊，抱歉，我居然睡著了！ 沒問題，我立刻給妳止痛藥。」我還說：「妳可以把我叫起來，代表妳還活著！ 我太開心了，我完全沒有生氣。」
我給她服用包含止痛藥在內的高海拔肺水腫用藥後， 再幫她注射一針救命針類固醇，並幫她量血氧，此時，她清醒狀態下的血氧58％，臉色依舊呈現嚴重缺氧病徵。她依然生命垂危！
我隨即開始與嚮導及領隊們討論接下來白天的下撤方式，由於，這位女隊友當天至少需要下撤到南崎巴札，這路程非常遙遠，二十幾公里，平常速度，要走16 個小時以上，我們直覺的認為馬匹可能一天走不到，我們也問到直升機的費用當時報價是2 萬美金，現金交易，正當我們覺得人命無價，這個價錢可以接受時。我們看見門外有2 匹馬在吃草。於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向馬匹主人提出需求。
我們的需求是，一天下撤到海拔高度相差1,200 公尺，二十幾公里外的南崎巴札。沒想到，馬匹主人說： 「可以呀。」， 一匹馬600 美金， 兩匹1,200 美金。Bingo ！ 我們大聲歡呼，立刻付現金馬上成交，深怕馬主人反悔。
第八天，原本應該是抵達EBC 的時刻。我陪著那位女隊友， 騎著馬， 早上7 點， 由海拔4,620 公尺的THUKLA 出發，下午5 點，抵達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抵達南崎巴札後，那位女隊友的症狀明顯緩解，休息時幾乎已經沒有症狀，走路時還有一點呼吸急促，而沒有使用氧氣狀態下休息時的血氧，則已經回升到96％。而在這裡，我也遇到先前因為先天性心臟病而撤退的第一個隊友，他這時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症狀。
而我們雇用的這兩匹馬，其中一匹馬一度被我們操到腿軟跌倒，還好我們反應夠快，即時跳開沒有受傷。中午午休時，兩匹馬各吃了2 大臉盆的馬鈴薯當午餐。嘿，真是難為及大大感謝牠們這兩匹救命「神獸」啊！
太棒了，2 位隊友的警報，幾乎都解除了！ 當晚，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如果女隊友的病情持續好轉，那我們下撤的一行人，就在南崎巴札住上3 個晚上，在第十天與大隊下山的隊伍會合，並於第十一天，跟著大隊一起下山。當然，如果症狀再度惡化，則必須繼續下撤到盧卡拉，甚至直接撤到加德滿都。必須再次強調的是，這是在有高山醫學專業醫師在場，並且病患的病情恢復良好，才能夠像這樣讓病人在南崎巴札中途停留。如果大家到聖母峰基地營健行，萬一發生高海拔肺水腫或高海拔腦水腫， 一旦沒有醫師在場，您還是必須要將病患直接撤退到海拔1,350 公尺的加德滿都，不可在中途停留。
她是我在這次的活動中，成功處置的第3 個病人。我們在沒有使用到直升機的情況下，使用人力背負及馬匹， 由海拔4,910 公尺的羅布崎輾轉下撤到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 下降高度將近1,500 公尺， 路程超過20 公里，僅僅花了19 個小時，就成功的讓生命垂危的高海拔肺水腫病患，轉危為安。
