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問「誰丟失了中國？」
美中關係白皮書：無可奈何的供狀？
1949年8月5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還在返國途中，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美中關係白皮書》。白皮書是根據國家軍事部門、財政部、租借總署、白宮的檔案和其他官方記錄作出的「完全之分析」，長達千餘頁，包括四百餘頁的正文和六百餘頁的附錄，內容特別著重1944至1949年期間的美國對華政策，旨在說明中國國民政府的迅速失敗源於自身的腐敗無能，而非美國政府的援助不足。與白皮書同時發表的是國務卿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信，該信長達七千餘字，簡明扼要地回顧了中國自20世紀初以來的革命性變化、國共兩黨之爭所導致的國家分裂、日本入侵引發的中國抵抗力量的部分癱瘓和愈加嚴重的內部爭權，提綱挈領地概述了美中關係的歷史演變和美國對華政策的各種基本原則，尤其是強調了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的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的政策對於美中關係的奠基性意義。
艾奇遜坦承白皮書是「關於一個偉大的國家一生最不愉快的時期中極端複雜的問題的坦白記錄」，其中重點闡述了美國戰後對華政策的三種抉擇：1、完全不介入中國事務；2、大規模地在軍事方面加以干涉；3、援助國民黨，盡可能廣泛確立其在中國的權力，同時努力使國共雙方妥協，以避免內戰。艾奇遜認為，在這三個政策途徑上，第一途徑有違美國的國際責任和對華傳統的友好政策，第二途徑完全不能實行，美國只能在第三途徑上，力圖促使國民政府在趨於穩定並沿著民主道路進步的條件下，使中國得到和平，同時協助國民政府在中國盡可能廣大的地區裡建立其權威。但是，這一政策途徑受阻於國共兩黨「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而始終不能暢行，相反，卻因為兩黨間時斷時續達二十年之久的內爭和領袖個人間的深刻怨恨與無法調和的歧異，「以致使達到協議成為不可能」。艾奇遜試圖向總統，同時也是向美國人民證明，中國國民政府迅速失敗的原因不是美援不充分造成的，美國政府以贈予和借貸的方式給予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的援助總數約達20億美元，這個數字在價值上等於中國政府金錢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1948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美國供給中國軍隊的軍需品之大部分，因為國民黨領袖們在軍事上之愚昧，他們的叛變投降和他們部隊之喪失鬥志，而落入中共手中。正是基於對中國國民政府的腐敗指控，艾奇遜認為國民黨貌似強大的力量是軟弱的，他們的勝利是建立在沙丘之上，最終失去對中國大陸的統治權是必然的事情：
「它的領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危機已經證明是無力應付的。它的部隊已經喪失了鬥志，它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共產黨則通過一種嚴酷的紀律和瘋狂的熱忱，企圖使人民相信他們實為人民的保護者和解放者。國民黨的部隊已無需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們已自行瓦解。歷史一再證明，一個對自己失去信心的政權和一個沒有士氣的軍隊，是經不起戰鬥的考驗的。」
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美中關係白皮書》和艾奇遜國務卿致杜魯門總統的信，儘管字裡行間充滿著對國民黨政權的強烈不滿，以及從人民支持的角度對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予以某種程度的認可，但是，這兩個文件仍然招致了來自中共方面的猛烈攻擊。1949年8月8日至12日，新華社在其編輯出版的《參考消息》上翻譯刊登了白皮書整整8章的摘要和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函的全文，新華社同時發表了由社長胡喬木撰寫並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的社論——〈無可奈何的供狀〉。文章認為：「白皮書是美國帝國主義反動政策在中國慘敗的史冊」，「美國帝國主義政府的任何白皮書，將只能無可奈何地判決自己的失敗，並且無可奈何地證實中國人民和各國革命人民的勝利」。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澤東連續發表五篇評論文章：〈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按照毛澤東著作編輯者的說法：「這些評論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批評了國內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幻想，並且對中國革命的發生和勝利的原因作了理論上的說明。」
