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前赴中國：學華語、獲擢升、談戀愛（節錄）
10月30日，赫德頭一天上班。他被安排與寧波的主要外國人社群會面，包括羅馬天主教會的負責人。他們以法語交談。翌日，他隨麥都士拜訪政府官員。在寧波的頭幾個星期，赫德學習在華外國人社群的獨特社交禮儀（一如任何身處英國和其他歐洲帝國的外來人社群所該做的）。他們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謀事營商，都得和官場內外的人打交道（他們家裡的傭人是華人）。大部份外國人都是中、青年男性；有些不乏女伴，但保持低調。到他們決定成家立室了，自會從來自相同祖國的女子中，選定門當戶對的對象。這項潛規則也適用於思想較接近中國人，而不近外國人的傳教士。
這規則有其理由：首先，西方人有一種民族優越感，認為自己高於其他民族，「混有其他民族血液的下一代」是西方人家族萬萬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赫德來到中國的那個年代，華人社會仍然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做子女的，對自己的嫁娶無權置喙！華人父母輩和西人父母輩有一點倒是一致的：他們對混族「苟合」和隨之而來的混血「孽種」，既恐懼又鄙視。不通婚的第三個理由，與英國外交部和主要銀行、商號的內部規則有關。年輕僱員如欲成家，須先徵得上司同意；上司要求下屬到海外國家履任新職，如欲結婚，妻子必須是當地社會能接受的女子。若不肯接受這約束條件，就休想得到奉派往海外工作的機會。對年輕人來說，外派可是一份美差啊！海外旅遊、種種津貼、留在國內無法享受的特權和生活方式等等。直到1980年代初，我的一位在一家大型銀行供職的英國友人向行方申請與華人女同事結婚。「沒錯你可以」，上司為他鋪陳利害，「但你會因此失去『國際部事務官』的身份，而僅僅是在香港工作的一名本地僱員。」上司向我朋友明言：若要在銀行平步青雲，並獲派遣周遊亞洲列國，他的妻子必須為白種人。當時，除了英國人以外，來自北美、非共產歐洲國家以及英國殖民地的女子，都入於可選之列。最後，我朋友放棄了理想事業，選擇了異國情緣。（我們當然願這雙異國情鴛能雙宿雙棲、甜蜜終老。）這裡的「我」是誰？
住在赫德隔壁的一位同事就是犯了「婚姻大事」的這種禁忌。麥都士不單有華人女性密友並視之為妻，甚至準備了一份遺囑──身後將財產全數饋贈該女子，並委託赫德為遺囑執行人。那女子完全不通英語，這意味著當麥都士邀友人到家中飯聚時，女主人無法應酬來客。但麥都士的外交官生涯很快就結束了，1854年的聖誕日，一個叫Vulpino的葡萄牙人揍了英國領事館一名華人僱員一頓，麥都士無法忍受，帶同手下到Vulpino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還命令手下要抽打Vulpino35鞭，才能放過他。事件惹來葡萄牙領事館的抗議，麥都士為此付出了代價。他被降職。意興闌珊之下，麥都士不久乾脆辭去領事館的工作。他移居天津，選擇從商。從此，再沒有人管他跟誰結婚。
抵達寧波的最初幾個月裡，赫德也認識了當地另一批外國人社群──傳教士。這批人有男有女，佔寧波外國人的大部份。通過每個禮拜日的崇拜聚會和不定期的社交活動，赫德與他們保持密切交往。在當地外籍人口中，他們在很多方面都獨樹一幟、別具一格。首先，按照他們來華的初衷，他們是打算長居的，或許有的還打算在此終老；其次，他們能否達成傳播福音的初衷，端視他們能否成功駕馭當地語言和文化；其三，他們在私德上的自我約束，較大部份在華洋人男性來得嚴謹；最後，他們的妻子和他們本人同樣投入傳教事業。這與其他在華洋人的妻子大相徑庭，後者因為丈夫的社會地位，沒有人會預期她們到社會去工作；有不少對老遠跑到這既偏遠，條件又差劣的地方生活，很不習慣。（赫德後來發現，他的太太屬於後一類。）為方便工作，傳教士必須和傳福音的對象，也就是當地華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這正正是大部份西方人避之猶恐不及的。每當華人洋人起衝突，傳教士往往同情華人看法多於洋人觀點。他們的同胞批評道：「他們不再像自己人，他們跟那些土包子已經沒什麼兩樣！」
