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覺得，乾脆來寫回憶錄，是在我對小說的虛構性產生越來越多問題的時候。
我一向自詡為小說作者，對回憶錄充滿了懷疑。讓我這麼說吧：在我心中，小說與回憶錄的差別只有一點，那就是「真實」。回憶錄作者寫的東西是在他們認知中真正發生過的事情，「真實」是他們的職業中心德目，只能寫對自己為真之事。如果做不到，也就是說，他在回憶錄裡撒謊了，或加入了一些想像的情節，便等同於背棄了回憶錄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唯一約定，那他的回憶錄就是失敗的。讀者不應該主動幫他把回憶錄讀成小說，他更不會因此成為小說家，他只是一個下流的回憶錄作者。
小說用各式技巧將發生過的跟沒發生過的兩坨麵糰揉成一坨，小說家不必回答有關小說真實性的問題，而問小說家作品是否為真的人將受到永世無法領略小說之美好的嚴厲懲罰。
寫回憶錄是一筆與惡魔的交易，它依賴個人魅力與天份。這裡的天份指的是你的命運，那些已經發生的事。所以人們有個錯覺，總以為回憶錄是名人或老人在寫的，因為老人命長，發生過的事多，而名人通常富有個人魅力。但只要你不在乎有沒有讀者，任何人都可以寫回憶錄（其實不在乎有沒有讀者的話，寫什麼都可以）。
小說家歐康納說：「任何熬過童年的人都有足夠支撐他後半輩子的人生素材。」從這角度看，回憶錄作者不需要也無法精進自己，唯一的條件大概是記憶力要好一點罷了。
我已經不記得我什麼時候開始寫〈不知道的人搖著他咚咚發響的頭〉這篇小說了。寫到現在文字檔案上顯示是8328字，差不多是15張A4紙的長度，印成書大概就是一本建案宣傳手冊。我會寫這麼慢的原因是我對自己偷渡進角色內心這事戒慎恐懼。寫到約莫5000字開始，我知道主角72.63%的經驗是我，寫到10000字，主角說話的口氣，對事物的反應，敘事者選擇看見的，忽略的，全部都是我。好不容易寫到快40000字，某次重讀後我突然決定角色如果是獨立的話，他的內心是無法得知的，於是我把「他覺得」、「他心想」、「他決定」、「他希望」、「他知道」等句子全數刪除，然後我刪去了「應該」、「了解」、「故意」、「不由自主」等詞後面的段落，接著我刪去了所有全知敘事者的部分，再來我刪掉明白的譬喻，最後我連「愚蠢」、「無聊」、「心動」、「忠實」等詞都刪了，並考慮是否要刪掉小說名裡的「不知道」三字。小說晃晃剩不到四分之一，到現在我已經呈現放棄的狀態，整篇小說越看越厭煩，像在看一個屁也不吭一聲的實況主，人生24小時直播。他起床，他坐在桌子前，他舉起筷子，他對鏡子眨眼睛，他在睡覺時喊個了「幹」字，老實說，小說很難看。
我不確定自己的人生是否比他有趣，但我覺得那小說家說的話很有道理：任何熬過童年的人都有可以寫一輩子的東西。我還是想完成那篇小說，我只是有點疲乏，鎮日在人稱代名詞對故事視角的限制裡繞個不停，想要找到逃避寫自己故事的方法卻無解，我想從小說裡休息一下，於是我想，眼看我防堵自己滲入小說角色內心這事是要失敗了，不如來寫回憶錄，倒也還名正言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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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爸跟我媽離婚了。我爸媽離婚前一點跡象也沒有，從我有印象開始，他們兩人總是有說有笑。只有幾次我晚上從房間出來看見我爸跟我媽坐在客廳裡，桌上攤著幾堆紙，我覺得家裡怪怪的，也說不上來到底是哪裡怪，那時我以為是電視沒有打開的關係。聽來很不可思議，但我得說，一次，到我爸媽跟我宣布他們離婚的那一刻前，我一次，一次都沒有看過他們吵架。
