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股東的異國辛酸淚
落難的俄國皇族
艾斯尼的年紀足以當阿錐的父親，阿錐也一直稱他為Uncle。一起改建飛虎隊屋舍時，艾斯尼並未明白向他表明出身，只透露自己曾經在上海法租界擔任過建築工程師，協助軍方蓋房子。但是相識久了，鄉愁越來越濃了，艾斯尼還是忍不住從老皮箱裡翻出一張張從俄羅斯帶來的照片，以及一張寫滿俄國名字的同學錄，一點一滴訴說自己的人生。
「這些是俄羅斯貴族學校的同學，圈起來的是已經過世或是已經聯絡不上了。」「我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互相聯絡，修改自己的聯絡方式，改好以後再將資料寄到下一個國家，給下一個同學。上一次在法國的同學以為我住在中國的武昌，還把信給寄到那兒去了……」艾斯尼慢慢說，阿錐靜靜聽。第一次聽到艾斯尼提起自己的貴族身分，他並不驚訝，因為早在哥哥的店裡第一眼看到這位外國人時，就知道他定是出身不凡。
艾斯尼身上流著俄國皇族的血統，本名為George Elsner ConStanIII ENobche，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親戚，也是負責保護沙皇安全的皇家侍衛團長。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發動革命，尼古拉二世家族連同親近僕人遭到布爾什維克軍隊集體殺害；一九二二年，保皇派與革命的戰火持續蔓延，英、美、法、日都派兵前往支援，但美國突然間撤兵，連帶其他國家也跟著退出戰場，導致俄國皇軍節節敗退。最後，艾斯尼只能率領部屬逃入中國東北的哈爾濱，隨後輾轉到上海的法租界協助法軍進行新建房屋的檢驗。
曾經，艾斯尼還拿出尼古拉二世家族照片，一一指著影中人告訴阿錐，這位是皇后，這三位是女大公，還有這位小皇儲總是讓尼古拉二世很擔心，稍微碰撞一下就腫得嚇人，身上總是輕一塊紫一塊。後來一位中下層階級的農夫治好小皇儲的病，沙皇和皇后變得非常寵愛這位農夫，引起軍官、百官和資本官的不滿，但中下階層卻又起身聲援那名農夫……。
艾斯尼閉上眼睛，記憶越過時空回到當時的殺戮戰場，他痛苦回憶：「農民拿著鐮刀圍住皇宮，軍隊竟然拿著槍枝掃射農民，這樣的統治階級怎麼會不滅亡呢？」俄國的歷史，阿錐不懂，但他可以感受艾斯尼對於戰爭的深惡痛絕。一次阿錐帶全家陪他到海邊出遊，艾斯尼抓起一大把沙，捏得手掌爆起青筋，沙土從指縫中留了下來。他搖搖頭：「沙子一定要雙手好好一起捧，用力捏只會得到越少；政府對人民也不能用武力，否則人民一定會反抗的。」
逃到中國那年，艾斯尼才二十二歲。烽火起起落落，他從青年變成壯年、再從壯年變成中年，離開上海來到台灣時，已經將近五十歲了。動盪的大時代將他與故鄉的距離拉得越來越遠，但思鄉的心情就像一甕苦酒，越陳越烈。他從烽火中隨身攜帶的一只小木箱，彷彿一個通往故鄉的隧道，每到夜深人靜，他便靜靜地翻出木箱內一張張泛黃又斑駁的照片，靜靜地、細細地端詳……
這一切，阿錐都看在眼裡。早些年為了讓艾斯尼有個穩定的棲身之處，他在林森北路（當時名為中山北路七條通）買下兩間比鄰的房舍，安排艾斯尼與自己、家人住在隔壁，方便就近照顧。但是住處可以安排，心裡的空洞卻難以填滿。自己又能為他做點什麼呢？
