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十九世紀臺灣攝影的先行者（節錄）
一八六六，柯林伍德、沙頓與巨蛇號的臺灣踏查
繼郇和之後，英國的博物學家柯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 1826-1908）也在一八六六年來到了臺灣。他在一八六六、六七年航行中國、臺灣、婆羅洲、菲律賓、與新加坡等地，進行兩年的博物學調查。這段遊歷讓他寫下名作《一位博物學家在中國海域及其沿岸的漫遊》（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當時他搭乘英國皇家船艦「巨蛇號」（H. M. S. Serpent），艦上的輪機長沙頓（Sutton）正是一個攝影師，柯林伍德在書中曾多次描述他們的攝影事蹟。
一八六六年五月，他們先抵達南部的打狗，然後沿著海岸向西北航行，經過馬公、臺南，最後抵達淡水。攝影的記載最早出現在馬公之行，柯林伍德寫道：「我們在馬公停留三天後準備離開，輪機長沙頓先生，一位技術極佳的攝影師，在我們啟行的早晨到城鎮上拍攝了一些景觀。這種情況下要人們避開攝影裝備實在非常困難，他們非常好奇，這使得拍照進行極為不順。一名男子趁我們忙著沖洗底片而疏於注意時，竟然偷偷喝了瓶內的冰醋酸溶液（glacial acetic acid），還好它不具有毒性。另一名男子比他的鄰居更勇敢地接受硝酸銀溶液的挑戰，在他的髭毛、鬍鬚、眼睛等周圍塗上該溶液。可以想見，當我們離開後，它們便會在陽光照射下開始變黑，直到溶液發揮顯影的效果，這時我們這位冒失的朋友肯定會大吃一驚，但非常遺憾，我們雖然可以想像他的難堪，卻沒機會看到他遭無情鄰居白眼的畫面……。」
關於這些民智未開的村民所做的蠢事，柯林伍德的描述雖有點尖酸刻薄，卻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文章除了提到拍攝現場沖洗底片一事，對於沙頓所使用的感光乳劑，柯林伍德也明確指出是對紫外線感光的硝酸銀溶液。離開澎湖之後，「巨蛇號」行經臺南、淡水，最後停泊在基隆港。柯林伍德與輪機長沙頓在淡水停留了數日，為了與已經將開往基隆港的布洛克司令（Commander Bullock）會合，五月二十五日他們雇用三名漢人船夫，搭乘舢板從淡水出發，上溯基隆河展開一段內陸的探險活動。這段經歷後來寫成〈橫越福爾摩沙北部的航行〉（A boat journey across the northern end of Formosa），這篇文章後來刊登在一八六七年第十一期的《皇家地理學會》（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一八五一年，英人史考特．亞契（Frederick Scott Archer, 1813-1857）發明了「卡羅酊攝影術」（Wet Collodien Process，簡稱「濕版」），不但影像的階調優於銀版，感度也大為提高，曝光時間從數十分鐘縮短為五至十五秒鐘。但它在操作上極為不便，必須在拍照當下現塗感光乳劑於玻璃版上，並趁乳劑未乾燥硬化前即時顯影，因此外拍時需配備「可攜帶式暗房」。一八七一年，馬德斯（Richard Leach Maddox, 1816-1902）發明了「乾版」（Dry Plate），在一八七七年開始量產，這時攝影才真正具有快速和便捷性，適合戶外、遠距離、瞬間動態的攝影活動。
一八六六年，沙頓的攝影技術還停留在「濕版」的階段，報導日記寫著他們出發當天「攜帶二天的食物、照相機和各式的器材……」。所謂「各式器材」除了整套的攝影裝備，當然還包括戶外用的暗房，顯然早已做好周詳的計畫，準備以攝影作為記錄的工具。第一天舢板行經關渡、八芝蘭（士林），抵達圓山后，受邀上岸拜訪一戶富貴人家，當晚即回到舢板船中過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們便展開攝影活動，這次柯林伍德記錄他們「拍攝了幾處山的風景，捕捉到一些美麗的蝴蝶和甲蟲……」。如前所述，「濕版」攝影的曝光時間長達五至十五秒鐘，相機必須架在笨重的三腳架上，拍攝蝴蝶飛舞的即景畫面是不可能的事，這裡所謂的「捕捉」當然是指昆蟲實體的捕捉而非瞬間攝影。