當時我有個同學叫周可儀，有時候她一早來上學臉部表情不太友善，我問她怎麼了，她會說出「我爸媽昨天吵架害我沒有睡好」這種大人得要命的回答。哪一個四年級小學生會在乎自己有沒有睡好啊？沒睡好表示很晚睡，根本就是炫耀啊。我問她「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坐在房門口，確定我爸沒有殺掉我媽，到最後他們都去睡了我才敢去睡。」周可儀說。我則因為這種回答太超出我理解範圍而說不出話來。
後來有一次我到周可儀家，我們在她房間裡脫紙娃娃衣服時，聽到外面客廳傳來她爸的吼叫聲。周可儀爸爸整天都在家，她媽媽在隔壁自助餐店幫忙。周可儀這麼說—「幫忙」—好像她媽在家睡好吃飽電視看膩出去透氣時剛好遇到隔壁人家拜託她看個爐火翻個鍋鏟一樣。現在想起來，她媽的職業就是自助餐店廚師，而且還是一人養全家的工作。說到幫忙，真的該幫幫忙的是她爸吧。總之在她家如果剛好遇到她媽，我們就可以拿到幾個油膩膩的十元銅板去外面投飲料喝。
那天我們進到她家時，他爸坐在客廳的太師椅上，前面茶几上有一整片的啤酒罐，地上也有。我還沒說周爸爸好，周可儀就拉我進去她房間。沒多久外面便傳來吼叫聲，周可儀站起來好像想去把房門鎖起來，但她的門把整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拳頭大小的洞，可以直接看到外面。周可儀從地上撿起一隻夾娃娃機夾到的小豬布偶塞到那個門把洞裡，她爸媽的聲音瞬間變遠，但還是聽得清楚，因為門旁邊的牆板也破了一個洞。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別人的爸媽吵架。別人爸媽吵架這事你常聽說，但要遇上簡直像目睹海龜產卵一樣稀奇，大人都關起門來吵，你通常只聽過自己爸媽互吼，而我是連我爸媽吵架都沒見過。那天我第一次聽見周可儀爸媽吵架，周爸爸怒罵七個字的髒話最少三分鐘，到最後我覺得七字經加上句末的「咧」聽起來有點像唱歌。周媽媽則大喊「死死好了」、「膨肚短命」、「夭壽」，之後周媽媽一直尖叫，接著是砸重物的砰砰聲，我驚恐地看著周可儀，她對我聳聳肩，我心想：「以後你說啥我都信你了。」
我爸媽吵架跟周可儀爸媽不一樣，根據我爸媽的說法，他們不吵架，他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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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逼近真實，我認為回憶錄作者該具備的基本美德之一是告知。我必須把關於周可儀的段落拿給她過目，確定她對此沒有問題。問題是，我跟周可儀三四年級同班，五年級重新分班後我就再也沒見過她了。我小學唯一還有聯絡的朋友叫做徐文芳，她是我五六年級同班同學，說有聯絡也只是彼此加了臉書而已。我小學一個年級有十二班，因此徐文芳很可能根本不認識周可儀。
我丟了徐文芳一則訊息，問她認不認識周可儀。沒想到她很快回了：「不認識耶。」我想了想又問：「你有跟任何一個小學同學聯絡嗎？」她回：「沒有耶。」
臉書上大概有十個左右的「周可儀」，但沒有一個頭像長得像我印象中的周可儀。我給其中三個看起來有在活動的帳號傳了訊息：「你好，請問你是百工國小畢業的嗎？」突然螢幕上出現徐文芳回訊：「你呢？」我在回覆欄打上：「也沒有。」正要送出時，我靈光一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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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芳是我小學五六年級的同班同學，她家就住在我家對面，嚴格說來，應該說我家面對的是她家後門。她家是賣油漆的，她爸總蹲在後門用噴槍試漆，一走進我們那條巷子就可以聞到香蕉水配上噴槍「喀、嘶—」、「喀、喀、嘶—」的聲音。可想而知，我第一次知道賣油漆是個職業，就是從他們家開始。
