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之行
A Great Way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本書第一章介紹了儒、道、釋、醫、武、民間這六大傳統氣功淵源?地中的一部分修煉思想和練功理念,旨在希望讀者能通過瞭解傳統氣功,得到對中國氣功之貌的概識。
第二章是本書的重點章節;2*1和2*2章節,扼述了百年來中國功夫從"術"到"氣功科學"的改革歷程;2*3是1979年以後的20年中的中國大陸氣功界和科學界進行氣功外氣和特異功能應效合作的案例簡介,以及伴隨而來的科學界和氣功界在觀念上不能相容的一些思想表現;2*4和2*5節,從西方科學史例和西方科學的源頭和發展史,論證了現代科學與氣功文化之間的思想鴻溝之淵源來由;2*6節在將西方科學理念和東方整體思想作比較中,論證了現代科學的認識論、方法論和方法論基礎的缺陷,以及如何找到彌補這一缺陷的路由;2*7節主要論述了代表"氣功科學"學術模式的"智能氣功科學"體系產生的歷史條件、時代背景以及在其生存的不到10年中取得的一些人類史上首見的業績;2*8節,論述了氣功這實踐形式的普及和發展將對人類未來發生的影響。
第三章是氣功常識;第四章引介智能功的理念帶給氣功界的啟迪,包括特點、區別、要旨、精選的氣功學理論段以及靜態樁功鍛煉的身形要求。第五章內容是資料轉摘。
第二章是本書的重點章節;2*1和2*2章節,扼述了百年來中國功夫從"術"到"氣功科學"的改革歷程;2*3是1979年以後的20年中的中國大陸氣功界和科學界進行氣功外氣和特異功能應效合作的案例簡介,以及伴隨而來的科學界和氣功界在觀念上不能相容的一些思想表現;2*4和2*5節,從西方科學史例和西方科學的源頭和發展史,論證了現代科學與氣功文化之間的思想鴻溝之淵源來由;2*6節在將西方科學理念和東方整體思想作比較中,論證了現代科學的認識論、方法論和方法論基礎的缺陷,以及如何找到彌補這一缺陷的路由;2*7節主要論述了代表"氣功科學"學術模式的"智能氣功科學"體系產生的歷史條件、時代背景以及在其生存的不到10年中取得的一些人類史上首見的業績;2*8節,論述了氣功這實踐形式的普及和發展將對人類未來發生的影響。
第三章是氣功常識;第四章引介智能功的理念帶給氣功界的啟迪,包括特點、區別、要旨、精選的氣功學理論段以及靜態樁功鍛煉的身形要求。第五章內容是資料轉摘。
目錄
英文簡介
內容提要
前言
目錄
第一章 古典氣功的啟示
1*1 儒家氣功
1*2 道家氣功
1*3 佛家氣功
1*4 醫家氣功
1*5 武術氣功
1*6 民間氣功
本章小結
第一章注釋
第二章 世紀大道行
2*1 紀元之醒
2*2 造福於民
2*3 科學之惑
2*4 前車之轍
2*5 撥開迷霧
2*6 洞見淵由
2*7 舉世之端
2*8 未來展望
本章小結
第二章注釋
第三章 與氣功有關的常識
3*1 氣功的定義
3*2 氣功的分類
3*3 練氣功的一般效用
3*4 氣功鍛煉和體育鍛煉的區別
3*5 氣功與武術的關係
3*6 氣功與巫
3*7 氣功與靈感
3*8 氣功與催眠的異與同
3*9 氣功與瑜伽略述
3*10 宗教活動中的內求實踐現象分析
本章小結
第三章注釋
第四章 智能功理念帶來的啟迪
4 .1 智能功的特點
4*2 智能功和其它氣功的區別略談
4*3 混元整體學要論選談
4*4 "四大要旨"略談
4*5 靜態練功體勢各部身形要求介紹
本章小結
第四章注釋
第五章 資料摘編
5*1 直腿坐鬆腰法
5*2 與鬆腰有關的功法簡介
5*3 練功常用穴位簡介
5*4 智能氣功科學精要名詞簡釋
5*5 氣功學的方法論、認識論基礎
第五章注釋
跋
內容提要
前言
目錄
第一章 古典氣功的啟示
1*1 儒家氣功
1*2 道家氣功
1*3 佛家氣功
1*4 醫家氣功
1*5 武術氣功
1*6 民間氣功
本章小結
第一章注釋
第二章 世紀大道行
2*1 紀元之醒
2*2 造福於民
2*3 科學之惑
2*4 前車之轍
2*5 撥開迷霧
2*6 洞見淵由
2*7 舉世之端
2*8 未來展望
本章小結
第二章注釋
第三章 與氣功有關的常識
3*1 氣功的定義
3*2 氣功的分類
3*3 練氣功的一般效用
3*4 氣功鍛煉和體育鍛煉的區別
3*5 氣功與武術的關係
3*6 氣功與巫
3*7 氣功與靈感
3*8 氣功與催眠的異與同
3*9 氣功與瑜伽略述
3*10 宗教活動中的內求實踐現象分析
本章小結
第三章注釋
第四章 智能功理念帶來的啟迪
4 .1 智能功的特點
4*2 智能功和其它氣功的區別略談
4*3 混元整體學要論選談
4*4 "四大要旨"略談
4*5 靜態練功體勢各部身形要求介紹
本章小結
第四章注釋
第五章 資料摘編
5*1 直腿坐鬆腰法
5*2 與鬆腰有關的功法簡介
5*3 練功常用穴位簡介
5*4 智能氣功科學精要名詞簡釋
5*5 氣功學的方法論、認識論基礎
第五章注釋
跋
序/導讀
我們的這個星球上,有五大洲和四大洋。全球世民歷經了千萬年的滄桑,造就了兩大類型的文明體系:東方文明體系,又稱“亞洲文明”;西方文明體系,又稱又稱“歐美文明”。這兩種存有迥然差異的文明類型,分別來自有著迥然差異的實踐活動——內向性運用意識的實踐,簡稱“內求實踐”和外向性運用意識的實踐,簡稱“外求實踐”。古亞洲人將內求實踐用於提昇人的精神素質,由此開發出人的超常精神能力,並配合外求實踐探索人和宇宙的關係,建立起古東方文化體系。鑒於這門學問與人的生命活動密切相關,可稱“人的科學”;又由於這一體系以提昇人的意識能力為重點,亦可稱“精神文化”。歐美人以外求的方法為主要手段,參以不自覺的內求實踐探索宇宙的物質性,形成的文化體系當屬“物的文化”;在此背景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有關物質世界的系統學?,是研究宇宙物理特性的科學理論;相對於東方世界研究“人”這個體系,西方科學就是“物質科學”。
“精神文化”和“物質科學”的交響輝映,成就了絢麗多彩的大千世界;內求實踐和外求實踐的相充互補,非其即無今日世界之繁榮;“人的科學”和“物的文化”?相交錯、競相爭豔,造就了今日人類之昌盛。然縱貫古今,橫覽中外,孜然悉心地運用內求實踐的方法提昇身心素質、探索自然奧秘、追尋宇宙真理,並對這一實踐有所總結並?代相傳的民族所在地域,據迄今為止的考證,只限於中國和印度。當代中國人普稱這一實踐為“氣功”,在印度則曰“瑜伽”。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當近代的歐美人將感性的外求實踐方法上昇到理性的“外求法”,而亞洲人從整體上說,還沒有將感性的外求實踐方法上昇到理性的“內求法”的層次,以致多少年來的內求實踐文化思想,遠不足以達到和近代科學平行互動、平等溝通的地步。
