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讓美國再次年老
很多人都說，老年就像個異國：一個奇怪的疆域，有奇怪的生活方式，需要做好充分的事前準備，才能造訪與悠遊。這個的比喻捕捉了老年經驗的某種要點。隨著年屆六十、七十，我們的生活確實會有很大的轉變。收入改變了，健康改變了，家庭關係改變了。而這個比喻忽略的是，老年，其實也是我們自己的世界。美國的老年問題，深受這個偉大的實驗國家各種承諾與弊病的影響。與其他許多地方相比，我們因應老年問題的方式更多元、更實驗性，也更混亂、更不平等，以及資金更不足。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試圖把這些牢記在心，下筆時既不頌揚也不控訴，而是用歷史角度描寫「老年」這個我們都將奔赴的地方。
雖然美國老年政策的失敗很值得深入研究，但那些事不應該讓我們忽視本書所記錄的這場奮鬥——為所有人建立一個安全老年生活的努力，在許多方面來說都是成功的。多虧了公共衛生的實施，如今長者人口更勝以往。多虧了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跟一世紀前相比，現在長者的貧窮與健康狀況都有極大的改善，超乎想像。這樣的成就雖然不是人人平等受惠，無論如何都是一項成就。過去半個世紀，美國黑人長者的貧窮率經常被視為社會進步的死胡同，這項貧窮率已經持續下降。甚至政策討論時經常忽略的年長身心障礙者，現在能夠獲得的服務與機會也遠超越一個世紀前。
跟這個國家其他許多領域都一樣，美國老年的制度框架比其他國家更分散化，它主要依靠非營利組織與各郡的社會服務部門，錯綜復雜的網絡，以及偶爾獲得《美國老人法》所提供的國家經費來運作。這系統雖不完美且各地做法不同，不過它確實存在。全國各個鄉鎮與城市，無名的社工、市政機構與教會打造出老年生活的基礎建設，有老人中心、旅遊票券優惠以及營養計畫等。距離我撰寫這些文字的住所一英里之外，坐落著一個「杜倫老年生活中心」（Durham Center for Senior Life），全國有數千個這樣的機構，全都是本書所提到的這些老年運動所努力催生的。該機構一九四九年創立時，最初名為「黃金年代社」（Golden Age Society），一九六○年代，它開始獲得聯邦與州政府的經費，讓它得以為本地老年人提供一系列服務：健康講座、社交機會、成人日間照顧等。
有人會認為，已經過多了——這個名為老年的疆域上，已經過度發展了，吸納了太多其他更有需要的人的資源。看過本書這麼多故事，就會知道，人們會有這反應是可以理解的。老年計畫雖然經費不足，但仍然比像是兒童政策獲得更大方的資助。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減少老年福利就會讓其他邊緣團體受益，安全並不是稀缺資源。整體的計畫應該要讓我們所有人都獲得保障，無論兒童或老年人都是。「全民醫療保險」不管是一句口號，或者實質的計畫都是可行的，因為它承諾讓老年人所享受的保障能擴及其他群體。事實上，許多醫療保險的設計者都希望這能實現，事實上對很多人來說，確實也成真了：一九七二年，醫療保險擴大涵蓋身心障礙者與末期腎臟病患者。
它為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了有保障、有尊嚴的老年生活，對任何人都有好處，因為我們所有人要不是已經年老，就是正邁向年老。無論如何，老年政策都不會只影響到老年人而已，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就是為了讓年輕一輩不用承擔父母的開銷。那樣的計畫雖然不是非常完善，但也發揮了十分驚人的作用：在有社會保障制度之前，長者很大程度需要依賴子女的收入來勉強維持生活。而儘管醫療保險是個不完美的巨獸，想像如果沒有它，長者怎麼買得起健康保險？可想而知，如果沒有這些保障的親人面對龐大醫療費用時，會為年輕家人帶來多大的不安全感。
問題不在我們都會年老，而在我們將邁入一個老年化問題比以往更嚴重的世界。到二○三○年代的某個時候，美國年過六十五歲的人口將超越十八歲以下人口。「孩子是我們的未來」這句標語，無論它立意多良善，從實質意義來說，孩子已經是我們的過去。
我們的社會並不了解這項事實，美國歷史上所發展出來的教育、醫療、勞工與交通的概念與類別，都基於美國是個年輕國度的前提而設計的。儘管老年政策的成就無數，但它們都不是在吻合國家將轉型為更高齡社會下討論出來的。我們的建築、道路與教育體系，一直都是為了年輕人與中年人而設計，這些現狀必須改變。
如果要度過這個轉變，我們必須記住，老化不僅是身體歷程，也是社會與歷史的歷程。將老年問題醫療化，本身是個歷史的產物，本書也已經追溯了這個過程。一九五○到一九八○年代，醫界占領了老年問題的公共討論空間，至今仍稱霸其中。現在國內老年問題的討論仍然由醫生主導，他們寫了很多相關書籍，像是阿圖．葛文德（Atul Gawande）的《凝視死亡》（Being Mortal，二○一四年），路易絲．阿倫森（Louise Aronson）的《老年期》（Elderhood，二○一九年）都很出色，希望你讀過。如果我們真的要為自己的銀髮時期做好準備，我們絕對需要醫生的觀點，但只有他們不夠，我們還需要工程師、建築師與電腦科學專家；我們也需要小說家、詩人、神學家甚至歷史學家。由醫界意見主導造成人們普遍認為，老年問題是個人事務，主要與個人生活方式有關——最終交由你自己透過戒菸、運動等做法來維護。然而無論這些忠告有多正確，都不是國家討論在二十一世紀如何面對老年這樣的問題時唯一、也不是最好的出發點。這種思維等於是某種程度退回到一個世紀前，那時老年化還沒成為社會議題，那時長者被視為應該要尋求智慧與虔誠。
許多老年的問題根本無法從個人層次獲得解決。內戰、洪水、疫情與熱浪：二十一世紀的生活充滿災難，對老年人來說尤其致命。在疾病爆發或環境災害發生後，擠滿太平間的是老年人。當美國政策制定者與大眾持續反思新冠疫情的影響時，很重要的是要牢記，到底逝去的是哪些人。超過七十五％的新冠疫情死亡病例發生在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當時該年齡組群僅占美國總人口的十七％）。療養院的死亡人數更是驚人。其中有十四個州，光是二○二○年，療養院的死亡人數超過十％。