一八六六年六月十三日，柯林伍德為了繪製更可靠的東北部港口海圖，繼續搭乘「巨蛇號」前往蘇澳。這段航程記載於一八六八年第六期《倫敦人類學協會會刊》（Transactions of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的〈福爾摩沙東北海岸蘇澳灣之行〉（Visit to the Kibalan village of Sano Bay）一文中。原文中的「Sano Bay」應為蘇澳灣「Sau-o Bay」之誤。這篇文章記載柯林伍德再次折服於沙頓的攝影技術，對當時的拍攝有非常生動的描寫：「輪機長沙頓先生是一位非常有經驗的攝影師，他在岸上用照相機拍攝這個村莊和居民，並成功取得幾張極好的立體照片（stereoscopic pictures）。當要求他們就定位時，居民很容易就接受了，並且形成幾個完美構圖的群體，少部分照片很成功地被定影下來，當然要讓所有的人保持不動就很困難了，因為我們不可能使他們理解，在關鍵時刻必須絕對的靜止。無論如何，幾個拍攝實例的結果還算令人滿意……。」
使用「濕版」拍攝會動的物件本來就很困難，更何況是一群人的團體照。加上受限於語言溝通的困難，我們很難想像沙頓是如何克服障礙，才能順利完成拍攝工作，也難怪陪伴在旁的柯林伍德一直不斷讚嘆：「他真是一位技術精湛的攝影師！」而且，沙頓在蘇澳拍的竟然是「立體照片」，歐洲在「銀版攝影術」問世時流行立體照片。當時許多攝影師遠赴美洲、希臘、埃及等地，拍攝史蹟、異國風情等照片然後販賣，非常受歐洲人歡迎。
早期來臺的外國攝影師中，沙頓是文獻記載中第一位使用立體相機的人。
一八六○年代之後外國傳教士的身影與足跡
荷蘭人撤離臺灣後的兩百年間，我們很難找到西方教會在臺灣傳道的足跡，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後，在國際條約的保障之下，長老教會才又重新於海外設置傳道會所，在中國展開宣教活動，先後在福建、臺灣、廣東甚至東南亞設立據點。一八六○年代，基督教長老會再度傳入臺灣，當時有英國長老教會馬雅各醫生（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等人在南部佈道，北部則有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他們的宣教活動配合著醫療服務與教育同時進行，分別在南北都建有近代化的醫院和學校，不但使長老教會成為基督教在臺灣的主流教派，從文化傳播的觀點來看，他們也為臺灣帶來新知識、新醫療和新教育體系，對民智的啟發與社會變革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間接也促進了臺灣的近代化。
早期到海外宣教的傳教士可能都會使用攝影這項技術，這可從《英國長老教會中國宣教記錄》（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foreign mission archives, 1847-1950）所刊載宣教地區分類報告書中的圖片得到印證。報告書中對當地政治、經濟、社會情事分析，或世界各地教區之間刊行的《教會公報》（The Monthly Messenger），都會搭配宣教、醫療活動、各地民情風俗等木刻版印刷圖片。
事實上，在目前發現的臺灣攝影史料中，以長老會宣教師馬偕博士來臺初期所留下的攝影資料最為可觀，居所有來臺宣教士之冠。在臺灣宣教、醫療、社會及教育上有深遠影響的馬偕博士，其一生的黃金歲月都奉獻給臺灣這塊土地。二○○一年，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馬偕博士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活動」，在臺灣歷史博物館展示這批影像的原版照片，這也是最為國人熟悉的一批早期影像。多數照片顯示馬偕本人都在畫面中，顯然攝影者另有其人，但攝影者不詳。
第三章 日治時期的臺灣攝影（節錄）