當時，赫德經常在想，自己是不是也該走傳教這條路？主日崇拜加上與教會傳教士在一起，是他社交生活的重要組成部份。一位傳教士鼓勵他離開公務員系統，到教會侍奉。赫德在1855年1月6日的日記中記下那位傳教士的游說理據：「『很多人希望端你現在端的飯碗；而你現在看來想做的工作──做一位傳教士，卻很少人願意做或者能勝任。如果你下決心擔此重任，政府不會有損失，因為很多人搶著填補你的位置。』我想這很好，或者，趕我還沒當牧師吧。」同年2月4日的日記中，記述了赫德在某次在教會聽道，對兩位用中國話傳福音的傳教士十分欣賞：「我深受這次講道影響。啊！他們也許會持之以恆，直到安然抵達迦南那快樂彼岸！」
由愛爾蘭寄出的書信往往需時三四個月才抵達寧波，赫德感到和家鄉的親友彼此隔絕。1855年5月28日的日記說，他離開愛爾蘭時寄出的書終於到手，時隔整整一年。1855年6月24日寫道：「在床上發現一條5英尺長的蛇，用棍子把牠打死；這裡沒有娛樂，感到孤單；買來一條小狗作伴。」
赫德的中國語言學習進展良好；因勤奮、（與貨物進出口有關的）工作效率高，給上司們留下好印象。副領事溫徹斯特（Charles Winchester）在1855年6月8日給其上司寶靈爵士寫的信中，盛讚赫德在撰寫致中國海關的工作報告中所表現的熱忱和睿智：「他以一個學生孜孜不倦埋頭學業的熱忱，投入在中國的工作，其進步讓人非常滿意。他的整體特質不僅正確，還具有示範作用。」
1855年7月，赫德獲委任為助理領事，取代麥都士的位置；由於交出出色的工作報告，薪俸也獲調升至270英鎊。1856年冬，他首次親身經歷作為居於中 國的洋人所面臨的危險。那是1542年事件的翻版，只是規模小一點──葡萄牙海盜在寧波周邊地區的所作所為，在廣泛範圍內激怒了民眾。寧波當地政府招羅地 方海盜以暴易暴，驅逐洋匪。在西方報章稱為「寧波大屠殺」的事件中，約有40名葡萄牙人被殺。法國政府派遣一艘軍艦前赴當地，防止攻擊對象蔓延至其他外國 人。赫德床榻下放著一枝手槍、睡房窗戶敞開著，以便萬一出現緊急情況，他可以奪窗而逃，找機會到上海避難。幸好，結果他無須動用「緊急逃生通道」。
對 赫德而言，這些在寧波的早年經歷，是他讀懂中國這部巨著難能可貴的第一章。他有充裕時間，讓他可集中精力學習中文和中國官話。這正正是英外交部「見習傳譯 員課程」的設計意圖。他有與商品進出口相關的正式工作任務，這讓他有機會了解和他日後仕途有關的細節，以及了解清廷與其他列強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10月30日，赫德頭一天上班。他被安排與寧波的主要外國人社群會面，包括羅馬天主教會的負責人。他們以法語交談。翌日，他隨麥都士拜訪政府官員。在寧波的頭幾個星期，赫德學習在華外國人社群的獨特社交禮儀（一如任何身處英國和其他歐洲帝國的外來人社群所該做的）。他們無論是日常生活還是謀事營商，都得和官場內外的人打交道（他們家裡的傭人是華人）。大部份外國人都是中、青年男性；有些不乏女伴，但保持低調。到他們決定成家立室了，自會從來自相同祖國的女子中，選定門當戶對的對象。這項潛規則也適用於思想較接近中國人，而不近外國人的傳教士。
這規則有其理由：首先，西方人有一種民族優越感，認為自己高於其他民族，「混有其他民族血液的下一代」是西方人家族萬萬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赫德來到中國的那個年代，華人社會仍然奉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做子女的，對自己的嫁娶無權置喙！華人父母輩和西人父母輩有一點倒是一致的：他們對混族「苟合」和隨之而來的混血「孽種」，既恐懼又鄙視。不通婚的第三個理由，與英國外交部和主要銀行、商號的內部規則有關。年輕僱員如欲成家，須先徵得上司同意；上司要求下屬到海外國家履任新職，如欲結婚，妻子必須是當地社會能接受的女子。若不肯接受這約束條件，就休想得到奉派往海外工作的機會。對年輕人來說，外派可是一份美差啊！海外旅遊、種種津貼、留在國內無法享受的特權和生活方式等等。直到1980年代初，我的一位在一家大型銀行供職的英國友人向行方申請與華人女同事結婚。「沒錯你可以」，上司為他鋪陳利害，「但你會因此失去『國際部事務官』的身份，而僅僅是在香港工作的一名本地僱員。」上司向我朋友明言：若要在銀行平步青雲，並獲派遣周遊亞洲列國，他的妻子必須為白種人。當時，除了英國人以外，來自北美、非共產歐洲國家以及英國殖民地的女子，都入於可選之列。最後，我朋友放棄了理想事業，選擇了異國情緣。（我們當然願這雙異國情鴛能雙宿雙棲、甜蜜終老。）這裡的「我」是誰？