長者的生存保障也面對日益嚴重的威脅。除非有重大改革，社會保障將在二○三○年代面臨財政危機，導致給付縮減，這對數百萬人的經濟將造成毀滅性衝擊。即使危機沒有爆發，許多老年人的處境也很不安穩，約莫三分之一的美國長者經濟上缺乏保障，也就是他們的生活水準雖高於聯邦貧窮線但不到兩倍。超過一半的黑人與西語裔長者，都處於這樣的情況。這樣的數據有可能更惡化，因為即將步入老年的這一代人，由於教育與住房成本過高，不太可能存下很多退休金。
由於本書所探究出的原因，過去半個世紀對於老年相關問題的公共討論令人失望，政治上的行動亦然。一九三○到一九六○年代，聯邦政府創造出龐大的新老年政策架構，以及新的理念與研究計畫。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政策層面出現危機，「成功老化」的概念卻在私營部門蓬勃發展。而一九九○年之後，基本上維持不變（有少許重要轉變，後續會提及）。當討論老年議題時，輿論也一樣令人沮喪。許多觀察家採取浩劫警示的角度，不是憂心忡忡議論人口老化的「災難」，就是散播「人口爆炸」的恐慌。二○二一年，商業部長警告，老年化問題會為國家帶來「重擊」。每當有老年政策方面的社論發出，都不可避免的呼籲美國長者延長工作年限、更加努力，以維持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財政償付能力。無論那樣的做法對這兩項制度是否真有必要，這種論點都對威脅吞噬未來老年人的安全危機來說，是貧乏，甚至荒唐的回應。或許更糟的是，這種型態的主張已經存在至今已經半個世紀，卻對長者或年輕人完全沒有任何助益，除了讓全國性的討論陷入無盡恐懼與焦慮的循環之中，與這個國家正面臨的老老年化現實完全脫節。
無論對我們個人或國家而言，人口老化不必然就是個危機。不過如果我們不為它做好準備，找到更好的方式討論它或做出更好的行動，那必定會是個危機。把人口老化看成一個機會是可能的，也是必須的，想像一下長者只要意願，就有發展機會、能持續工作而非被迫這麼做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老年是一段經濟無虞的健康退休生活時光，而不是充滿焦慮與恐懼的日子。想像一個世界，長者能獲得訓練有素、薪資合理的居家健康助理，幫助他們在必須入住療養院之前能居家養老，減輕他們與子女的負擔。想像一個世界，療養院不是逐利的惡夢工廠，而是安全又合規的場所，擁有受良好培訓、報酬合理的護理人員。這個世界能為數百萬長者，以及數百萬照顧他們的人都提供充分保障。如同灰豹組織領導人瑪姬．庫恩很久以前所說的，這樣的地方不僅對美國長者有利，深愛這些長輩的中年人也會受益。那對數百萬從事照顧工作的人有利，而數百萬較為年輕的身心障礙者也會因這種照顧品質的改善而獲益。同時這對所有還不到六十五歲、希望對年老有正面期待的人來說，都是好事。
那是個值得奮鬥世界，也是值得賴以終老的世界。只要我們的社會願意付出時間與資本去打造，這樣的世界就能實現。許多人在過去一個世紀付出心力要把我們帶向那裡，我們看見許多運動人士把老年與民權連結起來；也看見有人為身心障礙者及療養院的監管問題而奮鬥；我們看見有人把老年與環保議題結合，尋求更綠色、更環境友善的老年生活。我們也看見運動人士推動居家健康助理，以及更穩定的照顧工作環境；我們看見很多人與運動敦促聯邦政府採取行動。這些都令人振奮；我們打造協調一致、更有前瞻性的老年政策所需的工具，就在過去，唾手可得。接著，在結束這本書之前，我想汲取一些過去的經驗，來指引我們未來的行動，並將它們放在一九九○年以後所謂的「老年」已經改變這樣的背景下來考量。第一個重要的經驗就是，即使是（或者說特別是）老年政策，「社會運動」也是很重要的。在我的人生中，社會運動一直被認為是年輕人的現象。然而，從歷史上來看，並非如此。當長者以老年人的身分動員起來時，曾迫使政治人物採取行動，改變了老年政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一九三○年代，當數百萬美國長者因為湯森為他們爭取優渥退休金而動員，這個計畫雖未實現，卻成功把老年退休金議題帶進政治版圖。社會保障制度的成功，本身使得長者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他們有奮鬥的目標了，也有時間與資源付諸行動。一九六○年醫療保險制度的通過，則歸功於工會運動以及全國資深公民委員會的積極行動。在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灰豹組織與全國黑人高齡者委員會要求，美國人以更跨領域與更激進方式來思考老年問題。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
一項成功的社會運動需要某種「凝聚力」來動員群眾。因此，從本書的探討所獲得的第二個重要的經驗就是，當有一群人被認定為「年老」，並願意圍繞這樣的身分而組織起來時，老年政策就會有所進展。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都是政策制定者與老年運動人士在那樣的理念下催生的。社會保障的設計是為了幫助六十五歲以上貧窮的「老人」；醫療保險的設計則是為了幫助「資深公民」，這是指六十五歲以上，沒有健康保險卻有醫療保健需求的人。這些用詞過去半個世紀已經逐漸式微，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是有共同利益團體的想法也逐漸消失。新的用詞是「長者」，這說法之所以廣泛使用，是因為它淡化了貶抑意味，同時也不再指稱一個明確、特定的人口群體。
這種用詞上的轉變反映了老年政策進步的停滯。在「長者」的時期，美國政治文化喪失了在老年議題上進行有意義對話的能力。如果在一九六○年代一個流行病讓數十萬資深公民喪命，勢必會引發群眾以此名義發出怒吼，並敦促政府採取立法行動。在新冠疫情時期，並未發生這樣的事，至少有一個原因在於「老年」這個身分類別已經逐漸消失了。即使存在，也被推到生命階段的越來越後期。如果一個人的年齡只取決於自身感受，那麼真正的老年人會是那些「感覺」自己老了的人——通常是生病或體弱的人。二○一八年，AARP發表了一篇關於年齡歧視的部落格文章，宣稱「老年人」這個詞「並不酷」。「請把這個詞留給超過九十五歲的人吧！」這句話雖然有玩笑意味，但實際反映了一九八○年代以來日益增長的新觀念。如同一位老年醫學家所寫到，我們習慣視健康的長者為中年人，把「老年」留給那些「生病、殘疾，甚或是生命垂危的人」。而如果我們把老年的身分只局限在最弱勢的那些人，那麼政策制定者會將老年問題視為不重要的事項就不足為奇了。
