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普羅米修斯的追尋之旅
過去數千年的歷史跟所謂的「現代」，最大不同點在哪裡？這問題遠非科學昌明、科技進步、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勃興所能解答。
久遠的古代也有很多傑出的科學家、數學家、發明家、工程師與政治哲學家。早在基督誕生前好幾百年，人類就已繪製出星象圖，建立亞歷山大圖書館，講授歐幾里得幾何學；戰爭科技的創新發明供不應求，亦與今日無異。人類利用煤、石油、鐵、銅已數千年，遊記和口述史料則記錄了人類文明的發端。
區隔現代與古代的革命性概念，在於人想支配風險：未來從此不再被神祇擺布，凡人面對大自然不再處於被動。人類跨越這道鴻溝之前，未來只不過是過去的鏡子，是神諭和占卜家壟斷的一片混沌。
本書要說一群思想家的故事，他們非凡的眼界教我們如何運用未來改善現在。他們教世人了解風險的內幕，以及如何評估、衡量個中得失，把冒險變成帶動西方社會踏入現代的催化力量。他們就像漠視眾神禁令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深入幽冥，尋找光明把未來從敵人變成契機。他們的成就改變了管理風險的態度，將人類好賭的天性化為經濟成長、生活水準提高、科技發展的能量。
釐清冒險的程序，科學與企業才能進入講求速度與力量、即時通訊、成熟金融體制的現代世界。思想家所發現的風險本質、「選擇」的技巧與學說，則是今日世界各國亟於加入的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自由經濟縱有萬般缺失，但它以「選擇」為中心的理念，也提供人類前所未有的機會，可以恣意追求生命中的美好。
分辨未來可能發生什麼事，從種種可能性當中選擇的能力，在現代社會中處處可見。風險管理在決策上的應用非常廣泛，從財富分配到保障公共衛生，從與敵國作戰到實施家庭計畫，從支付保險 到行車扣安全帶，從種玉米到行銷爆米花。
舊時代的農耕、生產、商業管理、通訊工具都非常簡單，損壞更是家常便飯，但也不需要找水電工、電腦工程師――甚或會計師、投資顧問――就能解決。一個零件故障，幾乎不可能對其他零件產生直接的影響。然而到了今天，我們所使用的工具變得非常複雜，小毛病可能導致大災難，後果不堪設想，所以必須看牢每一處故障與錯誤。若不熟悉「機率理論」以及其他風險管理的工具，工程師就無法設計跨越寬闊河面的大橋，住家取暖就還得靠壁爐，電力事業會不復存在；我們的子女就還會受小兒麻痺摧殘，天上也不會有飛機，太空旅行就只是夢想 。若非存在各式各樣的保險提供保障，家庭經濟支柱突遇凶厄，家中幼童就只好挨餓或靠救濟為生，也讓更多人得不到醫療照護，就只有最富裕的人買得起房子。如果農人不能按照收穫前議定的價格出售作物，他們生產的糧食就會遠比現在少得多。
要不是有流動資金市場幫助儲蓄戶分散風險，要是只准許投資人持有一種股票（早期資本主義就是如此），我們這時代最富創意的大企業――例如微軟、默克（Merck）、杜邦、美鋁（Alcoa）、波音、麥當勞――就可能根本不會出現。管理風險的能力，以及隨之而來的從事冒險、前瞻決策的意願，都是推動經濟體系不斷發展的要素。
■帕契歐里難題
現代風險觀念的基礎，建立在七、八百年前傳到西方的印度—阿拉伯數字系統之上。但真正的風險研究卻晚至文藝復興時期才開始：那是個擺脫舊體制、公開向存續已久的信念挑戰的時代；是個即將展開地理大發現、大規模開採自然資源的時代；是個宗教動亂、資本主義萌芽、對科學與未來充滿好奇的時代。
1654 年，文藝復興正值巔峰，稟性好賭又喜歡數學的法國貴族德米爾（Chevalier de Méré）用一道難題向著名的法國數學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挑戰。題目是：
「一個半途中斷的賭局，有兩個玩家，其中一人已經領先，應如何分配賭注？」
這個令數學家頭痛不已的難題是兩百年前， 由僧人帕契歐里（Luca Paccioli）提出：他讓同時代的商業管理者認識「複式簿記」（double-entry bookkeeping），還教過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九九乘法表。巴斯卡向律師出身、同時也精通數學的費瑪（Pierre de Fermat）求助。他們聯手創造機率理論，風險觀念的數學核心就從十七世紀這場乍看無甚意義的猜謎鬥智中誕生。