當時我媽載我去買麵包的路上有一間油漆行，開在大路邊，招牌上寫著：「明星油漆行」。不知為何我一直認為那就是徐文芳她家前門，也不管「她家後門在我家對面，前門卻在我媽開車至少五分鐘才會經過的地方」這種事到底邏輯在哪裡。小學生的想像力經常建立在無知上，也不是全然的無知，大概是連連看找不到最好的答案時，退而求其次硬連的那種無知，這種無知出於一種求知的本能，有時頗富詩意。
在五年級跟徐文芳同班之前，我早認識她了。低年級的時候我們還滿常一起玩，但都是她來我家，她媽媽不喜歡我去她家。我很早就感覺出她媽媽不喜歡我。大人的敵意再明顯也不過，尤其當你是個小孩，他不用跟你客氣的時候。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徐文芳跟我很不一樣，她學鋼琴，便服日會穿洋裝。她的頭髮總是綁了很緊實的公主頭或馬尾，繫上蝴蝶結。總之就是露出整張臉，絕不會有頭髮掉到臉頰旁或額頭上。如今聽到有人講鵝蛋臉或雞蛋臉，我第一個想到就是小學時的徐文芳，那臉的形狀像顆「閱」章蓋在我腦袋裡「蛋臉」一詞上。小學有一陣子我畫的人臉都是先一個橢圓，然後在橢圓上半畫個麥當勞美人尖，畫的時候也是想到徐文芳。
徐文芳的鋼琴彈得很好，我打電話找她玩五次會有三次遇到她媽說：「今天不行，文芳要練琴。」後來我們漸漸不太一起玩了。
五年級第一天，我發現徐文芳跟我坐在同一個教室裡，她跟幾個女生坐在一起，，顯然是她前一年同班的朋友。我跟她揮了揮手，她假裝沒有看見。
升上五年級前的暑假，每天晚上睡前我都在告訴自己要改頭換面，不是外表的改頭換面，而是我不要再當三四年級的我。被女子團體討厭實在太辛苦了。四年級時班上好幾個女生組了一個叫「兒童會」的組織，薛美琪是會長，每節下課她們都到女生廁所開會，「兒童會」的存在宗旨只有一個，就是不讓我參加。一開始我還不斷問薛美琪為什麼，後來她們經過主題是如何有效將外掃區掃把擋在廁所門口防止我闖進去的五十次廁所會議後，在一張作業紙上洋洋灑灑寫了十點我不能參加的原因。老實說我現在只記得其中兩點，我記得總共有十點是因為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十大罪狀」一詞。
當天回家我跟我媽說我想轉學。我媽躺在床上，一手拿著菸，一手拿著報紙。她問：「為什麼？」「因為我同學不喜歡我。」我哭著說。
「搬家要錢，我們沒有錢。」我媽說。
聽我媽這麼一說我突然不哭了。從那天晚上開始，我睡覺前都在對自己說話，對一個我不知道是啥的對象說話，說了非常非常多的話，我對自己的信心達到一個空前的境地，沒有人可以幫我，改變只能靠我自己，一切外在的改變都要從今晚厚重的棉被捲裡我睜著雙眼握緊的雙手跟告解開始。
我可以先告訴你結果，以那個暑假為分水嶺，我五六年級的際遇跟三四年級有著一百八十度的不同。
五年級第一天，我突然變得比同學成熟，身高也多了十公分。導師開始在課堂上說我很幽默，當大人用「幽默」形容你時，你就跟同學分道揚鑣了。我感覺自己之於同學成了一種大姐姐般的存在，彷彿我是個被留下來念五年級的國中生，功課好是必然（畢竟這些她都學過了嘛），處事圓融是必然（就比較成熟啊），幽默是必然（大人的笑話只有大人聽得懂），成為二房東是必然（房東不在的時候房租都交給她），不成為箭靶是必然（你會去討厭夏令營裡的小隊輔嗎）。
我與徐文芳沒有同掛過，她有她自己的小圈圈，我沒有，我的圈圈是自己，也是全班，包含她的小圈圈。我不會打電話找她來我家玩，有時她不太確定回家作業是什麼的時候會打電話問我，偶爾看到她媽騎摩托車出去送貨時我會說「徐媽媽好」，她媽會對我微笑。她爸依然在後門用噴槍試漆，我一轉進巷子就可以看到巷底的柏油路面上閃著各種白銀青綠的反光。