用稍微不同的方式來闡述本書第二個重要的經驗：長者可能需要重新被定義為老年人，意識到他們實際上彼此之間確實有一些重要的共同點。第三個經驗就是，事情不會、也不應該以過去那樣的方式發展。先前老年身分的塑造基礎並不完整，主要排除了有色人種以及身心障礙者，而且也都建立在過時的、以男性為中心的生命歷程概念上，把老年與六十多歲「退休」或者退出勞動市場的人結合在一起。從老鷹兄弟會、湯森運動、全國資深公民委員會到AARP的每一步來說，都是如此。但也出現過替代方案，像是前奴隸互助、補助與退休金協會，但他們的倡議受到壓制或忽略，甚或兩者兼而有之。
新版本的美國長者身分定位必須更加包容。畢竟，未來老年人的面貌會比過去更多元。最大的改變會是西語裔美國人，他們在一九八○年的人口普查中，有七十萬人，占六十五歲以上人口中的二．五％。當時整體來說，西語裔人口主要是新移民，平均年齡為二十三歲，比白人平均年齡年輕了七歲。當然那些年輕移民會逐漸變老，並改變美國長者口的組成結構。到二○一九年，長者之中西語裔會增加到九％，而二○六○年則預估會成長到二十一％。未來任何老年政策若需要具有連貫性都必須關注這個族群，他們的需求跟白人及黑人都不盡相同。一九八○到一九九○年代，黑人長者與白人長者的貧窮率下降了，但西語裔老年人的貧窮情況卻未改善，因為他們比其他族群更不可能獲得社會保障。
正如任何二十一世紀的老年運動想要名符其實，都必須顧慮種族的多元性，它也必須把身心障礙者納入考量。這個人口數十年來逐漸擴增，未來還會持續成長。二○二三到二○五○年，八十五歲以上的人口預估會成長三倍。在一個前所未有富裕與高度發展的國家中，這群人卻被忽視；在每個城鎮、每處街頭巷尾，體弱老人（通常都患有失智症）都正勉力應付自己的需求。為了在這個似乎有意剝奪他們的社會上，維持有尊嚴的基本生活，他們自己與家庭的積蓄被耗盡。每天都有近乎三百萬人的日常基本活動需要他人輔助，但卻無法獲得協助。除了那些明顯的案例之外，二○二○年，數百萬美國長者（約有四十％）表明，他們走路或爬樓梯有困難。如果一個新的長者類別被定義出來，應該要認可身心障礙者並不是特殊類別，當然更不需要害怕他們。
此外，大多數美國老年政策的制定，都將身心障礙者排除在外。倡議者數十年來努力改善長者的形象——讓他們顯得比大家認為的更健康、有魅力而且充滿活力。這或許有一定道理，但改善年老者的形象有個代價，就是創造出新的排斥機制來達到目標：在AARP國度，五十五歲到七十多歲的健康老人被歸類為「長者」，或是「年輕老人」，而七十五歲被重新歸類為「體弱老人」或是「老老人」。試想，多少人會說出「等我老成那樣時，我希望你直接把我槍斃。」這種話，而這種駭人聽聞的說法甚至獲得學術的支持：二○一四年，生物倫理學家伊齊基爾．伊曼紐爾（Ezekiel Emmanuel）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發表了一篇文章解釋說，他寧願在七十五歲就死去，也不願忍受殘疾與衰退的屈辱。
照顧人員也一直都被老年運動排除在外。老年倡議者很少參與照顧老人的居家健康工作者與護理人員的勞工抗爭運動。國會內外的討論經常只放在老人虐待的問題上。儘管這樣的問題確實存在，但這卻是把已受剝削的照顧勞動者定位成威脅而非盟友。家庭成員還是擔負體弱老人的主要照顧工作，不過居家健康照顧產業也急速成長。一九五○到一九六○年代，像愛倫．溫斯頓這類的倡議者，就希望大規模推展居家健康照顧服務，以便老年人不用進入療養院。雖然已經半個世紀過去，不過那樣的事情確實發生了——只不過或許不是愛倫．溫斯頓希望的那樣。她呼籲將妥善監管、國家提供的照顧納入國家福利體系。然而，取而代之的卻監管鬆散、由私營企業提供的服務，有時是自費，有時由醫療保險或醫療援助來給付。一九九○到一九九七年，居家健康照顧的公共支出成長驚人，從每年二十％的五十億美元，成長到一百八十億美元；整個二十一世紀，居家健康照顧一直是美國經濟中成長最大的產業之一。這些成長就跟療養院行業一樣，很多都是由連鎖企業所帶動的。而也跟那個行業一樣，許多工作都是低薪、沒有工會，並由有色人種女性擔任，其中許多都是來自全球南方的移民。這些女性的酬勞經常是私下支付，使得她們無法加入社會保障，未來年老有需要時，也將無法領取福利。
雖然長期照顧產業已經有所演進，但運作方式基本上還是跟溫斯頓時期一樣，改變不大。一樣監管不力、依賴低薪勞工，並缺乏職業發展前景。部分原因在於，這些照顧勞動人口一直都不受重視、薪資過低，是很小的族群。這個產業的人力始終短缺，流動率極高是常態，完全跟一九八○年時一樣。這種情況帶來了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人道代價。新冠疫情爆發之後的研究顯示，品質低劣的療養院，確實有更多人死亡，因為他們缺乏技術與人力對院民做檢測，隔離確診者。其他近期研究則顯示，移民增加可以改善病患照顧品質，這也意味著近年來高張的反移民政策，對老年人的照顧會帶來負面的衝擊。
主流的老年運動歷來都把這些群體邊緣化，包含了有色人種、身心障礙者與照顧工作者。這在政治上與道德上都十分不利，也掩蓋了這些群體之間的重疊性。二○一一年，有人類學家訪問了洛杉磯一名七十八歲的菲利賓裔婦人蕾蒂（Letty），她從事老年照顧工作已經數十年，但她無法退休，因為她的僱主沒有按規定幫她繳納社會保障稅，因此，她被迫繼續工作。尤其是她要負責照顧一名九十歲的老婦人，這對她來說很吃力（她曾因工作摔斷股骨）。像蕾蒂這樣的人在我們的老年人口中越來越普遍，而她們卻正是被老年運動排除在外的人。
我提供這些經驗，與其說是作為未來行動的藍圖，不如說是「慶賀與認可已經存在過的倡議工作」。而它仍在持續發生中，就在我寫這本書之際，酷兒老年、監獄老年、移民老年等，各種有意思又重要的倡議工作都正進行中。全國各地的護理師與長期照顧工作者正在籌組工會。當我們這個多元化的國家邁向老年化，或許我們也正處在新的老年運動的風口浪尖，在這場運動中我們可以為了自己以及下一代，重新定義，在二十一世紀什麼是老年，以及怎樣算是美好的晚年。最後，我不想對老年運動新的前景進行詳細的探討，我想將注意力轉向老年運動如何與二十一世紀兩個最重要的挑戰相結合：環境危機與照顧危機。
