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進電子耳手術 讓他們重獲新聲
聽力室內，小小男孩靦腆地坐在椅子上。幾個星期前，黃俊生醫師剛為他進行電子耳植入手術，他頭上被剃掉一大片頭髮，還光著。
聽力師輕輕在他耳後戴上語言處理器，然後連接到已經植入他體內的裝置。組裝完成，聽力師啟動電流，孩子突然直起身子轉頭望向某個方向，滿臉驚訝。他第一次聽到了聲音。
這一刻，男孩的母親流淚不止。是喜悅，也是釋放。
小男孩是家中長子，在長輩殷殷期盼中降生。平常大家以為他安靜內向，沒想到，到了說話的年紀仍然對外界沒有絲毫反應，這時候才發現，孩子聽力有問題。
聽損者也能有盼望
失望的長輩難掩情緒，開始責怪母親，認為孩子的缺陷是她的錯，她咬牙忍耐，內心卻更擔憂孩子的未來。在那個年代，沒有完整的語言治療及早療教育，聾與啞從小相隨，社會對「特殊孩童」仍帶著特殊眼光，自己的寶貝能像其他孩子一樣有充滿盼望的人生嗎？
這位母親沒有放棄。她到處求醫、拜神，無奈始終改變不了孩子的狀況。在內心逐漸死寂的時候，她聽說林口長庚醫院有一位醫師，可以裝電子耳，讓聽障孩子聽到聲音，她沒有猶豫，借錢、標會，帶著孩子來開刀。
站在聽力室一角，她壓下內心各種情緒起伏，緊張又平靜地盯著孩子。這是孩子和她的最後一線希望。如果沒成功，她也做了最壞的準備，安頓好孩子後就到醫院樓頂縱身一跳。
幸好，這一線希望被緊緊抓住了。
改變命運的診療室
黃俊生是台灣第一位引進電子耳手術的醫師，在他的診間裡面，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
這天，一位亮麗的年輕女士在病人看診的椅子上坐下來。
通常這時候，跟診醫師會遞給黃俊生一些資料，上面條列他們問過的病史、症狀，以及總結的病因及疑點，但是這次沒有。黃俊生剛看完前一位病人，護理師還在叮囑病人接下來做什麼，他轉過身來，有點疑惑地看向眼前的「病人」。
女孩開口了，只是要謝謝黃醫師。
幾個月前女孩躺在手術台上，接受黃俊生為她植入電子耳。十歲前的她伶俐可愛，課業才藝俱佳，無論在學校或家裡，都是長輩眼中的明珠。意外失去聽力後，她變得退縮自閉，進入職場後也看過不少嫌棄的臉色。
好幾次在睡夢中，她發現自己又是一個談笑風生的人，醒來後卻只有痛苦的現實。但是，這一次不同，她從麻醉醒來後，人生重回軌道，聽不見、說不清的十幾年，恍如一場大夢。
平日不容易見到黃醫師，因此女孩特意掛門診來表達心意。
長年專注在開刀、研究上，黃俊生一向寡言。即使這一刻他胸腔裡溢滿感動，也只是笑著，簡單一句話，祝福女孩從此一切順利。
第一個人工感官器官
電子耳的發明，讓許多失聰者聽見聲音、改善生活品質，可說是醫界最振奮人心的進步案例之一。
豪斯耳科研究中心（House Ear Institute）是美國權威的耳鼻喉研究中心，由豪斯博士（Howard P. House）於一九四六年成立。一九七二年，他的團隊和工程師開發出「單頻電子耳」的原型，陸續在成人及學齡前兒童實驗植入，之後與3M合作推出單頻電子耳，並在一九八四年通過美國FDA審查。
黃俊生娓娓述說當時的國際醫療發展態勢，除了美國之外，還有奧地利、法國、澳洲四個主要國家，在電子耳領域互相爭鋒。
