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脆弱同行

譯序

隱蔽的名字——卡里耶爾及其《與脆弱同行》

你一定遇見過尚—克洛德･卡里耶爾（Jean-Claude Carrière），只是他身旁總有一位更耀眼的大人物，巨星的光芒隱蔽了他的名字：他是超現實主義電影大師布紐爾（Luis Buñuel）《中產階級的拘謹魅力》等幾部電影的編劇搭檔，曾經為劇場導演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將印度史詩《摩訶婆羅達》改編成九小時的演出，也曾為《大鼻子情聖》、《布拉格的春天》這些經典文學電影寫過腳本。一個劇作家的名字容易在導演、演員的大名底下自動隱形，一定程度說明了我們的時代多麽不在乎說故事的人。為什麼我們明明需要大量的故事，不只是電視連續劇、影集、電影、劇場，連新聞和廣告都在用比三十秒更短的時間製造劇情起伏，卻不關心故事的作者？故事過量的年代，怎麼會不關心故事的技藝？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關於「敘事者」（le narrateur）的討論可以幫助我們思考這個問題。他認為，這是因為現代人變成越來越不會聽故事的人，真實和虛構的事件鋪天蓋地而來，使得我們把一切都當作快速處理的資訊（information），而無法細心推敲每一件事背後的訊息（message）。差別在於資訊是透明、易懂、被報導者解釋好送到你面前的，訊息則是不透明、晦澀的，必須由你自己擔任詮釋者 ；而只接受現成的解釋，不懂得享受開放的詮釋，聽完故事，就沒有之後了，聽故事的人沒興趣把故事說下去，等著收看續集就好。我們不在意故事的作者，因為我們安於當個故事的消費者。
    
我想，這就是卡里耶爾無論是寫劇場、電影、電視劇本，還是寫恐怖小說、出詩集，或是像這本書雖然是闡述思想的散文，他都自稱為「說故事的人」（conteur）最有意思的地方。當時事取代故事、解釋取代詮釋，他卻反其道而行，在說理的同時從不放棄說書，彷彿說故事的技藝可以修復這個時代的崩壞。事實上，卡里耶爾寧為「說故事的人」，而不當聽起來更偉大的「思想家」，是有一種對於當代思想的批評在裡面的，他在書中就直言：當代哲學的弊病正是它太過「當代」，而且「當代」到妄想抓住這個世界分分秒秒的流變，結果是被新聞報導牽著鼻子走；哲學家焦慮地模仿政客和記者與全球局勢同步，但「記者和政客處心積慮的，正是永遠影響我們每日的時程」。哲學家喪失了用巨幅的時空尺度丈量當代的能力，他們寫書，卻不大會說書。
    
要反駁卡里耶爾並不難，隨手舉個例子，傅柯（Michel Foucault）便是個博通古今的當代哲學家，能夠橫跨千年的論說性愛與瘋狂的歷史。但是博學和說書並不是同一回事，說故事的人可能博學，卻不炫學，反而經常坦承自己的不知道，他不曉得如何解釋，他開放詮釋。這是為什麼，卡里耶爾給予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高度的評價，認為比起「新馬克思，我們更需要一位新蒙田」，蒙田正是發揮說書的技能、活靈活現的展示希臘羅馬的典故，一邊不斷回頭自問「我知道什麼呢？」的人，他細數千古風流人物，彷彿只是為了得知人對於自我的一無所知。在這方面，卡里耶爾頗有以當一位「新蒙田」自詡的味道，從他說故事的手法看得特別清楚。

比如在〈烏托邦的舊貨舖〉這一章，卡里耶爾告訴我們，人類曾經發明過多少的道德烏托邦、政治烏托邦和技術烏托邦，如今都報廢堆進了舊貨舖，只有青春的烏托邦果真青春永駐的駐紮在我們的今日之夢裡。話語剛落下，說書人就穿越時空，帶領我們來到整形手術四處蔓延的今天，看到一張張在全球城市都可以找到的、標準化的臉，每個有名字的人都渴望一種無名氏的美。每個人都在抗老，但是抗拒老去，就是在拒絕成為有故事的人。人為什麼有衰老恐懼？或者，為什麼有青春崇拜？如果不是為了享有創造自我的權力，讓自己永遠可以生出新的自己，又是為了什麼呢？上帝創世紀，我們創自己，由此成為自己的神。
    