升六年級的暑假，我媽第一次幫我報了夏令營，三天兩夜後，我在台北車站北三門前下遊覽車，我媽抓著我的手等紅綠燈過馬路時臉色凝重地說：「徐文芳媽媽死了。」
「蛤？」我說。
「今天早上，他騎摩托車被貨車撞到。」
「我剛要出門接你的時候，看到徐文芳坐在他家後門口，眼眶紅紅的。我問他他說爸爸去醫院了還沒回來。他好像還不知道。」
「那你怎麼知道？」
「李婉琪他媽媽打電話告訴我的。」
「李婉琪他媽怎麼知道？」
「菜市場精品店的阿茹告訴他的。」
聽到菜市場我就沒再問下去了，顯然整個一心里都知道了。
我一向自詡為小說作者，對回憶錄充滿了懷疑。讓我這麼說吧：在我心中，小說與回憶錄的差別只有一點，那就是「真實」。回憶錄作者寫的東西是在他們認知中真正發生過的事情，「真實」是他們的職業中心德目，只能寫對自己為真之事。如果做不到，也就是說，他在回憶錄裡撒謊了，或加入了一些想像的情節，便等同於背棄了回憶錄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唯一約定，那他的回憶錄就是失敗的。讀者不應該主動幫他把回憶錄讀成小說，他更不會因此成為小說家，他只是一個下流的回憶錄作者。
小說用各式技巧將發生過的跟沒發生過的兩坨麵糰揉成一坨，小說家不必回答有關小說真實性的問題，而問小說家作品是否為真的人將受到永世無法領略小說之美好的嚴厲懲罰。
寫回憶錄是一筆與惡魔的交易，它依賴個人魅力與天份。這裡的天份指的是你的命運，那些已經發生的事。所以人們有個錯覺，總以為回憶錄是名人或老人在寫的，因為老人命長，發生過的事多，而名人通常富有個人魅力。但只要你不在乎有沒有讀者，任何人都可以寫回憶錄（其實不在乎有沒有讀者的話，寫什麼都可以）。
小說家歐康納說：「任何熬過童年的人都有足夠支撐他後半輩子的人生素材。」從這角度看，回憶錄作者不需要也無法精進自己，唯一的條件大概是記憶力要好一點罷了。
我已經不記得我什麼時候開始寫〈不知道的人搖著他咚咚發響的頭〉這篇小說了。寫到現在文字檔案上顯示是8328字，差不多是15張A4紙的長度，印成書大概就是一本建案宣傳手冊。我會寫這麼慢的原因是我對自己偷渡進角色內心這事戒慎恐懼。寫到約莫5000字開始，我知道主角72.63%的經驗是我，寫到10000字，主角說話的口氣，對事物的反應，敘事者選擇看見的，忽略的，全部都是我。好不容易寫到快40000字，某次重讀後我突然決定角色如果是獨立的話，他的內心是無法得知的，於是我把「他覺得」、「他心想」、「他決定」、「他希望」、「他知道」等句子全數刪除，然後我刪去了「應該」、「了解」、「故意」、「不由自主」等詞後面的段落，接著我刪去了所有全知敘事者的部分，再來我刪掉明白的譬喻，最後我連「愚蠢」、「無聊」、「心動」、「忠實」等詞都刪了，並考慮是否要刪掉小說名裡的「不知道」三字。小說晃晃剩不到四分之一，到現在我已經呈現放棄的狀態，整篇小說越看越厭煩，像在看一個屁也不吭一聲的實況主，人生24小時直播。他起床，他坐在桌子前，他舉起筷子，他對鏡子眨眼睛，他在睡覺時喊個了「幹」字，老實說，小說很難看。
我不確定自己的人生是否比他有趣，但我覺得那小說家說的話很有道理：任何熬過童年的人都有可以寫一輩子的東西。我還是想完成那篇小說，我只是有點疲乏，鎮日在人稱代名詞對故事視角的限制裡繞個不停，想要找到逃避寫自己故事的方法卻無解，我想從小說裡休息一下，於是我想，眼看我防堵自己滲入小說角色內心這事是要失敗了，不如來寫回憶錄，倒也還名正言順。
◌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我爸跟我媽離婚了。我爸媽離婚前一點跡象也沒有，從我有印象開始，他們兩人總是有說有笑。只有幾次我晚上從房間出來看見我爸跟我媽坐在客廳裡，桌上攤著幾堆紙，我覺得家裡怪怪的，也說不上來到底是哪裡怪，那時我以為是電視沒有打開的關係。聽來很不可思議，但我得說，一次，到我爸媽跟我宣布他們離婚的那一刻前，我一次，一次都沒有看過他們吵架。
