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戊戌變法研究
總?序
1998年，戊戌變法一百週年，我結束了先前的兩次鴉片戰爭史研究，開始研究戊戌變法。2018年，戊戌變法兩個甲子，一百二十週年，我的研究還沒有結束，仍然在路上。
時光又逢戊戌，我也應當想一下，這二十年究竟做了甚麼，又有?甚麼樣的經驗教訓？
當我開始研究戊戌變法時，有兩位朋友善意地提醒我：一、戊戌變法是所有的中國近代史大家都涉及過的領域，很難再有突破；二、戊戌變法的材料搜集和利用，已經差不多了，不太可能出現大規模的新材料。他們的提醒，告訴此處水深，不可掉以輕心。於是，我就做了「長期」的打算，準備用十年時間來研究戊戌這一年所發生的事情。
我最初的想法是將戊戌變法期間重大事件的史實和關鍵時刻的場景，真正了解清楚。由此而重新閱讀全部史料，力圖建立相對可靠的史實，以能從這一基礎上展開邏輯思維。即「史實重建」。於是有了《戊戌變法史事考》（2005，再版時更名為《戊戌變法史事考初集》）和《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2011）。
也就在這一研究過程中，我感到康有為親筆所寫的回憶錄《我史》是一部繞不過去的關鍵史料，用了整整五年的時間來作注，以鑒別真偽。特別讓我興奮的是，我看到了珍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手稿，解決了許多問題。於是有了《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2009）。
在我的研究計劃中，要寫一篇張之洞與康有為的文章，所利用的基本資料是新編的《張之洞全集》。文章大體寫好，我又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查閱「張之洞檔案」，準備再補充一些材料。誰知一入檔案館，發現了一大批未被利用的史料。興奮之餘，再度改變研究方向，集中研究這批史料。於是又有了《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2014）。
以上便是此次集中匯刊的四本書的由來。「史實重建」的想法一直沒有變，我在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是考據。
然而，考據不是我的目的，「史實重建」亦是為邏輯思維建一扎實之基礎。我的最終目標是寫一部總體性的敘述戊戌變法史的著作。2011年夏，我為《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作序，稱言：「……我也希望自己能加快進度，在最近的一兩年中完成手中的細節考據工作，而回到宏觀敘事的陽光大道上來。但願那陽光能早一點照射到我的身上。」那時，我心中的研究時限已擴大了一倍，即二十年，自以為到2018年（戊戌），將會最終完成戊戌變法的研究。
一項認真的研究，雖然能有許多次的計劃，但其進度總是不能按照其計劃刻板地前進。一個認真的研究者，雖然知道其最終的目標，但總是不能測量出行走路途的長度。2014年起，我的研究一下子陷於瓶頸--我正在研究康有為的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但不能判斷其「大同」思想的最初發生時間，以及這一思想在戊戌變法期間的基本形態。我找不到準確的材料，來標明康有為思想發展各階段的刻度。直到兩年之後，由梁渡康，我從梁啟超同期的著述中找到了答案，由此注目於「大同三世說」。我的研究計劃又一次改變了。
整整二十年的研究，我對戊戌變法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變化（自以為是深化）。隨?研究進展，在我的頭腦中，原先單一色彩的線條畫，現在已是多筆?色，繽紛爛漫；原先一個個相對固定的場景，現在已經動了起來，成了movie。這種身臨其境的感受，讓我又一次覺得將要「回到宏觀敘事的陽光大道上來」，而時光卻悄悄地已進至戊戌。
整整二十年的研究，我對戊戌變法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感受（自以為是痛感）。前人的研究是極其重要的，但若要最後採信，須得投子「復盤」；那些關鍵性的節點，還真不能留有空白，哪怕再花工，再花料，也都得老老實實地做出個基礎來。由此，這二十年來，我一直不停地在趕路，經常有?「望山跑死馬」的感受。我雖然不知道到達我個人的最終目標，還需得多少年，還須走多少路；但我堅信不疑的是，戊戌變法這個課題所具有的價值，值得許多歷史學家花掉其人生經歷的精華時段。李白《臨路歌》唱道：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
餘風激兮萬世，遊扶桑兮掛石袂……
戊戌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一百二十年前，有其「飛」，有其「振」，因「中天」之「摧」而「力不濟」；然因此而生、不能停息的「餘風」，仍在激蕩?這個國家，以至於「萬世」，而其「石袂」（左袂）也掛到了高達千丈、象徵日出的「扶桑」樹上……
