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流浪漢（節錄）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日晚上，一名五十一歲男子因為心臟病發，在佛蒙特州伯靈頓市教堂街上的某個老公寓二樓喪命，該地離紐約市約三百英里。隔天早上，房東發現他倒臥在床邊地板上，於是打電話報警。警方派了一位員警前來偵辦，他在檢查過屍體後注意到，就伯靈頓市中心的標準來看，這間公寓異常破舊。他觀察得愈仔細，就對躺在地上的死者愈感到好奇：充滿水漬的石膏牆面、滿是汙漬又磨損嚴重的地毯，沒有個基本的小廚房或電爐，加上舊貨店買來的二手家具，在在都是赤貧的表徵。奇怪的是，床邊小書架上，卻有一疊整齊的紙，是男人的履歷。
員警驚訝地發現，死者曾是一名教授、一位社會學者，還寫過好幾本書。受過高等教育，理應能避開這種窮困潦倒的人生結局才是。
員警走到臨街的小窗前，將其中一扇打開一點縫隙，好讓暖氣散發出來的熱氣消散些。他注意到教堂街上人來人往，幾家人拖著滑雪板，慢慢地沿著街道步行，孩子們興奮地來回穿梭，聲音伴隨著冷空氣傳來。窗前有一張摺疊桌，雜亂地堆了幾個中國餐館的外帶盒、四個空啤酒罐、塞滿菸蒂的塑膠杯，以及一堆拆開的信件。員警查看信件，發現六封大學寄來的拒絕信，看來死者最近在應徵教職。另一扇窗旁邊，有張發霉的扶手椅，幾本書在地上散成扇形，包括從當地圖書館借來的書，書名看起來像是學術用書，一本封面印有除夕煙火的伯靈頓旅遊指南，以及布魯克林波利預校和維吉尼亞州威廉瑪麗學院的校友名錄。
威廉瑪麗學院的校友名錄蓋住了一本活頁筆記本，細小又凌亂的字跡填滿內頁。員警翻閱筆記本時，法醫來到現場。「這不合理，」員警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法醫說道：「這個地方的狀況，和他在筆記裡宛如無窮無盡的語彙。像這樣的知識分子，卻淪落至此──他怎麼會淪落到佛蒙特州伯靈頓市的這間公寓？」
回警局後，員警查了這名男子的背景。他的犯罪紀錄裡有一串輕罪，例如非法入侵、沿街乞討和吃霸王餐，犯行時間多在一九九三年冬天的那四個月內。從紀錄上來看，他死亡時居住的那間公寓，對他而言生活條件已經大幅改善：從一九九三年三月到一九九四年一月，他曾是個流浪漢，就住在伯靈頓街頭。
員警調出死者的檔案時，被他遭逮捕時拍的照片嚇了一跳。照片中的男子是教堂街上一名臭名昭彰的流浪漢；在市區巡邏的每一個員警都認得他。不過，他跟教堂街公寓內躺在地上的那個男人長得不太一樣，照片中的男子頭髮又長又黑、又凌亂，一臉大鬍子，穿著一件骯髒的冬衣。但死者的鬍子剃得很乾淨，頭髮修剪整齊，穿著便宜但保守的長褲、牛津衫、腳上還穿了西裝襪。員警核對照片背面的資料後，確認他們是同一人。
被逮捕的人和教堂街的那名死者都是白種人，棕灰髮色、淡褐色的眼珠，身高差不多有一九四公分。這些描述完全吻合，只有一個例外。員警在公寓中看到的死者，體重有九十五公斤，但照片中的人則是六十三點五公斤。看著這些數據，員警明白了：這名流浪漢一年前差點餓死在街頭。
當天稍晚，法醫來電告知驗屍的結果：死因是心臟病；自然死亡。接下來要做的事是通知家屬。從死者皮夾中的一張卡片看來，他去世前是伯靈頓一家非營利社會服務機構──霍華德社福中心的服務對象。員警聯繫了霍華德中心的工作人員，得知這名死者在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因行乞罪名被逮捕，遭強制送往沃特伯里市的佛蒙特州立醫院接受治療。他入院時的診斷，是妄想型思覺失調症。經過精神藥物的治療後，他狀況穩定，十一月底出院，那時距離他死亡只有五個星期。