一九五六年，知名影星尤伯連納與英格麗褒曼主演的《真假公主》在台灣上演，阿錐聽聞故事內容正是末代真假俄羅斯公主的故事，便與妻子帶著艾斯尼前去觀賞，希望聊慰他的思鄉之情。但是當故事透過放映機的光束一幕一幕映在銀幕上，阿錐就一點一點地後悔了，因為他在艾斯尼的臉上，見不到任何欣喜，反而只有難以言喻的悲傷。
走出戲院，艾斯尼悲憤難平地說：「亂演！這戲根本是亂演！這世界上哪裡還找得到安娜塔西雅公主呢？」三人由西門町走回武昌街，走著走著，艾斯尼彷彿再度被記憶的獠牙刺傷，痛苦地說道：「如果我沒有中彈，如果我能早一點趕到，也許沙皇一家人就不會死了……」望著他臉上的傷痛，阿錐和妻子的喉頭像是被什麼東西卡住了，一時全說不出話來。
那天，阿錐才知道原來艾斯尼頸上的舊傷，是通往時代劇變的一個深淵。布爾什維克軍人抓走尼古拉二世一家人的那一夜，曾對皇軍瘋狂掃射，艾斯尼因而頸部中彈失去意識。當他從血泊中醒來，帶著部屬趕到西伯利亞的烏拉山區，布爾什維克軍人已經離去，但所留下殘暴的殺戮畫面卻讓他無法克制地對著天空嚎啕大哭。「沙皇一家人全被射殺了，一個都不留，他們的遺體甚至都被潑了鹽酸……。」如何走出那片出森林？艾斯尼已經不記得了，但尼古拉二世全家遺體蜷縮焦黑的模樣，多年來始終難以自他腦海中抹滅。
在ASTORIA股東糾紛之後，艾斯尼陷入抑鬱寡歡。被同鄉友人背叛的憤怒以及無法離開台灣、與親友重逢的失落，讓他積鬱成疾而中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艾斯尼倒臥在明星二樓的廁所內，被緊急送往醫院。儘管如此，他始終離不開明星。住院三天之後，他坐著公車從醫院來到武昌街，一步一步拄著柺杖，沿著階梯爬到二樓靠窗的老位置。
此後的十二年當中，中風七度來襲，但直到最後一次住進醫院之前，艾斯尼到明星報到的習慣不曾改變。別人老勸他留在家中休養，但阿錐卻天天幫他在明星二樓保留一處「專屬特別座」。他和艾斯尼雖然都沒有說，但他們彼此都清楚，對艾斯尼而言，明星不止是一間西點咖啡屋，更是異鄉的另一個「家」。遠在北國的家回不去，至少也要回到飄著故鄉味道的地方！
五、六十年前，和外國人來往密切，在台灣人眼中似乎是件怪事。特別是在幫飛虎隊改建住處賺了一點錢之後，很多人都在背後笑我：「伊要去乎外國人做子。」甚至就連我的婚禮，大哥所請來的證婚人也在致詞中介紹我是「乎外國人做子」的那個少年郎，讓我當場不知如何回應。事後，我的母親相當不能諒解地質問我：「你要乎外國人做子，為啥米攏沒講？你好歹嘛要講一聲！」
我常常想，還好艾斯尼不懂中文，否則對於這些反應，應該也會感到不自在吧！我與艾斯尼可謂忘年之交，即使剛認識時，我只有十八歲，但在他眼裡，我不是一個毛頭小子，而是一個值得信賴且可以獨當一面的好朋友。而他之於我，不只是帶領我走上一條特殊的人生道路，更在潛移默化中給了我許多深刻的影響。
艾斯尼中風前，我特地買了一棟房子讓他居住；艾斯尼中風後的十二年裡，我為他請看護，並把他當成親人一樣陪伴照顧。在別人眼中，我為他所做的已經不亞於一個孩子對父親的關懷。但比起他的言行帶給我的種種影響，我總覺得這些回報不算什麼。
可能是因為出身皇族的關係，自幼接受過系統皇家禮儀教育，艾斯尼不管是言行或舉止，都展現出充分的得體與氣度。平日的生活節儉卻不失品味，偶爾麵包和濃湯就是一餐，但用餐的禮儀與優雅的步調卻不曾因此而減少；經常穿著的西裝不脫那兩、三套，有的甚至已經穿了許多年，但即使是在生病之後，他始終保持一身的潔淨與筆挺。