當天晚上，我詢問那位女隊友，妳知道昨天晚上，妳的病情有多嚴重嗎？ 她說：「不知道。」我當時找不到適當的文字來形容，不過，尼泊爾當地嚮導立刻幫我接話： 「上個星期，您們還沒到加德滿都的時候，有一位來自印度的健行者，在海拔3,860 公尺的湯波崎當晚，出現跟妳類似的症狀，那個印度人的血氧五十幾，還比妳的血氧高。當時，隊友趕緊幫他叫直升機，但是他的隊友們都不是醫師，沒有給他任何現場治療，而直升機要隔天才能到。於是他們讓病患原地停留等待到隔天。
隔天，病患還必須要被移到一座吊橋空曠處，直升機才能吊掛。他們在搬運病患到吊橋的途中，病患身體越來越虛弱，逐漸陷入昏迷。抵達吊橋，直升機吊掛時，病患已經一動也不動。吊掛上直昇機之後，病患已經心跳停止，機上救護人員開始對病患CPR（心肺復甦術），後來， 急救無效， 那位來自印度的健行者在直升機上死亡。」
尼泊爾嚮導講完這個上週才剛發生的案例後，那位女隊友表情驚恐，整個人呆掉，口中喃喃自語一直對我們說：「謝謝您們！ 謝謝醫師！」
第九天，那位女隊友的症狀更加好轉，只剩下走路時比較費力。第十天，那位女隊友高海拔肺水腫的症狀完全消失，當天早上，她看到尼泊爾當地可愛的小朋友，由於她的職業是瑜伽老師，她就開始教那些兒童做瑜伽。
看到兩天前還生命垂危的隊友，現在在教孩子們做瑜伽，這真是此行中最美麗的風景，對一個醫師而言，這無疑地是最快樂的一刻！ 這比到達EBC，還要令人開心。當時，我立刻拿起相機，記錄下這個畫面，按下快門時，我內心非常非常激動，熱淚盈眶，我堅定的對自己說：「這就是身為一個醫師應該要做的事！」
時間再回到2017 年3 月底。
「這就是身為一個醫師應該要做的事！」我分享完經驗後，以這句話當結尾。
「王醫師，幹得好！ 您處理嚴重高山病病患的能力， 已經超越國際水準了。」那位英國南安普頓大學醫學院教授對我說。
有些朋友去爬高山時，都會在高山上喝酒，我年輕時也會在爬山時小酌一番。在高山上，美景當前，與夥伴們犒賞自己，幾杯黃湯下肚，感覺特別high，好像也特別容易醉。
在這之前，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生理海拔」。生理海拔就是人體實際感受到的海拔高度，這會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像是特殊裝備、酒精或是激烈運動。例如，在海拔3,952 公尺的玉山，進行需要更多氧氣的跳繩激烈運動， 生理海拔就會比3,952 公尺再上升約500 公尺。或者，在海拔3,402 公尺的排雲山莊，躺在加壓完成的攜帶型加壓艙（PAC）裡面，生理海拔就會下降1,500 公尺，身體感受到的海拔高度大約是1,900 公尺。
到底，酒精作用和海拔高低有沒有相關呢？ 這個問題要從4 個面向來討論：
問題1：酒精會不會讓生理海拔高度上升？ 造成在平地「未爬山先登高」，或是在高山上「越喝酒，生理海拔越高」呢？
這答案是肯定的，酒精會讓生理海拔高度上升！ 喝酒後，酒精會跟人體的組織細胞結合，並干擾人體組織細胞與氧氣的結合，讓組織細胞利用氧氣的效率下降，造成組織缺氧。根據醫學研究，每攝取1 盎司（28.35 ml）的純酒精， 會讓生理的海拔高度上升2,000 英尺（ 約610 公尺），而且喝酒後會利尿缺水，導致生理海拔高度更進一步上升。
因此，喝一罐350ml 酒精濃度5% 的啤酒，就會讓生理海拔高度上升將近400 公尺。
所以，我們非常不建議爬高山時一開始就喝酒，這會讓你「未爬山先登高」，嚴重干擾高度適應，增加發生高山症的機率。
問題2：在高山喝酒會不會醉得比較快？
