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協助經歷倦怠的專業人士去理解，真正讓他們痛苦的並非外在環境，而是他們對環境的感知，在那一刻，希望便開始浮現。當引導他們認識到，他們並非被強制徵召的囚徒，而是擁有選擇如何回應自己工作的權利時，改變就會悄然發生。
當他們意識到：自己並非身處真正的危險之中，而只是「感知到」威脅時，便能開始調節自律神經系統，逐步中斷本能性的威脅反應。一旦這些調節技能得以培養並日漸熟練，專業人士將發現壓力逐漸減輕。隨著壓力降低，大腦新皮質功能（負責思考與理性判斷）將重新發揮作用，使他們得以發展出更成熟的職場感知，減少環境的「毒性」影響，並將控制感從外在環境（外控） 轉向內在賦能與韌力的培養（內控）。透過持續練習這些技能， 並融入專業韌力的原則，照護者終將為自己騰出空間，重新點燃對工作的使命感、熱情與喜悅。
核心概念在於：我們將控制感從外在環境（職場）轉移到內在（對職場的回應方式）。這種感知轉變的一個關鍵在於：我們如何重新看待職場中的各種責任。我們往往習慣把這些責任視為強加於我們的要求，但事實上，沒有任何事是被強迫的，我們始終擁有選擇是否執行某項任務的自由。並不存在「絕對的要求」， 也沒有人能真正強迫我們去做任何事。
此刻，許多人可能正搖著頭，心想：「這太荒謬了，當然有加諸於我的要求！如果我不遵從這些要求，可能會受到批評，甚至被解僱。」
讓我們更加批判性地審視這種反應，並透過兩位醫療照護者的故事來深入探討。
【案例分享】
◆案例一：倦怠的鮑比
喬是醫院繁忙急診室的醫療主任。下午四點，喬接到威廉的電話，他原訂在當晚十點值大夜班，但因生病而無法上班。喬查看排班表與輪班可用表，發現鮑比可能有空，於是拿起電話撥了過去。
「喂？」
「嘿，鮑比，我是喬。聽著，威廉生病了，今晚沒辦法來上大夜班。我想問問你是否能幫忙替班？」
鮑比的身體瞬間繃緊，他最不想做的，就是再多上一個大夜班。心想：「喬一定還在記恨上週交班時，我讓他處理過一位棘手的病人。這肯定是報復，他正在利用權力強壓我，而我根本別無選擇，只能接受。」
「呃⋯⋯好吧，我去。」鮑比語氣不善地回應。
「太好了，謝啦。」
鮑比掛上電話，繼續修整庭院，只是動作比平常更為粗暴。他心煩意亂，整個晚餐時間都沉浸在對這場額外值班的不滿中，無法和妻兒共享愉快時光。家人們早已學會，在他這種煩躁的情緒下，最好小心行事。
鮑比草草吞下晚餐，隨後上樓試圖小睡，為大夜班做準備。但內心的憤怒與受害感，加上交感神經系統的過度激化，他根本無法放鬆。他翻來覆去，腦中不斷反芻著「喬的不公平要求」。
最終，鮑比受不了，乾脆起床看電視，卻因煩躁而無法專心看任何自己喜歡的節目，不停地轉台，試圖分散注意力，卻無濟於事。過了一個小時，他終於放棄，沖了個澡， 然後出發去醫院。
到了醫院，護理師們立刻察覺到鮑比的暴躁情緒，這種負能量滲透進他和病人及同事的互動中。護理師們竭盡全力確保他所有的醫囑都被妥善執行，避免任何疏失，但這並未讓鮑比的煩躁稍減。下班後，他頭也不回地匆匆離開，連一句「再見」都沒對護理同仁說。回到家，迫不及待地爬上床，卻發現自己仍然無法放鬆入睡。
◆案例二：強韌的蘿希
喬是醫院繁忙急診室的醫療主任。下午四點，接到威廉的電話，他原訂在當晚十點值大夜班，但因生病而無法上班。喬查看排班表與輪班可用表，發現蘿希可能有空，於是拿起電話撥了過去。
「喂？」
「嘿，蘿希，我是喬。聽著，威廉生病了，今晚沒辦法來上大夜班。我想問問你是否能幫忙替班？」
蘿希冷靜地聆聽喬的請求後，才回應道：「嘿，喬！讓我先看看能不能找到保母，等一下回電給你。」