最讓我難忘的，還是他不輕易接受他人好處的堅持。那一年，朋友聽說我們將一同到西門町的萬國戲院看《真假公主》，好意送來電影票，到了戲院門口，艾斯尼卻掏出三塊半，堅持自己要負擔電影票費用。平常看慣了搶著付帳而拉拉扯扯的畫面，本以為自己會為那三塊半與他在戲院門口僵持，但他只是輕輕地說道：「Archie，不管那是不是朋友送給你的，我都應該付自己的費用。」頓時，我看到的不是一個落難的俄羅斯人，而是一個將自尊擺在最前頭的白俄貴族！在他篤定的神情與不急不徐的語氣中，我只能默默地從他手中接過錢。
整建飛虎隊屋舍過程中，我一直認為這些生意是因他而上門，我和許多台灣人都是因為他才能找到頭路。那幾年，我們一邊合作開設ASTORIA，一邊繼續改建宿舍工程，但我幾次想要將獲利與他均分都遭到拒絕，我只能私底下將那些錢用來為ASTORIA買器具和材料，讓他不需要為了張羅資金而傷腦筋。有一回，一位美國駐台高官對改建成果大為滿意，付了一大筆錢當作工程款。當天我送了一半金額到他面前，但經濟狀況不甚理想的他卻再度拒絕，強調自己無功不受祿，並要我別再提起這些事。這份情義和風骨，讓我永誌於心，幾年之後，我特別在中山北路一段（現今林森北路）買下兩棟相鄰的房子，一棟作為我和妻小的住處，另一棟則安排作為他的養老居所，也算是我回報給他的禮物。
咱台灣人說「吃人一口，還人一斗」。我在自己的土地上卻受到一個落難異域的俄羅斯人提攜，怎能不知恩圖報呢？這段長達二十多年的異國友誼，又豈是金錢或是物質所能取代呢？
台灣文學作家的窩
樓下擺攤的周夢蝶
一九五○年代起，台灣文化界總算擺脫戰後的青黃不接，開始有人辦雜誌、有人搞出版，重慶南路一帶因鄰近火車站和眾多政府機關，成為多數出版社落腳處，書店隨之聚集，騎樓下也出現一個個賣雜誌、書報的小書攤。一九五九年，明星的騎樓多了一攤小小的書報攤，書報攤的老闆長得瘦骨嶙峋，有時將攤子擺在明星門口左邊，有時擺在右邊。有客人時，他會陪客人聊聊；沒客人時，一張板凳坐、一張板凳翹腳，就打起盹。
當時艾斯尼等人正盤算如何將明星脫手，屋內股東糾紛方興未艾，對屋外的攤子根本無心過問，於是就這麼任由小書攤擺著，彼此相安無事，明星找明星的買主，書攤找書攤的顧客。隔年（1960），阿錐成為明星唯一的老闆，仍不知道門前坐的是作品散見各報章的一位詩人。
有天，阿錐在廚房裡指導新進的師傅如何製作俄羅斯風味的麵包，突然一樓麵包店的員工跑進來，「老闆，老闆，門口那個賣書的昏過去了！」阿錐和妻子衝到門前一看，果見賣書人倒在地上，原本瘦小的身子顯得更加單薄。「快叫救護車，快把他送到醫院。」眾人七嘴八舌幫著想辦法，賣書人卻逐漸恢復意識，阿錐問：「是不是身體不舒服，要不要送你到醫院？」但對方一再強調自己沒事，不需要勞駕救護車，便又坐回書攤忙了。
眾人見他如此堅持，漸漸散去。阿錐朝屋內走了幾步，想了想停下腳步又轉回騎樓，「你真的沒事嗎？」他心想這人臉色蒼白如紙，怎可能沒事？對方被他這麼一問，神色變得怪異，一會兒才壓低聲音說：「我真的沒病，只是三天連一本書都賣不掉，沒吃東西，餓得受不了。」阿錐感覺這人有些風骨，若是堅持請客，肯定不被接受，於是改口說：「我等會請太太拿些麵包和熱牛奶，如果你有錢就給我錢，如果沒錢就算我招待，有緣才能在同一個屋簷下做生意，大家交個朋友。」
兩人從此有了正式的交集，阿錐問他：「怎麼稱呼？」賣書人回：「就叫我老周吧！」