據文獻顯示,早在中國文化的黃金時期的春秋戰國時期,氣功已顯其“學”之端倪。作為文化形式的一種,氣功是隨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在古中國特有的人文環境中,氣功的思想和形式、氣功的功理和功法都在發展中不斷地深化;深化的同時又不斷地分化。深化和分化,形成了氣功的“異化”。氣功的宗教化,就是氣功異化最明顯的一例。中國的宗教內部門派林立。專業教徒靠供養而活的優裕條件和封閉式的修煉環境,使宗教界有幸成了古中國氣功實踐的主流領地。在中國史上,當春秋戰國時期初發其端的理性氣功之光還沒有來得及照亮人間,氣功修煉術就在“三清”和“如來”的座下被披上了羽衣僧袍,成了道、佛的氅下寵兒。中國人認識世界的主要方法,從此脫離了中華古文化的發展主線,業以儒士心法、道術圭旨、禪修密臬、醫家方技、精武秘要、養顏葆春之方、祛病延年之?等內容或形式,面對世人。古中國又是一個以文盲農民為最大群體的小農經濟社會。由練氣功開發的人體潛能,在這種帶有廣泛性的低文化社會里,又繼續異化,成為生活在社會底層草根平民中的巫婆神漢、江湖術士的謀財糊口之具……
另一方面,在古中國的歷朝歷代,又不乏畢生從事人體修煉(氣功實踐)的高功大德。他們或隱匿山林,或循藏寺觀,或浪跡江湖,或謙居市肆,卻都以口耳相傳、身體力行這種最原始的方式,傳給後人難以計數的氣功功法;經他們中間的精英的潛心探索、悉心總結,又給我們留下了“中國古典氣功學說”這一舉世無雙的人類非物質遺產。囿於時代的局限,先輩哲人們雖然歷經了前仆後繼、嘔心瀝血般的辛勞,卻始終沒能見到他們終其一生都想看到的中國功夫修煉術登堂入室的一天。
辛亥革命的成功,造就了中國能夠公然走進“科學昌明”的條件。科學之光讓氣功的強身健體效應嶄露頭角,氣功健身術、氣功療法、氣功療養院等應運而生。“文化大革命”又讓氣功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厄運。1970年代初“郭林抗癌新氣功”,拉開了中國史上最大的一次氣功改革和普及運動的序幕。
“改革開放”的角聲,喚醒了中國科技之士對祖國傳統文化的良知。憑著一國之棟梁和億萬民眾奮發之精神,氣功外氣效應和人體超常功能實驗,在那百廢待興的歲月裡,在有幾千年人體修煉傳統的大地上騰然而起。與此同時的中國政府也開放了氣功和武術在民間的傳授市場。一個接一個經過悉心改良、適於普及的現代型氣功功法,大模大樣地走進了中國的家家戶戶。國人沉眠多年的氣功意識被一夜催醒,曾被壓抑三十年之久的氣功強身熱望,尤如突湧之泉、久蓄之洪,日昇月漲,從最初的一波又一波的大眾氣功健身熱,集匯成一股全國性的氣功健身洪流。洪流所到之處,氣功修煉術這一中華傳統文化中最後的一道禁錮樊蘺,消失了!幾千年來用於“獨善其身”的聖賢秘法,在幾年中演變成家戶喻戶曉的平民功課。
在這埸中國氣功史上最大的歷史演變之中,世人對氣功的誤解和偏見消除了大部。從氣功科研中走過來的學者們,更從大量的氣功外氣和人體超常功能的科研事實中洞察到一個令人鼓舞的前景——氣功能為國計民生發揮重要作用!為了這一天的早日到來,氣功界希望與科學界的主流合作。事與願違。科學界不能容忍人體功能實驗中的實驗客體,在實驗中出現“不穩定性”這個事實;也不能容忍人體功能實驗的結論,竟然無法重復驗證這個狀況;更不能容忍的是:在實驗過程中,竟然有精神因素參與其中。所有這一切都已違背了經典實驗學必須遵循的“客觀性可?驗性”這個鐵的原則。
二十世紀以來,從量子理論的出現到原子能的利用,從DNA結構的發現到空間障礙的突破,人類科技取得了引人歡呼的突破。然而,當科學跨入生命領域,卻遇到了重重阻力。綜觀其實,剖而析之,原因無非在於現代科學在運用外求法探索生命的物質性的同時,對人的生命活動的本質——意識的機制的考察,受到了來自科學自身的認識論、方法論和方法論基礎的限制。
表現一、在西方科學的認識論中,精神與物質是相分離、非統一的存在。精神是獨立於物質之外、可以認識物質,但不能在沒有物質的參與下直接改變物質的存在。精神這種存在,更不能被(人的)精神所認識。在這一認識論指導下的實驗範式,是二元唯物的模式。實驗中認知的主體與認知的客體,是相分離、相對立地共存於一個實驗體系中。主體的任務是按某一假設設立的實驗模型,按科學的“客觀性”的要求,對客體進行觀察和記錄。
可是,在人體科研中的實驗客體中,往往有精神與肉體相統一、由精神主導肉體活動的生命體——人的參與。在對人的功能態的實驗設計中,人的精神活動若按經典科學的要求是必須要排除出實驗體系之外的。且不說是否做得到,即使做到了,從這一研究範式中得出的人體功能參數,很難確立精神和肉體緊密統一的人的整體生命活動和功能的真實性。傳統的科研範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體生命科研的挑戰。
表現二、依照經典科學中的一個認知邏輯,要認識一個物體,量度體系的精確度必須高於被量度物體的精確度。運用這一邏輯,人類發現了以光年計的宇宙星系,以及體積為納米級的量子家族。還是這個邏輯,使人類至今無法認識人的本質。因為人是萬物中最高級的物質運動形式,人的意識活動又是人體生命活動中的最高表現形式。人類科學除非能夠提供精密度高於人的意識功能態的測量系,否則,我們雖然作為人,卻難以認知人的生命的本質和人的精神的本質。
顯而易見,西方科學體系在生命領域已經遇到了至少二大障礙:
一)以科學的基本哲學觀為基礎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以及由此產生的研究模式。
二)人體實驗體系中量具的精確度。
若想有所突破,至少做到:
1〕修正現有的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理論;新的理論,應以精神與物質相統一的唯物一元哲學觀為指導思想。在基礎理論指導下,建立新型的、適合人體特性的科研範式。
2〕找到一種方法,從質的方面改進人體生命科研實驗體系中的量具的精確度。
然而,找遍所有的科學家族,難以發現可以解決上述問題的條件。原因在於,當代科學的問題症結,是出在其方法論基礎。這個基礎的建立,已歷經千年計。是否可以換一個角度思索:東方文化是在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研究 “人”的文化。西方科技中沒有的,是否可以到東方文化中試覓一番?