太平洋另一端的澳洲，墨爾本大學教授克拉克（Graeme M. Clark）發展出「多頻電子耳」，在一九七八年成功執行第一個植入手術，後來結合廠商、大學與政府成立科利耳（Cochlear）公司，並於一九八五年將多頻電子耳商品化。
電子耳是人類第一個人工感官裝置，分為兩大部分：放在人體外的組件有麥克風、聲音處理器和發射器，負責接收聲波並將聲波轉換為電流，發送到體內；手術植入人體內的另一組組件，則是接收器、解碼器和電極，負責接收外部來的電流，並傳遞到耳蝸內的聽神經，刺激神經產生聽覺。電極放在耳蝸內，用來取代受損的耳蝸。
引進技術，傳播觀念，籌措款項
大約一九八四、八五年，黃俊生到豪斯耳科研究中心參訪，了解裝置設計與植入手術。對於嫻熟中、內耳治療的他來說，電子耳手術一點也不難。
一九八五年，黃俊生成功執行成人單頻的電子耳植入手術。這是台灣第一個成功案例，也是亞洲第一例。
當時台灣醫界對這個新裝置沒有統一名稱，只是以英文Cochlear Implant 或C.I.來指稱，為了便於溝通，團隊討論後訂下中文名稱為「人工電子耳」，簡稱電子耳，充分表達這個裝置的特性。電子耳這個詞後來被廣泛使用，成為今日的共同名詞。
不過，單頻的效果不如預期，他只為三、四位病人手術後就暫停；而其他醫院的植入手術，則是發生術後感染的現象。
一時之間，這個手術沉寂下來。
黃俊生對電子耳的發展趨勢，卻沒有失去信心。趁著青黃不接的時期，他的眼光看向大環境。
當時社會還不了解電子耳，不相信它能讓失聰者恢復聽力或認為手術風險過高，因此學術界仍偏重於唇語、手語的學習；加上裝置的造價高昂，一套就大約七十萬元，遠遠超過許多病人及家屬所能負擔，這些現象需要先改善，未來產品成熟後才能讓更多失聰者受益。
於是，他立刻行動，當年就在「科林儀器」創辦人林文正及聽語專家管美玲的支持下，成立「黃俊生電子耳基金會」，除了募款準備資助病友外，也進行大眾教育，說明手術對聽覺與生活的影響。
重新擁抱生命
幾年後，黃俊生預見的趨勢果然到來。
一九九一年黃俊生到澳洲科利耳參訪，了解他們所生產的多頻電子耳。之前的單頻電子耳，只有一個電極，因此只能傳遞一個固定的聲音頻率，聽損者能聽到卻難以辨識聲音。而多頻電子耳可以更精細地模擬人的聽覺體驗，因為電極增加，電流同時刺激高低頻各個點，他比喻：「像按下不同鋼琴鍵，產生聲音。」
黃俊生回國後再度拿起手術刀，開始為聽損者進行植入術。這一次，病人手術後的言語認知能力、語言分辨能力都獲得良好成效，這個成果正式發表於一九九二年的《中耳醫誌》。
第一位接受手術的林禎祥，二十一歲時因為車禍後用藥不當而失去聽力，度過十年沮喪而退縮的生活。手術之後，他重新擁抱世界、娶妻生子，如今是五個孫子的阿公。他很肯定：「黃醫師是我生命裡第一重要的貴人。」
電子耳打開了失聰者的世界，成為他們和外界連結的管道，也是他們豐富自我生命的希望，接受手術的病人日漸增加。一、兩年後，政府法規放寬，將植入對象從失聰成人擴及聽損兒童。
台灣最大電子耳團隊
進行電子耳手術，首先得在耳朵後開出一道切口，將肌肉骨膜組織翻開，放入接收器，再在顱骨上磨出一個槽固定它。接下來，鑿開乳突，進入中耳，將電極植入耳蝸。然後，測量電極的電阻與聽神經的電生理測試，確認功能正常並提供開頻的估測值。直到將傷口縫合包紮，這一場手術，通常需要醫師花上兩到三小時。