中共對美國白皮書的激烈反應並未出乎美國人的預料，自從馬歇爾調停國共矛盾失敗以來，美國人日益認識到中共集團並非是他們以前想像的那樣，是一群鐵托式的民族主義者，而毋寧是完全聽命於莫斯科的共產主義戰士：具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對國民黨鬥爭毫不妥協，對美國調解不抱幻想。馬歇爾的使華記錄專門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態度」，認為中共與美國的好景不長的「蜜月」在1946年6月便終止了，隨後就是「在我使華期間中國共產黨在宣傳上對美國的猛烈攻擊」；到了9月，中共發動了針對馬歇爾本人的宣傳攻勢，譴責他的調停工作是為華盛頓「裝點門面」；即使中共在私下裡對馬歇爾的調解努力表示信任時，「來自延安的公開攻擊卻持續不斷」；中共攻擊美國在10月達到高潮，就美軍撤離中國一事發動了「美國滾出中國」的宣傳戰。馬歇爾在該年12月終於意識到，中國共產黨並不希望美國在華調解，毛在12月31日發表的新年文告中明確提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美國被說成是已經代替了德、意、日法西斯地位而成了世界性的侵略者和全人類的公敵，而民主則被說成是蘇聯的同義詞，是一切國家希望把人類從壓迫和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同義詞。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馬歇爾不再對國共和平談判抱有希望，他在離開中國之際首先考慮到的是，一旦國民黨在與共產黨的戰爭中失敗—實際上他在內心中已經認定國民黨必然失敗，美國政府必須向美國人民解釋中國時局發生巨大變化的內在原因。用他向杜魯門總統報告中的話來說：在回國後發表一項坦率的聲明，聲明既要「嚴重地削弱（如果不是摧毀）反動分子在國民政府內的權勢，並使自由派分子上升到控制地位」，同時，「還可以有條件以一種足以削弱中國共產黨地位的方式為他們反美的歪曲和惡意宣傳描繪一幅真實的圖景而給美中兩國視聽被弄混淆了的人民以某種開導。」因此，馬歇爾的使華報告可以被視為是兩年後發表的美國關於美中關係白皮書的初稿，兩者都旨在向美國人民說明，國共政治和軍事力量的逆轉完全是源於國民黨自身的腐敗和共產黨拒絕和平，與美國軍事援助不足無關。艾奇遜在1950年1月12日發表了題為「中國的危機—對於美國政策的審查」的演講，在這個被人稱之為「艾奇遜國務卿歷來所發表的一篇最卓越而又最引起爭論的講話」中，他主要是試圖駁斥共和黨籍參議員塔夫脫的如下指責：國務院已「受一個左翼集團的支配，這個集團顯然要把蔣一腳踢開，至少是願意為此目的而把中國交給共產黨人。」艾奇遜完全不能接受這種指責，他認為「有許多人被中國發生的事件弄得迷惑不解，未能瞭解這種背景，探索奧秘的原因，而責怪美國把事情搞糟了。」他為此強調白皮書的基本結論：把美國「失去」中國「歸咎於外援不足，完全是錯估了中國事態的發展和有關的各種力量的性質。」蔣介石政府不是被「優勢的武力所推翻」，「蔣擁有中國歷史上任何統治者都未曾有過的最大的軍事力量，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和經濟援助」，他的失敗是因為共產黨擁有比國民黨更強大的精神力量。杜魯門總統完全同意國務卿的這個判斷，他認為腐敗的國民黨政府是中國災難的原因，他告訴「杜魯門主義」的積極推手、參議員阿瑟．范登堡說：「我們選中了一匹壞馬。」
美中關係白皮書：無可奈何的供狀？
1949年8月5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還在返國途中，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美中關係白皮書》。白皮書是根據國家軍事部門、財政部、租借總署、白宮的檔案和其他官方記錄作出的「完全之分析」，長達千餘頁，包括四百餘頁的正文和六百餘頁的附錄，內容特別著重1944至1949年期間的美國對華政策，旨在說明中國國民政府的迅速失敗源於自身的腐敗無能，而非美國政府的援助不足。與白皮書同時發表的是國務卿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信，該信長達七千餘字，簡明扼要地回顧了中國自20世紀初以來的革命性變化、國共兩黨之爭所導致的國家分裂、日本入侵引發的中國抵抗力量的部分癱瘓和愈加嚴重的內部爭權，提綱挈領地概述了美中關係的歷史演變和美國對華政策的各種基本原則，尤其是強調了門戶開放主義、尊重中國的行政和領土的完整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的政策對於美中關係的奠基性意義。
艾奇遜坦承白皮書是「關於一個偉大的國家一生最不愉快的時期中極端複雜的問題的坦白記錄」，其中重點闡述了美國戰後對華政策的三種抉擇：1、完全不介入中國事務；2、大規模地在軍事方面加以干涉；3、援助國民黨，盡可能廣泛確立其在中國的權力，同時努力使國共雙方妥協，以避免內戰。艾奇遜認為，在這三個政策途徑上，第一途徑有違美國的國際責任和對華傳統的友好政策，第二途徑完全不能實行，美國只能在第三途徑上，力圖促使國民政府在趨於穩定並沿著民主道路進步的條件下，使中國得到和平，同時協助國民政府在中國盡可能廣大的地區裡建立其權威。但是，這一政策途徑受阻於國共兩黨「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而始終不能暢行，相反，卻因為兩黨間時斷時續達二十年之久的內爭和領袖個人間的深刻怨恨與無法調和的歧異，「以致使達到協議成為不可能」。艾奇遜試圖向總統，同時也是向美國人民證明，中國國民政府迅速失敗的原因不是美援不充分造成的，美國政府以贈予和借貸的方式給予國民政府統治下的中國的援助總數約達20億美元，這個數字在價值上等於中國政府金錢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1948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美國供給中國軍隊的軍需品之大部分，因為國民黨領袖們在軍事上之愚昧，他們的叛變投降和他們部隊之喪失鬥志，而落入中共手中。正是基於對中國國民政府的腐敗指控，艾奇遜認為國民黨貌似強大的力量是軟弱的，他們的勝利是建立在沙丘之上，最終失去對中國大陸的統治權是必然的事情：