「帕契歐里難題」（Paccioli's puzzle）獲得解答，代表人類頭一次可以借數字之助，預測未來，做出決策。中世紀和古代，甚至在文字出現前的時代，人類就一直在做決策，巴望賺到更多好處，生意更興隆，但他們並不了解風險或決策的本質。如今我們不需要像古人那麼依賴迷信或傳統，並不是因為現代人變得更理性，而是因為認識風險之後，我們可以做更理性的抉擇。
巴斯卡與費瑪深入機率的世界，完成重大突破的當下，社會也正面臨一波接一波創新、探索的重大衝擊。1654年，世人已公認地球是個球體、陸續發現遼闊的新疆域、火藥把中世紀的城堡炸為齏粉、活版印刷術不再是什麼新鮮事、畫家對透視法的使用已相當熟練、財富湧入歐洲、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業務蒸蒸日上。再早幾年，1630 年代曾爆發有名的荷蘭鬱金香球莖選擇權大崩盤：這種選擇權已相當成熟，具備今日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所有基本特徵。
凡此種種影響廣泛的發展，都使神祕主義只能靠邊站。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已完成宗教改革，宗教繪畫中的「三位一體」（Holy Trinity） 與聖徒，頭上都少了光圈。哈維（William Harvey）發現血液循環，推翻了傳統醫學理論， 而林布蘭（Rembrandt）的名作《杜爾博士的解剖課》（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Tulp），以一具冰冷、蒼白的赤裸屍首為主角。在這樣的氛圍裡，即使德米爾不找巴斯卡麻煩，也早晚會有人建立機率理論。
隨著時間流轉，數學家把機率理論從賭徒的玩具變成了組織、闡釋、應用資訊的利器。創新的觀念層出不窮，風險管理的量化技巧問世，更決定了現代社會的發展速度。
1725 年，數學家競相建立一套預期壽命表，英國政府則透過販賣終身年金來籌資。十八世紀中葉，倫敦的海上保險業已發展成熟，生意興隆。
1703 年，萊布尼茲（Gottfried von Leibniz）對瑞士科學家兼數學家伯努利（Jacob Bernoulli）說：「自然界一再發生的事件，會遵循特定的模式，但並非每件事都符合，只有大部分會如此。」伯努利據此發明了「大數法則」（Law of Large Numbers）以及統計抽樣的方法。現代民意調查、專業品酒、選擇股票、新藥測試等活動，都以此為藍本。萊布尼茲的警告：「只有大部分會如此」意義深遠，超乎他想像之外。這句話事實上就是風險觀念的關鍵：沒有這個前提，世上所有的事都無法預測，而如果世界上每件事都跟過去發生的事完全相同，世間就永遠不會有改變。
1730 年，棣美弗（Abraham de Moivre）提出「常態分配」（normal distribution） ――亦稱為鐘形曲線（bell curve）――並提出「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的觀念。這兩項通稱為「平均法則」（Law of Averages）的觀念，是量化風險的現代技巧的基本元素。八年後，丹尼爾．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伯努利之姪，也是一位知名數學家）首先解釋了常人做選擇與決策的系統化過程。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一個觀念，認為因財富少量增加而帶來的滿足感，「跟原先擁有的財貨數量成反比」。丹尼爾．伯努利根據這觀念說明了，神話中點石成金的邁達斯（Midas）國王為什麼不快樂，一般人又為什麼會排斥風險，商店試圖說服顧客多買時為什麼必須打折。此後的兩百五十年內，丹尼爾．伯努利的觀念主宰了理性行為的模式，並為現代投資管理原則打下基礎。
巴斯卡與費瑪合作後，幾乎正好過了一百年，英國牧師貝葉斯（Thomas Bayes）示範了以數學方法，把新資訊融入舊資訊中，以做出更有根據的決定，使統計學往前邁進一大步。貝氏理論的重心在於，一般人對於某些事件的機率有非常可靠的直覺判斷，他希望了解如何能隨著實際狀況的發展，調整這些判斷。