跟人口老化一樣，氣候變遷也是下一個世紀人類活動無法逃避的背景。這兩者看似是不同的議題，實則不然。首先，如我們所見，老年人的身體處於環境災難的最前線。其次，當人口老化，我們的應對措施有多仰賴碳密集方式，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結果。在許多方面，迄今仍依賴大量的碳——還記得過去，有多強調讓資深公民擁有汽車與獨居住房嗎？同時有一條環保的線索也貫穿這本書，即使不是受到嚴格意義上的環保主義的驅動，許多面對老年議題的方法，都尋求降低消費、多親近大自然。一九五○到一九六○年代，老年被想像成一個生活簡樸的人生階段。人們經常認為退休意味著會縮小生活規模，要不是住拖車，就是集體共居。甚至退休社區有時也採取了環保方案：海豹灣休閒世界就以其三輪車出名。許多老年人也被鼓勵從事園藝活動，既可產出食物，也美化環境。老人中心運動的創新者之一的歐嘉．瑪達爾，她同時也是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娛樂部主任，她便設想出新的休閒形式，可以讓世界跟自我都更美好。她在一九六八年曾主張，「休閒不只是消費別人的貢獻，」休閒也是創造這個世界——當涉及大自然的世界，那就是保護它。對她而言，休閒主要是發生在外面的事，所以她鼓勵UAW（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成員，不論是老年人或年輕人都要多多善用戶外環境，去露營，並保護她所謂的「我們的生活環境。」
在美國，越來越多老年人參與到這些議題中。美國最著名的氣候運動家之一的比爾．麥吉本（Bill McKibben）就在延續這個思維。二○二○年，他年屆六十，他與人共創了一個「第三行動」（Third Act）的運動。他的觀點是，美國長者對環境肩負重責大任，因為在他們過去人生階段碳排放量激增，因此他們也有責任解決這項問題。從歷史層面來說，這個運動很意思的地方在於，它試圖把老年人的身分認同建立在歷史經驗與責任上，而不是年齡與生理需求上。麥吉本解釋，「六十歲以上的人，可能比幾乎任何人都更能深刻感受到一切的變化有多大。」當然，他也很清楚知道，並非該年齡族群對碳排放都負有相同責任。儘管如此，「第三行動」提供了基於年齡的行動主義模式，這種模式並不依賴對老年人做出歧視性描述。
就跟過去一樣，未來有環境意識的老年生活，將不會單純因為環境因素而發生。試想至關重要的住房議題，在二次戰後，老年人不應該跟年輕家人同住的共識崛起，多代同堂已經成為一種過去落伍的遺風。結果數百萬老年人獨居在郊區獨棟住宅中。這帶來可觀的碳成本（用於保持房內的溫暖或涼爽，出門往返的交通）。然而這樣的趨勢似乎正在逆轉。一九七一到二○二一年，與成年子女組成多代家庭的比率，從七％增長了超過一倍，到達十八％。在住房成本暴漲與兒童托育昂貴的時代，對數百萬家庭來說，這樣的安排很合理。事實上，多代家庭比單親家庭陷入貧窮的可能性更小。這種安排有時會是多代同住一個屋簷下；有時也會建構出所謂的「長輩套房」〔granny units，或者專業術語稱為附屬住宅單元（accessory dwelling units， ADU）〕。當然，這種ADU有時也會用作出租盈利，但許多ADU被拿來安置年邁父母。最終結果是，它比其他方案都更具環保效益。
把祖父母安排在身邊，是解決第二種危機的方案，這是我最後想更深入探討的危機：照顧危機。照顧可被廣泛理解為重啟與維持我們的社會生活所需的活動，無論是有償或無償。目前的照顧危機不僅限於老年照顧，也包含兒童照顧、身心障礙者照顧，甚至涵蓋整個教育與醫療體系。這些體系都瀕臨崩貴的邊緣。教師、居家健康助理與幼保人員工作環境惡劣，已經導致嚴重的缺工與士氣低落問題。新冠疫情則向所有關心這問題的人展現出，美國的照顧系統有多麼搖搖欲墜——以及它們如何仍然僅靠女性提供無償或報酬過低的勞動力支撐著。
本書先前提過的許多運動人士都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特別是為老年身心障礙者奔走的人。愛倫．溫斯頓就在北卡羅萊納州，發起了一個先驅的計畫，資助居家健康助理。她也帶領了一個居家健康工作者的全國性組織，遊說政府把居家健康助理納入醫療保險計畫中。布拉娜．特拉格則呼籲建立統一的聯邦基礎架構，資助並組織居家照顧工作。國會議員克勞德．佩柏與愛德華．羅伊巴爾，試圖讓這想法實現，甚至AARP也支持這項立法。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瑪姬．庫恩與灰豹組織，積極參與抗爭，希望提高療養院的監管，並提供更好的薪資與工作環境給療養院的從業人員。安樂居的創辦人瑪麗-路易絲．安薩克與威廉．紀，利用醫療保險與醫療援助的經費，為移民社區的長者提供專門的照顧服務。
如果說今天還有誰延續這些人的精神，那必定是蒲艾真（Ai‑jen Poo），她是「跨代關懷」（Caring Across Generations）的創辦人。如同那些前輩，她也是國會聽證會的常客，努力制定立法，為高齡未來的經濟做好準備。蒲艾真本質上是名勞工組織者，關心數百萬從事照顧工作（包含兒童照顧、老年照顧等領域）的勞工權益與尊嚴。是這些人的努力，在維持我們這世界的生活條件。在她所著的《尊嚴年代》（The Age of Dignity，二○一五年）一書中，發想了一個她稱之為「照顧網格」（Care Grid）的概念，其中運用聯邦與各州政府的力量，建立一個薪資合理、訓練有素的居家照顧工作者的網絡，覆蓋全國，幫助老年人盡可能居家養老——這種做法比住在療養院更有尊嚴，同時還提供了數百萬個好工作的附帶好處。
麥吉本與蒲艾真都了解，真正解決老年、氣候與照顧等三大交織的問題，必須動用「聯邦政府的行動」。而這或許就是本書第四個經驗，草根運動人士與各種實驗性計畫十分重要，但缺乏國家積極的行動總是難以十足發揮作用。老人中心、輔助生活機構與營養計畫，毫無疑問都對老年人幫助很大，但這些措施要在具有社會保障所提供的收入保障背景下才能發揮作用。然而，那套制度在某些方面不夠平等，而且近年來也面臨財務危機。二十一世紀老年議題的一種人道對應方案，幾乎必然要對社會保障體制進行改革與擴展。事實上，一直都有立法草案：眾議院與參議院都有提案多年但未獲決議機會，也未曾成為優先立法事項。各種提案版本都有，涵蓋範圍有大有小，但在最理想的情況下，這些法案能修復並擴充該體系，提供更高的福利，並為照顧工作者提供更好的給付。