員警聽到「妄想型思覺失調症」一詞時，瞬間覺得這個案件中的許多矛盾難解之處都說得通了。多年來，他處理過不少人對精神疾患遊民的指控，通常就像這個男子犯下的輕罪一樣。遊民時不時就會爭辯自己的清白、聲稱過去取得多少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員警總將這些視為虛構的妄想。他之前無從證實那些說法，也沒有任何理由將他們如今窘迫的境況與過去──那些他們還未淪落街頭的時期──連結起來。
霍華德中心的工作人員告訴員警，在佛蒙特州立醫院的紀錄中，表哥克里弗．艾瑞克森被列為親屬聯絡人，紀錄中還提到他的前妻和一個兒子，不過沒有聯絡方式，看起來他們已經數年沒有來往。員警打電話給克里弗，通知他表弟過世的消息，就此結案。克里弗打電話給我媽，我媽再打電話給我。
父親過世時，我住在曼哈頓──我們過去經常一起冒險的目的地，也是遊民的領地。喪禮前夕，我夢到一九七八年我首度遇到流浪漢的畫面。夢中，我遠遠看著八歲大的自己獨自站在街角回頭張望。流浪漢站在地鐵入口處狂吼並用手比劃著，但不是在自言自語，而是對我咆哮。我不明白他在吼什麼，他看來一點也不像我父親，但我不知怎麼地就是知道，他就是我父親，我也知道他想告訴我的事。我想要回答他，我明白了，但我無法移動，也無法言語。我只能無助地站在那裡看著他。這場夢無休無止地延續了一整夜，他不停地想對我說些什麼，而我只是站在那裡，啞口無言，街燈在紅與綠之間閃爍不定，彷彿時間被困在無盡的循環之中。
那晚入睡前，我強迫自己按照時序重新閱讀這些年父親寄來的信件，想找出一些合適的內容，在隔日喪禮致哀詞時宣讀。此外，我也想要深刻檢視自己這些年來對待父子關係的方式──自從我父母於一九八一年離婚後，我們幾乎完全依賴書信往來。他們離婚後，我只見過父親兩次。他很常打電話來，但他的行為太奇怪也太反常，讓人心神不寧，我媽不得不二十四小時都開著電話答錄機。她也試著攔截他寫給我的信，但我常搶在她之前拿到信。我手上總共有二十封信，第一封的日期是一九八二年，最後一封是一九九一年寫的，也就是爸爸去世前四年。
信件寄來的時間很隨興，平均每幾個月就會有一封，信裡通常會有些奇怪、嚇人的附件：自費出版的小冊子，內容充滿偏執的假設，企圖揭露一場竊取他社會學研究的大規模陰謀；幾張父親在酒吧被人毆打、鼻子受傷的拍立得照片；還有從色情雜誌上撕下來的露骨頁面，上面的手寫標註指出，照片中的人物分別是我爸和我媽，以及一個曾與他有染的女人。信件內容本身充滿父愛，但總會有一兩段透露出他思路中的妄想與幻覺。我留著所有的信件和大部分的附件，但很少回信。
我翻到其中一封信，馬上知道我要在喪禮上唸出這段內容。那是父親在一九八六年為我十七歲生日寫來的信，這段期間他相對穩定，正在努力掙脫過去的陰影。
最最親愛的納旦尼爾：
我寄了一包文件給你，表示我的研究即將告一段落，預計在四月完成。我想多花幾塊錢，讓這個夢想更體面。這份研究大約是十三個月的工作量。我總共寄出了一百五十份文件，這就算是完成了。如果今年沒能找到工作，我會在秋天把它濃縮成十頁，連同我的履歷再寄出去。從現在起，我的策略是專心為專業刊物撰寫文章，這件事我會一直堅持下去。
這是你的生日禮物，我希望你至少能從中學到一課。不論環境多麼不利──我的狀況就是這樣──永遠沒有理由放棄──不論寫詩或是作畫（這是我當時的興趣）──或是跟我一樣浸淫在深奧的議題中。我甚至不對那些郵件抱持期待，只要有幾封信件表示他們感興趣，或有人願意提供一份工作就好。不過，就算這些都不會實現，知道自己交出了最好的作品，而且未來還會繼續堅持下去，仍舊讓我感到滿足。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你或許會先收到這封信，過陣子才收到那包文件，因為我無力負擔用快捷郵件寄送那些資料。別忘了，我可是記得你的生日的哦。