答案也是肯定的。在高山上，喝酒會醉得比較快！ 酒精會讓生理海拔上升，是因為酒精和氧氣在與組織細胞結合時，會競爭相接近的位置。也就是說，有酒精時，組織細胞的氧氣結合會下降，而氧氣比較少的時候，組織細胞和酒精的結合會更容易。在高山缺氧的環境，人體吸入的氧氣比較少，血液中的氧氣也比較少。這時如果喝酒，那麼進入人體血液中的酒精，就會如入無人之境，盡情地快速與組織細胞結合。接下來，你就會發覺，喝酒後不久， 便有醉意，臉開始紅，整個人high 起來。
問題3：在高山上，酒精對人體的效應會不會比較持久？
這個答案也是肯定的，在高山上，酒精對人體的效應會比較持久。由於在高山缺氧的環境，酒精與人體組織細胞結合的效率會增加，結合的量也會增加，因此，人體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分解酒精，擺脫它的效應。而且，人體在高海拔的環境，比較容易缺水。而酒精的利尿效果，會讓人體進一步缺水。人體脫水時，血液裡的酒精濃度會上升，人體分解酒精的效率也會下降，也會造成酒精影響人體的時間延長。因此，在高山上喝酒，酒精影響人體的時間會延長，您會醉得比較久。
問題4：在高山上，酒精跟高山病的相關性？
由於酒精會造成人體脫水，而且酒精會造成組織缺氧，讓生理海拔高度上升。因此，在高山上喝酒，的確會更容易發生高山病。而且，酒醉後會造成走路不穩、人事時地物不清楚、神智不清，甚至昏迷，這些都與高海拔腦水腫的症狀相類似，容易造成混淆及誤判，錯失對於嚴重高山症病患的處置時機。
因此，在高山上喝酒，只可小酌，不可大醉。特別是，不要在一早行程開始時就喝酒，也不要在即將面臨困難路線、冰雪岩混合地形或是攀岩地形的前一天晚上或當天早上喝酒。最後，如果您過去時常發生高山症，或是您在高山上已經出現高山病的症狀，那您也千萬不要在高山上喝酒了。
至於在飛機上喝酒，會不會跟爬山一樣的身體反應呢？ 民航客機，艙壓大致維持在海拔6,000 英尺至8,000 英尺，也就是大約是1,800 公尺至2,400 公尺之間。這個高度，可以兼顧飛機結構安全與旅客的舒適，並且低於高山病會發生的海拔2,500 公尺界線。然而，這還是屬於比較高的海拔，因此，喝酒後生理高度上升、比較快酒醉以及酒精影響人體的拉長等3 個效應，一樣會在搭乘客機喝酒的旅客山上發生，甚至有可能因此產生輕微頭痛及頭暈等高山病的症狀。
值得一提的是，客機機艙內濕度非常的低，人體更容易會脫水，酒精影響人體得時間會更加長，因此，在搭乘飛機時，如果要飲酒，一定要記得把水份喝夠。
那開飛機的人呢？ 民航客機機師及空服員、戰鬥機或直升機飛官，是絕對不能「酒駕」的。因為，酒精造成的缺氧，會直接影響到飛行員操控飛機的能力，而酒精本身，對於腦細胞會產生麻醉、興奮及影響大腦判斷力，更會讓嚴重影響飛安。因此，機師、空服員及飛官，執行飛行任務前，可是要100% 酒測，以確保飛行安全。
24 聖母峰基地營驚險救人
2017 年3 月底，我前往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參加極限聖母峰醫學研究團隊慶祝10 週年而與尼泊爾山岳醫學會合辦的學術研討會。當中，一位尼泊爾醫師，分享了一名在海拔4,300 公尺的高海拔肺水腫病患的治療經驗。在現場，其實是由一位很有經驗的尼泊爾醫師來協助處理，可是他卻沒有處置得很理想，沒有依照高海拔肺水腫的方式處理，甚至還讓病患在海拔四千多公尺的地方觀察了2、3 天，結果症狀一天比一天惡化，最後病患陷入昏迷，醫師才趕緊叫直昇機，將病患下撤到海拔約1,350 公尺的加德滿都。所幸，病患在醫院治療幾天後，平安出院。