事實上，蘿希早就知道有保母能幫忙，因為和丈夫本來就計畫今晚的約會。她這樣回應，是給自己時間來評估喬的請求，並考慮幾個因素：這個班確實需要有人頂替，而她答應的話，未來若有需要，喬可能會更願意幫她一把；此外，這額外的收入還能幫她補貼那輛她一直想買的新登山腳踏車。
幾分鐘後，蘿希回撥電話給喬。
「嘿，喬，我聯絡到保母，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可以去替班。」
「太好了，謝謝。」
掛上電話，她愉快地繼續完成庭院整理工作，並欣賞著自己精心修剪的花圃，對成果感到滿意。她隨後進屋向丈夫說明情況，丈夫立刻表示可以改期約會，並幫她取消當晚的保母預約。晚餐時間，一家人輕鬆地聊著他們未來想去挑戰的登山車路線。飯後，蘿希上樓稍作休息，很快便安心入睡，為即將到來的夜班養精蓄銳。
當鬧鐘響起時，蘿希神清氣爽地起床，沖了個澡後開車前往醫院。路上，她還想到，夜班的好處之一就是可以避開交通壅塞。在醫院裡，蘿希一如往常地友善且專注，和護理團隊緊密合作，整個班次進行得順利且沒有重大問題。清晨時，大家互相道別，蘿希開車回家，一回到家就直接上床休息。躺下時，她心滿意足地計畫著何時去把那輛新登山車帶回家，然後沉沉睡去。
在上述兩種情境中，身為醫療主任的喬皆因人手短缺而致電尋求支援，最終大夜班都順利填補。然而，這兩次互動的結果截然不同。鮑比將喬的來電視為一種「要求」（demand），並本能地選擇順從。他在當班前和當班中都經歷了強烈的壓力與痛苦，這進一步加劇了他的職業倦怠症狀。
蘿希則將喬的來電視為一種「請求」（request），並且意識到自己擁有選擇的空間。這個請求沒有讓她感到壓力，決定本身也沒有對她造成任何困擾，反而為她帶來多重好處，例如和喬建立更好的關係、賺取額外收入來買她心儀的登山車等。
可以看出，鮑比的這次經歷可能加劇他的職業倦怠。而蘿希雖然在工作後可能會有點疲勞，但她並未經歷因「要求」而產生的憤怒、怨懟或敵意（即「戰或逃」的壓力反應）。再進一步思考，和鮑比一起工作的團隊經歷又是如何？和蘿希共事的團隊又如何？另外，這兩位醫師在這些情境下提供的醫療照護風格與水準，又有何不同？
分析兩個對比案例之後，就能凸顯出：當控制點（locus of control）從外在轉向內在所顯現的好處。也顯示出調整感知方式所帶來的優勢，只要記住「我們總是擁有選擇的權利」，就能降低職場環境對我們的毒性影響，並降低它對我們造成的負面作用。
我們真的隨時都有選擇嗎？如果選擇不順從，會發生什麼事？會受到批評嗎？這確實有可能，因為我們無法控制別人的評價。但我們可以選擇：我們是否願意承受這些批評，而不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會因此被解雇嗎？也可能不會。即使真的會，那麼我們是否願意待在這樣一個僵化而苛刻的職場中？
當我們能進行自我調節，並且牢記「沒有任何事情是強加於我們的」，就能創造出依個人意願而選擇的空間，而不是單純被動地反應。
感知成熟的第一步：職場解毒
接下來，將介紹一些關鍵的感知轉變，這些轉變已幫助許多專業照護者減輕痛苦、改善生活品質。在閱讀本章過程中，請試著思考並記錄你自己的想法，將有助於在本章後續的習作部分填寫回應。
◆真實危險或感知威脅
到目前為止，你應該已經理解，由於創傷生成機制的影響，每天感知到的威脅遠遠多於實際遇到的危險。然而，身體無法區分兩者，當交感神經系統反覆因感知威脅而被激化時，便會導致慈悲枯竭與倦怠的症狀。要打破這種自動化的「戰或逃」反應的第一步，就是學會降低環境中那些看似具有威脅性的因素。