愛你的父親
我收到這封信時，並不理解父親的病症讓他遭遇到什麼困境，我只知道自己因為他一連串的電話留言和信件蒙受壓力。他的教誨在當時自然沒能對我產生什麼影響，直至他過世後，我才深有所悟。如果當時我能更有先見之明，也許我會將父親的教誨運用在我們的關係上，趁著他思緒重拾清明之際，試著重建我們曾經擁有的一切。然而，我無法放下對他的恐懼，或對他那些怪異行為的排斥。
三年後，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父親寄來一封充滿情緒化妄想的信件，我回了一則短箋，切斷我們之間所有的聯繫。
我的解釋很簡短：「我無法活在你的世界裡，你也不能活在我的世界。」但他仍舊不時寫信來，直到五年後，一九九四年的聖誕節，我才終於回寄了一本我寫的童書，作為聖誕節禮物。我想讓他知道，我已經走出青春期，儘管已是遲至二十五歲的年紀，也準備好重新與他建立關係。我把書寄到新罕布夏州的曼徹斯特、他晚近寄來信件的回郵地址。父親在一週後於佛蒙特州伯靈頓去世時，不知道我還惦記著他。
我一一閱讀這些信件，發現自己還記得大部分的內容。然而當我打開最後一個信封，卻對它毫無印象。郵戳日期是一九九二年十月，回郵地址是佛蒙特州伯靈頓希克街十六號。我大為震驚，原來我早就知道父親從新罕布夏州搬到佛蒙特州，我只是忘記了。如果我記得最後這封信，他死前或許還有機會收到我的禮物。
父親之死讓我醒悟，但為時已晚，最後這封信中的各種線索都指出，他的生命即將進入一個會讓他更加絕望的階段。他頭一次在信中稱呼我為「納旦──」，結尾僅寫了「父親」，過去那些親暱的稱謂：如「親愛的納旦尼爾」和「愛你的父親」都不見了。他的字跡也變了，以往工整細緻的字體變得潦草不均，反映他的心理狀態正在走下坡。他在信中提到寄了最近研究的摘要給我，但是他忘了將它放進信封。……
（全文未完）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日晚上，一名五十一歲男子因為心臟病發，在佛蒙特州伯靈頓市教堂街上的某個老公寓二樓喪命，該地離紐約市約三百英里。隔天早上，房東發現他倒臥在床邊地板上，於是打電話報警。警方派了一位員警前來偵辦，他在檢查過屍體後注意到，就伯靈頓市中心的標準來看，這間公寓異常破舊。他觀察得愈仔細，就對躺在地上的死者愈感到好奇：充滿水漬的石膏牆面、滿是汙漬又磨損嚴重的地毯，沒有個基本的小廚房或電爐，加上舊貨店買來的二手家具，在在都是赤貧的表徵。奇怪的是，床邊小書架上，卻有一疊整齊的紙，是男人的履歷。
員警驚訝地發現，死者曾是一名教授、一位社會學者，還寫過好幾本書。受過高等教育，理應能避開這種窮困潦倒的人生結局才是。
員警走到臨街的小窗前，將其中一扇打開一點縫隙，好讓暖氣散發出來的熱氣消散些。他注意到教堂街上人來人往，幾家人拖著滑雪板，慢慢地沿著街道步行，孩子們興奮地來回穿梭，聲音伴隨著冷空氣傳來。窗前有一張摺疊桌，雜亂地堆了幾個中國餐館的外帶盒、四個空啤酒罐、塞滿菸蒂的塑膠杯，以及一堆拆開的信件。員警查看信件，發現六封大學寄來的拒絕信，看來死者最近在應徵教職。另一扇窗旁邊，有張發霉的扶手椅，幾本書在地上散成扇形，包括從當地圖書館借來的書，書名看起來像是學術用書，一本封面印有除夕煙火的伯靈頓旅遊指南，以及布魯克林波利預校和維吉尼亞州威廉瑪麗學院的校友名錄。
威廉瑪麗學院的校友名錄蓋住了一本活頁筆記本，細小又凌亂的字跡填滿內頁。員警翻閱筆記本時，法醫來到現場。「這不合理，」員警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法醫說道：「這個地方的狀況，和他在筆記裡宛如無窮無盡的語彙。像這樣的知識分子，卻淪落至此──他怎麼會淪落到佛蒙特州伯靈頓市的這間公寓？」