在聽這場演講時，我的身旁是一位英國南安普頓大學醫學院的教授，他也是國際知名的高山醫學專家。我們兩位，一邊聽，一邊搖頭。最後，我也跟他分享交流了幾年前的秋天，我去聖母峰基地營健行時，實際處理的幾個病人的經驗。
幾年前的10月， 我在距離尼泊爾聖母峰基地營（Everest Base Camp, EBC）前三個小時步程的地方，下撤。
那一次，我想要了解長天數超高海拔大眾化健行活動的健行者，一系列的生理與病理變化，走訪了一次聖母峰基地營，實際以一個高海拔健行者、醫學研究者及高山醫學醫師的身份，用自己的身體，與同行夥伴，一起感受尼泊爾最負盛名的國際級健行路線。
從家裡出發，到桃園機場，到加德滿都，就如同一般出國行程、行禮如儀的搭機與轉機。唯一的不同，是打包行李時，托運行李重量的拿捏。因為，隔天從加德滿都到盧卡拉，需搭乘雙引擎小飛機，這一趟約一小時的飛行， 降落在全世界最危險的盧卡拉機場，有嚴格的限重限制，每個人的托運行李只能15 公斤。可是，我除了有個人行李，還有為了做醫學探索所需的器材及問卷。在打包行李時，著實的花了好大的工夫。
從第二天開始，就是標準的EBC 健行。第二天，4 點起床，拂曉便趕往機場。小飛機約莫9 點於海拔1,350 公尺的加德滿都國際機場起飛。10 點， 安全抵達海拔2,850 公尺的盧卡拉。中午過後，開始健行，傍晚很順利的到達住宿地點，海拔2,640 公尺的法客定。之後，預計的住宿點分別是第三天住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第四天住海拔3,860 公尺的湯波崎、第五天住海拔4,410 公尺的丁波崎，第六天原地停留做高度適應，接著第七天住海拔4,910 公尺的羅布崎，第八天抵達海拔5,400 公尺的EBC 後住海拔5,170 公尺的高樂雪，第九天下山住海拔4,280 公尺的斐麗崎，第十天住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第十一天住海拔2,850 公尺的盧卡拉，第十二天回到海拔1,350 公尺的加德滿都。
這一趟行程，我每天早餐、中餐與晚餐的時段，都對隊友們，進行生理指標的測量，以及完成身體評估。一路下來， 十幾天， 我每一餐都要花費將近30 分鐘來做研究，一天花一個半小時，總共做了快四十次的測量。而我每頓飯的吃飯時間從40 分鐘變成10 分鐘內解決。所有隊友都很樂意接受研究。因為，研究本身可以提供隊友們更大的保護，讓我們有機會提早察覺不正常的生理指標以及身體不適，可以直接提升這趟EBC 健行隊伍的安全。
可是，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走訪EBC 的登山健行者， 也同時擔任醫學研究者，蠟燭兩頭燒，這真的是用生命在執行的高海拔醫學研究啊！ 殊不知，，冥冥之中註定，這次行程，我還肩負更重要的任務。