A、“天人合一”的整體觀,是屬於精神和物質相統一的唯物觀。在東方整體論指導下的氣功實踐,是唯物一元哲學觀的實際體現。若再結合外求法,在今日科技的大背景中,不是沒有可能建立起有關精神與物質相統一的認識論、方法論的基礎理論。
B、在東方整體觀指導下的人體修煉實踐,就是氣功和瑜伽。通過這類內向性運用意識的實踐形式開發的超常智能,是一種比現今大多數人都具有的常態智能更能直接地把握物質世界整體屬性的人類智能。具備超常智能的生命體,無論是精神還是肉體的質度,高於常態生命體。大量的實踐證明,具備超常智能的生命體,是可以作為人體科研中的量度體系來考察常態的生命現象的。
中國是內求實踐的衍沃之地之一,足具了得天獨厚的氣功資源,若要開闢以內求實踐為基礎的生命科學發展空間,有讓西方難望項背的優勢。然而,一個不能回避的事實是,這個資源體是在以文盲農民為社會主體、以家庭為生產單位、以自給自足的方式為基本生存模式,在分散型、小型化的農業經濟體制中發展了幾千年的文化形式,其方法瑣繁,理論奧澀,門派之見甚重,傳承體系隱秘……光說這四點,足以讓現代人望而怯步。
然而,要利用東方文化的優勢來協助主流科學解決生命科研上的難題,也只有利用氣功這個資源體為模板,建立不同於當代科學體系、以內求實踐為主體的學術體系。但是,這需要以氣功的普及來保障學術研究的持續性。另外,若要從根本上扭轉氣功和特異功能實驗中的實驗客體(人)的功能態的不穩定性,這個由人的生命活動規律規定的客觀現狀,更需要從氣功的普及中建立用於實驗保障的“氣源庫”。要普及氣功,就必須改掉古氣功中的負面因素,讓氣功鍛煉形式
“精神文化”和“物質科學”的交響輝映,成就了絢麗多彩的大千世界;內求實踐和外求實踐的相充互補,非其即無今日世界之繁榮;“人的科學”和“物的文化”?相交錯、競相爭豔,造就了今日人類之昌盛。然縱貫古今,橫覽中外,孜然悉心地運用內求實踐的方法提昇身心素質、探索自然奧秘、追尋宇宙真理,並對這一實踐有所總結並?代相傳的民族所在地域,據迄今為止的考證,只限於中國和印度。當代中國人普稱這一實踐為“氣功”,在印度則曰“瑜伽”。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當近代的歐美人將感性的外求實踐方法上昇到理性的“外求法”,而亞洲人從整體上說,還沒有將感性的外求實踐方法上昇到理性的“內求法”的層次,以致多少年來的內求實踐文化思想,遠不足以達到和近代科學平行互動、平等溝通的地步。
據文獻顯示,早在中國文化的黃金時期的春秋戰國時期,氣功已顯其“學”之端倪。作為文化形式的一種,氣功是隨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在古中國特有的人文環境中,氣功的思想和形式、氣功的功理和功法都在發展中不斷地深化;深化的同時又不斷地分化。深化和分化,形成了氣功的“異化”。氣功的宗教化,就是氣功異化最明顯的一例。中國的宗教內部門派林立。專業教徒靠供養而活的優裕條件和封閉式的修煉環境,使宗教界有幸成了古中國氣功實踐的主流領地。在中國史上,當春秋戰國時期初發其端的理性氣功之光還沒有來得及照亮人間,氣功修煉術就在“三清”和“如來”的座下被披上了羽衣僧袍,成了道、佛的氅下寵兒。中國人認識世界的主要方法,從此脫離了中華古文化的發展主線,業以儒士心法、道術圭旨、禪修密臬、醫家方技、精武秘要、養顏葆春之方、祛病延年之?等內容或形式,面對世人。古中國又是一個以文盲農民為最大群體的小農經濟社會。由練氣功開發的人體潛能,在這種帶有廣泛性的低文化社會里,又繼續異化,成為生活在社會底層草根平民中的巫婆神漢、江湖術士的謀財糊口之具……
另一方面,在古中國的歷朝歷代,又不乏畢生從事人體修煉(氣功實踐)的高功大德。他們或隱匿山林,或循藏寺觀,或浪跡江湖,或謙居市肆,卻都以口耳相傳、身體力行這種最原始的方式,傳給後人難以計數的氣功功法;經他們中間的精英的潛心探索、悉心總結,又給我們留下了“中國古典氣功學說”這一舉世無雙的人類非物質遺產。囿於時代的局限,先輩哲人們雖然歷經了前仆後繼、嘔心瀝血般的辛勞,卻始終沒能見到他們終其一生都想看到的中國功夫修煉術登堂入室的一天。
辛亥革命的成功,造就了中國能夠公然走進“科學昌明”的條件。科學之光讓氣功的強身健體效應嶄露頭角,氣功健身術、氣功療法、氣功療養院等應運而生。“文化大革命”又讓氣功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厄運。1970年代初“郭林抗癌新氣功”,拉開了中國史上最大的一次氣功改革和普及運動的序幕。
“改革開放”的角聲,喚醒了中國科技之士對祖國傳統文化的良知。憑著一國之棟梁和億萬民眾奮發之精神,氣功外氣效應和人體超常功能實驗,在那百廢待興的歲月裡,在有幾千年人體修煉傳統的大地上騰然而起。與此同時的中國政府也開放了氣功和武術在民間的傳授市場。一個接一個經過悉心改良、適於普及的現代型氣功功法,大模大樣地走進了中國的家家戶戶。國人沉眠多年的氣功意識被一夜催醒,曾被壓抑三十年之久的氣功強身熱望,尤如突湧之泉、久蓄之洪,日昇月漲,從最初的一波又一波的大眾氣功健身熱,集匯成一股全國性的氣功健身洪流。洪流所到之處,氣功修煉術這一中華傳統文化中最後的一道禁錮樊蘺,消失了!幾千年來用於“獨善其身”的聖賢秘法,在幾年中演變成家戶喻戶曉的平民功課。
在這埸中國氣功史上最大的歷史演變之中,世人對氣功的誤解和偏見消除了大部。從氣功科研中走過來的學者們,更從大量的氣功外氣和人體超常功能的科研事實中洞察到一個令人鼓舞的前景——氣功能為國計民生發揮重要作用!為了這一天的早日到來,氣功界希望與科學界的主流合作。事與願違。科學界不能容忍人體功能實驗中的實驗客體,在實驗中出現“不穩定性”這個事實;也不能容忍人體功能實驗的結論,竟然無法重復驗證這個狀況;更不能容忍的是:在實驗過程中,竟然有精神因素參與其中。所有這一切都已違背了經典實驗學必須遵循的“客觀性可?驗性”這個鐵的原則。
二十世紀以來,從量子理論的出現到原子能的利用,從DNA結構的發現到空間障礙的突破,人類科技取得了引人歡呼的突破。然而,當科學跨入生命領域,卻遇到了重重阻力。綜觀其實,剖而析之,原因無非在於現代科學在運用外求法探索生命的物質性的同時,對人的生命活動的本質——意識的機制的考察,受到了來自科學自身的認識論、方法論和方法論基礎的限制。