當時我有個同學叫周可儀，有時候她一早來上學臉部表情不太友善，我問她怎麼了，她會說出「我爸媽昨天吵架害我沒有睡好」這種大人得要命的回答。哪一個四年級小學生會在乎自己有沒有睡好啊？沒睡好表示很晚睡，根本就是炫耀啊。我問她「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坐在房門口，確定我爸沒有殺掉我媽，到最後他們都去睡了我才敢去睡。」周可儀說。我則因為這種回答太超出我理解範圍而說不出話來。
後來有一次我到周可儀家，我們在她房間裡脫紙娃娃衣服時，聽到外面客廳傳來她爸的吼叫聲。周可儀爸爸整天都在家，她媽媽在隔壁自助餐店幫忙。周可儀這麼說—「幫忙」—好像她媽在家睡好吃飽電視看膩出去透氣時剛好遇到隔壁人家拜託她看個爐火翻個鍋鏟一樣。現在想起來，她媽的職業就是自助餐店廚師，而且還是一人養全家的工作。說到幫忙，真的該幫幫忙的是她爸吧。總之在她家如果剛好遇到她媽，我們就可以拿到幾個油膩膩的十元銅板去外面投飲料喝。
那天我們進到她家時，他爸坐在客廳的太師椅上，前面茶几上有一整片的啤酒罐，地上也有。我還沒說周爸爸好，周可儀就拉我進去她房間。沒多久外面便傳來吼叫聲，周可儀站起來好像想去把房門鎖起來，但她的門把整個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拳頭大小的洞，可以直接看到外面。周可儀從地上撿起一隻夾娃娃機夾到的小豬布偶塞到那個門把洞裡，她爸媽的聲音瞬間變遠，但還是聽得清楚，因為門旁邊的牆板也破了一個洞。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別人的爸媽吵架。別人爸媽吵架這事你常聽說，但要遇上簡直像目睹海龜產卵一樣稀奇，大人都關起門來吵，你通常只聽過自己爸媽互吼，而我是連我爸媽吵架都沒見過。那天我第一次聽見周可儀爸媽吵架，周爸爸怒罵七個字的髒話最少三分鐘，到最後我覺得七字經加上句末的「咧」聽起來有點像唱歌。周媽媽則大喊「死死好了」、「膨肚短命」、「夭壽」，之後周媽媽一直尖叫，接著是砸重物的砰砰聲，我驚恐地看著周可儀，她對我聳聳肩，我心想：「以後你說啥我都信你了。」
我爸媽吵架跟周可儀爸媽不一樣，根據我爸媽的說法，他們不吵架，他們溝通。
◌
為了逼近真實，我認為回憶錄作者該具備的基本美德之一是告知。我必須把關於周可儀的段落拿給她過目，確定她對此沒有問題。問題是，我跟周可儀三四年級同班，五年級重新分班後我就再也沒見過她了。我小學唯一還有聯絡的朋友叫做徐文芳，她是我五六年級同班同學，說有聯絡也只是彼此加了臉書而已。我小學一個年級有十二班，因此徐文芳很可能根本不認識周可儀。
我丟了徐文芳一則訊息，問她認不認識周可儀。沒想到她很快回了：「不認識耶。」我想了想又問：「你有跟任何一個小學同學聯絡嗎？」她回：「沒有耶。」
臉書上大概有十個左右的「周可儀」，但沒有一個頭像長得像我印象中的周可儀。我給其中三個看起來有在活動的帳號傳了訊息：「你好，請問你是百工國小畢業的嗎？」突然螢幕上出現徐文芳回訊：「你呢？」我在回覆欄打上：「也沒有。」正要送出時，我靈光一閃。
◌
徐文芳是我小學五六年級的同班同學，她家就住在我家對面，嚴格說來，應該說我家面對的是她家後門。她家是賣油漆的，她爸總蹲在後門用噴槍試漆，一走進我們那條巷子就可以聞到香蕉水配上噴槍「喀、嘶—」、「喀、喀、嘶—」的聲音。可想而知，我第一次知道賣油漆是個職業，就是從他們家開始。
當時我媽載我去買麵包的路上有一間油漆行，開在大路邊，招牌上寫著：「明星油漆行」。不知為何我一直認為那就是徐文芳她家前門，也不管「她家後門在我家對面，前門卻在我媽開車至少五分鐘才會經過的地方」這種事到底邏輯在哪裡。小學生的想像力經常建立在無知上，也不是全然的無知，大概是連連看找不到最好的答案時，退而求其次硬連的那種無知，這種無知出於一種求知的本能，有時頗富詩意。