從盧卡拉起，開始健行的前幾天，所有隊友狀況都非常良好。在第五天，海拔接近4,000 公尺處，有一位隊友出狀況了！ 他血氧飽和度接近60％，心跳些微偏快，嘴唇蒼白無血色，而且他行進時比較吃力，但是卻沒有很喘。我心中的警鈴大響，這是某些心血管疾病的症狀。後來，細問之下，原來他小時候就發現有先天性心臟病，由於在平地生活甚至輕度運動都沒有異狀，所以沒有特別治療。然而，這次在超高海拔地區健行時，症狀出現了。此時，我建議這位隊員需要立即下撤，減少活動，至少撤到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於是，他立即搭乘馬匹下撤，我則貼身護送他。這位隊友下撤到3,860 公尺的湯波崎時，症狀明顯緩解。因為隨同病人下撤，我多待了一個晚上湯波崎，我高度適應地點也從原本規劃的海拔4,410 公尺的丁波崎，變成海拔3,860 公尺的湯波崎。
第六天上午，那位隊友症狀緩解，繼續騎馬下撤到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我則是騎馬往上走，準備返隊。可能是平常有在登山，體能還算良好，我第六天要返回丁波崎與大隊會合時，從海拔3,900 公尺處，下馬開始步行到海拔4,410 公尺的丁波崎，五公里，背了快八公斤的小背包，我居然只花1 小時15 分鐘就完成，隨行的尼泊爾協作，頻頻對我說：「王醫師，我知道您很強壯，但是，走慢一點。」終於，在第六天下午，到達丁波崎，跟大隊會合。
第六天下午2 點，我回到大隊，在當晚住宿地跟夥伴們談天說笑時。我突然瞥見同住宿處另一支要去島峰（Island Peak, 海拔6,189 公尺）的隊伍，有一個人臉色有異。我趕緊主動做評估，發現他的症狀已經接近高海拔肺水腫的診斷標準，且當時他的血氧只有接近60％。我立即對他投與完整的藥物治療。事實上，他當時應該要下撤了，然而，他是那支要去島峰隊伍的重要人物，我當時對他說：「照理說，您現在吃完藥之後，就必須要下撤。但是，如果6 小時內，我針對您做評估，若您的症狀完全消失，說不定可以繼續前進。然而，如果症狀沒有改善、甚至持續惡化、或在接下來的行程症狀復發，則需要立即下撤。
他是我此行處置的第二個病人。我在第一時間察覺異常症狀並正確診斷，緊接著當機立斷的投藥，以及在山神的眷顧下。在當天傍晚5 點，他的血氧回升到百分之七十幾，症狀明顯減輕。在當天晚上九點，血氧改善且穩定維持於百分之八十幾，且症狀幾乎完全消失。隔天早上，他血氧回到接近九十，身體恢復到像一尾活龍，症狀完全消失。幾天後，他平安順利的帶著隊伍完成攀登島峰的任務。
這也許是剛好有遇到高山專業醫師的福利吧，還可以針對病情精準觀察幾個小時到隔天。如果現場沒有醫師，我仍然建議要遵守高山症的處置原則，高海拔肺水腫的病人，必須要立即下撤，並同時做必要處置。
第七天下午，在經過許多在聖母峰攀登時罹難的登山家的衣冠塚後不久，抵達海拔4,910 公尺的羅布崎。在安頓好行李後，我很開心的量測自己的血氧，「哇，我平靜呼吸時血氧可以到97％！」現場尼泊爾嚮導驚訝的說： 王醫師，昨天看您走得飛快，現在高度適應又這麼好，您有沒有考慮去攀登聖母峰？
身為很「帶賽」的急診醫師，病人常常會找上我。快樂的時光，過得很快，自己得意時，往往病人就來了。在晚餐時，我對隊友們進行生理指標量測。這時候，有一位女隊友，心跳每分鐘超過120 下，血氧只有百分之五十幾，還有輕微發燒。她說她身體很不舒服，而且臉色真的很差。我一看，不妙，她發生了高海拔肺水腫。後來，我立即對她投藥、打針注射高劑量類固醇（救命針）及使用氧氣鋼瓶給氧。經過2 個小時的治療，這位女隊友說她很想睡，想睡一下，可是，她的血氧只有百分之四十幾，醒來時，使用高流量氧氣的狀態下，血氧只有六十幾，而且，症狀越來越加重。大家看了憂心忡忡，我則直接講： 「今晚咱們要加班了，她需要連夜下撤！」。