一八九四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清廷戰敗，隔年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從此開始五十年日本統治臺灣的時期。領臺之初，掃蕩抗日義勇軍和制定理蕃政策成為當務之急。從統治初期到「始政」（開始治理政治）的三十年間，基本上日本對臺灣採取懷柔開放的態度，尤其是日本在大正年間（一九一二－一九二六）因接受近代文明的洗禮而突飛猛進，臺灣也蒙受其惠。
從政經社會層面來看，「攝影術」在日治時期對臺灣攝影的影響，具有多方潛移默化的作用，特別是攝影藝術的演進。其中，商業寫真館在臺灣攝影的發展中扮演領頭羊的角色，透過鏡像的語彙（如燈光技巧、服飾、布景、拍攝風格等）開啟民風，也間接促成業餘攝影的濫觴。在研究者和相關文獻相當貧乏的情況下，筆者試著以田野調查所得有限的原作與史料，探索日治時期臺灣攝影的發展。
日治時期寫真帖
顧名思義，「寫真帖」是以「寫真」（照片）製作的「帖」（相簿或相冊），泛指官方以實體寫真或印刷模式所製成的相簿，一般私人會社、家族和個人貼製的相簿，也被認定為「寫真帖」的概念。在西方攝影的進程中，攝影術被應用於册集書頁，而使用「Album」一詞的定義，一部分吻合日治時期對於「寫真帖」的廣泛定義。
寫真帖的應用繁多，一個單位的出遊記錄也可以用寫真，委請攝影業者少量製作，留存紀念。而日治時期寫真帖的出版，大都由總督府所屬機關印製或監製，只有少數與總督府關係良好的日本人（當時稱為內地人）所開設的寫真館，才能接受委託攝製或印刷，很少臺灣人（當時稱為本島人）有機會接受委託拍攝製作官方寫真帖。
在日治時期，官方和法人團體（組合）所印製的內容非常廣泛，從軍事政治、人文活動到天然景物，都是鏡頭捕捉的焦點，而拍攝目的有學術研究、活動宣傳、人物紀念、戰事記錄、風景記錄、建設成果等彰顯臺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及對天皇的崇敬。
真帖與寫真館
一九○○年，總督府開放民間的印刷事業，從此臺灣攝影便如雨後春筍般地成長茁壯。這些有別於官方監製、以庶民觀點和自主承印的寫真帖，為臺灣人開啟了一扇大門，並看到自身所蘊涵的力量。
臺灣圖書館收藏了不少「遠藤寫真館」所發行監製的寫真帖，如《征臺凱旋紀念帖》、《臺灣蕃地寫真帖》、《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等。此外，由勝山吉作主持的合資會社「勝山寫真館」，不僅接受晝夜攝影的工作，也兼營十六釐米活動寫真、出版監製「繪葉書」（包含圖像的明信片）等業務。而臺灣人所開設的寫真館，大都以拍攝臺灣家庭照或個人肖像，及外寫出張（外拍）等臺灣人委託的業務為主，很難與日本人競爭。
但也有少數例子，足以說明寫真帖和印刷術如何在民間應用，如小醫院、個人、家庭、小商號、酒家等。在大正年間，臺灣人與日本人一樣享有憲法的保障，是日治時期最安定、富足的時期，從《臺灣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女給篇──花國艶影集》寫真帖便可看出端倪。這本由花國艶影集出版社發行的寫真帖，是黃書樵在醉香樓所編輯的女給影集，除了刊載咖啡店女給和酒室美女之外，也邀請詩人為影集吟詠詩詞，後面還有咖啡（カフエ一）名店、舞廳（ダンスホ一ル）等廣告，在當時頗為時尚。
在眾多日本人監製的寫真帖中，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由「ハセシ（林）寫真館」（林得富主持）拍攝和編輯、「臺北共進商會」發行的《霧社事件討伐寫真帖》，最後一頁刊載了編集群合照，最左側站立者為林得富。（作者按：攝影評論者張蒼松在編輯林草紀念集《百年足跡重現》時，曾以為這間「ハセシ（林）寫真館」由林草主持，查明後才知「林寫真館」與「ハセシ（林）寫真館」意思相同但招牌字體不同。）