在五年級跟徐文芳同班之前，我早認識她了。低年級的時候我們還滿常一起玩，但都是她來我家，她媽媽不喜歡我去她家。我很早就感覺出她媽媽不喜歡我。大人的敵意再明顯也不過，尤其當你是個小孩，他不用跟你客氣的時候。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徐文芳跟我很不一樣，她學鋼琴，便服日會穿洋裝。她的頭髮總是綁了很緊實的公主頭或馬尾，繫上蝴蝶結。總之就是露出整張臉，絕不會有頭髮掉到臉頰旁或額頭上。如今聽到有人講鵝蛋臉或雞蛋臉，我第一個想到就是小學時的徐文芳，那臉的形狀像顆「閱」章蓋在我腦袋裡「蛋臉」一詞上。小學有一陣子我畫的人臉都是先一個橢圓，然後在橢圓上半畫個麥當勞美人尖，畫的時候也是想到徐文芳。
徐文芳的鋼琴彈得很好，我打電話找她玩五次會有三次遇到她媽說：「今天不行，文芳要練琴。」後來我們漸漸不太一起玩了。
五年級第一天，我發現徐文芳跟我坐在同一個教室裡，她跟幾個女生坐在一起，，顯然是她前一年同班的朋友。我跟她揮了揮手，她假裝沒有看見。
升上五年級前的暑假，每天晚上睡前我都在告訴自己要改頭換面，不是外表的改頭換面，而是我不要再當三四年級的我。被女子團體討厭實在太辛苦了。四年級時班上好幾個女生組了一個叫「兒童會」的組織，薛美琪是會長，每節下課她們都到女生廁所開會，「兒童會」的存在宗旨只有一個，就是不讓我參加。一開始我還不斷問薛美琪為什麼，後來她們經過主題是如何有效將外掃區掃把擋在廁所門口防止我闖進去的五十次廁所會議後，在一張作業紙上洋洋灑灑寫了十點我不能參加的原因。老實說我現在只記得其中兩點，我記得總共有十點是因為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十大罪狀」一詞。
當天回家我跟我媽說我想轉學。我媽躺在床上，一手拿著菸，一手拿著報紙。她問：「為什麼？」「因為我同學不喜歡我。」我哭著說。
「搬家要錢，我們沒有錢。」我媽說。
聽我媽這麼一說我突然不哭了。從那天晚上開始，我睡覺前都在對自己說話，對一個我不知道是啥的對象說話，說了非常非常多的話，我對自己的信心達到一個空前的境地，沒有人可以幫我，改變只能靠我自己，一切外在的改變都要從今晚厚重的棉被捲裡我睜著雙眼握緊的雙手跟告解開始。
我可以先告訴你結果，以那個暑假為分水嶺，我五六年級的際遇跟三四年級有著一百八十度的不同。
五年級第一天，我突然變得比同學成熟，身高也多了十公分。導師開始在課堂上說我很幽默，當大人用「幽默」形容你時，你就跟同學分道揚鑣了。我感覺自己之於同學成了一種大姐姐般的存在，彷彿我是個被留下來念五年級的國中生，功課好是必然（畢竟這些她都學過了嘛），處事圓融是必然（就比較成熟啊），幽默是必然（大人的笑話只有大人聽得懂），成為二房東是必然（房東不在的時候房租都交給她），不成為箭靶是必然（你會去討厭夏令營裡的小隊輔嗎）。
我與徐文芳沒有同掛過，她有她自己的小圈圈，我沒有，我的圈圈是自己，也是全班，包含她的小圈圈。我不會打電話找她來我家玩，有時她不太確定回家作業是什麼的時候會打電話問我，偶爾看到她媽騎摩托車出去送貨時我會說「徐媽媽好」，她媽會對我微笑。她爸依然在後門用噴槍試漆，我一轉進巷子就可以看到巷底的柏油路面上閃著各種白銀青綠的反光。
升六年級的暑假，我媽第一次幫我報了夏令營，三天兩夜後，我在台北車站北三門前下遊覽車，我媽抓著我的手等紅綠燈過馬路時臉色凝重地說：「徐文芳媽媽死了。」
「蛤？」我說。
「今天早上，他騎摩托車被貨車撞到。」
「我剛要出門接你的時候，看到徐文芳坐在他家後門口，眼眶紅紅的。我問他他說爸爸去醫院了還沒回來。他好像還不知道。」
「那你怎麼知道？」
「李婉琪他媽媽打電話告訴我的。」
「李婉琪他媽怎麼知道？」
「菜市場精品店的阿茹告訴他的。」
聽到菜市場我就沒再問下去了，顯然整個一心里都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