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思4 政治人物為什麼愛說謊？
有一名政治人物，確切地說，是個政府部門首長，被人逮到他沒穿褲子，也就是幹了見不得人的醜事。我們姑且稱他為「塞爵士」。塞爵士正拼命地挽救他的政治生涯，他透過媒體，低聲下氣地向民眾道歉：
是的，我一直對太太不忠。我一直撒謊、欺騙，目的是為了跟一、兩個女人有婚外情――還是三個，好像不只？對於這一切，我感到非常非常後悔。但是請各位相信我，雖然我在愛、感情與性方面有所欺瞞，我的問政態度以及為國家好的真心誠意，乃至於其他各方面均無半點虛假。是的，我在感情事務上不值得信任，但在國家事務上，我是光明磊落的。
這個事件引起大眾矚目，如果政府首長會欺騙另一半，是否也有可能欺騙選民？基於理智，到底該不該相信塞爵士？他已經承認有時會撒謊，搞不好他此刻就在撒謊。說不定他不只在感情上是個騙子，在國家事務上也是。當然，他說的也有可能是實話。也許真如他所言，他在公共服務方面的品德高尚，只是抗拒不了肉體的激情時，才迫不得已說謊。不過，現在我們知道，至少有一件事對他而言比說實話重要（一件妨礙他說實話的事），難保不會有其他。塞爵士的這番聲明等於宣告：我已經準備在如此這般的事情上矇騙各位，但就只有這些喔，別的不會。
雖然這種發言很有可能是實話，但現在我們知道，在某些聲明中，實話實說並非他的優先選項，那麼我們還能相信他嗎？假如他承認自己說謊屬實，那麼顯然某些場合當中他會說謊；假如他所言不實，那麼他現在就在說謊。不管是哪一種情形，都打破了他誠實的諾言。假如有個政治人物存心要在金融與感情兩方面詐騙，但只有感情被揭發，他的說詞大概也跟塞爵士一模一樣吧。
在普羅夫莫（Profumo）性醜聞事件的審判中，阿斯特勛爵（Lord Astor）否認他曾與萊斯戴維斯（Mandy Rice-Davies）小姐發生關係，萊斯戴維斯則是留下這句反擊的名言：「他當然會那樣說，不然呢？」弔詭之處在於，如果當事人無所隱瞞（不像阿斯特勛爵），坦言他們只在某些情況下才講真話，萊斯戴維斯的這句妙答也適用於他們身上。
若有人說他在某些情況下會說謊，我們理智上還能信任他嗎？
這道謎題是從馬基維利（Machiavelli）身上得到的。在十六世紀初的義大利佛羅倫斯，馬基維利對政治人物提出建議：當欺騙民眾有利於增進全民共同福祉時，就是應當的手段，但僅限於此時。假如我們將馬基維利看作政治人物，他說政治人物應當這樣做，我們如何看待？也許這番話正是在欺騙我們？也許他想騙的比這個還要多更多，只是不願承認？
我們常把生活劃分，我們知道人們在某些事情上面可能說謊，其他事情則不會――或許感情問題會，但國家事務不會。與朋友往來絕對誠實的人，一遇到商務談判，可能就不會照實說出可接受的底價。我們之所以知道人們在某些方面欺騙、某些方面誠實，不是單憑他們的片面說法，而是經驗告訴我們，人的確在某些方面可以信任，其他方面不可以。甚至我們很有可能以自己的偏好為準則，去左右別人的偏好。
* * * * * 效益主義要我們追求最大的快樂，他們認為以下這個目的比誠實還重要：快樂凌駕於誠實之上。如果說實話比說謊話能獲得更大快樂，才應說實話。若能使快樂達到最大值，欺騙是必要的手段。這就是為什麼會有善意的謊言。於是乎，我們就心知肚明了，那些刻意說自己屬於這一類效益主義的人，已經隨時準備要說謊了。因為若他們所言屬實，就等於明確承認他們隨時準備好要說謊；若所言不實，顯然他們現在就是在說謊。有鑒於這些人有說謊的習性，單看他們的說詞會令我們陷入矛盾：他們說他們是效益主義者，會不會連這句話都是假的？然後他們又說效益主義是正確的道德觀，我們應該接納，同樣地我們又陷入糾結，到底該信是不信。
我們原本的預設立場，是人家說什麼我們便相信――然而，當他們如實宣布他們的誠實有所限度，我們一聽，反而不知該如何理性地相信他們。因為他們相當於在說：「我現在說的話，也可能是在誤導你。」雖沒有像一個騙子說「我正在說謊」那麼自相矛盾，卻會降低聽者的信賴。真的很矛盾，人們誠實說出自己誠實有限，反而成了我所稱之的「懷疑製造機」。
向他人保證我們說的是實話，這件事本身就很荒謬。若他們早已不相信我們會誠實，那麼當我們說自己講的是實話，他們為什麼要相信？若他們早就相信我們是誠實的，那麼告知對方我們很誠實，豈不是多此一舉？如果要說這兩者有什麼不同，告訴別人我們在哪些方面講實話，這句話本身就很有可能是懷疑製造機，反而讓人懷疑起我們是否真能保證誠實。