茅海建
2018年1月於橫琴
總?序
1998年，戊戌變法一百週年，我結束了先前的兩次鴉片戰爭史研究，開始研究戊戌變法。2018年，戊戌變法兩個甲子，一百二十週年，我的研究還沒有結束，仍然在路上。
時光又逢戊戌，我也應當想一下，這二十年究竟做了甚麼，又有?甚麼樣的經驗教訓？
當我開始研究戊戌變法時，有兩位朋友善意地提醒我：一、戊戌變法是所有的中國近代史大家都涉及過的領域，很難再有突破；二、戊戌變法的材料搜集和利用，已經差不多了，不太可能出現大規模的新材料。他們的提醒，告訴此處水深，不可掉以輕心。於是，我就做了「長期」的打算，準備用十年時間來研究戊戌這一年所發生的事情。
我最初的想法是將戊戌變法期間重大事件的史實和關鍵時刻的場景，真正了解清楚。由此而重新閱讀全部史料，力圖建立相對可靠的史實，以能從這一基礎上展開邏輯思維。即「史實重建」。於是有了《戊戌變法史事考》（2005，再版時更名為《戊戌變法史事考初集》）和《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2011）。
也就在這一研究過程中，我感到康有為親筆所寫的回憶錄《我史》是一部繞不過去的關鍵史料，用了整整五年的時間來作注，以鑒別真偽。特別讓我興奮的是，我看到了珍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手稿，解決了許多問題。於是有了《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2009）。
在我的研究計劃中，要寫一篇張之洞與康有為的文章，所利用的基本資料是新編的《張之洞全集》。文章大體寫好，我又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查閱「張之洞檔案」，準備再補充一些材料。誰知一入檔案館，發現了一大批未被利用的史料。興奮之餘，再度改變研究方向，集中研究這批史料。於是又有了《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2014）。
以上便是此次集中匯刊的四本書的由來。「史實重建」的想法一直沒有變，我在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是考據。
然而，考據不是我的目的，「史實重建」亦是為邏輯思維建一扎實之基礎。我的最終目標是寫一部總體性的敘述戊戌變法史的著作。2011年夏，我為《戊戌變法史事考二集》作序，稱言：「……我也希望自己能加快進度，在最近的一兩年中完成手中的細節考據工作，而回到宏觀敘事的陽光大道上來。但願那陽光能早一點照射到我的身上。」那時，我心中的研究時限已擴大了一倍，即二十年，自以為到2018年（戊戌），將會最終完成戊戌變法的研究。
一項認真的研究，雖然能有許多次的計劃，但其進度總是不能按照其計劃刻板地前進。一個認真的研究者，雖然知道其最終的目標，但總是不能測量出行走路途的長度。2014年起，我的研究一下子陷於瓶頸--我正在研究康有為的學術思想與政治思想，但不能判斷其「大同」思想的最初發生時間，以及這一思想在戊戌變法期間的基本形態。我找不到準確的材料，來標明康有為思想發展各階段的刻度。直到兩年之後，由梁渡康，我從梁啟超同期的著述中找到了答案，由此注目於「大同三世說」。我的研究計劃又一次改變了。
整整二十年的研究，我對戊戌變法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變化（自以為是深化）。隨?研究進展，在我的頭腦中，原先單一色彩的線條畫，現在已是多筆?色，繽紛爛漫；原先一個個相對固定的場景，現在已經動了起來，成了movie。這種身臨其境的感受，讓我又一次覺得將要「回到宏觀敘事的陽光大道上來」，而時光卻悄悄地已進至戊戌。
整整二十年的研究，我對戊戌變法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感受（自以為是痛感）。前人的研究是極其重要的，但若要最後採信，須得投子「復盤」；那些關鍵性的節點，還真不能留有空白，哪怕再花工，再花料，也都得老老實實地做出個基礎來。由此，這二十年來，我一直不停地在趕路，經常有?「望山跑死馬」的感受。我雖然不知道到達我個人的最終目標，還需得多少年，還須走多少路；但我堅信不疑的是，戊戌變法這個課題所具有的價值，值得許多歷史學家花掉其人生經歷的精華時段。李白《臨路歌》唱道：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
餘風激兮萬世，遊扶桑兮掛石袂……
戊戌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一百二十年前，有其「飛」，有其「振」，因「中天」之「摧」而「力不濟」；然因此而生、不能停息的「餘風」，仍在激蕩?這個國家，以至於「萬世」，而其「石袂」（左袂）也掛到了高達千丈、象徵日出的「扶桑」樹上……
茅海建
2018年1月於橫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