表現一、在西方科學的認識論中,精神與物質是相分離、非統一的存在。精神是獨立於物質之外、可以認識物質,但不能在沒有物質的參與下直接改變物質的存在。精神這種存在,更不能被(人的)精神所認識。在這一認識論指導下的實驗範式,是二元唯物的模式。實驗中認知的主體與認知的客體,是相分離、相對立地共存於一個實驗體系中。主體的任務是按某一假設設立的實驗模型,按科學的“客觀性”的要求,對客體進行觀察和記錄。
可是,在人體科研中的實驗客體中,往往有精神與肉體相統一、由精神主導肉體活動的生命體——人的參與。在對人的功能態的實驗設計中,人的精神活動若按經典科學的要求是必須要排除出實驗體系之外的。且不說是否做得到,即使做到了,從這一研究範式中得出的人體功能參數,很難確立精神和肉體緊密統一的人的整體生命活動和功能的真實性。傳統的科研範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人體生命科研的挑戰。
表現二、依照經典科學中的一個認知邏輯,要認識一個物體,量度體系的精確度必須高於被量度物體的精確度。運用這一邏輯,人類發現了以光年計的宇宙星系,以及體積為納米級的量子家族。還是這個邏輯,使人類至今無法認識人的本質。因為人是萬物中最高級的物質運動形式,人的意識活動又是人體生命活動中的最高表現形式。人類科學除非能夠提供精密度高於人的意識功能態的測量系,否則,我們雖然作為人,卻難以認知人的生命的本質和人的精神的本質。
顯而易見,西方科學體系在生命領域已經遇到了至少二大障礙:
一)以科學的基本哲學觀為基礎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以及由此產生的研究模式。
二)人體實驗體系中量具的精確度。
若想有所突破,至少做到:
1〕修正現有的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理論;新的理論,應以精神與物質相統一的唯物一元哲學觀為指導思想。在基礎理論指導下,建立新型的、適合人體特性的科研範式。
2〕找到一種方法,從質的方面改進人體生命科研實驗體系中的量具的精確度。
然而,找遍所有的科學家族,難以發現可以解決上述問題的條件。原因在於,當代科學的問題症結,是出在其方法論基礎。這個基礎的建立,已歷經千年計。是否可以換一個角度思索:東方文化是在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研究 “人”的文化。西方科技中沒有的,是否可以到東方文化中試覓一番?
A、“天人合一”的整體觀,是屬於精神和物質相統一的唯物觀。在東方整體論指導下的氣功實踐,是唯物一元哲學觀的實際體現。若再結合外求法,在今日科技的大背景中,不是沒有可能建立起有關精神與物質相統一的認識論、方法論的基礎理論。
B、在東方整體觀指導下的人體修煉實踐,就是氣功和瑜伽。通過這類內向性運用意識的實踐形式開發的超常智能,是一種比現今大多數人都具有的常態智能更能直接地把握物質世界整體屬性的人類智能。具備超常智能的生命體,無論是精神還是肉體的質度,高於常態生命體。大量的實踐證明,具備超常智能的生命體,是可以作為人體科研中的量度體系來考察常態的生命現象的。
中國是內求實踐的衍沃之地之一,足具了得天獨厚的氣功資源,若要開闢以內求實踐為基礎的生命科學發展空間,有讓西方難望項背的優勢。然而,一個不能回避的事實是,這個資源體是在以文盲農民為社會主體、以家庭為生產單位、以自給自足的方式為基本生存模式,在分散型、小型化的農業經濟體制中發展了幾千年的文化形式,其方法瑣繁,理論奧澀,門派之見甚重,傳承體系隱秘……光說這四點,足以讓現代人望而怯步。
然而,要利用東方文化的優勢來協助主流科學解決生命科研上的難題,也只有利用氣功這個資源體為模板,建立不同於當代科學體系、以內求實踐為主體的學術體系。但是,這需要以氣功的普及來保障學術研究的持續性。另外,若要從根本上扭轉氣功和特異功能實驗中的實驗客體(人)的功能態的不穩定性,這個由人的生命活動規律規定的客觀現狀,更需要從氣功的普及中建立用於實驗保障的“氣源庫”。要普及氣功,就必須改掉古氣功中的負面因素,讓氣功鍛煉形式
試閱
第一章 古典氣功的啟示
1975年在青海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個雙耳陶罐。罐體上,有一彩繪的浮雕人像,雙目微睜,口張大,近圓形,如呵氣狀;腹部微隆,雙腳平放而寬於肩;下肢微曲,呈蹲襠式;雙手張開,置於腹部兩側;不僅很像後世所傳的站樁練功的樣子,而且和某些吐納功法的練功外表很相似。據考證,這是屬於公元前3000-2000年的馬廠文化(約略與黃帝同時)的文物。可見當時氣功之流行。? 在公元前1100-前770年的周代金文中,也有關於氣功的記載。
春秋戰國時編纂的《呂氏春秋》中說,某地 “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根據文中所言,此“舞”可治筋骨之患,可推斷為一種宣導氣脈、通利關節、去陳苛、防疾患,類似於氣功中的“動功”的導引術。根據當代人的氣功實踐,和在某些原始部落發現的原始民的“舞”的風格、體姿分析,這裡的“舞”更似乎是指帶有一定的節奏、類似於氣功的“自發動功”的人體運動形式。
出土文物《行氣玉佩銘》,被考古學者認為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早期作品,其十二面體上銘有:“行氣——深則蓄,蓄則伸,伸則下,下則定,定則固,固則萌,萌則長,長則退,退則天,天幾舂在上,地幾舂在下,順則生,逆則死”。四十五個字,不僅闡明了氣功於養生的作用,也將真氣在體內的運行路徑描述得一清二楚。? 1970年代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初期(約公元前200年)的44幅彩帛導引圖和《卻穀服氣篇》中,有各種練功姿態。從中能夠看到當時流行的氣功行氣方法。