所有我們今天用於管理風險、分析決策與選擇的工具，從「賽局理論」的嚴格理性乃至「混沌理論」的挑戰，都源自 1654 年到 1760 年的一連串發展，只有兩個例外。
1875 年，達 爾 文（Charles Darwin）的 表兄業餘數學家高爾頓（Francis Galton），發現「均值回歸（regression to the mean），說明了為什麼驕兵必敗，為什麼人處逆境中不該放棄希望。所有基於事態會恢復「正常」的預期而做出來的決定，都是均值回歸的應用。
1952 年，諾貝爾獎得主馬科維茨（Harry Markowitz）還在芝加哥大學研究所攻讀「作業研究」時，就以數學方法證明，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風險過高，而分散投資卻是最接近享用免 午餐（free lunch）的一種策略，值得投資人與企業經理人使用。他這個發現在知識界掀起狂瀾，使華爾街以及全球各地的企業，財務管理和決策方法整個改觀；它的影響直到今天仍餘波蕩漾。
■是科學還是藝術
有人認為，最好的決策應以量化與數字為基準，並且要以過去的模式為依據，但也有人基於較主觀的信念做成決策。我接下來要說的故事，從頭到尾可見這兩種人對峙的緊張局面。兩者之間的矛盾，自古以來都沒能夠解決。
問題的癥結在於，當事人認為，有多少程度的未來是決定於過去？我們無法量化未來，因為它是個未知數。我們只能用數字分析過去發生的事，但我們在判斷未來時，可以依賴過去到什麼程度呢？在面對風險時，眼見的事實與我們對隱藏在虛無時間中的某種東西的主觀信念，何者較為重要呢？風險管理究竟是一種科學，還是一種藝術？我們是否能精確的知道兩者的界線在哪裡？
建立一套彷彿能解釋一切的數學模型是一回事，但當我們與日常生活搏鬥，面臨不斷的試煉與錯誤，事實的曖昧難明與人類心思的複雜，很快就會把這套模型磨損於無形。現代財務理論的開路先鋒、已逝的費雪．布萊克（Fischer Black），從麻省理工學院轉戰華爾街時曾說：「在哈德遜河畔的銀行裡體驗到的市場效率，比在查爾斯河畔的麻省理工學院觀察到的遜色多了。」
觀察過去經驗而做出量化結論，與依賴主觀信念之間存在著衝突，這項衝突會逐漸產生更深層的意義。以數學為最高原則的現代風險管理機制，含有一種消滅人性自取滅亡的科技因子。諾貝爾獎得主阿羅（Kenneth Arrow, 1921-2017）曾警告：「吾人關於社會或自然界事物運作方式的知識，仍遍布重重疑難。自以為是只會造成嚴重的後遺症。」擺脫歷史羈縛的過程中，我們可能變成新宗教的奴隸，新信條可能跟舊信條一樣的無情、局限、專斷。
生活中到處是數字，我們有時會忘記數字只是工具。電腦沒有靈魂；電腦會變成盲目崇拜的目標。我們很多最重要的決定取決於電腦，電腦像一頭貪婪的怪獸，大口吞噬數字，不斷從愈來愈龐大的數字中，攫取養分、消化、再吐回來。
■一部風險史
要分辨今天處理風險的方法究屬有益或有害，我們必須從頭了解它整個的歷史。我們必須知道為什麼從前的人企圖（或不企圖）馴服風險，他們如何面對這件工作，從他們的經驗中產生什麼樣的思維與表達方式，他們的所作所為如何與其他大大小小事件產生互動，從而改變文化的軌跡。這樣的觀照會讓我們對當下的立足點，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本書後續的內容裡，我們會經常談到機率的賽局，它的應用範圍可能遠超過輪盤賭博。很多最先進的風險管理與決策的觀念，都從分析最幼稚的遊戲開始。我們不須親自下場賭錢，甚至不需要投資，就能理解賭博與投資中揭示的風險。
骰子與輪盤，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都是研究風險的天然實驗室，因為它們隨時都在量化；它們的語言就是數字的語言。這些事物也在相當程度上，向我們揭示我們某一方面的自我。當我們屏住呼吸，目不轉睛看著在轉動的輪盤上跳動的小白球，當我們通知營業員買進或賣出股票，我們的心都在隨著數字起舞。所有依賴機率的重要結果也都是如此。
「風險」（risk）這個字，是義大利文中的「膽敢」（risicare）。在此意義上，風險是一種選擇，跟命運無關。一個人膽敢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取決於他有多大的選擇自由，而整部風險史談的也就是這一類型的選擇。更有甚者，這樣一部歷史也可以幫助我們界定，做為一個「人」，有什麼意義。