因此，當思考未來我們以
很多人都說，老年就像個異國：一個奇怪的疆域，有奇怪的生活方式，需要做好充分的事前準備，才能造訪與悠遊。這個的比喻捕捉了老年經驗的某種要點。隨著年屆六十、七十，我們的生活確實會有很大的轉變。收入改變了，健康改變了，家庭關係改變了。而這個比喻忽略的是，老年，其實也是我們自己的世界。美國的老年問題，深受這個偉大的實驗國家各種承諾與弊病的影響。與其他許多地方相比，我們因應老年問題的方式更多元、更實驗性，也更混亂、更不平等，以及資金更不足。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試圖把這些牢記在心，下筆時既不頌揚也不控訴，而是用歷史角度描寫「老年」這個我們都將奔赴的地方。
雖然美國老年政策的失敗很值得深入研究，但那些事不應該讓我們忽視本書所記錄的這場奮鬥——為所有人建立一個安全老年生活的努力，在許多方面來說都是成功的。多虧了公共衛生的實施，如今長者人口更勝以往。多虧了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跟一世紀前相比，現在長者的貧窮與健康狀況都有極大的改善，超乎想像。這樣的成就雖然不是人人平等受惠，無論如何都是一項成就。過去半個世紀，美國黑人長者的貧窮率經常被視為社會進步的死胡同，這項貧窮率已經持續下降。甚至政策討論時經常忽略的年長身心障礙者，現在能夠獲得的服務與機會也遠超越一個世紀前。
跟這個國家其他許多領域都一樣，美國老年的制度框架比其他國家更分散化，它主要依靠非營利組織與各郡的社會服務部門，錯綜復雜的網絡，以及偶爾獲得《美國老人法》所提供的國家經費來運作。這系統雖不完美且各地做法不同，不過它確實存在。全國各個鄉鎮與城市，無名的社工、市政機構與教會打造出老年生活的基礎建設，有老人中心、旅遊票券優惠以及營養計畫等。距離我撰寫這些文字的住所一英里之外，坐落著一個「杜倫老年生活中心」（Durham Center for Senior Life），全國有數千個這樣的機構，全都是本書所提到的這些老年運動所努力催生的。該機構一九四九年創立時，最初名為「黃金年代社」（Golden Age Society），一九六○年代，它開始獲得聯邦與州政府的經費，讓它得以為本地老年人提供一系列服務：健康講座、社交機會、成人日間照顧等。
有人會認為，已經過多了——這個名為老年的疆域上，已經過度發展了，吸納了太多其他更有需要的人的資源。看過本書這麼多故事，就會知道，人們會有這反應是可以理解的。老年計畫雖然經費不足，但仍然比像是兒童政策獲得更大方的資助。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減少老年福利就會讓其他邊緣團體受益，安全並不是稀缺資源。整體的計畫應該要讓我們所有人都獲得保障，無論兒童或老年人都是。「全民醫療保險」不管是一句口號，或者實質的計畫都是可行的，因為它承諾讓老年人所享受的保障能擴及其他群體。事實上，許多醫療保險的設計者都希望這能實現，事實上對很多人來說，確實也成真了：一九七二年，醫療保險擴大涵蓋身心障礙者與末期腎臟病患者。
它為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了有保障、有尊嚴的老年生活，對任何人都有好處，因為我們所有人要不是已經年老，就是正邁向年老。無論如何，老年政策都不會只影響到老年人而已，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就是為了讓年輕一輩不用承擔父母的開銷。那樣的計畫雖然不是非常完善，但也發揮了十分驚人的作用：在有社會保障制度之前，長者很大程度需要依賴子女的收入來勉強維持生活。而儘管醫療保險是個不完美的巨獸，想像如果沒有它，長者怎麼買得起健康保險？可想而知，如果沒有這些保障的親人面對龐大醫療費用時，會為年輕家人帶來多大的不安全感。
問題不在我們都會年老，而在我們將邁入一個老年化問題比以往更嚴重的世界。到二○三○年代的某個時候，美國年過六十五歲的人口將超越十八歲以下人口。「孩子是我們的未來」這句標語，無論它立意多良善，從實質意義來說，孩子已經是我們的過去。
我們的社會並不了解這項事實，美國歷史上所發展出來的教育、醫療、勞工與交通的概念與類別，都基於美國是個年輕國度的前提而設計的。儘管老年政策的成就無數，但它們都不是在吻合國家將轉型為更高齡社會下討論出來的。我們的建築、道路與教育體系，一直都是為了年輕人與中年人而設計，這些現狀必須改變。
如果要度過這個轉變，我們必須記住，老化不僅是身體歷程，也是社會與歷史的歷程。將老年問題醫療化，本身是個歷史的產物，本書也已經追溯了這個過程。一九五○到一九八○年代，醫界占領了老年問題的公共討論空間，至今仍稱霸其中。現在國內老年問題的討論仍然由醫生主導，他們寫了很多相關書籍，像是阿圖．葛文德（Atul Gawande）的《凝視死亡》（Being Mortal，二○一四年），路易絲．阿倫森（Louise Aronson）的《老年期》（Elderhood，二○一九年）都很出色，希望你讀過。如果我們真的要為自己的銀髮時期做好準備，我們絕對需要醫生的觀點，但只有他們不夠，我們還需要工程師、建築師與電腦科學專家；我們也需要小說家、詩人、神學家甚至歷史學家。由醫界意見主導造成人們普遍認為，老年問題是個人事務，主要與個人生活方式有關——最終交由你自己透過戒菸、運動等做法來維護。然而無論這些忠告有多正確，都不是國家討論在二十一世紀如何面對老年這樣的問題時唯一、也不是最好的出發點。這種思維等於是某種程度退回到一個世紀前，那時老年化還沒成為社會議題，那時長者被視為應該要尋求智慧與虔誠。
許多老年的問題根本無法從個人層次獲得解決。內戰、洪水、疫情與熱浪：二十一世紀的生活充滿災難，對老年人來說尤其致命。在疾病爆發或環境災害發生後，擠滿太平間的是老年人。當美國政策制定者與大眾持續反思新冠疫情的影響時，很重要的是要牢記，到底逝去的是哪些人。超過七十五％的新冠疫情死亡病例發生在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當時該年齡組群僅占美國總人口的十七％）。療養院的死亡人數更是驚人。其中有十四個州，光是二○二○年，療養院的死亡人數超過十％。