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十一月，頭份「美影寫真館」的張阿祥（一九一六－二○一三）與關西「真影寫真館」（戰後改名為「珊瑚照相館」）的林礽湖，共同為日本「櫻井組望鄉山制材所」拍攝《拾週年紀念寫真帖》，記錄當時櫻井組開採阿里山山林及製材工業的實況，也是極少數臺灣人接受官方委託的例子。對此，張阿祥曾回憶：「坐流籠很危險，一般都用來搬運大支木頭，人是不允許坐上去的，難怪日本寫真師不敢上去！」
一八六六，柯林伍德、沙頓與巨蛇號的臺灣踏查
繼郇和之後，英國的博物學家柯林伍德（Cuthbert Collingwood, 1826-1908）也在一八六六年來到了臺灣。他在一八六六、六七年航行中國、臺灣、婆羅洲、菲律賓、與新加坡等地，進行兩年的博物學調查。這段遊歷讓他寫下名作《一位博物學家在中國海域及其沿岸的漫遊》（Rambles of a Naturalist on the Shores and Waters of the China Sea）。當時他搭乘英國皇家船艦「巨蛇號」（H. M. S. Serpent），艦上的輪機長沙頓（Sutton）正是一個攝影師，柯林伍德在書中曾多次描述他們的攝影事蹟。
一八六六年五月，他們先抵達南部的打狗，然後沿著海岸向西北航行，經過馬公、臺南，最後抵達淡水。攝影的記載最早出現在馬公之行，柯林伍德寫道：「我們在馬公停留三天後準備離開，輪機長沙頓先生，一位技術極佳的攝影師，在我們啟行的早晨到城鎮上拍攝了一些景觀。這種情況下要人們避開攝影裝備實在非常困難，他們非常好奇，這使得拍照進行極為不順。一名男子趁我們忙著沖洗底片而疏於注意時，竟然偷偷喝了瓶內的冰醋酸溶液（glacial acetic acid），還好它不具有毒性。另一名男子比他的鄰居更勇敢地接受硝酸銀溶液的挑戰，在他的髭毛、鬍鬚、眼睛等周圍塗上該溶液。可以想見，當我們離開後，它們便會在陽光照射下開始變黑，直到溶液發揮顯影的效果，這時我們這位冒失的朋友肯定會大吃一驚，但非常遺憾，我們雖然可以想像他的難堪，卻沒機會看到他遭無情鄰居白眼的畫面……。」
關於這些民智未開的村民所做的蠢事，柯林伍德的描述雖有點尖酸刻薄，卻令人感到不可思議。文章除了提到拍攝現場沖洗底片一事，對於沙頓所使用的感光乳劑，柯林伍德也明確指出是對紫外線感光的硝酸銀溶液。離開澎湖之後，「巨蛇號」行經臺南、淡水，最後停泊在基隆港。柯林伍德與輪機長沙頓在淡水停留了數日，為了與已經將開往基隆港的布洛克司令（Commander Bullock）會合，五月二十五日他們雇用三名漢人船夫，搭乘舢板從淡水出發，上溯基隆河展開一段內陸的探險活動。這段經歷後來寫成〈橫越福爾摩沙北部的航行〉（A boat journey across the northern end of Formosa），這篇文章後來刊登在一八六七年第十一期的《皇家地理學會》（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一八五一年，英人史考特．亞契（Frederick Scott Archer, 1813-1857）發明了「卡羅酊攝影術」（Wet Collodien Process，簡稱「濕版」），不但影像的階調優於銀版，感度也大為提高，曝光時間從數十分鐘縮短為五至十五秒鐘。但它在操作上極為不便，必須在拍照當下現塗感光乳劑於玻璃版上，並趁乳劑未乾燥硬化前即時顯影，因此外拍時需配備「可攜帶式暗房」。一八七一年，馬德斯（Richard Leach Maddox, 1816-1902）發明了「乾版」（Dry Plate），在一八七七年開始量產，這時攝影才真正具有快速和便捷性，適合戶外、遠距離、瞬間動態的攝影活動。
一八六六年，沙頓的攝影技術還停留在「濕版」的階段，報導日記寫著他們出發當天「攜帶二天的食物、照相機和各式的器材……」。所謂「各式器材」除了整套的攝影裝備，當然還包括戶外用的暗房，顯然早已做好周詳的計畫，準備以攝影作為記錄的工具。第一天舢板行經關渡、八芝蘭（士林），抵達圓山后，受邀上岸拜訪一戶富貴人家，當晚即回到舢板船中過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們便展開攝影活動，這次柯林伍德記錄他們「拍攝了幾處山的風景，捕捉到一些美麗的蝴蝶和甲蟲……」。如前所述，「濕版」攝影的曝光時間長達五至十五秒鐘，相機必須架在笨重的三腳架上，拍攝蝴蝶飛舞的即景畫面是不可能的事，這裡所謂的「捕捉」當然是指昆蟲實體的捕捉而非瞬間攝影。
