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全球化與弱裔化

對於被大衛．哈維稱之為「彈性積累體制」（flexible regime of accumulation）主宰的晚期資本主義世界中，「彈性主體位置」（flexible subject positions）的興起，在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學者之間已有相當多的討論。我們在類似「彈性公民」（flexible citizenship）這樣的概念中看到彈性一詞不斷被重複，企圖將當代主體性的生產與晚期資本主義的過程連接起來。而經常與彈性這一概念連結的是被廣泛使用的流動隱喻（metaphor of flow）。人口的大量遷移、因通訊與電子科技發達而高度壓縮的空間―時間、金錢與商品的超真實（hyperreal）而非實體的移動等等，都顯示出流動的特性，同時上述各項均看似自由而流暢地穿過空間、跨越疆界。對流動一詞的正面解讀，不但強化了其與民族國家規訓的相互頡頏、解放與抵抗的潛力，也記錄了跨國與離散公共領域的興起，更也指出了新的跨文化世界主義（transcultural cosmopolitanisms）的可能，如「第三文化」（third culture）的概念就是一個好例子。
為了將對流動結果的理想化解讀伸延至邊緣社群，或更精確的說，出於競爭心態而將去地域主體據為邊緣所有，學者急不及待地將第三世界後殖民混雜性（postcolonial hybridities）指為跨國性的精髓體現。甚至有論者主張第三世界後殖民混雜性是後現代性的精髓體現。佛德列克．布爾（Frederick Buell）便援引眾多學者論述，舉例指出當今的第三世界是最是時興的，當代世界所推崇的混雜文化，發展上遠遠超過大都會中心；究其極，第三世界因殖民主義產生的混雜化比大都會中心因全球化而產生的混雜化更早發生。對布爾而言，第三世界因此構成了嶄新的世界主義的來源。依照這種論據，第三世界文化因為經歷了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對本土體系的破壞及被強制實施大都會文化的影響，因此第三世界文化現在可以輕易的彰顯其混雜性，亦可作為世界都會的典範與中心的模範。安東尼．金（Anthony King）也有類似的主張，他認為第三世界殖民城市的多種族、多文化、跨洲際的都市文化，是今日世界城市的前身。在此，殖民主義意外且反諷地成為歷史的助力，造就了第三世界後殖民民族國家中，足為典範的跨國族、去地域的主體性與文化，而跨國族、去畛域正好是當代與後現代的表徵。
相反的，後殖民人口往帝國都會中心的遷移，也造成了都會中心文化的混雜化，並將這些中心變成了世界城市。特別以一九六五年後移民美國的亞洲人而言，融入美國民族國家的舊典範日漸過時，這導致了核心反被邊緣去中心化。駱里山（Lisa Lowe）針對亞裔美國人也做了相似的論據，認為由於亞洲移民與亞裔美國人從未能成為正統、同化的美國公民，他們的不可同化性（unassimilatability）實際上幫助他們創造了一個可以抵抗美國民族國家的空間。由於美國民族國家的種族化監督（racialized policing），不可同化性因此得以主動的配置，而去畛域化的主體位置也得以實踐，以對抗民族國家。綜合而言，在後殖民與移民能動力的表述中，過去被視為壓迫的來源——殖民主義、帝國主義與國家種族主義——反可成為民族國家內，具建設性且具反抗性的去認同（disidentification）的基礎；而在全球化的脈絡下，這又成為某種權力的標誌。在這個全球化的年代裡，對民族國家的效忠已不再能被視為理所當然，效忠的缺席可讓移民與少數族群獲得能動力與主體性。
如果我們假設在全球資本主義下，最具優勢的主體是彈性公民，而移民與少數族群又擁有獲得這些主體位置的優勢，那麼在這一章中關注的問題是：華語語系的視覺工作者與藝術家如何運用這樣的彈性。在視覺媒體中，電影與錄像比起傳統造形藝術更能輕易跨越國界。華語語系導演在好萊塢的成功，如台灣的李安、香港的吳宇森，更顯示了電影媒介的可譯性（translatability）讓這些導演本身就在不同文化脈絡中更具市場性，這等於賦予了他們彈性主體的地位。因此彈性這一主題對我們了解太平洋兩岸華語語系視覺文化的政治經濟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