然後，卡里耶爾一下子又從現況退遠，回到幾乎被遺忘的神話世界。畢竟我們如今最大的諷刺，就是自封為神，卻不願聆聽神話故事，以至於完全忘記了。人妄想成為神仙，是因為被自身的脆弱所折磨；但也正因其脆弱、易碎、輕易就可能死去，他在神話裡才會有變形的能耐，人的形體可以輕易拆解、組合成無限的形態，於是少女變成月桂樹，婦女生出爬蟲類，青蛙變王子。弔詭的是，當人忘記自己的脆弱，或自以為是萬能的天神擁有神奇的力量，當他只想改變外界而不再需要自己變形，他只會變得比脆弱更脆弱，因為他除了是注定失敗的神，就什麼也不是了。
    
有一種常見的編劇手法叫做「戲中戲」，不外乎劇中人因為看戲、做夢、回憶、設下騙局等等，自己成為戲中的觀眾，和戲外的觀眾一起看著戲裡虛構了另一重虛構。但是這裡，卡里耶爾使用的手法，可以說是相反的「戲外戲」：他先描繪一幅當代的肖像，之後便從當下退遠，帶我們穿過歷史的長廊，在一幅幅反映現況的歷史畫面前稍作停留，接著越走越遠，遠到看見這一條條廊道其實早已頹圮，一座座曾經聳立的宮殿都已坍塌，再退得更遠，看見遠比今天更繁華的古文明盡成廢墟，遠到我們猛然發覺，或許整個地球成為廢墟，也不是那麼遙遠的未來了。卡里耶爾說的是故事外的故事，每個當下的故事都會中斷，接續的是一段格局更大的歷史，好讓我們看到每個人都將消失在歷史之中，甚至是印刻著歷史的這個世界，也會消失。脆弱的不只是人，它是世界的本質。
    
重點是，這個「戲外戲」的敘事結構，雖然最後總是會拉高到神話世界，卻不是為了擁有上帝一般的全知觀點，而是為了不斷把注意力從故事疏離開來，望向沒有故事的空無。這和蒙田說，哲學是在學習一種不下決心的決心，不因任何信仰、學說、派別而停止懷疑，哲學是堅定的注視著身內和身外都是一片混沌，非常接近。在與艾可（Umberto Eco）暢談藏書、禁書、焚書、奇書和爛書的《別想擺脫書》裡，卡里耶爾引用 神聖羅馬帝國神學家、尼古拉．德．庫斯（Nicolas de Cues）的「博學的無知」說道：「在一片樹葉裡，你會比在書頁裡讀到更多東西」，「樹木和岩石會教導你在任何老師那裡都學不到的東西」，一樣是在強調一種望向虛空的凝視，對於空白的閱讀。沈默的事物背後，隱蔽著更多等待被述說的故事，我們必須學會自己命名。
    
這大概是為什麼印度的神話和哲學在這本書裡會成為主要的參照，例如作者一反西方啟蒙主義以降對於光明的嚮往，引用古印度思想說，世上最快的並不是光，因為黑暗一瞬間就能籠罩世界，我們只是比較容易被光芒吸引，忽略了包圍在四周的是無邊的黑暗；再如他提到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到頭來還不如佛陀所謂的「認識你是無」更能認識自己，因為「自己」只是我們害怕空無而陷溺其中的一個幻影罷了。
    
然而，這正好也是卡里耶爾的說書讓我聽到後來感到有些疑慮的地方：印度的宗教和史詩為說書人攤開了一個巨幅的、可以一層層往外翻的敘事結構，可是說書人只用很少的篇幅處理印度當今的現實，以至於書中的印度似乎是在神話的世界裡凝固了，是一個無時間性的國度。例如在「看不見的印度凝聚力」一節當中，作者提到印度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一心想將印度建立成一個反殖民國家而提倡印度傳統文化，但正是同一個尼赫魯為了發展資本主義和計畫經濟，否定了農村文化有任何的進步價值，導致印度學者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指出的、當今「鄉村想像的弱化」。卡里耶爾是否落入了他批評的反面，在撐開宏大敘事的同時，模糊了現實的變動？或者，神話世界和資本主義，哪一個才是更為巨大到看不到外邊的夢境呢？
    
以上並非定論，只是我聽完故事之後，繼續說下去的一種嘗試。現在我把這則故事用中文說給各位聽，只希望大家聽完之後，也一樣有故事想接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