據史載最早的氣功修煉時期,是諸子蜂起、百家爭豔的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既是中華古文化的黃金時代,也是樸素氣功的隆盛時期。春秋時期的氣功,尚屬士大夫們的專門之學;至戰國後期,修煉人群下移至“仕”,開始了有普及的趨勢。?作為在“天人合一”宇宙觀指導下的一門“術”,氣功散見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家學派著作中。氣功術是當時學術家共研之學。儒家的六藝 (禮、樂、射、禦、書、數),道家的老、莊學說,醫家的卓越成就,兵家的傑世之作,墨家的物質理論等,根據當代人的氣功實踐再結合氣功學理論來推斷,這些成就都是在氣功實踐中建立的。這一時期的氣功,風格樸實無華,內容簡易明瞭,功法直指本源。?氣功修煉在此時期,以提高人的身心素質為首務,將練功開發的功能(人體潛能)用於探索自然和人體生命,以及人和自然、自然規律和社會現象之間的關係等。所以,這一時期的氣功已有了學問的性質。囿於時代文化的局限,氣功在那時沒有上昇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條件。我們從“學富五車”這個出自春秋戰國時期的成語典故中,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的文化普及狀況。
中國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帝制皇朝——秦皇朝,誕生於公元前221年。中國從此開始走進她漫長的君主集權統治之路。春秋戰國時期自由爭鳴的學術風範,在專制制度的威棒之下漸而褪色。西漢武帝(前156—前87年)是一個崇尚神仙之術的皇帝,當時的儒士墨客亦以修仙為時髦,為此趨之若鶩。因神仙方術的主要內容是氣功修煉。以治學、理政見長的儒學士們的氣功實踐,無意間深化了氣功在社會領域中的運用。漢武帝繼而又採納儒學大家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的主張,也突顯儒家理念有助於統治者的攝政的優勢。中國社會歷來以“人治”為主要政管手段,統治者因此極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權威的說教,來規範和約束民眾的思想、行為,以此行安定社會秩序之實。例如,孔子(公元前552—前479)在世時就很崇敬“周禮”。周禮內容之全面、周到、細致、深入的程度讓人矚目,夫妻圓房都要由天氣或月亮的狀況決取。這一方面有最大限度地維護人的生命活動正常化的作用,因那個時代的醫療狀況不能和現在同日而語;另一方面,那時的民風淳僕,人的思想簡單,有了現成的倫理說教,民眾會按其中的規範說教處世、行事,社會秩序能由此得到穩定。這是一個讓民眾自行維護個人和社會的關係的有效途徑。
儒家不像道家,把興趣多放在對自然奧秘的探索上。種種原因,讓中國早期的統治者,最後選擇了儒家而非道家,作為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學術老大。儒家由此得天勢地利,孔子思想在公元以後的中國,逐步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隨著儒家思想的發揚光大,以探索自然和人體奧秘見長的道家,漸而退出社會領域,完全讓位於儒家。道學士們或隱跡於山野宮觀,享紅顏駐世之趣;或逍遙於世外之域,行長生久視之遁。戰國、先秦時代造就的氣功生命之光還沒來得及普照人間,就退出了“學”之殿堂。
道家雖然選擇了循世修煉之路,但在氣功學說方面是主要貢獻者。道家內氣修煉派在公元初成形,其經驗之說充實了春秋戰國以來的氣功學說。約於公元280—316年的西晉時代,道家氣功學說已初具規模。?經過歷代道家修煉者不斷總結和擴充積累起來的氣功典藉中的學說,是中國古典氣功理論的重要一部分。她不僅是中華民族、也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
步入公元世紀,印度人攜佛經傳中原大地。公元2世紀中葉,中國首個道教團體現世。從此的中國,儒、道、釋(佛)三家鼎立,氣功依附於“三教”的歷史從此開始。
唐朝(公元618—907年)以前的道家,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不輸於、也不服於佛家。畢竟道家是在中原大地土生土長的“大老”之學。然越山涉水的“移民”宗教——印度原始佛教,初來乍到之時,曾歷盡道、儒二家,特別是道教的欺淩、數落。進入大唐以後,歷盡苦心經營的佛家,得到了統治者的青睞,從勢單力薄到根基漸實,繼而羽翼豐滿,甚可獨當一方。而儒學在進入宋朝以後,脫變成為訓詁研典的經院之學,失去了以往欣欣向上的學術風範,由此漸失與佛家在哲學上的抗衡之勢。
漢地佛家不注重肉身修煉,但在意識實踐上,是道家望塵莫及的。道家人士當然明白,意識實踐乃是“得道登仙”、“白日飛昇”之圭旨秘臬,是修煉之根本。但是,在佛家精神修煉文化這個背景中的道家,顯然苦於自身對意識的研究既貧乏又無績,而不得不甘認服輸、聽命仰望於佛家。另外,在傳功理念上,道家的是主張“道不傳匪人”,“法不傳六耳”等;這些理念,使道家失去了群眾基礎。而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卻以“三根普被”、“眾生得救”為已任。佛教從此贏得民眾的青睞,在勢力範圍上反客為主,坐大中原。
唐朝是中國繼春秋戰國以後,政治、經濟、文化最鼎盛的時期,也是漢地佛教最興旺的時期。例如,初唐貞觀年間,曾出現長安十萬人念佛的壯舉。經濟的興旺,帶來了文化的發達,使人們的思維變得躍活,也越來越複雜和精細。這反映在氣功修煉上,就是修煉人在與修煉相關的領域,如自然、社會、人體和意識方面的探索不斷深化。人體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機能體。提昇人體生命質度的氣功功法,隨著一代又一代修煉人不同的個人體會,從最初的“一氣混元”到“陰陽二分”,從“二儀”到 “四像”、繼而建立“五運”,“六氣”,又將“八卦”、“六十四卦”理論都融入了氣功的功法理論中。氣功功法由此變得越來越複雜,解釋功法的理論也越來越冗繁。這是造成氣功修煉門派越來越多的主因。
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各家修煉門派,為了自身的發展,相繼興起過神化氣功起源的風潮。這在以文盲農民為主體人群的古代中國社會,是一種相當有效的宣傳自身理念的辦法。標榜己之一派為某仙、某神所傳,貶他派為“傍門”、“外道”、“佐道”,不但在古中國司空見慣(當代中國氣功界內此現象就原於此)。戰國、先秦時期用於探索自然和生命奧秘的內向性運用意識這一部分修身之學,在宗教內部演變成教徒們追求宗教體驗的手段和完成宗教信仰的工具。練氣功開發的人體潛能,在那個時代被稱作“神通”。宗教借由“神通”得顯其非同凡響和神秘外表,“神通”的光暈賦於宗教超自然的威儀和引人膜拜的神聖之態。然而,氣功與宗教的關係愈演愈密切的後果卻是:很大一部分氣功修煉方法,隱入了道觀、佛殿的幽門高牆內,以特權專利和絕世秘技之形式,在封閉式的教學方式中單線續傳。