一段時日後，阿錐注意到老周攤前總有幾位文化氣息濃厚的客人，經常提著一落落的舊書讓他賣，偶爾也會請老周上明星二樓去喝喝咖啡；阿錐還注意到每天明星還未開店，老周就已在騎樓下張羅。阿錐好奇問：「老周，你住哪兒？怎麼這麼早？」老周說：「我住三重，坐第一班公車過來，比較不擠！」書就這麼搬來搬去嗎？阿錐很好奇，老周翻著書說，有時會找個地方寄放，有時搬回牯嶺街的書商那寄放，完全找不到地方，就布包一包扛著走囉！阿錐心想這老周個子瘦小、三餐看起來也不正常，如此折騰豈不累壞？當天下午，阿錐又來到書報攤，「老周，以後收攤就把書寄放在武昌街五號的茶莊（確認一下行業）裡，別再搬了！我已經跟茶莊老闆說好了。」老周有點驚訝，點了點頭表示謝意。原來當時阿錐已將武昌街七號、五號店面買回，並將五號租給茶莊，為了讓老周比較方便，因而情商茶莊主人在打烊後釋出一點空間讓他寄放書刊。
時光約莫又過半載，茶莊老闆在閒聊中提到，「那老周真是勤奮，每天一大早就來等我們開門。」阿錐已對老周有些認識，也從其他客人口中得知這位賣書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詩人周夢蝶，猜想他有讀書人風骨，定是不願意影響到別人做生意，所以才每天一早到門口等茶莊開門，在店家正式營業前就把書搬出來。阿錐又跟老闆商量了一會，才走到書報攤。
「老周，你每天得等茶莊開門才能搬書，又得等茶莊打烊才能收攤。這樣好了，你以後就進茶莊找個地方睡，我已經跟老闆說好了，你就不必再天天往返三重和台北了。」
周夢蝶聽了不語。阿錐怕自己說錯話，趕緊表示：「我沒其他意思，你還是可以隨時回三重，只是如果收攤得晚，就住著比較方便。」那之後，偶爾周夢蝶會在茶莊留宿，但仍小心翼翼不干擾茶莊做生意，一早五、六點就起床刷牙洗臉，先到旁邊的豆漿攤吃個饅頭、喝甜豆漿，再於茶莊營業前將書刊全部搬出來。
一方面，慕名來看周夢蝶的人越來越多，從大學生、文人、軍人都有，每隔一、兩天就有人請他上樓去談論文學，漸漸演變成固定在每週三晚間七點到九點半聚會。阿錐見每次至少五、六個人圍著他，他多半是聽而不答，直到最後才動筆將想說的話寫在紙上；這一寫不得了，連鄰座的客人也都湊過來爭睹他的筆札，甚至曾有過兩桌人為此爭執，「周先生又不是你一人的，怎麼可以霸著不放？」
阿錐看了覺得有趣，私下問：「老周，你都說些什麼、寫些什麼呢？怎麼有這麼多人來聽你說話、看你寫字？」周夢蝶十分困窘，急忙揮手道：「沒沒沒，不就是聽聽彼此的想法，我還真怕自己說錯話呢。每次覺得自己說錯話，回去的公車上就開始煩惱，有時還煩惱一整個星期，晚上都睡不好呢！」書報攤的生意維持二十一年，星期三的聚會也持續十多年。一九八○年的某一天，阿錐一進門就聽門市員工說：「老闆，今天老周又在門口昏倒，後來被送進榮總了。」周夢蝶在門前昏倒已經不只一次了，此次聽起來似乎格外嚴重，阿錐上樓問其他認識周夢蝶的作家客人，對方告訴他：「不太清楚，可能是貧血和胃出血。」聽完，阿錐嘆了一口氣，「他每天就吃那麼點饅頭、喝那麼點豆漿，怎能不生病？」
後來聽說周夢蝶同時罹患四種疾病：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胃出血、高度貧血，開刀切除四分之三個胃才救回一命。自此明星門前不再有小書攤，周三晚間的聚會也停止，但前來詢問的客人不曾少過，幾乎隔幾天就有人上門問：「周先生呢？他不來了嗎？」
「他要先休息一陣子，暫時不會再來了。」雖然每次阿錐都這樣告訴客人，心底卻和他們一樣期待老周儘速恢復健康，早點回到明星來。