舉例來說，我們曾受邀在某大型、高競爭力的都市醫院，為一群急診醫師連續兩天舉辦兩場工作坊。這些醫師給我們的第一印象是：他們似乎已經「硬化」了，明顯展現出倦怠的特徵。我們不禁懷疑，這種非傳統的方法是否能引起他們的共鳴（是的， 當站在台上面對觀眾時，我們自己也會產生「威脅感知」！）。
到了第二天上午的休息時間，一位前天參加過工作坊的醫師特地來找我們。他才剛結束夜班輪值，甚至比預定時間多待了兩個小時，就是為了向我們分享他的親身經驗。他說：「我已擔任急診醫師二十年了，而剛剛結束的這個夜班，對我來說前所未有地不同！我開始能察覺到自己的身體何時變得緊繃，並運用昨天學到的『骨盆底放鬆技術』進行自我調節。最棒的是，我能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自己，雖然感覺自己『好像』處於危險之中，但實際上我『並未真正』陷入危險！這種感知的轉變，讓我對這個夜班的體驗產生了巨大的改變！今天特地來這裡，就是想和你們分享這件事。而且，我的妻子和女兒也要向你們表達感謝，因為昨天的課程對我的幫助實在太大了！」
僅僅是一個「微小」的感知轉變：從「我好像處於危險之中」到「其實我並未真正陷入危險」，就能幫助這位醫師放鬆了身體， 重塑對職場的感知。他的職場，不再是一個「戰區」，而是一個安全、並且能展現自己專業能力的地方。
◆要求或選擇
「沒有人真的對你有所要求。」讀到這句話時，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是否本能地感到排斥，甚至立即想要反駁？如果是這樣，這可能反映出你對工作環境的習慣性感知，一種源自生活經驗的內在感知模式，可能因而成為壓力的隱性來源。
許多人從小到大接受到各種影響，來自家庭、同事、大學、主管、病人或媒體，讓我們習慣性地將別人的「請求」視為對我們的「要求」。在職場中，當這種「被要求」的感受不斷累積，就越容易將其視為一種潛在威脅。當要求被誤解為威脅時，就可能觸發威脅反應，引發我們試圖避免的身心負擔及其伴隨症狀。因此， 我們必須轉變觀點，不再將所有和工作相關的任務視為無可避免的要求，而是重新解讀成我們可以選擇接受或拒絕的活動。
當主管分派給我們一項工作任務時，並不自動構成對我們的要求。可以自問三個問題：
● 每個選擇的後果是什麼？
● 執行它會帶來哪些正面成果？
● 我選擇怎麼做？
這些都是很好的起頭問題，同時應該記住：我們不必立即回應，也無須一味地迎合對方的期望。如果忽視自己擁有選擇的自由，反而將這些任務視為強加於我們的要求，這將成為助長職場環境毒化的關鍵因素之一。一旦將主管、病人或家屬的請求視為要求，那麼很可能會：一、將這個要求視為威脅；二、產生恐懼感，甚至出現逃避相關任務的行為；三、透過蠻力（即「壓力」） 來完成這些令人抗拒的任務。
我們會發現，即使面對那些不特別想做的工作，當我們主動選擇投入並完成時，職場壓力反而會顯著減輕。
在第四章中，曾討論過兩位醫師的對比經歷，分別是「倦怠的鮑比」和「強韌的蘿希」，以及他們如何因應來自醫療主管的意外電話，要求填補夜班。鮑比把醫療主管的電話視為要求，本能地接起電話並立即同意接班，過程中經歷了個人的痛苦（他的家人、同事，甚至可能是病人也受到影響）。另一方面，蘿希則把醫療主管的電話視為請求，在接起電話並聽完主管的問題後， 告訴對方她會稍後回覆。在決定之前，蘿希進行自我調節，激發最大的腦功能，並基於充分的理由選擇接受這個班次。