之後病人住院觀察幾天，如果傷口沒有問題，就進行開頻，也就是戴上外部裝置，由聽力師測試聽覺是否正常。
接下來是語言治療。病人需要學習辨識聲音的意義、口語復健，若是天生重度聽障的人，更需要重新發展口語能力。
後來了解到聽覺功能發展與全腦健全發展密切相關，黃俊生又和「婦聯聽覺健康社會福利基金會」合作，為這些孩子進行早療教育。
因此黃俊生建置的團隊，除了手術和門診的醫師、護理師之外，還有聽力師、語言治療師、心理師等，是當時台灣最大的電子耳團隊，他們也被派到澳洲、美國等地去進修。
打造最先進的設施
診療的硬體設施，也是當時台灣首屈一指。
劉樹玉曾是長庚電子耳團隊的聽力師，她對聽力檢查室的建造印象深刻，「聽力檢查室按照當時的國際標準翻新，打掉原本的裝潢，重新塞泡棉做隔音，從無到有建立起來，一間要花掉一、兩百萬元，總共蓋七、八間，不論規模還是專業度，都是全國首見。」
光是隔音設備就大費周章，黃俊生補充說：「都是從美國德儀原裝進口，到台灣再組裝。」
傳遞信心，串聯能量
台灣擁有成功案例後，黃俊生開始帶著夥伴飛向海峽對岸。
當時大陸醫界發表了自己國產的單頻電子耳，但植入後卻告失敗，醫師們也對這個醫療失去信心。黃俊生和科林創辦人林文正、首批病友蘇玉華，拜訪北京的協和醫院、上海的復旦大學附屬五官科醫院、殘疾人看護中心等，分享台灣的開刀經驗及治療效果，鼓舞他們重振士氣。
在過程中，黃俊生也體會到，若要幫助更多病人，光靠自己，量能還是不足。工作之餘，他不斷思索如何串聯其他力量。
一九九八年，他靈機一動，邀請長庚醫院董事長王永慶參加基金會的感恩茶會。會中安排幾位聽損兒童分享裝上電子耳後的改變，黃俊生說，王董事長看到他們能聽、能講還能背出三字經，表現不輸給一般人，非常感動，決定捐贈四百套電子耳，給其他有需要卻受困於經濟條件的家庭。
接下來兩、三年，長庚電子耳團隊全力投入，完成了台灣四百個聽障兒童的電子耳手術。台灣有餘，黃俊生就捐贈給大陸。
企業的資源加上醫界的技術，電子耳終於擴散向更多失聰者。
讓善意真實落地
二○○三年這一天，忙裡偷閒喝杯咖啡的黃俊生，接到王永慶的電話。話筒中響起如常的親切招呼「阿生仔！」然後王永慶豪情萬丈地指派任務：「你去把安溪啟聰學校的學生，統統裝上電子耳，讓他們都會聽會講。」王永慶剛從福建安溪祖籍地返台，打算捐贈兩百套電子耳給故鄉的失聰兒童。
黃俊生當下應好接受任務。不過，這個任務不是把裝置送出去就可以，要讓善意落實到孩子身上，完善的醫療安排非常關鍵。
安溪的醫療不夠發達，沒有適合的設施及醫師進行電子耳手術，附近的大城市首推同屬福建的廈門，這裡有合格的醫院，可惜卻缺乏有經驗的醫師。當時中國有植入電子耳經驗的醫師，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協和醫院、同仁醫院及解放軍三○一總醫院，但北京對安溪病童來說卻路途遙遠。黃俊生奔走三地，找到廈門第一醫院，安排安溪的病童和家長過來，又去北京，邀請了韓德明院長、曹克利醫師等專家到廈門執行手術，才把這一件好事做成。
廈門長庚醫院在二○○八年成立，王永慶又購買近一萬五千套的電子耳，要贈送給中國聽障小孩。這一次的捐贈規模很大，要靠個人關係推動恐怕曠日廢時，黃俊生開始思考更系統性的長期做法。