總之相信我，我講的都是實話。
有一名政治人物，確切地說，是個政府部門首長，被人逮到他沒穿褲子，也就是幹了見不得人的醜事。我們姑且稱他為「塞爵士」。塞爵士正拼命地挽救他的政治生涯，他透過媒體，低聲下氣地向民眾道歉：
是的，我一直對太太不忠。我一直撒謊、欺騙，目的是為了跟一、兩個女人有婚外情――還是三個，好像不只？對於這一切，我感到非常非常後悔。但是請各位相信我，雖然我在愛、感情與性方面有所欺瞞，我的問政態度以及為國家好的真心誠意，乃至於其他各方面均無半點虛假。是的，我在感情事務上不值得信任，但在國家事務上，我是光明磊落的。
這個事件引起大眾矚目，如果政府首長會欺騙另一半，是否也有可能欺騙選民？基於理智，到底該不該相信塞爵士？他已經承認有時會撒謊，搞不好他此刻就在撒謊。說不定他不只在感情上是個騙子，在國家事務上也是。當然，他說的也有可能是實話。也許真如他所言，他在公共服務方面的品德高尚，只是抗拒不了肉體的激情時，才迫不得已說謊。不過，現在我們知道，至少有一件事對他而言比說實話重要（一件妨礙他說實話的事），難保不會有其他。塞爵士的這番聲明等於宣告：我已經準備在如此這般的事情上矇騙各位，但就只有這些喔，別的不會。
雖然這種發言很有可能是實話，但現在我們知道，在某些聲明中，實話實說並非他的優先選項，那麼我們還能相信他嗎？假如他承認自己說謊屬實，那麼顯然某些場合當中他會說謊；假如他所言不實，那麼他現在就在說謊。不管是哪一種情形，都打破了他誠實的諾言。假如有個政治人物存心要在金融與感情兩方面詐騙，但只有感情被揭發，他的說詞大概也跟塞爵士一模一樣吧。
在普羅夫莫（Profumo）性醜聞事件的審判中，阿斯特勛爵（Lord Astor）否認他曾與萊斯戴維斯（Mandy Rice-Davies）小姐發生關係，萊斯戴維斯則是留下這句反擊的名言：「他當然會那樣說，不然呢？」弔詭之處在於，如果當事人無所隱瞞（不像阿斯特勛爵），坦言他們只在某些情況下才講真話，萊斯戴維斯的這句妙答也適用於他們身上。
若有人說他在某些情況下會說謊，我們理智上還能信任他嗎？
這道謎題是從馬基維利（Machiavelli）身上得到的。在十六世紀初的義大利佛羅倫斯，馬基維利對政治人物提出建議：當欺騙民眾有利於增進全民共同福祉時，就是應當的手段，但僅限於此時。假如我們將馬基維利看作政治人物，他說政治人物應當這樣做，我們如何看待？也許這番話正是在欺騙我們？也許他想騙的比這個還要多更多，只是不願承認？
我們常把生活劃分，我們知道人們在某些事情上面可能說謊，其他事情則不會――或許感情問題會，但國家事務不會。與朋友往來絕對誠實的人，一遇到商務談判，可能就不會照實說出可接受的底價。我們之所以知道人們在某些方面欺騙、某些方面誠實，不是單憑他們的片面說法，而是經驗告訴我們，人的確在某些方面可以信任，其他方面不可以。甚至我們很有可能以自己的偏好為準則，去左右別人的偏好。
* * * * * 效益主義要我們追求最大的快樂，他們認為以下這個目的比誠實還重要：快樂凌駕於誠實之上。如果說實話比說謊話能獲得更大快樂，才應說實話。若能使快樂達到最大值，欺騙是必要的手段。這就是為什麼會有善意的謊言。於是乎，我們就心知肚明了，那些刻意說自己屬於這一類效益主義的人，已經隨時準備要說謊了。因為若他們所言屬實，就等於明確承認他們隨時準備好要說謊；若所言不實，顯然他們現在就是在說謊。有鑒於這些人有說謊的習性，單看他們的說詞會令我們陷入矛盾：他們說他們是效益主義者，會不會連這句話都是假的？然後他們又說效益主義是正確的道德觀，我們應該接納，同樣地我們又陷入糾結，到底該信是不信。
我們原本的預設立場，是人家說什麼我們便相信――然而，當他們如實宣布他們的誠實有所限度，我們一聽，反而不知該如何理性地相信他們。因為他們相當於在說：「我現在說的話，也可能是在誤導你。」雖沒有像一個騙子說「我正在說謊」那麼自相矛盾，卻會降低聽者的信賴。真的很矛盾，人們誠實說出自己誠實有限，反而成了我所稱之的「懷疑製造機」。
向他人保證我們說的是實話，這件事本身就很荒謬。若他們早已不相信我們會誠實，那麼當我們說自己講的是實話，他們為什麼要相信？若他們早就相信我們是誠實的，那麼告知對方我們很誠實，豈不是多此一舉？如果要說這兩者有什麼不同，告訴別人我們在哪些方面講實話，這句話本身就很有可能是懷疑製造機，反而讓人懷疑起我們是否真能保證誠實。
總之相信我，我講的都是實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