一八六六年六月十三日，柯林伍德為了繪製更可靠的東北部港口海圖，繼續搭乘「巨蛇號」前往蘇澳。這段航程記載於一八六八年第六期《倫敦人類學協會會刊》（Transactions of the Ethn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的〈福爾摩沙東北海岸蘇澳灣之行〉（Visit to the Kibalan village of Sano Bay）一文中。原文中的「Sano Bay」應為蘇澳灣「Sau-o Bay」之誤。這篇文章記載柯林伍德再次折服於沙頓的攝影技術，對當時的拍攝有非常生動的描寫：「輪機長沙頓先生是一位非常有經驗的攝影師，他在岸上用照相機拍攝這個村莊和居民，並成功取得幾張極好的立體照片（stereoscopic pictures）。當要求他們就定位時，居民很容易就接受了，並且形成幾個完美構圖的群體，少部分照片很成功地被定影下來，當然要讓所有的人保持不動就很困難了，因為我們不可能使他們理解，在關鍵時刻必須絕對的靜止。無論如何，幾個拍攝實例的結果還算令人滿意……。」
使用「濕版」拍攝會動的物件本來就很困難，更何況是一群人的團體照。加上受限於語言溝通的困難，我們很難想像沙頓是如何克服障礙，才能順利完成拍攝工作，也難怪陪伴在旁的柯林伍德一直不斷讚嘆：「他真是一位技術精湛的攝影師！」而且，沙頓在蘇澳拍的竟然是「立體照片」，歐洲在「銀版攝影術」問世時流行立體照片。當時許多攝影師遠赴美洲、希臘、埃及等地，拍攝史蹟、異國風情等照片然後販賣，非常受歐洲人歡迎。
早期來臺的外國攝影師中，沙頓是文獻記載中第一位使用立體相機的人。
一八六○年代之後外國傳教士的身影與足跡
荷蘭人撤離臺灣後的兩百年間，我們很難找到西方教會在臺灣傳道的足跡，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後，在國際條約的保障之下，長老教會才又重新於海外設置傳道會所，在中國展開宣教活動，先後在福建、臺灣、廣東甚至東南亞設立據點。一八六○年代，基督教長老會再度傳入臺灣，當時有英國長老教會馬雅各醫生（James Laidlaw Maxwell, 1836-1921）等人在南部佈道，北部則有加拿大長老教會的馬偕牧師（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他們的宣教活動配合著醫療服務與教育同時進行，分別在南北都建有近代化的醫院和學校，不但使長老教會成為基督教在臺灣的主流教派，從文化傳播的觀點來看，他們也為臺灣帶來新知識、新醫療和新教育體系，對民智的啟發與社會變革帶來不可磨滅的影響，間接也促進了臺灣的近代化。
早期到海外宣教的傳教士可能都會使用攝影這項技術，這可從《英國長老教會中國宣教記錄》（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foreign mission archives, 1847-1950）所刊載宣教地區分類報告書中的圖片得到印證。報告書中對當地政治、經濟、社會情事分析，或世界各地教區之間刊行的《教會公報》（The Monthly Messenger），都會搭配宣教、醫療活動、各地民情風俗等木刻版印刷圖片。
事實上，在目前發現的臺灣攝影史料中，以長老會宣教師馬偕博士來臺初期所留下的攝影資料最為可觀，居所有來臺宣教士之冠。在臺灣宣教、醫療、社會及教育上有深遠影響的馬偕博士，其一生的黃金歲月都奉獻給臺灣這塊土地。二○○一年，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辦「馬偕博士逝世一百週年紀念活動」，在臺灣歷史博物館展示這批影像的原版照片，這也是最為國人熟悉的一批早期影像。多數照片顯示馬偕本人都在畫面中，顯然攝影者另有其人，但攝影者不詳。
第三章 日治時期的臺灣攝影（節錄）