他多次往返北京與台北，跟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中國衛生部洽談，共同簽署電子耳植入、術前篩選及術後聽語復健的合作細節，將電子耳裝置交由他們管理。另一方面，他不時造訪中國植入電子耳的各大醫院，評估他們的開刀能力、聽語篩選及復健水準，行程拉得很廣，除了進出上海、南京這種便利的都會，也前往十三朝古都西安，甚至遠赴現在還讓他直喊「好冷」的哈爾濱。
被記住的影響力
「黃俊生電子耳基金會」執行長陳錦國，是林口長庚的耳內視鏡手術名醫。去年他到復旦大學附屬五官科醫院演講，回台後向黃俊生轉達了來自遠方友人的致意：「王正敏院士聽到我從長庚來，一直要我回台灣後向您表達問候之意。」
王正敏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也是耳鼻喉專家，當年正是他的國產電子耳失敗，幸好黃俊生一行人的到來與熱心分享，改變了他。
無論地域，無論時間，對生命的真實貢獻永遠會被記得。
如今醫界說起台灣電子耳手術，必然要記上黃俊生的引進之功。其實這位耳科大名醫，有許多身分。他是長庚醫院榮譽副院長、美國的普羅斯伯．梅尼爾協會（Prosper Ménière Society）成員、豪斯耳科研究中心會員、研究前沿的國際學術期刊《耳鼻喉雜誌》（Ear, Nose & Throat Journal）編輯委員、神經耳科學最高殿堂的巴拉尼協會（Bárány Society）會員。
他也開創不少外科紀錄。除了亞洲首例電子耳成功植入之外，他在梅尼爾氏症的手術治療也登上國際舞台；他是早期少數能夠執行耳硬化症顯微手術的醫師，唯一於國際期刊發表研究報告的華人。還有聽神經瘤手術，他也是台灣最早由內耳迷路進入的醫師。
這樣一位醫師是如何養成的？
聽力室內，小小男孩靦腆地坐在椅子上。幾個星期前，黃俊生醫師剛為他進行電子耳植入手術，他頭上被剃掉一大片頭髮，還光著。
聽力師輕輕在他耳後戴上語言處理器，然後連接到已經植入他體內的裝置。組裝完成，聽力師啟動電流，孩子突然直起身子轉頭望向某個方向，滿臉驚訝。他第一次聽到了聲音。
這一刻，男孩的母親流淚不止。是喜悅，也是釋放。
小男孩是家中長子，在長輩殷殷期盼中降生。平常大家以為他安靜內向，沒想到，到了說話的年紀仍然對外界沒有絲毫反應，這時候才發現，孩子聽力有問題。
聽損者也能有盼望
失望的長輩難掩情緒，開始責怪母親，認為孩子的缺陷是她的錯，她咬牙忍耐，內心卻更擔憂孩子的未來。在那個年代，沒有完整的語言治療及早療教育，聾與啞從小相隨，社會對「特殊孩童」仍帶著特殊眼光，自己的寶貝能像其他孩子一樣有充滿盼望的人生嗎？
這位母親沒有放棄。她到處求醫、拜神，無奈始終改變不了孩子的狀況。在內心逐漸死寂的時候，她聽說林口長庚醫院有一位醫師，可以裝電子耳，讓聽障孩子聽到聲音，她沒有猶豫，借錢、標會，帶著孩子來開刀。
站在聽力室一角，她壓下內心各種情緒起伏，緊張又平靜地盯著孩子。這是孩子和她的最後一線希望。如果沒成功，她也做了最壞的準備，安頓好孩子後就到醫院樓頂縱身一跳。
幸好，這一線希望被緊緊抓住了。
改變命運的診療室
黃俊生是台灣第一位引進電子耳手術的醫師，在他的診間裡面，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
這天，一位亮麗的年輕女士在病人看診的椅子上坐下來。