因為她是基於自由選擇而接受，她的家人和同事都能愉快地配合，讓夜班的安排順利進行。最重要的是，這個夜班都被填補了。參與者之間的差異可以歸因於個人的感知，一位認為是基於自由、舒適與接受的選擇；另一位則將其視為要求，因而未能帶來上述的正向結果。
當他們意識到：自己並非身處真正的危險之中，而只是「感知到」威脅時，便能開始調節自律神經系統，逐步中斷本能性的威脅反應。一旦這些調節技能得以培養並日漸熟練，專業人士將發現壓力逐漸減輕。隨著壓力降低，大腦新皮質功能（負責思考與理性判斷）將重新發揮作用，使他們得以發展出更成熟的職場感知，減少環境的「毒性」影響，並將控制感從外在環境（外控） 轉向內在賦能與韌力的培養（內控）。透過持續練習這些技能， 並融入專業韌力的原則，照護者終將為自己騰出空間，重新點燃對工作的使命感、熱情與喜悅。
核心概念在於：我們將控制感從外在環境（職場）轉移到內在（對職場的回應方式）。這種感知轉變的一個關鍵在於：我們如何重新看待職場中的各種責任。我們往往習慣把這些責任視為強加於我們的要求，但事實上，沒有任何事是被強迫的，我們始終擁有選擇是否執行某項任務的自由。並不存在「絕對的要求」， 也沒有人能真正強迫我們去做任何事。
此刻，許多人可能正搖著頭，心想：「這太荒謬了，當然有加諸於我的要求！如果我不遵從這些要求，可能會受到批評，甚至被解僱。」
讓我們更加批判性地審視這種反應，並透過兩位醫療照護者的故事來深入探討。
【案例分享】
◆案例一：倦怠的鮑比
喬是醫院繁忙急診室的醫療主任。下午四點，喬接到威廉的電話，他原訂在當晚十點值大夜班，但因生病而無法上班。喬查看排班表與輪班可用表，發現鮑比可能有空，於是拿起電話撥了過去。
「喂？」
「嘿，鮑比，我是喬。聽著，威廉生病了，今晚沒辦法來上大夜班。我想問問你是否能幫忙替班？」
鮑比的身體瞬間繃緊，他最不想做的，就是再多上一個大夜班。心想：「喬一定還在記恨上週交班時，我讓他處理過一位棘手的病人。這肯定是報復，他正在利用權力強壓我，而我根本別無選擇，只能接受。」
「呃⋯⋯好吧，我去。」鮑比語氣不善地回應。
「太好了，謝啦。」
鮑比掛上電話，繼續修整庭院，只是動作比平常更為粗暴。他心煩意亂，整個晚餐時間都沉浸在對這場額外值班的不滿中，無法和妻兒共享愉快時光。家人們早已學會，在他這種煩躁的情緒下，最好小心行事。
鮑比草草吞下晚餐，隨後上樓試圖小睡，為大夜班做準備。但內心的憤怒與受害感，加上交感神經系統的過度激化，他根本無法放鬆。他翻來覆去，腦中不斷反芻著「喬的不公平要求」。
最終，鮑比受不了，乾脆起床看電視，卻因煩躁而無法專心看任何自己喜歡的節目，不停地轉台，試圖分散注意力，卻無濟於事。過了一個小時，他終於放棄，沖了個澡， 然後出發去醫院。
到了醫院，護理師們立刻察覺到鮑比的暴躁情緒，這種負能量滲透進他和病人及同事的互動中。護理師們竭盡全力確保他所有的醫囑都被妥善執行，避免任何疏失，但這並未讓鮑比的煩躁稍減。下班後，他頭也不回地匆匆離開，連一句「再見」都沒對護理同仁說。回到家，迫不及待地爬上床，卻發現自己仍然無法放鬆入睡。
◆案例二：強韌的蘿希
喬是醫院繁忙急診室的醫療主任。下午四點，接到威廉的電話，他原訂在當晚十點值大夜班，但因生病而無法上班。喬查看排班表與輪班可用表，發現蘿希可能有空，於是拿起電話撥了過去。
「喂？」
「嘿，蘿希，我是喬。聽著，威廉生病了，今晚沒辦法來上大夜班。我想問問你是否能幫忙替班？」
蘿希冷靜地聆聽喬的請求後，才回應道：「嘿，喬！讓我先看看能不能找到保母，等一下回電給你。」