回警局後，員警查了這名男子的背景。他的犯罪紀錄裡有一串輕罪，例如非法入侵、沿街乞討和吃霸王餐，犯行時間多在一九九三年冬天的那四個月內。從紀錄上來看，他死亡時居住的那間公寓，對他而言生活條件已經大幅改善：從一九九三年三月到一九九四年一月，他曾是個流浪漢，就住在伯靈頓街頭。
員警調出死者的檔案時，被他遭逮捕時拍的照片嚇了一跳。照片中的男子是教堂街上一名臭名昭彰的流浪漢；在市區巡邏的每一個員警都認得他。不過，他跟教堂街公寓內躺在地上的那個男人長得不太一樣，照片中的男子頭髮又長又黑、又凌亂，一臉大鬍子，穿著一件骯髒的冬衣。但死者的鬍子剃得很乾淨，頭髮修剪整齊，穿著便宜但保守的長褲、牛津衫、腳上還穿了西裝襪。員警核對照片背面的資料後，確認他們是同一人。
被逮捕的人和教堂街的那名死者都是白種人，棕灰髮色、淡褐色的眼珠，身高差不多有一九四公分。這些描述完全吻合，只有一個例外。員警在公寓中看到的死者，體重有九十五公斤，但照片中的人則是六十三點五公斤。看著這些數據，員警明白了：這名流浪漢一年前差點餓死在街頭。
當天稍晚，法醫來電告知驗屍的結果：死因是心臟病；自然死亡。接下來要做的事是通知家屬。從死者皮夾中的一張卡片看來，他去世前是伯靈頓一家非營利社會服務機構──霍華德社福中心的服務對象。員警聯繫了霍華德中心的工作人員，得知這名死者在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因行乞罪名被逮捕，遭強制送往沃特伯里市的佛蒙特州立醫院接受治療。他入院時的診斷，是妄想型思覺失調症。經過精神藥物的治療後，他狀況穩定，十一月底出院，那時距離他死亡只有五個星期。
員警聽到「妄想型思覺失調症」一詞時，瞬間覺得這個案件中的許多矛盾難解之處都說得通了。多年來，他處理過不少人對精神疾患遊民的指控，通常就像這個男子犯下的輕罪一樣。遊民時不時就會爭辯自己的清白、聲稱過去取得多少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員警總將這些視為虛構的妄想。他之前無從證實那些說法，也沒有任何理由將他們如今窘迫的境況與過去──那些他們還未淪落街頭的時期──連結起來。
霍華德中心的工作人員告訴員警，在佛蒙特州立醫院的紀錄中，表哥克里弗．艾瑞克森被列為親屬聯絡人，紀錄中還提到他的前妻和一個兒子，不過沒有聯絡方式，看起來他們已經數年沒有來往。員警打電話給克里弗，通知他表弟過世的消息，就此結案。克里弗打電話給我媽，我媽再打電話給我。
父親過世時，我住在曼哈頓──我們過去經常一起冒險的目的地，也是遊民的領地。喪禮前夕，我夢到一九七八年我首度遇到流浪漢的畫面。夢中，我遠遠看著八歲大的自己獨自站在街角回頭張望。流浪漢站在地鐵入口處狂吼並用手比劃著，但不是在自言自語，而是對我咆哮。我不明白他在吼什麼，他看來一點也不像我父親，但我不知怎麼地就是知道，他就是我父親，我也知道他想告訴我的事。我想要回答他，我明白了，但我無法移動，也無法言語。我只能無助地站在那裡看著他。這場夢無休無止地延續了一整夜，他不停地想對我說些什麼，而我只是站在那裡，啞口無言，街燈在紅與綠之間閃爍不定，彷彿時間被困在無盡的循環之中。
那晚入睡前，我強迫自己按照時序重新閱讀這些年父親寄來的信件，想找出一些合適的內容，在隔日喪禮致哀詞時宣讀。此外，我也想要深刻檢視自己這些年來對待父子關係的方式──自從我父母於一九八一年離婚後，我們幾乎完全依賴書信往來。他們離婚後，我只見過父親兩次。他很常打電話來，但他的行為太奇怪也太反常，讓人心神不寧，我媽不得不二十四小時都開著電話答錄機。她也試著攔截他寫給我的信，但我常搶在她之前拿到信。我手上總共有二十封信，第一封的日期是一九八二年，最後一封是一九九一年寫的，也就是爸爸去世前四年。