長者的生存保障也面對日益嚴重的威脅。除非有重大改革，社會保障將在二○三○年代面臨財政危機，導致給付縮減，這對數百萬人的經濟將造成毀滅性衝擊。即使危機沒有爆發，許多老年人的處境也很不安穩，約莫三分之一的美國長者經濟上缺乏保障，也就是他們的生活水準雖高於聯邦貧窮線但不到兩倍。超過一半的黑人與西語裔長者，都處於這樣的情況。這樣的數據有可能更惡化，因為即將步入老年的這一代人，由於教育與住房成本過高，不太可能存下很多退休金。
由於本書所探究出的原因，過去半個世紀對於老年相關問題的公共討論令人失望，政治上的行動亦然。一九三○到一九六○年代，聯邦政府創造出龐大的新老年政策架構，以及新的理念與研究計畫。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政策層面出現危機，「成功老化」的概念卻在私營部門蓬勃發展。而一九九○年之後，基本上維持不變（有少許重要轉變，後續會提及）。當討論老年議題時，輿論也一樣令人沮喪。許多觀察家採取浩劫警示的角度，不是憂心忡忡議論人口老化的「災難」，就是散播「人口爆炸」的恐慌。二○二一年，商業部長警告，老年化問題會為國家帶來「重擊」。每當有老年政策方面的社論發出，都不可避免的呼籲美國長者延長工作年限、更加努力，以維持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財政償付能力。無論那樣的做法對這兩項制度是否真有必要，這種論點都對威脅吞噬未來老年人的安全危機來說，是貧乏，甚至荒唐的回應。或許更糟的是，這種型態的主張已經存在至今已經半個世紀，卻對長者或年輕人完全沒有任何助益，除了讓全國性的討論陷入無盡恐懼與焦慮的循環之中，與這個國家正面臨的老老年化現實完全脫節。
無論對我們個人或國家而言，人口老化不必然就是個危機。不過如果我們不為它做好準備，找到更好的方式討論它或做出更好的行動，那必定會是個危機。把人口老化看成一個機會是可能的，也是必須的，想像一下長者只要意願，就有發展機會、能持續工作而非被迫這麼做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老年是一段經濟無虞的健康退休生活時光，而不是充滿焦慮與恐懼的日子。想像一個世界，長者能獲得訓練有素、薪資合理的居家健康助理，幫助他們在必須入住療養院之前能居家養老，減輕他們與子女的負擔。想像一個世界，療養院不是逐利的惡夢工廠，而是安全又合規的場所，擁有受良好培訓、報酬合理的護理人員。這個世界能為數百萬長者，以及數百萬照顧他們的人都提供充分保障。如同灰豹組織領導人瑪姬．庫恩很久以前所說的，這樣的地方不僅對美國長者有利，深愛這些長輩的中年人也會受益。那對數百萬從事照顧工作的人有利，而數百萬較為年輕的身心障礙者也會因這種照顧品質的改善而獲益。同時這對所有還不到六十五歲、希望對年老有正面期待的人來說，都是好事。
那是個值得奮鬥世界，也是值得賴以終老的世界。只要我們的社會願意付出時間與資本去打造，這樣的世界就能實現。許多人在過去一個世紀付出心力要把我們帶向那裡，我們看見許多運動人士把老年與民權連結起來；也看見有人為身心障礙者及療養院的監管問題而奮鬥；我們看見有人把老年與環保議題結合，尋求更綠色、更環境友善的老年生活。我們也看見運動人士推動居家健康助理，以及更穩定的照顧工作環境；我們看見很多人與運動敦促聯邦政府採取行動。這些都令人振奮；我們打造協調一致、更有前瞻性的老年政策所需的工具，就在過去，唾手可得。接著，在結束這本書之前，我想汲取一些過去的經驗，來指引我們未來的行動，並將它們放在一九九○年以後所謂的「老年」已經改變這樣的背景下來考量。第一個重要的經驗就是，即使是（或者說特別是）老年政策，「社會運動」也是很重要的。在我的人生中，社會運動一直被認為是年輕人的現象。然而，從歷史上來看，並非如此。當長者以老年人的身分動員起來時，曾迫使政治人物採取行動，改變了老年政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一九三○年代，當數百萬美國長者因為湯森為他們爭取優渥退休金而動員，這個計畫雖未實現，卻成功把老年退休金議題帶進政治版圖。社會保障制度的成功，本身使得長者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他們有奮鬥的目標了，也有時間與資源付諸行動。一九六○年醫療保險制度的通過，則歸功於工會運動以及全國資深公民委員會的積極行動。在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灰豹組織與全國黑人高齡者委員會要求，美國人以更跨領域與更激進方式來思考老年問題。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
一項成功的社會運動需要某種「凝聚力」來動員群眾。因此，從本書的探討所獲得的第二個重要的經驗就是，當有一群人被認定為「年老」，並願意圍繞這樣的身分而組織起來時，老年政策就會有所進展。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都是政策制定者與老年運動人士在那樣的理念下催生的。社會保障的設計是為了幫助六十五歲以上貧窮的「老人」；醫療保險的設計則是為了幫助「資深公民」，這是指六十五歲以上，沒有健康保險卻有醫療保健需求的人。這些用詞過去半個世紀已經逐漸式微，六十五歲以上人口是有共同利益團體的想法也逐漸消失。新的用詞是「長者」，這說法之所以廣泛使用，是因為它淡化了貶抑意味，同時也不再指稱一個明確、特定的人口群體。
這種用詞上的轉變反映了老年政策進步的停滯。在「長者」的時期，美國政治文化喪失了在老年議題上進行有意義對話的能力。如果在一九六○年代一個流行病讓數十萬資深公民喪命，勢必會引發群眾以此名義發出怒吼，並敦促政府採取立法行動。在新冠疫情時期，並未發生這樣的事，至少有一個原因在於「老年」這個身分類別已經逐漸消失了。即使存在，也被推到生命階段的越來越後期。如果一個人的年齡只取決於自身感受，那麼真正的老年人會是那些「感覺」自己老了的人——通常是生病或體弱的人。二○一八年，AARP發表了一篇關於年齡歧視的部落格文章，宣稱「老年人」這個詞「並不酷」。「請把這個詞留給超過九十五歲的人吧！」這句話雖然有玩笑意味，但實際反映了一九八○年代以來日益增長的新觀念。如同一位老年醫學家所寫到，我們習慣視健康的長者為中年人，把「老年」留給那些「生病、殘疾，甚或是生命垂危的人」。而如果我們把老年的身分只局限在最弱勢的那些人，那麼政策制定者會將老年問題視為不重要的事項就不足為奇了。