過去數千年的歷史跟所謂的「現代」，最大不同點在哪裡？這問題遠非科學昌明、科技進步、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勃興所能解答。
久遠的古代也有很多傑出的科學家、數學家、發明家、工程師與政治哲學家。早在基督誕生前好幾百年，人類就已繪製出星象圖，建立亞歷山大圖書館，講授歐幾里得幾何學；戰爭科技的創新發明供不應求，亦與今日無異。人類利用煤、石油、鐵、銅已數千年，遊記和口述史料則記錄了人類文明的發端。
區隔現代與古代的革命性概念，在於人想支配風險：未來從此不再被神祇擺布，凡人面對大自然不再處於被動。人類跨越這道鴻溝之前，未來只不過是過去的鏡子，是神諭和占卜家壟斷的一片混沌。
本書要說一群思想家的故事，他們非凡的眼界教我們如何運用未來改善現在。他們教世人了解風險的內幕，以及如何評估、衡量個中得失，把冒險變成帶動西方社會踏入現代的催化力量。他們就像漠視眾神禁令的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深入幽冥，尋找光明把未來從敵人變成契機。他們的成就改變了管理風險的態度，將人類好賭的天性化為經濟成長、生活水準提高、科技發展的能量。
釐清冒險的程序，科學與企業才能進入講求速度與力量、即時通訊、成熟金融體制的現代世界。思想家所發現的風險本質、「選擇」的技巧與學說，則是今日世界各國亟於加入的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自由經濟縱有萬般缺失，但它以「選擇」為中心的理念，也提供人類前所未有的機會，可以恣意追求生命中的美好。
分辨未來可能發生什麼事，從種種可能性當中選擇的能力，在現代社會中處處可見。風險管理在決策上的應用非常廣泛，從財富分配到保障公共衛生，從與敵國作戰到實施家庭計畫，從支付保險 到行車扣安全帶，從種玉米到行銷爆米花。
舊時代的農耕、生產、商業管理、通訊工具都非常簡單，損壞更是家常便飯，但也不需要找水電工、電腦工程師――甚或會計師、投資顧問――就能解決。一個零件故障，幾乎不可能對其他零件產生直接的影響。然而到了今天，我們所使用的工具變得非常複雜，小毛病可能導致大災難，後果不堪設想，所以必須看牢每一處故障與錯誤。若不熟悉「機率理論」以及其他風險管理的工具，工程師就無法設計跨越寬闊河面的大橋，住家取暖就還得靠壁爐，電力事業會不復存在；我們的子女就還會受小兒麻痺摧殘，天上也不會有飛機，太空旅行就只是夢想 。若非存在各式各樣的保險提供保障，家庭經濟支柱突遇凶厄，家中幼童就只好挨餓或靠救濟為生，也讓更多人得不到醫療照護，就只有最富裕的人買得起房子。如果農人不能按照收穫前議定的價格出售作物，他們生產的糧食就會遠比現在少得多。
要不是有流動資金市場幫助儲蓄戶分散風險，要是只准許投資人持有一種股票（早期資本主義就是如此），我們這時代最富創意的大企業――例如微軟、默克（Merck）、杜邦、美鋁（Alcoa）、波音、麥當勞――就可能根本不會出現。管理風險的能力，以及隨之而來的從事冒險、前瞻決策的意願，都是推動經濟體系不斷發展的要素。
■帕契歐里難題
現代風險觀念的基礎，建立在七、八百年前傳到西方的印度—阿拉伯數字系統之上。但真正的風險研究卻晚至文藝復興時期才開始：那是個擺脫舊體制、公開向存續已久的信念挑戰的時代；是個即將展開地理大發現、大規模開採自然資源的時代；是個宗教動亂、資本主義萌芽、對科學與未來充滿好奇的時代。
1654 年，文藝復興正值巔峰，稟性好賭又喜歡數學的法國貴族德米爾（Chevalier de Méré）用一道難題向著名的法國數學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挑戰。題目是：
「一個半途中斷的賭局，有兩個玩家，其中一人已經領先，應如何分配賭注？」
這個令數學家頭痛不已的難題是兩百年前， 由僧人帕契歐里（Luca Paccioli）提出：他讓同時代的商業管理者認識「複式簿記」（double-entry bookkeeping），還教過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九九乘法表。巴斯卡向律師出身、同時也精通數學的費瑪（Pierre de Fermat）求助。他們聯手創造機率理論，風險觀念的數學核心就從十七世紀這場乍看無甚意義的猜謎鬥智中誕生。