此時， 是晚上九點半， 當地領隊及嚮導說：「王醫師， 我們護送她下去就好， 您第一次來， 您明天去EBC。」我聽完，回答：「您們是領隊及嚮導，請繼續完成原本的任務，把隊友們安全帶到EBC。這位女隊友， 病情如此嚴重，她下撤期間，需要醫師照顧。因此，沒關係，雖然這裡離EBC 走路只剩下3 小時，但是，我護送她下撤，並隨行給予醫療照顧。」
接著，我跟那位女隊友說明：「妳發生了高海拔肺水腫，症狀越來越嚴重，血氧很低，目前，命在旦夕，我們怕妳一睡著，就會過世。因此，我們現在要連夜把妳帶下山。相信我，別擔心，我們會把妳安全帶下山的。」
於是乎，我在距EBC 前3 小時步程的地方，下撤。
協助病患下撤的編組，是2 位尼泊爾的嚮導輪流揹人及帶路，另一位領隊則打點相關行政及開銷，以及我擔任隨行醫師照顧病人。
大約晚上10 點出發，只花了3 個小時，半夜1 點， 就用人力背負的方式， 將病患撤到海拔4,620 公尺的THUKLA（杜格拉），那是一個很迷你的聚落，有幾間小旅館。當時，天寒地凍，溫度攝氏零下十幾度，人員疲憊，大伙也快凍成冰棒，我們趕緊敲門，叫醒其中一間旅館的老闆，暫住一宿，稍作休息。
當時，我告訴自己，要觀察病人的病情，千萬不能睡著，因為病人可能隨時會過世，但是，忙了一天一夜，實在是很疲憊、難耐睡意，約莫是半夜兩點時，我不知不覺地沉沉入睡。
「王醫師！ 王醫師！」我迷迷糊糊中聽到叫喚聲後猛然驚醒，一看時間，已經是上午6 點。一醒來，我大叫一聲：「完蛋了！ 我怎麼睡著了！ 她還活著嗎？」
接著聽到聲音說：「王醫師，我還活著啦！ 可是我頭好痛，可以給我一顆止痛藥嗎？ 我知道您很累，希望您不要生氣！」原來是那位女隊友。
我嚇了一大跳，我居然睡著了！ 此時，雖然我從睡夢中被挖起來，但是卻沒有任何生氣的情緒，反而我非常高興的對她說：「啊，抱歉，我居然睡著了！ 沒問題，我立刻給妳止痛藥。」我還說：「妳可以把我叫起來，代表妳還活著！ 我太開心了，我完全沒有生氣。」
我給她服用包含止痛藥在內的高海拔肺水腫用藥後， 再幫她注射一針救命針類固醇，並幫她量血氧，此時，她清醒狀態下的血氧58％，臉色依舊呈現嚴重缺氧病徵。她依然生命垂危！
我隨即開始與嚮導及領隊們討論接下來白天的下撤方式，由於，這位女隊友當天至少需要下撤到南崎巴札，這路程非常遙遠，二十幾公里，平常速度，要走16 個小時以上，我們直覺的認為馬匹可能一天走不到，我們也問到直升機的費用當時報價是2 萬美金，現金交易，正當我們覺得人命無價，這個價錢可以接受時。我們看見門外有2 匹馬在吃草。於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向馬匹主人提出需求。
我們的需求是，一天下撤到海拔高度相差1,200 公尺，二十幾公里外的南崎巴札。沒想到，馬匹主人說： 「可以呀。」， 一匹馬600 美金， 兩匹1,200 美金。Bingo ！ 我們大聲歡呼，立刻付現金馬上成交，深怕馬主人反悔。
第八天，原本應該是抵達EBC 的時刻。我陪著那位女隊友， 騎著馬， 早上7 點， 由海拔4,620 公尺的THUKLA 出發，下午5 點，抵達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抵達南崎巴札後，那位女隊友的症狀明顯緩解，休息時幾乎已經沒有症狀，走路時還有一點呼吸急促，而沒有使用氧氣狀態下休息時的血氧，則已經回升到96％。而在這裡，我也遇到先前因為先天性心臟病而撤退的第一個隊友，他這時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症狀。