用稍微不同的方式來闡述本書第二個重要的經驗：長者可能需要重新被定義為老年人，意識到他們實際上彼此之間確實有一些重要的共同點。第三個經驗就是，事情不會、也不應該以過去那樣的方式發展。先前老年身分的塑造基礎並不完整，主要排除了有色人種以及身心障礙者，而且也都建立在過時的、以男性為中心的生命歷程概念上，把老年與六十多歲「退休」或者退出勞動市場的人結合在一起。從老鷹兄弟會、湯森運動、全國資深公民委員會到AARP的每一步來說，都是如此。但也出現過替代方案，像是前奴隸互助、補助與退休金協會，但他們的倡議受到壓制或忽略，甚或兩者兼而有之。
新版本的美國長者身分定位必須更加包容。畢竟，未來老年人的面貌會比過去更多元。最大的改變會是西語裔美國人，他們在一九八○年的人口普查中，有七十萬人，占六十五歲以上人口中的二．五％。當時整體來說，西語裔人口主要是新移民，平均年齡為二十三歲，比白人平均年齡年輕了七歲。當然那些年輕移民會逐漸變老，並改變美國長者口的組成結構。到二○一九年，長者之中西語裔會增加到九％，而二○六○年則預估會成長到二十一％。未來任何老年政策若需要具有連貫性都必須關注這個族群，他們的需求跟白人及黑人都不盡相同。一九八○到一九九○年代，黑人長者與白人長者的貧窮率下降了，但西語裔老年人的貧窮情況卻未改善，因為他們比其他族群更不可能獲得社會保障。
正如任何二十一世紀的老年運動想要名符其實，都必須顧慮種族的多元性，它也必須把身心障礙者納入考量。這個人口數十年來逐漸擴增，未來還會持續成長。二○二三到二○五○年，八十五歲以上的人口預估會成長三倍。在一個前所未有富裕與高度發展的國家中，這群人卻被忽視；在每個城鎮、每處街頭巷尾，體弱老人（通常都患有失智症）都正勉力應付自己的需求。為了在這個似乎有意剝奪他們的社會上，維持有尊嚴的基本生活，他們自己與家庭的積蓄被耗盡。每天都有近乎三百萬人的日常基本活動需要他人輔助，但卻無法獲得協助。除了那些明顯的案例之外，二○二○年，數百萬美國長者（約有四十％）表明，他們走路或爬樓梯有困難。如果一個新的長者類別被定義出來，應該要認可身心障礙者並不是特殊類別，當然更不需要害怕他們。
此外，大多數美國老年政策的制定，都將身心障礙者排除在外。倡議者數十年來努力改善長者的形象——讓他們顯得比大家認為的更健康、有魅力而且充滿活力。這或許有一定道理，但改善年老者的形象有個代價，就是創造出新的排斥機制來達到目標：在AARP國度，五十五歲到七十多歲的健康老人被歸類為「長者」，或是「年輕老人」，而七十五歲被重新歸類為「體弱老人」或是「老老人」。試想，多少人會說出「等我老成那樣時，我希望你直接把我槍斃。」這種話，而這種駭人聽聞的說法甚至獲得學術的支持：二○一四年，生物倫理學家伊齊基爾．伊曼紐爾（Ezekiel Emmanuel）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發表了一篇文章解釋說，他寧願在七十五歲就死去，也不願忍受殘疾與衰退的屈辱。
照顧人員也一直都被老年運動排除在外。老年倡議者很少參與照顧老人的居家健康工作者與護理人員的勞工抗爭運動。國會內外的討論經常只放在老人虐待的問題上。儘管這樣的問題確實存在，但這卻是把已受剝削的照顧勞動者定位成威脅而非盟友。家庭成員還是擔負體弱老人的主要照顧工作，不過居家健康照顧產業也急速成長。一九五○到一九六○年代，像愛倫．溫斯頓這類的倡議者，就希望大規模推展居家健康照顧服務，以便老年人不用進入療養院。雖然已經半個世紀過去，不過那樣的事情確實發生了——只不過或許不是愛倫．溫斯頓希望的那樣。她呼籲將妥善監管、國家提供的照顧納入國家福利體系。然而，取而代之的卻監管鬆散、由私營企業提供的服務，有時是自費，有時由醫療保險或醫療援助來給付。一九九○到一九九七年，居家健康照顧的公共支出成長驚人，從每年二十％的五十億美元，成長到一百八十億美元；整個二十一世紀，居家健康照顧一直是美國經濟中成長最大的產業之一。這些成長就跟療養院行業一樣，很多都是由連鎖企業所帶動的。而也跟那個行業一樣，許多工作都是低薪、沒有工會，並由有色人種女性擔任，其中許多都是來自全球南方的移民。這些女性的酬勞經常是私下支付，使得她們無法加入社會保障，未來年老有需要時，也將無法領取福利。
雖然長期照顧產業已經有所演進，但運作方式基本上還是跟溫斯頓時期一樣，改變不大。一樣監管不力、依賴低薪勞工，並缺乏職業發展前景。部分原因在於，這些照顧勞動人口一直都不受重視、薪資過低，是很小的族群。這個產業的人力始終短缺，流動率極高是常態，完全跟一九八○年時一樣。這種情況帶來了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人道代價。新冠疫情爆發之後的研究顯示，品質低劣的療養院，確實有更多人死亡，因為他們缺乏技術與人力對院民做檢測，隔離確診者。其他近期研究則顯示，移民增加可以改善病患照顧品質，這也意味著近年來高張的反移民政策，對老年人的照顧會帶來負面的衝擊。
主流的老年運動歷來都把這些群體邊緣化，包含了有色人種、身心障礙者與照顧工作者。這在政治上與道德上都十分不利，也掩蓋了這些群體之間的重疊性。二○一一年，有人類學家訪問了洛杉磯一名七十八歲的菲利賓裔婦人蕾蒂（Letty），她從事老年照顧工作已經數十年，但她無法退休，因為她的僱主沒有按規定幫她繳納社會保障稅，因此，她被迫繼續工作。尤其是她要負責照顧一名九十歲的老婦人，這對她來說很吃力（她曾因工作摔斷股骨）。像蕾蒂這樣的人在我們的老年人口中越來越普遍，而她們卻正是被老年運動排除在外的人。
我提供這些經驗，與其說是作為未來行動的藍圖，不如說是「慶賀與認可已經存在過的倡議工作」。而它仍在持續發生中，就在我寫這本書之際，酷兒老年、監獄老年、移民老年等，各種有意思又重要的倡議工作都正進行中。全國各地的護理師與長期照顧工作者正在籌組工會。當我們這個多元化的國家邁向老年化，或許我們也正處在新的老年運動的風口浪尖，在這場運動中我們可以為了自己以及下一代，重新定義，在二十一世紀什麼是老年，以及怎樣算是美好的晚年。最後，我不想對老年運動新的前景進行詳細的探討，我想將注意力轉向老年運動如何與二十一世紀兩個最重要的挑戰相結合：環境危機與照顧危機。