一八九四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清廷戰敗，隔年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從此開始五十年日本統治臺灣的時期。領臺之初，掃蕩抗日義勇軍和制定理蕃政策成為當務之急。從統治初期到「始政」（開始治理政治）的三十年間，基本上日本對臺灣採取懷柔開放的態度，尤其是日本在大正年間（一九一二－一九二六）因接受近代文明的洗禮而突飛猛進，臺灣也蒙受其惠。
從政經社會層面來看，「攝影術」在日治時期對臺灣攝影的影響，具有多方潛移默化的作用，特別是攝影藝術的演進。其中，商業寫真館在臺灣攝影的發展中扮演領頭羊的角色，透過鏡像的語彙（如燈光技巧、服飾、布景、拍攝風格等）開啟民風，也間接促成業餘攝影的濫觴。在研究者和相關文獻相當貧乏的情況下，筆者試著以田野調查所得有限的原作與史料，探索日治時期臺灣攝影的發展。
日治時期寫真帖
顧名思義，「寫真帖」是以「寫真」（照片）製作的「帖」（相簿或相冊），泛指官方以實體寫真或印刷模式所製成的相簿，一般私人會社、家族和個人貼製的相簿，也被認定為「寫真帖」的概念。在西方攝影的進程中，攝影術被應用於册集書頁，而使用「Album」一詞的定義，一部分吻合日治時期對於「寫真帖」的廣泛定義。
寫真帖的應用繁多，一個單位的出遊記錄也可以用寫真，委請攝影業者少量製作，留存紀念。而日治時期寫真帖的出版，大都由總督府所屬機關印製或監製，只有少數與總督府關係良好的日本人（當時稱為內地人）所開設的寫真館，才能接受委託攝製或印刷，很少臺灣人（當時稱為本島人）有機會接受委託拍攝製作官方寫真帖。
在日治時期，官方和法人團體（組合）所印製的內容非常廣泛，從軍事政治、人文活動到天然景物，都是鏡頭捕捉的焦點，而拍攝目的有學術研究、活動宣傳、人物紀念、戰事記錄、風景記錄、建設成果等彰顯臺灣總督府的豐功偉業及對天皇的崇敬。
真帖與寫真館
一九○○年，總督府開放民間的印刷事業，從此臺灣攝影便如雨後春筍般地成長茁壯。這些有別於官方監製、以庶民觀點和自主承印的寫真帖，為臺灣人開啟了一扇大門，並看到自身所蘊涵的力量。
臺灣圖書館收藏了不少「遠藤寫真館」所發行監製的寫真帖，如《征臺凱旋紀念帖》、《臺灣蕃地寫真帖》、《蕃匪討伐紀念寫真帖》等。此外，由勝山吉作主持的合資會社「勝山寫真館」，不僅接受晝夜攝影的工作，也兼營十六釐米活動寫真、出版監製「繪葉書」（包含圖像的明信片）等業務。而臺灣人所開設的寫真館，大都以拍攝臺灣家庭照或個人肖像，及外寫出張（外拍）等臺灣人委託的業務為主，很難與日本人競爭。
但也有少數例子，足以說明寫真帖和印刷術如何在民間應用，如小醫院、個人、家庭、小商號、酒家等。在大正年間，臺灣人與日本人一樣享有憲法的保障，是日治時期最安定、富足的時期，從《臺灣始政四十週年博覽會女給篇──花國艶影集》寫真帖便可看出端倪。這本由花國艶影集出版社發行的寫真帖，是黃書樵在醉香樓所編輯的女給影集，除了刊載咖啡店女給和酒室美女之外，也邀請詩人為影集吟詠詩詞，後面還有咖啡（カフエ一）名店、舞廳（ダンスホ一ル）等廣告，在當時頗為時尚。
在眾多日本人監製的寫真帖中，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由「ハセシ（林）寫真館」（林得富主持）拍攝和編輯、「臺北共進商會」發行的《霧社事件討伐寫真帖》，最後一頁刊載了編集群合照，最左側站立者為林得富。（作者按：攝影評論者張蒼松在編輯林草紀念集《百年足跡重現》時，曾以為這間「ハセシ（林）寫真館」由林草主持，查明後才知「林寫真館」與「ハセシ（林）寫真館」意思相同但招牌字體不同。）
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十一月，頭份「美影寫真館」的張阿祥（一九一六－二○一三）與關西「真影寫真館」（戰後改名為「珊瑚照相館」）的林礽湖，共同為日本「櫻井組望鄉山制材所」拍攝《拾週年紀念寫真帖》，記錄當時櫻井組開採阿里山山林及製材工業的實況，也是極少數臺灣人接受官方委託的例子。對此，張阿祥曾回憶：「坐流籠很危險，一般都用來搬運大支木頭，人是不允許坐上去的，難怪日本寫真師不敢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