「它的領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危機已經證明是無力應付的。它的部隊已經喪失了鬥志，它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共產黨則通過一種嚴酷的紀律和瘋狂的熱忱，企圖使人民相信他們實為人民的保護者和解放者。國民黨的部隊已無需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們已自行瓦解。歷史一再證明，一個對自己失去信心的政權和一個沒有士氣的軍隊，是經不起戰鬥的考驗的。」
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美中關係白皮書》和艾奇遜國務卿致杜魯門總統的信，儘管字裡行間充滿著對國民黨政權的強烈不滿，以及從人民支持的角度對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予以某種程度的認可，但是，這兩個文件仍然招致了來自中共方面的猛烈攻擊。1949年8月8日至12日，新華社在其編輯出版的《參考消息》上翻譯刊登了白皮書整整8章的摘要和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函的全文，新華社同時發表了由社長胡喬木撰寫並經毛澤東親自修改的社論——〈無可奈何的供狀〉。文章認為：「白皮書是美國帝國主義反動政策在中國慘敗的史冊」，「美國帝國主義政府的任何白皮書，將只能無可奈何地判決自己的失敗，並且無可奈何地證實中國人民和各國革命人民的勝利」。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澤東連續發表五篇評論文章：〈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按照毛澤東著作編輯者的說法：「這些評論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批評了國內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幻想，並且對中國革命的發生和勝利的原因作了理論上的說明。」
中共對美國白皮書的激烈反應並未出乎美國人的預料，自從馬歇爾調停國共矛盾失敗以來，美國人日益認識到中共集團並非是他們以前想像的那樣，是一群鐵托式的民族主義者，而毋寧是完全聽命於莫斯科的共產主義戰士：具有堅定的政治信仰，對國民黨鬥爭毫不妥協，對美國調解不抱幻想。馬歇爾的使華記錄專門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對美國的態度」，認為中共與美國的好景不長的「蜜月」在1946年6月便終止了，隨後就是「在我使華期間中國共產黨在宣傳上對美國的猛烈攻擊」；到了9月，中共發動了針對馬歇爾本人的宣傳攻勢，譴責他的調停工作是為華盛頓「裝點門面」；即使中共在私下裡對馬歇爾的調解努力表示信任時，「來自延安的公開攻擊卻持續不斷」；中共攻擊美國在10月達到高潮，就美軍撤離中國一事發動了「美國滾出中國」的宣傳戰。馬歇爾在該年12月終於意識到，中國共產黨並不希望美國在華調解，毛在12月31日發表的新年文告中明確提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美國被說成是已經代替了德、意、日法西斯地位而成了世界性的侵略者和全人類的公敵，而民主則被說成是蘇聯的同義詞，是一切國家希望把人類從壓迫和帝國主義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同義詞。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馬歇爾不再對國共和平談判抱有希望，他在離開中國之際首先考慮到的是，一旦國民黨在與共產黨的戰爭中失敗—實際上他在內心中已經認定國民黨必然失敗，美國政府必須向美國人民解釋中國時局發生巨大變化的內在原因。用他向杜魯門總統報告中的話來說：在回國後發表一項坦率的聲明，聲明既要「嚴重地削弱（如果不是摧毀）反動分子在國民政府內的權勢，並使自由派分子上升到控制地位」，同時，「還可以有條件以一種足以削弱中國共產黨地位的方式為他們反美的歪曲和惡意宣傳描繪一幅真實的圖景而給美中兩國視聽被弄混淆了的人民以某種開導。」因此，馬歇爾的使華報告可以被視為是兩年後發表的美國關於美中關係白皮書的初稿，兩者都旨在向美國人民說明，國共政治和軍事力量的逆轉完全是源於國民黨自身的腐敗和共產黨拒絕和平，與美國軍事援助不足無關。艾奇遜在1950年1月12日發表了題為「中國的危機—對於美國政策的審查」的演講，在這個被人稱之為「艾奇遜國務卿歷來所發表的一篇最卓越而又最引起爭論的講話」中，他主要是試圖駁斥共和黨籍參議員塔夫脫的如下指責：國務院已「受一個左翼集團的支配，這個集團顯然要把蔣一腳踢開，至少是願意為此目的而把中國交給共產黨人。」艾奇遜完全不能接受這種指責，他認為「有許多人被中國發生的事件弄得迷惑不解，未能瞭解這種背景，探索奧秘的原因，而責怪美國把事情搞糟了。」他為此強調白皮書的基本結論：把美國「失去」中國「歸咎於外援不足，完全是錯估了中國事態的發展和有關的各種力量的性質。」蔣介石政府不是被「優勢的武力所推翻」，「蔣擁有中國歷史上任何統治者都未曾有過的最大的軍事力量，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和經濟援助」，他的失敗是因為共產黨擁有比國民黨更強大的精神力量。杜魯門總統完全同意國務卿的這個判斷，他認為腐敗的國民黨政府是中國災難的原因，他告訴「杜魯門主義」的積極推手、參議員阿瑟．范登堡說：「我們選中了一匹壞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