跟人口老化一樣，氣候變遷也是下一個世紀人類活動無法逃避的背景。這兩者看似是不同的議題，實則不然。首先，如我們所見，老年人的身體處於環境災難的最前線。其次，當人口老化，我們的應對措施有多仰賴碳密集方式，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結果。在許多方面，迄今仍依賴大量的碳——還記得過去，有多強調讓資深公民擁有汽車與獨居住房嗎？同時有一條環保的線索也貫穿這本書，即使不是受到嚴格意義上的環保主義的驅動，許多面對老年議題的方法，都尋求降低消費、多親近大自然。一九五○到一九六○年代，老年被想像成一個生活簡樸的人生階段。人們經常認為退休意味著會縮小生活規模，要不是住拖車，就是集體共居。甚至退休社區有時也採取了環保方案：海豹灣休閒世界就以其三輪車出名。許多老年人也被鼓勵從事園藝活動，既可產出食物，也美化環境。老人中心運動的創新者之一的歐嘉．瑪達爾，她同時也是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娛樂部主任，她便設想出新的休閒形式，可以讓世界跟自我都更美好。她在一九六八年曾主張，「休閒不只是消費別人的貢獻，」休閒也是創造這個世界——當涉及大自然的世界，那就是保護它。對她而言，休閒主要是發生在外面的事，所以她鼓勵UAW（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成員，不論是老年人或年輕人都要多多善用戶外環境，去露營，並保護她所謂的「我們的生活環境。」
在美國，越來越多老年人參與到這些議題中。美國最著名的氣候運動家之一的比爾．麥吉本（Bill McKibben）就在延續這個思維。二○二○年，他年屆六十，他與人共創了一個「第三行動」（Third Act）的運動。他的觀點是，美國長者對環境肩負重責大任，因為在他們過去人生階段碳排放量激增，因此他們也有責任解決這項問題。從歷史層面來說，這個運動很意思的地方在於，它試圖把老年人的身分認同建立在歷史經驗與責任上，而不是年齡與生理需求上。麥吉本解釋，「六十歲以上的人，可能比幾乎任何人都更能深刻感受到一切的變化有多大。」當然，他也很清楚知道，並非該年齡族群對碳排放都負有相同責任。儘管如此，「第三行動」提供了基於年齡的行動主義模式，這種模式並不依賴對老年人做出歧視性描述。
就跟過去一樣，未來有環境意識的老年生活，將不會單純因為環境因素而發生。試想至關重要的住房議題，在二次戰後，老年人不應該跟年輕家人同住的共識崛起，多代同堂已經成為一種過去落伍的遺風。結果數百萬老年人獨居在郊區獨棟住宅中。這帶來可觀的碳成本（用於保持房內的溫暖或涼爽，出門往返的交通）。然而這樣的趨勢似乎正在逆轉。一九七一到二○二一年，與成年子女組成多代家庭的比率，從七％增長了超過一倍，到達十八％。在住房成本暴漲與兒童托育昂貴的時代，對數百萬家庭來說，這樣的安排很合理。事實上，多代家庭比單親家庭陷入貧窮的可能性更小。這種安排有時會是多代同住一個屋簷下；有時也會建構出所謂的「長輩套房」〔granny units，或者專業術語稱為附屬住宅單元（accessory dwelling units， ADU）〕。當然，這種ADU有時也會用作出租盈利，但許多ADU被拿來安置年邁父母。最終結果是，它比其他方案都更具環保效益。
把祖父母安排在身邊，是解決第二種危機的方案，這是我最後想更深入探討的危機：照顧危機。照顧可被廣泛理解為重啟與維持我們的社會生活所需的活動，無論是有償或無償。目前的照顧危機不僅限於老年照顧，也包含兒童照顧、身心障礙者照顧，甚至涵蓋整個教育與醫療體系。這些體系都瀕臨崩貴的邊緣。教師、居家健康助理與幼保人員工作環境惡劣，已經導致嚴重的缺工與士氣低落問題。新冠疫情則向所有關心這問題的人展現出，美國的照顧系統有多麼搖搖欲墜——以及它們如何仍然僅靠女性提供無償或報酬過低的勞動力支撐著。
本書先前提過的許多運動人士都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特別是為老年身心障礙者奔走的人。愛倫．溫斯頓就在北卡羅萊納州，發起了一個先驅的計畫，資助居家健康助理。她也帶領了一個居家健康工作者的全國性組織，遊說政府把居家健康助理納入醫療保險計畫中。布拉娜．特拉格則呼籲建立統一的聯邦基礎架構，資助並組織居家照顧工作。國會議員克勞德．佩柏與愛德華．羅伊巴爾，試圖讓這想法實現，甚至AARP也支持這項立法。一九七○到一九八○年代，瑪姬．庫恩與灰豹組織，積極參與抗爭，希望提高療養院的監管，並提供更好的薪資與工作環境給療養院的從業人員。安樂居的創辦人瑪麗-路易絲．安薩克與威廉．紀，利用醫療保險與醫療援助的經費，為移民社區的長者提供專門的照顧服務。
如果說今天還有誰延續這些人的精神，那必定是蒲艾真（Ai‑jen Poo），她是「跨代關懷」（Caring Across Generations）的創辦人。如同那些前輩，她也是國會聽證會的常客，努力制定立法，為高齡未來的經濟做好準備。蒲艾真本質上是名勞工組織者，關心數百萬從事照顧工作（包含兒童照顧、老年照顧等領域）的勞工權益與尊嚴。是這些人的努力，在維持我們這世界的生活條件。在她所著的《尊嚴年代》（The Age of Dignity，二○一五年）一書中，發想了一個她稱之為「照顧網格」（Care Grid）的概念，其中運用聯邦與各州政府的力量，建立一個薪資合理、訓練有素的居家照顧工作者的網絡，覆蓋全國，幫助老年人盡可能居家養老——這種做法比住在療養院更有尊嚴，同時還提供了數百萬個好工作的附帶好處。
麥吉本與蒲艾真都了解，真正解決老年、氣候與照顧等三大交織的問題，必須動用「聯邦政府的行動」。而這或許就是本書第四個經驗，草根運動人士與各種實驗性計畫十分重要，但缺乏國家積極的行動總是難以十足發揮作用。老人中心、輔助生活機構與營養計畫，毫無疑問都對老年人幫助很大，但這些措施要在具有社會保障所提供的收入保障背景下才能發揮作用。然而，那套制度在某些方面不夠平等，而且近年來也面臨財務危機。二十一世紀老年議題的一種人道對應方案，幾乎必然要對社會保障體制進行改革與擴展。事實上，一直都有立法草案：眾議院與參議院都有提案多年但未獲決議機會，也未曾成為優先立法事項。各種提案版本都有，涵蓋範圍有大有小，但在最理想的情況下，這些法案能修復並擴充該體系，提供更高的福利，並為照顧工作者提供更好的給付。
因此，當思考未來我們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