而我們雇用的這兩匹馬，其中一匹馬一度被我們操到腿軟跌倒，還好我們反應夠快，即時跳開沒有受傷。中午午休時，兩匹馬各吃了2 大臉盆的馬鈴薯當午餐。嘿，真是難為及大大感謝牠們這兩匹救命「神獸」啊！
太棒了，2 位隊友的警報，幾乎都解除了！ 當晚，經過討論後，我們決定，如果女隊友的病情持續好轉，那我們下撤的一行人，就在南崎巴札住上3 個晚上，在第十天與大隊下山的隊伍會合，並於第十一天，跟著大隊一起下山。當然，如果症狀再度惡化，則必須繼續下撤到盧卡拉，甚至直接撤到加德滿都。必須再次強調的是，這是在有高山醫學專業醫師在場，並且病患的病情恢復良好，才能夠像這樣讓病人在南崎巴札中途停留。如果大家到聖母峰基地營健行，萬一發生高海拔肺水腫或高海拔腦水腫， 一旦沒有醫師在場，您還是必須要將病患直接撤退到海拔1,350 公尺的加德滿都，不可在中途停留。
她是我在這次的活動中，成功處置的第3 個病人。我們在沒有使用到直升機的情況下，使用人力背負及馬匹， 由海拔4,910 公尺的羅布崎輾轉下撤到海拔3,440 公尺的南崎巴札， 下降高度將近1,500 公尺， 路程超過20 公里，僅僅花了19 個小時，就成功的讓生命垂危的高海拔肺水腫病患，轉危為安。
當天晚上，我詢問那位女隊友，妳知道昨天晚上，妳的病情有多嚴重嗎？ 她說：「不知道。」我當時找不到適當的文字來形容，不過，尼泊爾當地嚮導立刻幫我接話： 「上個星期，您們還沒到加德滿都的時候，有一位來自印度的健行者，在海拔3,860 公尺的湯波崎當晚，出現跟妳類似的症狀，那個印度人的血氧五十幾，還比妳的血氧高。當時，隊友趕緊幫他叫直升機，但是他的隊友們都不是醫師，沒有給他任何現場治療，而直升機要隔天才能到。於是他們讓病患原地停留等待到隔天。
隔天，病患還必須要被移到一座吊橋空曠處，直升機才能吊掛。他們在搬運病患到吊橋的途中，病患身體越來越虛弱，逐漸陷入昏迷。抵達吊橋，直升機吊掛時，病患已經一動也不動。吊掛上直昇機之後，病患已經心跳停止，機上救護人員開始對病患CPR（心肺復甦術），後來， 急救無效， 那位來自印度的健行者在直升機上死亡。」
尼泊爾嚮導講完這個上週才剛發生的案例後，那位女隊友表情驚恐，整個人呆掉，口中喃喃自語一直對我們說：「謝謝您們！ 謝謝醫師！」
第九天，那位女隊友的症狀更加好轉，只剩下走路時比較費力。第十天，那位女隊友高海拔肺水腫的症狀完全消失，當天早上，她看到尼泊爾當地可愛的小朋友，由於她的職業是瑜伽老師，她就開始教那些兒童做瑜伽。
看到兩天前還生命垂危的隊友，現在在教孩子們做瑜伽，這真是此行中最美麗的風景，對一個醫師而言，這無疑地是最快樂的一刻！ 這比到達EBC，還要令人開心。當時，我立刻拿起相機，記錄下這個畫面，按下快門時，我內心非常非常激動，熱淚盈眶，我堅定的對自己說：「這就是身為一個醫師應該要做的事！」
時間再回到2017 年3 月底。
「這就是身為一個醫師應該要做的事！」我分享完經驗後，以這句話當結尾。
「王醫師，幹得好！ 您處理嚴重高山病病患的能力， 已經超越國際水準了。」那位英國南安普頓大學醫學院教授對我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