落難的俄國皇族
艾斯尼的年紀足以當阿錐的父親，阿錐也一直稱他為Uncle。一起改建飛虎隊屋舍時，艾斯尼並未明白向他表明出身，只透露自己曾經在上海法租界擔任過建築工程師，協助軍方蓋房子。但是相識久了，鄉愁越來越濃了，艾斯尼還是忍不住從老皮箱裡翻出一張張從俄羅斯帶來的照片，以及一張寫滿俄國名字的同學錄，一點一滴訴說自己的人生。
「這些是俄羅斯貴族學校的同學，圈起來的是已經過世或是已經聯絡不上了。」「我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互相聯絡，修改自己的聯絡方式，改好以後再將資料寄到下一個國家，給下一個同學。上一次在法國的同學以為我住在中國的武昌，還把信給寄到那兒去了……」艾斯尼慢慢說，阿錐靜靜聽。第一次聽到艾斯尼提起自己的貴族身分，他並不驚訝，因為早在哥哥的店裡第一眼看到這位外國人時，就知道他定是出身不凡。
艾斯尼身上流著俄國皇族的血統，本名為George Elsner ConStanIII ENobche，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親戚，也是負責保護沙皇安全的皇家侍衛團長。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發動革命，尼古拉二世家族連同親近僕人遭到布爾什維克軍隊集體殺害；一九二二年，保皇派與革命的戰火持續蔓延，英、美、法、日都派兵前往支援，但美國突然間撤兵，連帶其他國家也跟著退出戰場，導致俄國皇軍節節敗退。最後，艾斯尼只能率領部屬逃入中國東北的哈爾濱，隨後輾轉到上海的法租界協助法軍進行新建房屋的檢驗。
曾經，艾斯尼還拿出尼古拉二世家族照片，一一指著影中人告訴阿錐，這位是皇后，這三位是女大公，還有這位小皇儲總是讓尼古拉二世很擔心，稍微碰撞一下就腫得嚇人，身上總是輕一塊紫一塊。後來一位中下層階級的農夫治好小皇儲的病，沙皇和皇后變得非常寵愛這位農夫，引起軍官、百官和資本官的不滿，但中下階層卻又起身聲援那名農夫……。
艾斯尼閉上眼睛，記憶越過時空回到當時的殺戮戰場，他痛苦回憶：「農民拿著鐮刀圍住皇宮，軍隊竟然拿著槍枝掃射農民，這樣的統治階級怎麼會不滅亡呢？」俄國的歷史，阿錐不懂，但他可以感受艾斯尼對於戰爭的深惡痛絕。一次阿錐帶全家陪他到海邊出遊，艾斯尼抓起一大把沙，捏得手掌爆起青筋，沙土從指縫中留了下來。他搖搖頭：「沙子一定要雙手好好一起捧，用力捏只會得到越少；政府對人民也不能用武力，否則人民一定會反抗的。」
逃到中國那年，艾斯尼才二十二歲。烽火起起落落，他從青年變成壯年、再從壯年變成中年，離開上海來到台灣時，已經將近五十歲了。動盪的大時代將他與故鄉的距離拉得越來越遠，但思鄉的心情就像一甕苦酒，越陳越烈。他從烽火中隨身攜帶的一只小木箱，彷彿一個通往故鄉的隧道，每到夜深人靜，他便靜靜地翻出木箱內一張張泛黃又斑駁的照片，靜靜地、細細地端詳……
這一切，阿錐都看在眼裡。早些年為了讓艾斯尼有個穩定的棲身之處，他在林森北路（當時名為中山北路七條通）買下兩間比鄰的房舍，安排艾斯尼與自己、家人住在隔壁，方便就近照顧。但是住處可以安排，心裡的空洞卻難以填滿。自己又能為他做點什麼呢？