通常這時候，跟診醫師會遞給黃俊生一些資料，上面條列他們問過的病史、症狀，以及總結的病因及疑點，但是這次沒有。黃俊生剛看完前一位病人，護理師還在叮囑病人接下來做什麼，他轉過身來，有點疑惑地看向眼前的「病人」。
女孩開口了，只是要謝謝黃醫師。
幾個月前女孩躺在手術台上，接受黃俊生為她植入電子耳。十歲前的她伶俐可愛，課業才藝俱佳，無論在學校或家裡，都是長輩眼中的明珠。意外失去聽力後，她變得退縮自閉，進入職場後也看過不少嫌棄的臉色。
好幾次在睡夢中，她發現自己又是一個談笑風生的人，醒來後卻只有痛苦的現實。但是，這一次不同，她從麻醉醒來後，人生重回軌道，聽不見、說不清的十幾年，恍如一場大夢。
平日不容易見到黃醫師，因此女孩特意掛門診來表達心意。
長年專注在開刀、研究上，黃俊生一向寡言。即使這一刻他胸腔裡溢滿感動，也只是笑著，簡單一句話，祝福女孩從此一切順利。
第一個人工感官器官
電子耳的發明，讓許多失聰者聽見聲音、改善生活品質，可說是醫界最振奮人心的進步案例之一。
豪斯耳科研究中心（House Ear Institute）是美國權威的耳鼻喉研究中心，由豪斯博士（Howard P. House）於一九四六年成立。一九七二年，他的團隊和工程師開發出「單頻電子耳」的原型，陸續在成人及學齡前兒童實驗植入，之後與3M合作推出單頻電子耳，並在一九八四年通過美國FDA審查。
黃俊生娓娓述說當時的國際醫療發展態勢，除了美國之外，還有奧地利、法國、澳洲四個主要國家，在電子耳領域互相爭鋒。
太平洋另一端的澳洲，墨爾本大學教授克拉克（Graeme M. Clark）發展出「多頻電子耳」，在一九七八年成功執行第一個植入手術，後來結合廠商、大學與政府成立科利耳（Cochlear）公司，並於一九八五年將多頻電子耳商品化。
電子耳是人類第一個人工感官裝置，分為兩大部分：放在人體外的組件有麥克風、聲音處理器和發射器，負責接收聲波並將聲波轉換為電流，發送到體內；手術植入人體內的另一組組件，則是接收器、解碼器和電極，負責接收外部來的電流，並傳遞到耳蝸內的聽神經，刺激神經產生聽覺。電極放在耳蝸內，用來取代受損的耳蝸。
引進技術，傳播觀念，籌措款項
大約一九八四、八五年，黃俊生到豪斯耳科研究中心參訪，了解裝置設計與植入手術。對於嫻熟中、內耳治療的他來說，電子耳手術一點也不難。
一九八五年，黃俊生成功執行成人單頻的電子耳植入手術。這是台灣第一個成功案例，也是亞洲第一例。
當時台灣醫界對這個新裝置沒有統一名稱，只是以英文Cochlear Implant 或C.I.來指稱，為了便於溝通，團隊討論後訂下中文名稱為「人工電子耳」，簡稱電子耳，充分表達這個裝置的特性。電子耳這個詞後來被廣泛使用，成為今日的共同名詞。
不過，單頻的效果不如預期，他只為三、四位病人手術後就暫停；而其他醫院的植入手術，則是發生術後感染的現象。
一時之間，這個手術沉寂下來。
黃俊生對電子耳的發展趨勢，卻沒有失去信心。趁著青黃不接的時期，他的眼光看向大環境。
當時社會還不了解電子耳，不相信它能讓失聰者恢復聽力或認為手術風險過高，因此學術界仍偏重於唇語、手語的學習；加上裝置的造價高昂，一套就大約七十萬元，遠遠超過許多病人及家屬所能負擔，這些現象需要先改善，未來產品成熟後才能讓更多失聰者受益。