站在氣功學的立場看,氣功的宗教化確實異化了氣功的本質,但在古中國的人文環境裡,氣功的宗教化勢在必行。因為在文化並不普及,又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技術的社會里,宗教化的氣功修煉形式就是既能兼顧精神信仰,又有修身養命之效的實?方式。然而,大中華民族的意識深處,歷來不缺探索生命奧秘的強烈願望。氣功的宗教化無法影響這一文化因素的繼定發揮。中華道統精神的核心,是“天人合一”唯物主義精神。這個精神,又無時不刻地反映在中國的宗教思想中,影響著中國宗教氣功的發展方向。這一原因,使得中國的宗教與世界其它的宗教有一個根本差別,那就是,中國的宗教徒從來不缺人體修煉活動。皆由此因,中國的宗教保留了相當一部分氣功生命科學的內容。特別從道教徒的修煉活動中,我們得到了這種保留的大量證據。雖然說這種保留還是感性的、不自覺的。
越過唐朝之輝煌,中國社會歷經了“五代十國”的紛亂,自宋朝(公元960—1279年)以後,中國的政、經、文、科再也沒有出現大唐之盛景。佛教從唐早期在中國盛行,到唐朝的中後期,佛教無論在勢力範圍還是文化影響力,都列百家之首。儒家由此首起“外服儒風,內宗梵行”的主張;道家接著開宗明義地喊出“三教混一”,“三教圓融”的口號。當宋朝的君皇為祈求大宋江山能萬代延續而再次祭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幡,在程朱理學把儒家說教再次簇擁到無上高峰之時,經歷了盛世洗練的儒、道、釋、醫各家,此刻都不約而同地開始學借他派的長處充實自身。例如,佛、道二家吸收儒家的養性培德心法和處世倫理精神;儒家攝取佛學之禪理,又納道家一部分養生術於其中;道家又取佛家的心性和禪修的理論,充實了道家養生學的內容;佛家亦取了道家的養生學說和醫家之理。歷經了從漢到唐的分化,儒、道、釋、醫各家的學說和功法經彼此間的滲透和融合,出現了“你中有他、他中有我”,犬牙交錯、大同小異之像,給人一種“萬法歸宗”的勢頭。氣功功法有了走向合流之勢。這是人體修煉的本質所決定的。這個本質就是——用意識整合人的整體生命活動。所謂的“萬法歸宗”,就是要歸到人的意識修煉上。這顯然是氣功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也是中國氣功發展史上的一個大的進步。從這一歷史現象可以理悟到:氣功功法的統一化,是有其歷史淵由的。而過於複雜的功法,不但有悖於人體修煉原則,也讓人難以掌握,就會有失傳之嫌。
氣功功法統一化,源於一個因素:中華民族的意識中根植的“身心和諧”、“人天相應”的生命觀,使得中華民族在探索人體奧秘上,比其它民族有更深厚的思想根基和更執切的渴求。在這一民族精神背景中爭相豔異的氣功功法,在探索人體生命奧秘、強化人體生命運動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中國氣功文化的這個特點,決定了五花八門的氣功功法隱含著歸合一統的“先天基因”。氣功的發展由此合乎從單元到多元,再從多元綜合歸一的“否定之否定”的哲學規律。? 遺憾的是,在以家庭為單位、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體制中生存與發展的氣功,雖然自古即具統一而樸素的整體方法論思想,但由於整個社會還欠缺“為公”的思想,氣功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以來沒有能?完成功法、功理上的統一大業。
宋代的中國頻遭異族侵犯,以致疆土分裂,後亡國,處於蒙古人的統治之下。元朝(公元1217—1368年)是漢民族第一次蒙恥成為中國史上的亡國奴的朝代。在漢人反抗外來民族思緒的推波助瀾下,產生了一種將氣功融於武技的新型氣功——武術氣功。自元朝起,武術氣功有了長足的發展。明、清二代(公元1368—1616—1911年)是武術氣功的鼎盛時期。鴉片戰爭以後,武術氣功在西方列強的洋槍大炮面前,失去了其“刀槍不入”的肉博防身自衛的優勢。至20世紀初,高層次的武術氣功功法漸之?傳。
歷朝歷代的氣功修煉者們從其自身實踐中深悟到一個真理:功夫是艱辛鍛煉的結果。而最講究實際功夫效應的是武林中人。武術人士因此是第一批不動搖地認同這個理念的修煉者。武術氣功理念由此衝擊了氣功中的宗教思想。顯然,宗教思想在人體生命修煉中並不是積極的。在此舉二個例子:一個是唐玄奘(公元602-664),是公認的佛學大家,按理說也是人體修煉大家。但從其62歲的壽辰的事實,不得不對他所傳的大乘佛教中的人體修煉學說,和他個人的修行方法作氣功學術上的重新評估。另一個是從《辭海 ‧ 宗教分冊》?中統計而來的數據:自東漢末年到唐朝後的五代十國後期的近800年中,漢地佛教高僧有67位(國外來漢學佛者不計其內);而從宋朝初年到1950年代的1000年裡,只有高僧17位。這個數據間接證明,以瑜伽修煉為根基的佛教漢傳分支,至唐朝達盛極,此後走向了衰落的主因就是,近千年來的漢佛,淡化與忽略了氣功修煉這個最具實質效應的人體實踐活動。
我們所言的“古氣功”的截止年代,是1911年。19世紀中葉以後,歐美文化大進中國。國人自20世紀初起,全面向西方學習。氣功中的宗教思想在這一時期又受到了實證科學的衝擊,西方文化中的唯物、無神哲學觀,從這個時期始,給氣功造就了一個新的文化比較和參照環境。
中國氣功門派眾多,源流到底從何而來,又在哪些領域存在和保留?作者曾於1981年10月在浙江紹興舉辦的浙江省首屆太極拳比賽期間的一個氣功講座上,首次聆聽到杭州氣功家胡美成先生做的關於這個論題的演講。他認為,中國氣功源流於、保留於“儒、釋、道、醫、武、民間”這六大領域。這一觀點後被中國氣功界普遍認同。由於釋(佛)家,在中國的出現,遲於道、儒二家。中國文化的統領者,又是道家文化。為此,在次序的排列上,道家應為首。又因儒家在漢朝以後成了中國文化界的主流,無論在中國民間的影響力,還是於世界的知名度,都遠在道、佛家之上。若按此六大淵源流派對氣功的依賴程度和對氣功的認識水平排列,又以“道、佛、儒、醫、武、民間”為適。本書的排列順序對此的排列順序,選定為“儒、道、佛、醫、武、民間”。