一九五六年，知名影星尤伯連納與英格麗褒曼主演的《真假公主》在台灣上演，阿錐聽聞故事內容正是末代真假俄羅斯公主的故事，便與妻子帶著艾斯尼前去觀賞，希望聊慰他的思鄉之情。但是當故事透過放映機的光束一幕一幕映在銀幕上，阿錐就一點一點地後悔了，因為他在艾斯尼的臉上，見不到任何欣喜，反而只有難以言喻的悲傷。
走出戲院，艾斯尼悲憤難平地說：「亂演！這戲根本是亂演！這世界上哪裡還找得到安娜塔西雅公主呢？」三人由西門町走回武昌街，走著走著，艾斯尼彷彿再度被記憶的獠牙刺傷，痛苦地說道：「如果我沒有中彈，如果我能早一點趕到，也許沙皇一家人就不會死了……」望著他臉上的傷痛，阿錐和妻子的喉頭像是被什麼東西卡住了，一時全說不出話來。
那天，阿錐才知道原來艾斯尼頸上的舊傷，是通往時代劇變的一個深淵。布爾什維克軍人抓走尼古拉二世一家人的那一夜，曾對皇軍瘋狂掃射，艾斯尼因而頸部中彈失去意識。當他從血泊中醒來，帶著部屬趕到西伯利亞的烏拉山區，布爾什維克軍人已經離去，但所留下殘暴的殺戮畫面卻讓他無法克制地對著天空嚎啕大哭。「沙皇一家人全被射殺了，一個都不留，他們的遺體甚至都被潑了鹽酸……。」如何走出那片出森林？艾斯尼已經不記得了，但尼古拉二世全家遺體蜷縮焦黑的模樣，多年來始終難以自他腦海中抹滅。
在ASTORIA股東糾紛之後，艾斯尼陷入抑鬱寡歡。被同鄉友人背叛的憤怒以及無法離開台灣、與親友重逢的失落，讓他積鬱成疾而中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艾斯尼倒臥在明星二樓的廁所內，被緊急送往醫院。儘管如此，他始終離不開明星。住院三天之後，他坐著公車從醫院來到武昌街，一步一步拄著柺杖，沿著階梯爬到二樓靠窗的老位置。
此後的十二年當中，中風七度來襲，但直到最後一次住進醫院之前，艾斯尼到明星報到的習慣不曾改變。別人老勸他留在家中休養，但阿錐卻天天幫他在明星二樓保留一處「專屬特別座」。他和艾斯尼雖然都沒有說，但他們彼此都清楚，對艾斯尼而言，明星不止是一間西點咖啡屋，更是異鄉的另一個「家」。遠在北國的家回不去，至少也要回到飄著故鄉味道的地方！
五、六十年前，和外國人來往密切，在台灣人眼中似乎是件怪事。特別是在幫飛虎隊改建住處賺了一點錢之後，很多人都在背後笑我：「伊要去乎外國人做子。」甚至就連我的婚禮，大哥所請來的證婚人也在致詞中介紹我是「乎外國人做子」的那個少年郎，讓我當場不知如何回應。事後，我的母親相當不能諒解地質問我：「你要乎外國人做子，為啥米攏沒講？你好歹嘛要講一聲！」
我常常想，還好艾斯尼不懂中文，否則對於這些反應，應該也會感到不自在吧！我與艾斯尼可謂忘年之交，即使剛認識時，我只有十八歲，但在他眼裡，我不是一個毛頭小子，而是一個值得信賴且可以獨當一面的好朋友。而他之於我，不只是帶領我走上一條特殊的人生道路，更在潛移默化中給了我許多深刻的影響。
艾斯尼中風前，我特地買了一棟房子讓他居住；艾斯尼中風後的十二年裡，我為他請看護，並把他當成親人一樣陪伴照顧。在別人眼中，我為他所做的已經不亞於一個孩子對父親的關懷。但比起他的言行帶給我的種種影響，我總覺得這些回報不算什麼。
可能是因為出身皇族的關係，自幼接受過系統皇家禮儀教育，艾斯尼不管是言行或舉止，都展現出充分的得體與氣度。平日的生活節儉卻不失品味，偶爾麵包和濃湯就是一餐，但用餐的禮儀與優雅的步調卻不曾因此而減少；經常穿著的西裝不脫那兩、三套，有的甚至已經穿了許多年，但即使是在生病之後，他始終保持一身的潔淨與筆挺。