事實上，蘿希早就知道有保母能幫忙，因為和丈夫本來就計畫今晚的約會。她這樣回應，是給自己時間來評估喬的請求，並考慮幾個因素：這個班確實需要有人頂替，而她答應的話，未來若有需要，喬可能會更願意幫她一把；此外，這額外的收入還能幫她補貼那輛她一直想買的新登山腳踏車。
幾分鐘後，蘿希回撥電話給喬。
「嘿，喬，我聯絡到保母，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可以去替班。」
「太好了，謝謝。」
掛上電話，她愉快地繼續完成庭院整理工作，並欣賞著自己精心修剪的花圃，對成果感到滿意。她隨後進屋向丈夫說明情況，丈夫立刻表示可以改期約會，並幫她取消當晚的保母預約。晚餐時間，一家人輕鬆地聊著他們未來想去挑戰的登山車路線。飯後，蘿希上樓稍作休息，很快便安心入睡，為即將到來的夜班養精蓄銳。
當鬧鐘響起時，蘿希神清氣爽地起床，沖了個澡後開車前往醫院。路上，她還想到，夜班的好處之一就是可以避開交通壅塞。在醫院裡，蘿希一如往常地友善且專注，和護理團隊緊密合作，整個班次進行得順利且沒有重大問題。清晨時，大家互相道別，蘿希開車回家，一回到家就直接上床休息。躺下時，她心滿意足地計畫著何時去把那輛新登山車帶回家，然後沉沉睡去。
在上述兩種情境中，身為醫療主任的喬皆因人手短缺而致電尋求支援，最終大夜班都順利填補。然而，這兩次互動的結果截然不同。鮑比將喬的來電視為一種「要求」（demand），並本能地選擇順從。他在當班前和當班中都經歷了強烈的壓力與痛苦，這進一步加劇了他的職業倦怠症狀。
蘿希則將喬的來電視為一種「請求」（request），並且意識到自己擁有選擇的空間。這個請求沒有讓她感到壓力，決定本身也沒有對她造成任何困擾，反而為她帶來多重好處，例如和喬建立更好的關係、賺取額外收入來買她心儀的登山車等。
可以看出，鮑比的這次經歷可能加劇他的職業倦怠。而蘿希雖然在工作後可能會有點疲勞，但她並未經歷因「要求」而產生的憤怒、怨懟或敵意（即「戰或逃」的壓力反應）。再進一步思考，和鮑比一起工作的團隊經歷又是如何？和蘿希共事的團隊又如何？另外，這兩位醫師在這些情境下提供的醫療照護風格與水準，又有何不同？
分析兩個對比案例之後，就能凸顯出：當控制點（locus of control）從外在轉向內在所顯現的好處。也顯示出調整感知方式所帶來的優勢，只要記住「我們總是擁有選擇的權利」，就能降低職場環境對我們的毒性影響，並降低它對我們造成的負面作用。
我們真的隨時都有選擇嗎？如果選擇不順從，會發生什麼事？會受到批評嗎？這確實有可能，因為我們無法控制別人的評價。但我們可以選擇：我們是否願意承受這些批評，而不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會因此被解雇嗎？也可能不會。即使真的會，那麼我們是否願意待在這樣一個僵化而苛刻的職場中？
當我們能進行自我調節，並且牢記「沒有任何事情是強加於我們的」，就能創造出依個人意願而選擇的空間，而不是單純被動地反應。
感知成熟的第一步：職場解毒
接下來，將介紹一些關鍵的感知轉變，這些轉變已幫助許多專業照護者減輕痛苦、改善生活品質。在閱讀本章過程中，請試著思考並記錄你自己的想法，將有助於在本章後續的習作部分填寫回應。
◆真實危險或感知威脅
到目前為止，你應該已經理解，由於創傷生成機制的影響，每天感知到的威脅遠遠多於實際遇到的危險。然而，身體無法區分兩者，當交感神經系統反覆因感知威脅而被激化時，便會導致慈悲枯竭與倦怠的症狀。要打破這種自動化的「戰或逃」反應的第一步，就是學會降低環境中那些看似具有威脅性的因素。
