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傳：江南版

序

恩怨未盡論蔣經國──江南遺著《蔣經國傳》讀後感
唐德剛

我們搞歷史的人，大致都不能否認歷史發展，尤其是分階段的發展，各階段是有其「必然」的軌跡可循的。當然我們更不能否認，當歷史在其必然的軌道上向前緩緩推進之時，也會被時常發生的「偶然」事件所遏阻、延緩或加速，而發生迂迴、停滯、逆轉或躍進等不同的現象。

就以中國近代史來說吧！筆者便在拙著中不斷解說，我國近代史是在「西風壓倒東風」的泰山壓頂不得已的情況之下，被迫形成的一部「中國近代轉型史」。但是「轉型」又「轉」了些什麼呢？最明顯的便是在政治制度上，從「君權」轉向「民權」。

筆者敢大膽地向賢明的讀者保證，「從君權轉入民權」便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條「必然」發生的歷史軌道。任誰也改變不了它！這當然也是近代世界各民族發展史的共同軌道。只是不同的民族史，各有其緩急之異罷了。

今後世界只有四個王

清楚地記得，在一九五二年，當那有六千年帝王專政史的古埃及的最後一個國王法魯克（Farouk），被他的叛將們以二十一發禮砲，恭請他出宮向巴黎亡命時，他在「揮淚對宮娥」、倉皇辭廟之時，曾自知其非的感慨地說：「今後地球上只會有五個王（King）了。一個在英國，其他四個在撲克牌上。」──法魯克這位有崇英癖的昏君大人，顯然還是過高地估計了「英王」了。他如活到今天，看看查爾斯太子和戴妃那些連續不斷的花邊新聞，他可能就要改口說，今後世界上只有撲克牌上的四個王了。

歷史的「必然」既可在其各「階段」中看得十分明顯，那什麼又是歷史的「偶然」呢？

從大的方面說，例如「西安事變」，便是個有世界性影響的大「偶然」。沒個西安事變，則我國抗戰的時間表，和日本軍閥南進北進的方向盤，乃至中共取得政權的或然率，都要大受影響。在中國近代史上，上述這「三大件」，如有一件改變了，朋友，你我今日所寄居的世界就不是這樣的了。──不是筆者這個胡塗歷史家過甚其辭吧。但是老天，那一年誰又想到我們的蔣委員長老人家，要學關雲長跑到西安去搞個「單刀赴會」呢？這純粹是個偶然嘛！再說張少帥那「小頑童」，一時心血來潮，不顧一身剮，竟把皇帝拉下馬。這也是個絕對的偶然嘛。──東北小青年一時衝動，便不顧一切幹他一票；衝動之後，頭腦清醒了，又懊悔不迭。朋友之間，可以磕個頭賠個禮了事。你綁了委員長的票，那就是後果改變不了的滔天大禍了。

再看一些「偶然」的小例子。蔣經國在一九八四年第二次當選總統時，他的副總統候選人，原有謝東閔、林洋港、邱創煥、李登輝四位「台籍」政要。經國當年如看中前三人的任何一人，今日的台灣政壇，乃至今日的「兩岸關係」便不是這樣的了。而經國捨三匹眾望所歸的「白馬」不要，卻偏偏選中了李登輝博士這匹「黑馬」。這也是個純粹的「偶然」。可是這個「偶然」卻是今日兩岸關係決定性的因素；而今後兩岸關係的好壞，則是決定將來華語民族興衰的關鍵。影響自是不小。

張少帥與蔣小總統原是無獨有偶的兩個「小衙內」。他二人的老子也是中華民國史上無獨有偶的兩位大元帥。且引一句張少帥的月旦名言：張大元帥是「有雄才無大略」；蔣老總統則是「有大略無雄才」。二人半斤八兩。

劉宜良的博士論文

至於這兩位衙內是否也有其「半斤五兩」（今日大陸上的新制度量衡是一斤十兩）之處呢？在下未敢妄比。我們只可說根據現代社會心理學的原理，有相同背景的人群，都具有共同的「次文化」。在優、良、中、可、劣的社會行為層次上，傳統中國的「衙內」，和當代中國裡所謂「父是英雄兒好漢」的高幹子弟，也有其相通之處。可驚的是，社會科學家如把他們的「戴塔」（data）輸入電腦，加以分析，一定可以找出一條「規律」（law）來顯示他們在這條「轉型」的歷史三峽中所發生的集體作用（group function）──君不見今日兩岸政權中父子相承，「龍生龍，鳳生鳳，老鼠兒子會打洞」的現象之普遍，不只限於執政大黨呢。它在一些花瓶組織中（例如大陸上的政協和一些民主黨派），也都普遍存在呢。這原是「歷史比小說更有趣」的眾多社會轉型模式中一個極重要的專題，值得眾多「博士生」選作博士論文，加以深入探討。但是研究集體模式，需從個體入手，這就使我想起劉宜良（江南）先生生前告訴我的一句話，說《蔣經國傳》原是他的「博士論文」；而這篇博士論文的學術價值，便是這一集體轉型模式中，極重要的一樁「個案研究」（case study）。