最讓我難忘的，還是他不輕易接受他人好處的堅持。那一年，朋友聽說我們將一同到西門町的萬國戲院看《真假公主》，好意送來電影票，到了戲院門口，艾斯尼卻掏出三塊半，堅持自己要負擔電影票費用。平常看慣了搶著付帳而拉拉扯扯的畫面，本以為自己會為那三塊半與他在戲院門口僵持，但他只是輕輕地說道：「Archie，不管那是不是朋友送給你的，我都應該付自己的費用。」頓時，我看到的不是一個落難的俄羅斯人，而是一個將自尊擺在最前頭的白俄貴族！在他篤定的神情與不急不徐的語氣中，我只能默默地從他手中接過錢。
整建飛虎隊屋舍過程中，我一直認為這些生意是因他而上門，我和許多台灣人都是因為他才能找到頭路。那幾年，我們一邊合作開設ASTORIA，一邊繼續改建宿舍工程，但我幾次想要將獲利與他均分都遭到拒絕，我只能私底下將那些錢用來為ASTORIA買器具和材料，讓他不需要為了張羅資金而傷腦筋。有一回，一位美國駐台高官對改建成果大為滿意，付了一大筆錢當作工程款。當天我送了一半金額到他面前，但經濟狀況不甚理想的他卻再度拒絕，強調自己無功不受祿，並要我別再提起這些事。這份情義和風骨，讓我永誌於心，幾年之後，我特別在中山北路一段（現今林森北路）買下兩棟相鄰的房子，一棟作為我和妻小的住處，另一棟則安排作為他的養老居所，也算是我回報給他的禮物。
咱台灣人說「吃人一口，還人一斗」。我在自己的土地上卻受到一個落難異域的俄羅斯人提攜，怎能不知恩圖報呢？這段長達二十多年的異國友誼，又豈是金錢或是物質所能取代呢？
台灣文學作家的窩
樓下擺攤的周夢蝶
一九五○年代起，台灣文化界總算擺脫戰後的青黃不接，開始有人辦雜誌、有人搞出版，重慶南路一帶因鄰近火車站和眾多政府機關，成為多數出版社落腳處，書店隨之聚集，騎樓下也出現一個個賣雜誌、書報的小書攤。一九五九年，明星的騎樓多了一攤小小的書報攤，書報攤的老闆長得瘦骨嶙峋，有時將攤子擺在明星門口左邊，有時擺在右邊。有客人時，他會陪客人聊聊；沒客人時，一張板凳坐、一張板凳翹腳，就打起盹。
當時艾斯尼等人正盤算如何將明星脫手，屋內股東糾紛方興未艾，對屋外的攤子根本無心過問，於是就這麼任由小書攤擺著，彼此相安無事，明星找明星的買主，書攤找書攤的顧客。隔年（1960），阿錐成為明星唯一的老闆，仍不知道門前坐的是作品散見各報章的一位詩人。
有天，阿錐在廚房裡指導新進的師傅如何製作俄羅斯風味的麵包，突然一樓麵包店的員工跑進來，「老闆，老闆，門口那個賣書的昏過去了！」阿錐和妻子衝到門前一看，果見賣書人倒在地上，原本瘦小的身子顯得更加單薄。「快叫救護車，快把他送到醫院。」眾人七嘴八舌幫著想辦法，賣書人卻逐漸恢復意識，阿錐問：「是不是身體不舒服，要不要送你到醫院？」但對方一再強調自己沒事，不需要勞駕救護車，便又坐回書攤忙了。
眾人見他如此堅持，漸漸散去。阿錐朝屋內走了幾步，想了想停下腳步又轉回騎樓，「你真的沒事嗎？」他心想這人臉色蒼白如紙，怎可能沒事？對方被他這麼一問，神色變得怪異，一會兒才壓低聲音說：「我真的沒病，只是三天連一本書都賣不掉，沒吃東西，餓得受不了。」阿錐感覺這人有些風骨，若是堅持請客，肯定不被接受，於是改口說：「我等會請太太拿些麵包和熱牛奶，如果你有錢就給我錢，如果沒錢就算我招待，有緣才能在同一個屋簷下做生意，大家交個朋友。」
兩人從此有了正式的交集，阿錐問他：「怎麼稱呼？」賣書人回：「就叫我老周吧！」
