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一個救，怎麼來得及？
半夜守在醫院門口排隊的人群

即使門診量有限，想求得一張「加號單」的病人依然絡繹不絕。有的從國外或離島金門、馬祖、澎湖搭飛機來，有些則是從中南部或窮鄉僻壤，輾轉換車專程北上。為了能掛到許金川教授的門診，甚至有些病人或家屬乾脆半夜就到臺大醫院門口排隊。

許教授經常在醫院工作到半夜才回家。有一回，許教授在醫院忙完，抬頭看一下時鐘，已經凌晨一、兩點了，正準備離開醫院時，他看到醫院門口人影幢幢，覺得奇怪，腳步不自覺加快了些，前往一探究竟。

「這麼晚了，你們在這裡做什麼？」許教授滿臉疑惑。

「我們要來搶明天一大早的現場掛號，名額太少了，聽說一開始掛號一下子就沒了，很難排到。」

「掛誰的號？」許教授追問。

「肝膽胃腸科有一個許醫師，許金川醫師，他太難掛了，打電話來問，小姐（醫院行政人員）說每天現場會保留幾個初診名額，要我們直接來現場掛。」
顯然，這些從遠地趕來試圖搶號的排隊民眾只聞其名，沒見過本尊。
「澎湖啊，我們住七美啦，今天飛到臺灣，想說乾脆不要睡了，直接來醫院，這樣透早現場一開放拿號碼牌，就可以搶到頭香。」

看著排隊的這些人，臉上滿是疲憊、焦慮與不安，這些人也許就是病人，也可能是病人家屬來代為排隊搶號，地板上放著大包小包家當，還有看似沒吃完應該已經冷掉了的便當。無論如何，這樣的場景任誰看了都難受，大半夜不睡覺，只為了求得一診。

許教授明知門診量有限，面對許多遠地而來的病患，他總是不忍拒絕，往往早上的門診看到下午兩、三點還沒結束，助理幫忙準備的簡單便當或飯糰早已涼掉甚至乾硬掉了，他也無所謂，整個人的心神都在病人身上。即使知道會看得很累，如菩薩心腸的他只要發現病人在醫院門口徹夜排隊等掛隔天門診時，還是會請病人或家屬速速回家，答應他們明天來門診直接加號。

許金川教授苦思「如何幫助更多肝苦人」

「許多肝癌病人千里迢迢來自全臺各角落，也有些是已經移民海外的國人，他們之中大多是四十歲到六十歲事業有成的中年人，是家人的先生、父親、母親、兄弟姊妹或祖父母，也有些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這些病患焦急無助、求醫無門的神情，經常浮現在我腦海裡。」
「然而，每次看完門診，拖著疲憊的身軀稍事休息，我總會自忖，再加更多的號，再加更多的診，我一個人也不可能看完臺灣所有的肝病病人！一個人的力量顯然是不夠的。」
一股莫大的壓力，與日俱增，許教授不斷思考該如何幫助更多肝病病人，該如何解病人燃眉之苦。另一方面，他本著恩師宋瑞樓教授的教誨，「看到病人的痛苦，我們要想辦法幫他解決！」而解決方法就是持續在研究上精進，尋求根本防治之道。為了尋得更多救治病人的解方，他遠赴美國深造，學習新科技，進修分子生物學，兩年後束裝返臺，回國後從設計實驗室、買儀器、收集病患檢體，一步步將實驗室成立運作起來，帶領一批優秀年輕人從事基礎的肝病研究工作，試圖解開肝病的病因。

當時是一九九○年代，臺灣的研究環境與條件不算好，許教授底下的研究人員愈來愈多，人事費、材料費等開銷不小，加上來自醫院內部及政府研究經費補助逐步縮減，讓全心投入實驗室研究工作的許教授左支右絀，負債愈來愈嚴重，整天提心吊膽，每到年底就要設法躲起來，因為廠商會來醫院催帳。

「許教授常被廠商追討，欠了幾百萬元，很苦惱。」當年還是個年輕醫師的臺大醫院內科部胃腸肝膽科李宣書教授，經常在許教授實驗室幫忙做研究，他說那時研究經費大部分是從國科會申請，但不是每年都能順利拿到計畫，而許教授對晚輩又特別照顧，總是一個人默默承擔各種麻煩事。

有次，為了趕研究進度，許教授先跟廠商進一批檢驗試劑，這批貨高達三百萬元，沒想到，申請研究經費過程不順遂，錢沒下來，許教授根本無力償還，拖欠一段時間後，廠商直接寄來存證信函要債，長年待在象牙塔內的許教授看到法律信函驚嚇連連，急如熱鍋上的螞蟻，一籌莫展，只能默默躲起來避債，把自己搞得焦頭爛額，內心壓力爆表。

午夜夢迴，他經常苦思尋計，如何解決財務問題讓團隊能繼續研究工作？如何能真正幫助到病人？下一步到底該怎麼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