「帕契歐里難題」（Paccioli's puzzle）獲得解答，代表人類頭一次可以借數字之助，預測未來，做出決策。中世紀和古代，甚至在文字出現前的時代，人類就一直在做決策，巴望賺到更多好處，生意更興隆，但他們並不了解風險或決策的本質。如今我們不需要像古人那麼依賴迷信或傳統，並不是因為現代人變得更理性，而是因為認識風險之後，我們可以做更理性的抉擇。
巴斯卡與費瑪深入機率的世界，完成重大突破的當下，社會也正面臨一波接一波創新、探索的重大衝擊。1654年，世人已公認地球是個球體、陸續發現遼闊的新疆域、火藥把中世紀的城堡炸為齏粉、活版印刷術不再是什麼新鮮事、畫家對透視法的使用已相當熟練、財富湧入歐洲、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的業務蒸蒸日上。再早幾年，1630 年代曾爆發有名的荷蘭鬱金香球莖選擇權大崩盤：這種選擇權已相當成熟，具備今日衍生性金融商品的所有基本特徵。
凡此種種影響廣泛的發展，都使神祕主義只能靠邊站。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已完成宗教改革，宗教繪畫中的「三位一體」（Holy Trinity） 與聖徒，頭上都少了光圈。哈維（William Harvey）發現血液循環，推翻了傳統醫學理論， 而林布蘭（Rembrandt）的名作《杜爾博士的解剖課》（The Anatomy Lesson of Dr. Tulp），以一具冰冷、蒼白的赤裸屍首為主角。在這樣的氛圍裡，即使德米爾不找巴斯卡麻煩，也早晚會有人建立機率理論。
隨著時間流轉，數學家把機率理論從賭徒的玩具變成了組織、闡釋、應用資訊的利器。創新的觀念層出不窮，風險管理的量化技巧問世，更決定了現代社會的發展速度。
1725 年，數學家競相建立一套預期壽命表，英國政府則透過販賣終身年金來籌資。十八世紀中葉，倫敦的海上保險業已發展成熟，生意興隆。
1703 年，萊布尼茲（Gottfried von Leibniz）對瑞士科學家兼數學家伯努利（Jacob Bernoulli）說：「自然界一再發生的事件，會遵循特定的模式，但並非每件事都符合，只有大部分會如此。」伯努利據此發明了「大數法則」（Law of Large Numbers）以及統計抽樣的方法。現代民意調查、專業品酒、選擇股票、新藥測試等活動，都以此為藍本。萊布尼茲的警告：「只有大部分會如此」意義深遠，超乎他想像之外。這句話事實上就是風險觀念的關鍵：沒有這個前提，世上所有的事都無法預測，而如果世界上每件事都跟過去發生的事完全相同，世間就永遠不會有改變。
1730 年，棣美弗（Abraham de Moivre）提出「常態分配」（normal distribution） ――亦稱為鐘形曲線（bell curve）――並提出「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的觀念。這兩項通稱為「平均法則」（Law of Averages）的觀念，是量化風險的現代技巧的基本元素。八年後，丹尼爾．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伯努利之姪，也是一位知名數學家）首先解釋了常人做選擇與決策的系統化過程。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一個觀念，認為因財富少量增加而帶來的滿足感，「跟原先擁有的財貨數量成反比」。丹尼爾．伯努利根據這觀念說明了，神話中點石成金的邁達斯（Midas）國王為什麼不快樂，一般人又為什麼會排斥風險，商店試圖說服顧客多買時為什麼必須打折。此後的兩百五十年內，丹尼爾．伯努利的觀念主宰了理性行為的模式，並為現代投資管理原則打下基礎。
巴斯卡與費瑪合作後，幾乎正好過了一百年，英國牧師貝葉斯（Thomas Bayes）示範了以數學方法，把新資訊融入舊資訊中，以做出更有根據的決定，使統計學往前邁進一大步。貝氏理論的重心在於，一般人對於某些事件的機率有非常可靠的直覺判斷，他希望了解如何能隨著實際狀況的發展，調整這些判斷。
所有我們今天用於管理風險、分析決策與選擇的工具，從「賽局理論」的嚴格理性乃至「混沌理論」的挑戰，都源自 1654 年到 1760 年的一連串發展，只有兩個例外。