於是，他立刻行動，當年就在「科林儀器」創辦人林文正及聽語專家管美玲的支持下，成立「黃俊生電子耳基金會」，除了募款準備資助病友外，也進行大眾教育，說明手術對聽覺與生活的影響。
重新擁抱生命
幾年後，黃俊生預見的趨勢果然到來。
一九九一年黃俊生到澳洲科利耳參訪，了解他們所生產的多頻電子耳。之前的單頻電子耳，只有一個電極，因此只能傳遞一個固定的聲音頻率，聽損者能聽到卻難以辨識聲音。而多頻電子耳可以更精細地模擬人的聽覺體驗，因為電極增加，電流同時刺激高低頻各個點，他比喻：「像按下不同鋼琴鍵，產生聲音。」
黃俊生回國後再度拿起手術刀，開始為聽損者進行植入術。這一次，病人手術後的言語認知能力、語言分辨能力都獲得良好成效，這個成果正式發表於一九九二年的《中耳醫誌》。
第一位接受手術的林禎祥，二十一歲時因為車禍後用藥不當而失去聽力，度過十年沮喪而退縮的生活。手術之後，他重新擁抱世界、娶妻生子，如今是五個孫子的阿公。他很肯定：「黃醫師是我生命裡第一重要的貴人。」
電子耳打開了失聰者的世界，成為他們和外界連結的管道，也是他們豐富自我生命的希望，接受手術的病人日漸增加。一、兩年後，政府法規放寬，將植入對象從失聰成人擴及聽損兒童。
台灣最大電子耳團隊
進行電子耳手術，首先得在耳朵後開出一道切口，將肌肉骨膜組織翻開，放入接收器，再在顱骨上磨出一個槽固定它。接下來，鑿開乳突，進入中耳，將電極植入耳蝸。然後，測量電極的電阻與聽神經的電生理測試，確認功能正常並提供開頻的估測值。直到將傷口縫合包紮，這一場手術，通常需要醫師花上兩到三小時。
之後病人住院觀察幾天，如果傷口沒有問題，就進行開頻，也就是戴上外部裝置，由聽力師測試聽覺是否正常。
接下來是語言治療。病人需要學習辨識聲音的意義、口語復健，若是天生重度聽障的人，更需要重新發展口語能力。
後來了解到聽覺功能發展與全腦健全發展密切相關，黃俊生又和「婦聯聽覺健康社會福利基金會」合作，為這些孩子進行早療教育。
因此黃俊生建置的團隊，除了手術和門診的醫師、護理師之外，還有聽力師、語言治療師、心理師等，是當時台灣最大的電子耳團隊，他們也被派到澳洲、美國等地去進修。
打造最先進的設施
診療的硬體設施，也是當時台灣首屈一指。
劉樹玉曾是長庚電子耳團隊的聽力師，她對聽力檢查室的建造印象深刻，「聽力檢查室按照當時的國際標準翻新，打掉原本的裝潢，重新塞泡棉做隔音，從無到有建立起來，一間要花掉一、兩百萬元，總共蓋七、八間，不論規模還是專業度，都是全國首見。」
光是隔音設備就大費周章，黃俊生補充說：「都是從美國德儀原裝進口，到台灣再組裝。」
傳遞信心，串聯能量
台灣擁有成功案例後，黃俊生開始帶著夥伴飛向海峽對岸。
當時大陸醫界發表了自己國產的單頻電子耳，但植入後卻告失敗，醫師們也對這個醫療失去信心。黃俊生和科林創辦人林文正、首批病友蘇玉華，拜訪北京的協和醫院、上海的復旦大學附屬五官科醫院、殘疾人看護中心等，分享台灣的開刀經驗及治療效果，鼓舞他們重振士氣。
在過程中，黃俊生也體會到，若要幫助更多病人，光靠自己，量能還是不足。工作之餘，他不斷思索如何串聯其他力量。
一九九八年，他靈機一動，邀請長庚醫院董事長王永慶參加基金會的感恩茶會。會中安排幾位聽損兒童分享裝上電子耳後的改變，黃俊生說，王董事長看到他們能聽、能講還能背出三字經，表現不輸給一般人，非常感動，決定捐贈四百套電子耳，給其他有需要卻受困於經濟條件的家庭。