住在赫德隔壁的一位同事就是犯了「婚姻大事」的這種禁忌。麥都士不單有華人女性密友並視之為妻，甚至準備了一份遺囑──身後將財產全數饋贈該女子，並委託赫德為遺囑執行人。那女子完全不通英語，這意味著當麥都士邀友人到家中飯聚時，女主人無法應酬來客。但麥都士的外交官生涯很快就結束了，1854年的聖誕日，一個叫Vulpino的葡萄牙人揍了英國領事館一名華人僱員一頓，麥都士無法忍受，帶同手下到Vulpino家，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還命令手下要抽打Vulpino35鞭，才能放過他。事件惹來葡萄牙領事館的抗議，麥都士為此付出了代價。他被降職。意興闌珊之下，麥都士不久乾脆辭去領事館的工作。他移居天津，選擇從商。從此，再沒有人管他跟誰結婚。
抵達寧波的最初幾個月裡，赫德也認識了當地另一批外國人社群──傳教士。這批人有男有女，佔寧波外國人的大部份。通過每個禮拜日的崇拜聚會和不定期的社交活動，赫德與他們保持密切交往。在當地外籍人口中，他們在很多方面都獨樹一幟、別具一格。首先，按照他們來華的初衷，他們是打算長居的，或許有的還打算在此終老；其次，他們能否達成傳播福音的初衷，端視他們能否成功駕馭當地語言和文化；其三，他們在私德上的自我約束，較大部份在華洋人男性來得嚴謹；最後，他們的妻子和他們本人同樣投入傳教事業。這與其他在華洋人的妻子大相徑庭，後者因為丈夫的社會地位，沒有人會預期她們到社會去工作；有不少對老遠跑到這既偏遠，條件又差劣的地方生活，很不習慣。（赫德後來發現，他的太太屬於後一類。）為方便工作，傳教士必須和傳福音的對象，也就是當地華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這正正是大部份西方人避之猶恐不及的。每當華人洋人起衝突，傳教士往往同情華人看法多於洋人觀點。他們的同胞批評道：「他們不再像自己人，他們跟那些土包子已經沒什麼兩樣！」
當時，赫德經常在想，自己是不是也該走傳教這條路？主日崇拜加上與教會傳教士在一起，是他社交生活的重要組成部份。一位傳教士鼓勵他離開公務員系統，到教會侍奉。赫德在1855年1月6日的日記中記下那位傳教士的游說理據：「『很多人希望端你現在端的飯碗；而你現在看來想做的工作──做一位傳教士，卻很少人願意做或者能勝任。如果你下決心擔此重任，政府不會有損失，因為很多人搶著填補你的位置。』我想這很好，或者，趕我還沒當牧師吧。」同年2月4日的日記中，記述了赫德在某次在教會聽道，對兩位用中國話傳福音的傳教士十分欣賞：「我深受這次講道影響。啊！他們也許會持之以恆，直到安然抵達迦南那快樂彼岸！」
由愛爾蘭寄出的書信往往需時三四個月才抵達寧波，赫德感到和家鄉的親友彼此隔絕。1855年5月28日的日記說，他離開愛爾蘭時寄出的書終於到手，時隔整整一年。1855年6月24日寫道：「在床上發現一條5英尺長的蛇，用棍子把牠打死；這裡沒有娛樂，感到孤單；買來一條小狗作伴。」
赫德的中國語言學習進展良好；因勤奮、（與貨物進出口有關的）工作效率高，給上司們留下好印象。副領事溫徹斯特（Charles Winchester）在1855年6月8日給其上司寶靈爵士寫的信中，盛讚赫德在撰寫致中國海關的工作報告中所表現的熱忱和睿智：「他以一個學生孜孜不倦埋頭學業的熱忱，投入在中國的工作，其進步讓人非常滿意。他的整體特質不僅正確，還具有示範作用。」
1855年7月，赫德獲委任為助理領事，取代麥都士的位置；由於交出出色的工作報告，薪俸也獲調升至270英鎊。1856年冬，他首次親身經歷作為居於中 國的洋人所面臨的危險。那是1542年事件的翻版，只是規模小一點──葡萄牙海盜在寧波周邊地區的所作所為，在廣泛範圍內激怒了民眾。寧波當地政府招羅地 方海盜以暴易暴，驅逐洋匪。在西方報章稱為「寧波大屠殺」的事件中，約有40名葡萄牙人被殺。法國政府派遣一艘軍艦前赴當地，防止攻擊對象蔓延至其他外國 人。赫德床榻下放著一枝手槍、睡房窗戶敞開著，以便萬一出現緊急情況，他可以奪窗而逃，找機會到上海避難。幸好，結果他無須動用「緊急逃生通道」。
對 赫德而言，這些在寧波的早年經歷，是他讀懂中國這部巨著難能可貴的第一章。他有充裕時間，讓他可集中精力學習中文和中國官話。這正正是英外交部「見習傳譯 員課程」的設計意圖。他有與商品進出口相關的正式工作任務，這讓他有機會了解和他日後仕途有關的細節，以及了解清廷與其他列強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