筆者濫竽學術界數十年。平生所最看中的一部類書便是世界各名大學哲學博士的博士論文集（Ph. D. dissertations），例如台北中央圖書館所收藏的一套北美各大學有關漢學的博士論文集便是其中之一。

博士論文有啥玄妙呢？因為它往往，甚或多半都是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學者一輩子所著最有功力的一部書。大儒像胡適的《先秦名學史》（後改編成《中國哲學史大綱》，再改名為《中國古代哲學史》），像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都是如此的。等而下之的二儒小儒就更不用說了。他們的博士論文或等類（equivalent）著作像蕭一山的《清代通史》等等，都是各人一生學術的起點；也往往是他們學術的終點。蕭君以二十一歲的青年完成這部不朽名著（也算是博士論文的等類著作吧），但這也是他學術的終點。博士論文的作者大半皆然。於此亦可見博士論文之價值如何了──劉宜良的博士論文《蔣經國傳》正是這樣的。他嘔心瀝血寫了一部第一流的傳記；對近代中國政治社會轉型的特殊模式，做了個最徹底的「個案研究」。這是一位有高度天才和功力的職業史家學術的起點。誰知這也是他治學的終點，而這終點並非他自己不為也或不能也，而是外界暴力所造成，使他齎志以歿，這就令人感歎不盡了。

窮留學生的甘苦

江南的《蔣經國傳》，論功力似不在薛君度博士的《黃興傳》（哥大，一九五八）或許芥昱博士的《聞一多傳》（史丹福，一九五九）之下，但是不幸江南卻未完成他的博士學位。所以然者，這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缺點所在了。上述薛許諸君讀博士於五十年代美國漢學市場極盛之時，博士生求職容易。一旦口試及格，準博士便可一面教書，一面撰寫論文，教學相長，完成學位。而江南不幸則讀博士於漢學市場衰萎之時的七十年代。考試及格，在職業上卻無枝可棲。發了求職信數百封，仍一無所獲，那就只好棄學從商了。商場如戰場，哪有工夫和治學環境去完成論文呢？一拖再拖，就終於放棄學位了──此間甘苦，不在此行不知也。

余與江南因年齡懸殊，地區遠隔（我在東海岸，他在西海岸），雖是同行，而交往無多。只在一九八四年初我們在三藩市開學術會議時，江南特地辱訪於旅舍並約我單獨晚餐。我們暢談蔣經國、吳國楨和龍雲至深夜。江南斯時正擬著手寫《吳國楨傳》，而渠與吳氏僅有一訪之緣，而余承吳公伉儷不棄，則久有通家之好，並掌握吳氏口述史料數百面之多，足令江南瞠目結舌。宜良興辭之時，我們並續作他約。我二人尚有說不盡的故事好談呢。孰知此別竟成永訣。數月之後，聽說他竟為撰寫《吳國楨傳》而橫屍血泊，我真欷歔不盡──我還有大量一手史料正預備寶劍贈英雄，彼此分享呢！如今懸劍空壠，能不愴懷？

在江南殉職前，我還沒見過他的夫人崔蓉芝女士。江南既逝，經國亦死，海倫（蓉芝的洋名字）送我一本李敖版的《蔣經國傳》，我們才逐漸熟絡起來。再加上我們還有鄉誼（崔家是我母省安徽貴池的望族），鄉黨還捐地安葬這位安徽女婿於風景優美的太平湖畔、黃山之麓。此時我也抽暇細讀這李敖新版，而感慨多端。

犧牲後半生，寫經國前半生

從我們治史者的觀點來看，我覺得可惜的是江南犧牲了他後半生的性命，所寫的只是蔣經國的前半生。不錯，江南被殺時，經國已是七四高齡、風燭殘年的老人。他的生命也只剩四年好活了。但是我們試想，經國如沒有他這最後四年，則蔣經國又是什麼樣的蔣經國呢？

且讓我們回頭再看看另一個張衙內。張學良將軍如不「偶然」地搞出個西安事變來，則張學良又是什麼個張學良呢？歷史家會說「少帥易幟」有功於中國的統一。其實當時把中國打得稀巴爛的蔣、馮、閻、李，和割據自雄的龍雲、劉湘、盛世才，乃至後來的八路軍、新四軍，哪一個掛的不是「青天白日」旗呢？「易幟」而不「歸政」，何有於「統一」呢？說到「九一八事變」後丟掉整個東四省，國民黨內CC系領袖陳立夫等人，便認為全是張某的責任，因為張學良對付那時在東北興風作浪的日本人，沒個政策，只是一百二十個「不理」。這一來就變成「英法聯軍」時葉名琛對付英國人的辦法了。當時人譏笑葉名琛失掉廣州是：「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負，古之所無，今之罕有！」少帥再加個揮金如土、吸毒好色的私生活，那他在歷史上的形象就很難描繪了。想不到青天霹靂，忽然來了個西安事變，改寫了世界歷史如拙篇上節所述。張學良這個赤膽忠心的愛國將領，以五十年自由的代價變成了「西安事變先生」，在歷史上的形象就不一樣了──否則只是個狂嫖爛賭的小軍閥，向歷史如何交代？吾為少帥捏把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