信件寄來的時間很隨興，平均每幾個月就會有一封，信裡通常會有些奇怪、嚇人的附件：自費出版的小冊子，內容充滿偏執的假設，企圖揭露一場竊取他社會學研究的大規模陰謀；幾張父親在酒吧被人毆打、鼻子受傷的拍立得照片；還有從色情雜誌上撕下來的露骨頁面，上面的手寫標註指出，照片中的人物分別是我爸和我媽，以及一個曾與他有染的女人。信件內容本身充滿父愛，但總會有一兩段透露出他思路中的妄想與幻覺。我留著所有的信件和大部分的附件，但很少回信。
我翻到其中一封信，馬上知道我要在喪禮上唸出這段內容。那是父親在一九八六年為我十七歲生日寫來的信，這段期間他相對穩定，正在努力掙脫過去的陰影。
最最親愛的納旦尼爾：
我寄了一包文件給你，表示我的研究即將告一段落，預計在四月完成。我想多花幾塊錢，讓這個夢想更體面。這份研究大約是十三個月的工作量。我總共寄出了一百五十份文件，這就算是完成了。如果今年沒能找到工作，我會在秋天把它濃縮成十頁，連同我的履歷再寄出去。從現在起，我的策略是專心為專業刊物撰寫文章，這件事我會一直堅持下去。
這是你的生日禮物，我希望你至少能從中學到一課。不論環境多麼不利──我的狀況就是這樣──永遠沒有理由放棄──不論寫詩或是作畫（這是我當時的興趣）──或是跟我一樣浸淫在深奧的議題中。我甚至不對那些郵件抱持期待，只要有幾封信件表示他們感興趣，或有人願意提供一份工作就好。不過，就算這些都不會實現，知道自己交出了最好的作品，而且未來還會繼續堅持下去，仍舊讓我感到滿足。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你或許會先收到這封信，過陣子才收到那包文件，因為我無力負擔用快捷郵件寄送那些資料。別忘了，我可是記得你的生日的哦。
愛你的父親
我收到這封信時，並不理解父親的病症讓他遭遇到什麼困境，我只知道自己因為他一連串的電話留言和信件蒙受壓力。他的教誨在當時自然沒能對我產生什麼影響，直至他過世後，我才深有所悟。如果當時我能更有先見之明，也許我會將父親的教誨運用在我們的關係上，趁著他思緒重拾清明之際，試著重建我們曾經擁有的一切。然而，我無法放下對他的恐懼，或對他那些怪異行為的排斥。
三年後，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父親寄來一封充滿情緒化妄想的信件，我回了一則短箋，切斷我們之間所有的聯繫。
我的解釋很簡短：「我無法活在你的世界裡，你也不能活在我的世界。」但他仍舊不時寫信來，直到五年後，一九九四年的聖誕節，我才終於回寄了一本我寫的童書，作為聖誕節禮物。我想讓他知道，我已經走出青春期，儘管已是遲至二十五歲的年紀，也準備好重新與他建立關係。我把書寄到新罕布夏州的曼徹斯特、他晚近寄來信件的回郵地址。父親在一週後於佛蒙特州伯靈頓去世時，不知道我還惦記著他。
我一一閱讀這些信件，發現自己還記得大部分的內容。然而當我打開最後一個信封，卻對它毫無印象。郵戳日期是一九九二年十月，回郵地址是佛蒙特州伯靈頓希克街十六號。我大為震驚，原來我早就知道父親從新罕布夏州搬到佛蒙特州，我只是忘記了。如果我記得最後這封信，他死前或許還有機會收到我的禮物。
父親之死讓我醒悟，但為時已晚，最後這封信中的各種線索都指出，他的生命即將進入一個會讓他更加絕望的階段。他頭一次在信中稱呼我為「納旦──」，結尾僅寫了「父親」，過去那些親暱的稱謂：如「親愛的納旦尼爾」和「愛你的父親」都不見了。他的字跡也變了，以往工整細緻的字體變得潦草不均，反映他的心理狀態正在走下坡。他在信中提到寄了最近研究的摘要給我，但是他忘了將它放進信封。……
（全文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