各大家對氣功這個實踐方法,一直以來都有各自的稱謂:道家自言煉丹、服氣、吐納、坐忘等,認為這是得道成仙之必須方法;佛家認為這是觀想、禪定、見性,是成佛的唯一通途;儒家喜稱守中、誠意、正心、養性等,將其視為修身、治學的基本功夫;醫家謂之導引、內視,譽其為直達上乘醫道的捷徑;武術家視“站樁煉氣”為“武練”之道、“靜坐養心”為“文修”之境,認為練氣養心,既是入門基本功課,也是提高武技的精要秘術。
古典氣功的方方面面,將在我們今天認識氣功這個文化形式時,有不可多得的啟示。
1975年在青海出土的文物中,有一個雙耳陶罐。罐體上,有一彩繪的浮雕人像,雙目微睜,口張大,近圓形,如呵氣狀;腹部微隆,雙腳平放而寬於肩;下肢微曲,呈蹲襠式;雙手張開,置於腹部兩側;不僅很像後世所傳的站樁練功的樣子,而且和某些吐納功法的練功外表很相似。據考證,這是屬於公元前3000-2000年的馬廠文化(約略與黃帝同時)的文物。可見當時氣功之流行。? 在公元前1100-前770年的周代金文中,也有關於氣功的記載。
春秋戰國時編纂的《呂氏春秋》中說,某地 “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根據文中所言,此“舞”可治筋骨之患,可推斷為一種宣導氣脈、通利關節、去陳苛、防疾患,類似於氣功中的“動功”的導引術。根據當代人的氣功實踐,和在某些原始部落發現的原始民的“舞”的風格、體姿分析,這裡的“舞”更似乎是指帶有一定的節奏、類似於氣功的“自發動功”的人體運動形式。
出土文物《行氣玉佩銘》,被考古學者認為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早期作品,其十二面體上銘有:“行氣——深則蓄,蓄則伸,伸則下,下則定,定則固,固則萌,萌則長,長則退,退則天,天幾舂在上,地幾舂在下,順則生,逆則死”。四十五個字,不僅闡明了氣功於養生的作用,也將真氣在體內的運行路徑描述得一清二楚。? 1970年代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西漢初期(約公元前200年)的44幅彩帛導引圖和《卻穀服氣篇》中,有各種練功姿態。從中能夠看到當時流行的氣功行氣方法。
據史載最早的氣功修煉時期,是諸子蜂起、百家爭豔的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既是中華古文化的黃金時代,也是樸素氣功的隆盛時期。春秋時期的氣功,尚屬士大夫們的專門之學;至戰國後期,修煉人群下移至“仕”,開始了有普及的趨勢。?作為在“天人合一”宇宙觀指導下的一門“術”,氣功散見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各家學派著作中。氣功術是當時學術家共研之學。儒家的六藝 (禮、樂、射、禦、書、數),道家的老、莊學說,醫家的卓越成就,兵家的傑世之作,墨家的物質理論等,根據當代人的氣功實踐再結合氣功學理論來推斷,這些成就都是在氣功實踐中建立的。這一時期的氣功,風格樸實無華,內容簡易明瞭,功法直指本源。?氣功修煉在此時期,以提高人的身心素質為首務,將練功開發的功能(人體潛能)用於探索自然和人體生命,以及人和自然、自然規律和社會現象之間的關係等。所以,這一時期的氣功已有了學問的性質。囿於時代文化的局限,氣功在那時沒有上昇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的條件。我們從“學富五車”這個出自春秋戰國時期的成語典故中,可以看出那個時代的文化普及狀況。
中國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帝制皇朝——秦皇朝,誕生於公元前221年。中國從此開始走進她漫長的君主集權統治之路。春秋戰國時期自由爭鳴的學術風範,在專制制度的威棒之下漸而褪色。西漢武帝(前156—前87年)是一個崇尚神仙之術的皇帝,當時的儒士墨客亦以修仙為時髦,為此趨之若鶩。因神仙方術的主要內容是氣功修煉。以治學、理政見長的儒學士們的氣功實踐,無意間深化了氣功在社會領域中的運用。漢武帝繼而又採納儒學大家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的主張,也突顯儒家理念有助於統治者的攝政的優勢。中國社會歷來以“人治”為主要政管手段,統治者因此極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權威的說教,來規範和約束民眾的思想、行為,以此行安定社會秩序之實。例如,孔子(公元前552—前479)在世時就很崇敬“周禮”。周禮內容之全面、周到、細致、深入的程度讓人矚目,夫妻圓房都要由天氣或月亮的狀況決取。這一方面有最大限度地維護人的生命活動正常化的作用,因那個時代的醫療狀況不能和現在同日而語;另一方面,那時的民風淳僕,人的思想簡單,有了現成的倫理說教,民眾會按其中的規範說教處世、行事,社會秩序能由此得到穩定。這是一個讓民眾自行維護個人和社會的關係的有效途徑。
儒家不像道家,把興趣多放在對自然奧秘的探索上。種種原因,讓中國早期的統治者,最後選擇了儒家而非道家,作為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學術老大。儒家由此得天勢地利,孔子思想在公元以後的中國,逐步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隨著儒家思想的發揚光大,以探索自然和人體奧秘見長的道家,漸而退出社會領域,完全讓位於儒家。道學士們或隱跡於山野宮觀,享紅顏駐世之趣;或逍遙於世外之域,行長生久視之遁。戰國、先秦時代造就的氣功生命之光還沒來得及普照人間,就退出了“學”之殿堂。
道家雖然選擇了循世修煉之路,但在氣功學說方面是主要貢獻者。道家內氣修煉派在公元初成形,其經驗之說充實了春秋戰國以來的氣功學說。約於公元280—316年的西晉時代,道家氣功學說已初具規模。?經過歷代道家修煉者不斷總結和擴充積累起來的氣功典藉中的學說,是中國古典氣功理論的重要一部分。她不僅是中華民族、也是全人類的文化遺產。
步入公元世紀,印度人攜佛經傳中原大地。公元2世紀中葉,中國首個道教團體現世。從此的中國,儒、道、釋(佛)三家鼎立,氣功依附於“三教”的歷史從此開始。