1875 年，達 爾 文（Charles Darwin）的 表兄業餘數學家高爾頓（Francis Galton），發現「均值回歸（regression to the mean），說明了為什麼驕兵必敗，為什麼人處逆境中不該放棄希望。所有基於事態會恢復「正常」的預期而做出來的決定，都是均值回歸的應用。
1952 年，諾貝爾獎得主馬科維茨（Harry Markowitz）還在芝加哥大學研究所攻讀「作業研究」時，就以數學方法證明，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風險過高，而分散投資卻是最接近享用免 午餐（free lunch）的一種策略，值得投資人與企業經理人使用。他這個發現在知識界掀起狂瀾，使華爾街以及全球各地的企業，財務管理和決策方法整個改觀；它的影響直到今天仍餘波蕩漾。
■是科學還是藝術
有人認為，最好的決策應以量化與數字為基準，並且要以過去的模式為依據，但也有人基於較主觀的信念做成決策。我接下來要說的故事，從頭到尾可見這兩種人對峙的緊張局面。兩者之間的矛盾，自古以來都沒能夠解決。
問題的癥結在於，當事人認為，有多少程度的未來是決定於過去？我們無法量化未來，因為它是個未知數。我們只能用數字分析過去發生的事，但我們在判斷未來時，可以依賴過去到什麼程度呢？在面對風險時，眼見的事實與我們對隱藏在虛無時間中的某種東西的主觀信念，何者較為重要呢？風險管理究竟是一種科學，還是一種藝術？我們是否能精確的知道兩者的界線在哪裡？
建立一套彷彿能解釋一切的數學模型是一回事，但當我們與日常生活搏鬥，面臨不斷的試煉與錯誤，事實的曖昧難明與人類心思的複雜，很快就會把這套模型磨損於無形。現代財務理論的開路先鋒、已逝的費雪．布萊克（Fischer Black），從麻省理工學院轉戰華爾街時曾說：「在哈德遜河畔的銀行裡體驗到的市場效率，比在查爾斯河畔的麻省理工學院觀察到的遜色多了。」
觀察過去經驗而做出量化結論，與依賴主觀信念之間存在著衝突，這項衝突會逐漸產生更深層的意義。以數學為最高原則的現代風險管理機制，含有一種消滅人性自取滅亡的科技因子。諾貝爾獎得主阿羅（Kenneth Arrow, 1921-2017）曾警告：「吾人關於社會或自然界事物運作方式的知識，仍遍布重重疑難。自以為是只會造成嚴重的後遺症。」擺脫歷史羈縛的過程中，我們可能變成新宗教的奴隸，新信條可能跟舊信條一樣的無情、局限、專斷。
生活中到處是數字，我們有時會忘記數字只是工具。電腦沒有靈魂；電腦會變成盲目崇拜的目標。我們很多最重要的決定取決於電腦，電腦像一頭貪婪的怪獸，大口吞噬數字，不斷從愈來愈龐大的數字中，攫取養分、消化、再吐回來。
■一部風險史
要分辨今天處理風險的方法究屬有益或有害，我們必須從頭了解它整個的歷史。我們必須知道為什麼從前的人企圖（或不企圖）馴服風險，他們如何面對這件工作，從他們的經驗中產生什麼樣的思維與表達方式，他們的所作所為如何與其他大大小小事件產生互動，從而改變文化的軌跡。這樣的觀照會讓我們對當下的立足點，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本書後續的內容裡，我們會經常談到機率的賽局，它的應用範圍可能遠超過輪盤賭博。很多最先進的風險管理與決策的觀念，都從分析最幼稚的遊戲開始。我們不須親自下場賭錢，甚至不需要投資，就能理解賭博與投資中揭示的風險。
骰子與輪盤，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都是研究風險的天然實驗室，因為它們隨時都在量化；它們的語言就是數字的語言。這些事物也在相當程度上，向我們揭示我們某一方面的自我。當我們屏住呼吸，目不轉睛看著在轉動的輪盤上跳動的小白球，當我們通知營業員買進或賣出股票，我們的心都在隨著數字起舞。所有依賴機率的重要結果也都是如此。
「風險」（risk）這個字，是義大利文中的「膽敢」（risicare）。在此意義上，風險是一種選擇，跟命運無關。一個人膽敢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取決於他有多大的選擇自由，而整部風險史談的也就是這一類型的選擇。更有甚者，這樣一部歷史也可以幫助我們界定，做為一個「人」，有什麼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