接下來兩、三年，長庚電子耳團隊全力投入，完成了台灣四百個聽障兒童的電子耳手術。台灣有餘，黃俊生就捐贈給大陸。
企業的資源加上醫界的技術，電子耳終於擴散向更多失聰者。
讓善意真實落地
二○○三年這一天，忙裡偷閒喝杯咖啡的黃俊生，接到王永慶的電話。話筒中響起如常的親切招呼「阿生仔！」然後王永慶豪情萬丈地指派任務：「你去把安溪啟聰學校的學生，統統裝上電子耳，讓他們都會聽會講。」王永慶剛從福建安溪祖籍地返台，打算捐贈兩百套電子耳給故鄉的失聰兒童。
黃俊生當下應好接受任務。不過，這個任務不是把裝置送出去就可以，要讓善意落實到孩子身上，完善的醫療安排非常關鍵。
安溪的醫療不夠發達，沒有適合的設施及醫師進行電子耳手術，附近的大城市首推同屬福建的廈門，這裡有合格的醫院，可惜卻缺乏有經驗的醫師。當時中國有植入電子耳經驗的醫師，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協和醫院、同仁醫院及解放軍三○一總醫院，但北京對安溪病童來說卻路途遙遠。黃俊生奔走三地，找到廈門第一醫院，安排安溪的病童和家長過來，又去北京，邀請了韓德明院長、曹克利醫師等專家到廈門執行手術，才把這一件好事做成。
廈門長庚醫院在二○○八年成立，王永慶又購買近一萬五千套的電子耳，要贈送給中國聽障小孩。這一次的捐贈規模很大，要靠個人關係推動恐怕曠日廢時，黃俊生開始思考更系統性的長期做法。
他多次往返北京與台北，跟中國殘疾人聯合會、中國衛生部洽談，共同簽署電子耳植入、術前篩選及術後聽語復健的合作細節，將電子耳裝置交由他們管理。另一方面，他不時造訪中國植入電子耳的各大醫院，評估他們的開刀能力、聽語篩選及復健水準，行程拉得很廣，除了進出上海、南京這種便利的都會，也前往十三朝古都西安，甚至遠赴現在還讓他直喊「好冷」的哈爾濱。
被記住的影響力
「黃俊生電子耳基金會」執行長陳錦國，是林口長庚的耳內視鏡手術名醫。去年他到復旦大學附屬五官科醫院演講，回台後向黃俊生轉達了來自遠方友人的致意：「王正敏院士聽到我從長庚來，一直要我回台灣後向您表達問候之意。」
王正敏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也是耳鼻喉專家，當年正是他的國產電子耳失敗，幸好黃俊生一行人的到來與熱心分享，改變了他。
無論地域，無論時間，對生命的真實貢獻永遠會被記得。
如今醫界說起台灣電子耳手術，必然要記上黃俊生的引進之功。其實這位耳科大名醫，有許多身分。他是長庚醫院榮譽副院長、美國的普羅斯伯．梅尼爾協會（Prosper Ménière Society）成員、豪斯耳科研究中心會員、研究前沿的國際學術期刊《耳鼻喉雜誌》（Ear, Nose & Throat Journal）編輯委員、神經耳科學最高殿堂的巴拉尼協會（Bárány Society）會員。
他也開創不少外科紀錄。除了亞洲首例電子耳成功植入之外，他在梅尼爾氏症的手術治療也登上國際舞台；他是早期少數能夠執行耳硬化症顯微手術的醫師，唯一於國際期刊發表研究報告的華人。還有聽神經瘤手術，他也是台灣最早由內耳迷路進入的醫師。
這樣一位醫師是如何養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