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試閱】
第一章　華北農家子，隻身赴塞外
一九五八年，對全中國來說，都是一個轉折點，我自己也不例外。那年我十五歲，是河北省饒陽中學國二的住校生。
一九五八年夏天，學校沒放暑假，在物理老師周福田指導下，我們在校園建了三個小工廠：生產焦炭、鋼鐵和水泥。這是我們對席捲全國的「大躍進」所做的貢獻。黨國號召，農村也要生產作為工業標誌的鋼鐵和水泥，以實現所有人快速富裕的承諾。
一九五八年，也是饒陽乃至全國大部分地區夏秋作物將要大豐收的一年，但六月時出現嚴重的勞力短缺。幾乎所有體格健壯的饒陽男性，都被動員到承德縣正在建造的鋼鐵廠和其他工廠。承德是清朝皇帝的避暑勝地和夏都，位於北京東北二百多公里的長城以北。
到了八月，衡水地委發布一項令人震驚的通知：科學研究證明，紅薯（地瓜）產量遠高於玉米，所以，要改種紅薯。當時，玉米已經三尺來高，卻被下令砍倒，改插紅薯秧。以前，黨從未如此直接干預和侵犯農民的智慧。大家都知道，紅薯要在六月種植，才能成熟。村民無視上級命令時，幹部和民兵就直接介入，拉著兩公尺長的繩索，穿過田壟，毀掉玉米。村民的辛苦勞動付之東流，自然，改種紅薯的計畫胎死腹中。
大躍進也承諾大幅擴展全民教育，一九五八年一年內，饒陽縣的中學數量，就從一所增加到六所（每個大公社一所）。一九五八年冬至一九五九年春，我跟三十個男生，搬進縣中一排破舊的紅磚宿舍，十人擠住一個房間，五人合睡一張木板大通鋪。
但隨著工業下馬和飢餓加劇，學校人數大幅削減，部分學校開始關閉。一九五九年六月，校長命令學生站成兩排，大家開始報數：一、二，一、二……偶數學生繼續學業，奇數學生當場解散，被動員回家。當時沒有偏袒或特權，甚至沒有顯示出對地主家庭子女的歧視。當然，也許有，但我們學生沒有意識到。就連一些幹部子弟，也被動員回家。有些學校重複抽籤，每次都減少一半人數。
我的號碼剛好是偶數，但也不容慶幸。一九五七年，我們村小學畢業班的三十五名同學，共有七人考上中學。到一九五九年秋，除三人之外，其他人都回了村莊。一位轉到承德附近某所中專；另一位參軍入伍，最後成為軍官；我是第三個。一九五九年，隨著學校大幅削減規模，母親擔心我的學業和未來希望都會落空，前景似乎一片黯淡。
父親曾多次勸說我，去呼和浩特跟他住，在那裡上學。一九五六年，他又娶了比他小十二歲的第三任妻子。一九五九年初，他曾寫信給我，把貧困的饒陽農業縣與呼和浩特快速工業化的自治區首府做對比，他所描述的美好生活，在饑荒來臨的時刻，變得難以抗拒。
母親說：「我實在不想讓你去跟繼母住，但教育是咱們唯一的希望。」在她說服下，我最終同意，轉學去呼和浩特五中，靠近父親開卡車的呼和浩特運輸公司。依照規定程序，五中需要我的中學轉學證。我多次去公社和饒陽縣城，辦理轉學證和另外兩份重要證件：「戶口遷移證」和「糧油供應轉移證」（簡稱「轉糧證」）。前者將我的合法居住地從河北農村遷到了呼和浩特市；後者則保證，作為國家職工的家屬，我可以獲得政府的口糧供應。中國從一九五八年起，就試圖控制農民進城的機會，但大躍進的瘋狂，壓倒了管控流民的嘗試。從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年初，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在全國新興工業城市，以及受災較輕的農村地區，找到了新工作。一九五九年，是農村人口獲准進城的最後一次機會。到第二年（一九六○年），隨著經濟全面崩潰，大批內地的自發移民，在省際邊界上，即遭收容，並被遣返。
出發那天，母親送我出村，我們朝村北的河岸方向走。我背著一個小包，天一亮悄悄出發，趕在瑞軍醒來之前，因為我擔心他會大哭。母親跟我走在蜿蜒的小路上，叮囑我要好好學習，不要跟繼母衝突。她的話語，多次被肺氣腫引發的咳嗽打斷，肺氣腫是饑荒時期常見的多發病之一。我強忍淚水，懇求她回家。當她瘦弱的身影被晨霧遮擋，咳嗽聲逐漸消失在樹林後面時，我終於忍耐不住，放聲痛哭起來。
這是我第一次獨自離家遠行。告別母親弟弟，去與父親和從未謀面的繼母生活，其前景如何，讓我心情沉重。但我畢竟已經十六歲，期待繼續學習，也準備經風雨見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