舉例來說，我們曾受邀在某大型、高競爭力的都市醫院，為一群急診醫師連續兩天舉辦兩場工作坊。這些醫師給我們的第一印象是：他們似乎已經「硬化」了，明顯展現出倦怠的特徵。我們不禁懷疑，這種非傳統的方法是否能引起他們的共鳴（是的， 當站在台上面對觀眾時，我們自己也會產生「威脅感知」！）。
到了第二天上午的休息時間，一位前天參加過工作坊的醫師特地來找我們。他才剛結束夜班輪值，甚至比預定時間多待了兩個小時，就是為了向我們分享他的親身經驗。他說：「我已擔任急診醫師二十年了，而剛剛結束的這個夜班，對我來說前所未有地不同！我開始能察覺到自己的身體何時變得緊繃，並運用昨天學到的『骨盆底放鬆技術』進行自我調節。最棒的是，我能一次又一次地提醒自己，雖然感覺自己『好像』處於危險之中，但實際上我『並未真正』陷入危險！這種感知的轉變，讓我對這個夜班的體驗產生了巨大的改變！今天特地來這裡，就是想和你們分享這件事。而且，我的妻子和女兒也要向你們表達感謝，因為昨天的課程對我的幫助實在太大了！」
僅僅是一個「微小」的感知轉變：從「我好像處於危險之中」到「其實我並未真正陷入危險」，就能幫助這位醫師放鬆了身體， 重塑對職場的感知。他的職場，不再是一個「戰區」，而是一個安全、並且能展現自己專業能力的地方。
◆要求或選擇
「沒有人真的對你有所要求。」讀到這句話時，你的第一反應是什麼？是否本能地感到排斥，甚至立即想要反駁？如果是這樣，這可能反映出你對工作環境的習慣性感知，一種源自生活經驗的內在感知模式，可能因而成為壓力的隱性來源。
許多人從小到大接受到各種影響，來自家庭、同事、大學、主管、病人或媒體，讓我們習慣性地將別人的「請求」視為對我們的「要求」。在職場中，當這種「被要求」的感受不斷累積，就越容易將其視為一種潛在威脅。當要求被誤解為威脅時，就可能觸發威脅反應，引發我們試圖避免的身心負擔及其伴隨症狀。因此， 我們必須轉變觀點，不再將所有和工作相關的任務視為無可避免的要求，而是重新解讀成我們可以選擇接受或拒絕的活動。
當主管分派給我們一項工作任務時，並不自動構成對我們的要求。可以自問三個問題：
● 每個選擇的後果是什麼？
● 執行它會帶來哪些正面成果？
● 我選擇怎麼做？
這些都是很好的起頭問題，同時應該記住：我們不必立即回應，也無須一味地迎合對方的期望。如果忽視自己擁有選擇的自由，反而將這些任務視為強加於我們的要求，這將成為助長職場環境毒化的關鍵因素之一。一旦將主管、病人或家屬的請求視為要求，那麼很可能會：一、將這個要求視為威脅；二、產生恐懼感，甚至出現逃避相關任務的行為；三、透過蠻力（即「壓力」） 來完成這些令人抗拒的任務。
我們會發現，即使面對那些不特別想做的工作，當我們主動選擇投入並完成時，職場壓力反而會顯著減輕。
在第四章中，曾討論過兩位醫師的對比經歷，分別是「倦怠的鮑比」和「強韌的蘿希」，以及他們如何因應來自醫療主管的意外電話，要求填補夜班。鮑比把醫療主管的電話視為要求，本能地接起電話並立即同意接班，過程中經歷了個人的痛苦（他的家人、同事，甚至可能是病人也受到影響）。另一方面，蘿希則把醫療主管的電話視為請求，在接起電話並聽完主管的問題後， 告訴對方她會稍後回覆。在決定之前，蘿希進行自我調節，激發最大的腦功能，並基於充分的理由選擇接受這個班次。
因為她是基於自由選擇而接受，她的家人和同事都能愉快地配合，讓夜班的安排順利進行。最重要的是，這個夜班都被填補了。參與者之間的差異可以歸因於個人的感知，一位認為是基於自由、舒適與接受的選擇；另一位則將其視為要求，因而未能帶來上述的正向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