一段時日後，阿錐注意到老周攤前總有幾位文化氣息濃厚的客人，經常提著一落落的舊書讓他賣，偶爾也會請老周上明星二樓去喝喝咖啡；阿錐還注意到每天明星還未開店，老周就已在騎樓下張羅。阿錐好奇問：「老周，你住哪兒？怎麼這麼早？」老周說：「我住三重，坐第一班公車過來，比較不擠！」書就這麼搬來搬去嗎？阿錐很好奇，老周翻著書說，有時會找個地方寄放，有時搬回牯嶺街的書商那寄放，完全找不到地方，就布包一包扛著走囉！阿錐心想這老周個子瘦小、三餐看起來也不正常，如此折騰豈不累壞？當天下午，阿錐又來到書報攤，「老周，以後收攤就把書寄放在武昌街五號的茶莊（確認一下行業）裡，別再搬了！我已經跟茶莊老闆說好了。」老周有點驚訝，點了點頭表示謝意。原來當時阿錐已將武昌街七號、五號店面買回，並將五號租給茶莊，為了讓老周比較方便，因而情商茶莊主人在打烊後釋出一點空間讓他寄放書刊。
時光約莫又過半載，茶莊老闆在閒聊中提到，「那老周真是勤奮，每天一大早就來等我們開門。」阿錐已對老周有些認識，也從其他客人口中得知這位賣書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詩人周夢蝶，猜想他有讀書人風骨，定是不願意影響到別人做生意，所以才每天一早到門口等茶莊開門，在店家正式營業前就把書搬出來。阿錐又跟老闆商量了一會，才走到書報攤。
「老周，你每天得等茶莊開門才能搬書，又得等茶莊打烊才能收攤。這樣好了，你以後就進茶莊找個地方睡，我已經跟老闆說好了，你就不必再天天往返三重和台北了。」
周夢蝶聽了不語。阿錐怕自己說錯話，趕緊表示：「我沒其他意思，你還是可以隨時回三重，只是如果收攤得晚，就住著比較方便。」那之後，偶爾周夢蝶會在茶莊留宿，但仍小心翼翼不干擾茶莊做生意，一早五、六點就起床刷牙洗臉，先到旁邊的豆漿攤吃個饅頭、喝甜豆漿，再於茶莊營業前將書刊全部搬出來。
一方面，慕名來看周夢蝶的人越來越多，從大學生、文人、軍人都有，每隔一、兩天就有人請他上樓去談論文學，漸漸演變成固定在每週三晚間七點到九點半聚會。阿錐見每次至少五、六個人圍著他，他多半是聽而不答，直到最後才動筆將想說的話寫在紙上；這一寫不得了，連鄰座的客人也都湊過來爭睹他的筆札，甚至曾有過兩桌人為此爭執，「周先生又不是你一人的，怎麼可以霸著不放？」
阿錐看了覺得有趣，私下問：「老周，你都說些什麼、寫些什麼呢？怎麼有這麼多人來聽你說話、看你寫字？」周夢蝶十分困窘，急忙揮手道：「沒沒沒，不就是聽聽彼此的想法，我還真怕自己說錯話呢。每次覺得自己說錯話，回去的公車上就開始煩惱，有時還煩惱一整個星期，晚上都睡不好呢！」書報攤的生意維持二十一年，星期三的聚會也持續十多年。一九八○年的某一天，阿錐一進門就聽門市員工說：「老闆，今天老周又在門口昏倒，後來被送進榮總了。」周夢蝶在門前昏倒已經不只一次了，此次聽起來似乎格外嚴重，阿錐上樓問其他認識周夢蝶的作家客人，對方告訴他：「不太清楚，可能是貧血和胃出血。」聽完，阿錐嘆了一口氣，「他每天就吃那麼點饅頭、喝那麼點豆漿，怎能不生病？」
後來聽說周夢蝶同時罹患四種疾病：胃潰瘍、十二指腸潰瘍、胃出血、高度貧血，開刀切除四分之三個胃才救回一命。自此明星門前不再有小書攤，周三晚間的聚會也停止，但前來詢問的客人不曾少過，幾乎隔幾天就有人上門問：「周先生呢？他不來了嗎？」
「他要先休息一陣子，暫時不會再來了。」雖然每次阿錐都這樣告訴客人，心底卻和他們一樣期待老周儘速恢復健康，早點回到明星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