唐朝(公元618—907年)以前的道家,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不輸於、也不服於佛家。畢竟道家是在中原大地土生土長的“大老”之學。然越山涉水的“移民”宗教——印度原始佛教,初來乍到之時,曾歷盡道、儒二家,特別是道教的欺淩、數落。進入大唐以後,歷盡苦心經營的佛家,得到了統治者的青睞,從勢單力薄到根基漸實,繼而羽翼豐滿,甚可獨當一方。而儒學在進入宋朝以後,脫變成為訓詁研典的經院之學,失去了以往欣欣向上的學術風範,由此漸失與佛家在哲學上的抗衡之勢。
漢地佛家不注重肉身修煉,但在意識實踐上,是道家望塵莫及的。道家人士當然明白,意識實踐乃是“得道登仙”、“白日飛昇”之圭旨秘臬,是修煉之根本。但是,在佛家精神修煉文化這個背景中的道家,顯然苦於自身對意識的研究既貧乏又無績,而不得不甘認服輸、聽命仰望於佛家。另外,在傳功理念上,道家的是主張“道不傳匪人”,“法不傳六耳”等;這些理念,使道家失去了群眾基礎。而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卻以“三根普被”、“眾生得救”為已任。佛教從此贏得民眾的青睞,在勢力範圍上反客為主,坐大中原。
唐朝是中國繼春秋戰國以後,政治、經濟、文化最鼎盛的時期,也是漢地佛教最興旺的時期。例如,初唐貞觀年間,曾出現長安十萬人念佛的壯舉。經濟的興旺,帶來了文化的發達,使人們的思維變得躍活,也越來越複雜和精細。這反映在氣功修煉上,就是修煉人在與修煉相關的領域,如自然、社會、人體和意識方面的探索不斷深化。人體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機能體。提昇人體生命質度的氣功功法,隨著一代又一代修煉人不同的個人體會,從最初的“一氣混元”到“陰陽二分”,從“二儀”到 “四像”、繼而建立“五運”,“六氣”,又將“八卦”、“六十四卦”理論都融入了氣功的功法理論中。氣功功法由此變得越來越複雜,解釋功法的理論也越來越冗繁。這是造成氣功修煉門派越來越多的主因。
歷史上各個朝代的各家修煉門派,為了自身的發展,相繼興起過神化氣功起源的風潮。這在以文盲農民為主體人群的古代中國社會,是一種相當有效的宣傳自身理念的辦法。標榜己之一派為某仙、某神所傳,貶他派為“傍門”、“外道”、“佐道”,不但在古中國司空見慣(當代中國氣功界內此現象就原於此)。戰國、先秦時期用於探索自然和生命奧秘的內向性運用意識這一部分修身之學,在宗教內部演變成教徒們追求宗教體驗的手段和完成宗教信仰的工具。練氣功開發的人體潛能,在那個時代被稱作“神通”。宗教借由“神通”得顯其非同凡響和神秘外表,“神通”的光暈賦於宗教超自然的威儀和引人膜拜的神聖之態。然而,氣功與宗教的關係愈演愈密切的後果卻是:很大一部分氣功修煉方法,隱入了道觀、佛殿的幽門高牆內,以特權專利和絕世秘技之形式,在封閉式的教學方式中單線續傳。
站在氣功學的立場看,氣功的宗教化確實異化了氣功的本質,但在古中國的人文環境裡,氣功的宗教化勢在必行。因為在文化並不普及,又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科學技術的社會里,宗教化的氣功修煉形式就是既能兼顧精神信仰,又有修身養命之效的實?方式。然而,大中華民族的意識深處,歷來不缺探索生命奧秘的強烈願望。氣功的宗教化無法影響這一文化因素的繼定發揮。中華道統精神的核心,是“天人合一”唯物主義精神。這個精神,又無時不刻地反映在中國的宗教思想中,影響著中國宗教氣功的發展方向。這一原因,使得中國的宗教與世界其它的宗教有一個根本差別,那就是,中國的宗教徒從來不缺人體修煉活動。皆由此因,中國的宗教保留了相當一部分氣功生命科學的內容。特別從道教徒的修煉活動中,我們得到了這種保留的大量證據。雖然說這種保留還是感性的、不自覺的。
越過唐朝之輝煌,中國社會歷經了“五代十國”的紛亂,自宋朝(公元960—1279年)以後,中國的政、經、文、科再也沒有出現大唐之盛景。佛教從唐早期在中國盛行,到唐朝的中後期,佛教無論在勢力範圍還是文化影響力,都列百家之首。儒家由此首起“外服儒風,內宗梵行”的主張;道家接著開宗明義地喊出“三教混一”,“三教圓融”的口號。當宋朝的君皇為祈求大宋江山能萬代延續而再次祭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幡,在程朱理學把儒家說教再次簇擁到無上高峰之時,經歷了盛世洗練的儒、道、釋、醫各家,此刻都不約而同地開始學借他派的長處充實自身。例如,佛、道二家吸收儒家的養性培德心法和處世倫理精神;儒家攝取佛學之禪理,又納道家一部分養生術於其中;道家又取佛家的心性和禪修的理論,充實了道家養生學的內容;佛家亦取了道家的養生學說和醫家之理。歷經了從漢到唐的分化,儒、道、釋、醫各家的學說和功法經彼此間的滲透和融合,出現了“你中有他、他中有我”,犬牙交錯、大同小異之像,給人一種“萬法歸宗”的勢頭。氣功功法有了走向合流之勢。這是人體修煉的本質所決定的。這個本質就是——用意識整合人的整體生命活動。所謂的“萬法歸宗”,就是要歸到人的意識修煉上。這顯然是氣功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也是中國氣功發展史上的一個大的進步。從這一歷史現象可以理悟到:氣功功法的統一化,是有其歷史淵由的。而過於複雜的功法,不但有悖於人體修煉原則,也讓人難以掌握,就會有失傳之嫌。
氣功功法統一化,源於一個因素:中華民族的意識中根植的“身心和諧”、“人天相應”的生命觀,使得中華民族在探索人體奧秘上,比其它民族有更深厚的思想根基和更執切的渴求。在這一民族精神背景中爭相豔異的氣功功法,在探索人體生命奧秘、強化人體生命運動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中國氣功文化的這個特點,決定了五花八門的氣功功法隱含著歸合一統的“先天基因”。氣功的發展由此合乎從單元到多元,再從多元綜合歸一的“否定之否定”的哲學規律。? 遺憾的是,在以家庭為單位、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體制中生存與發展的氣功,雖然自古即具統一而樸素的整體方法論思想,但由於整個社會還欠缺“為公”的思想,氣功在中國歷史上,一直以來沒有能?完成功法、功理上的統一大業。
宋代的中國頻遭異族侵犯,以致疆土分裂,後亡國,處於蒙古人的統治之下。元朝(公元1217—1368年)是漢民族第一次蒙恥成為中國史上的亡國奴的朝代。在漢人反抗外來民族思緒的推波助瀾下,產生了一種將氣功融於武技的新型氣功——武術氣功。自元朝起,武術氣功有了長足的發展。明、清二代(公元1368—1616—1911年)是武術氣功的鼎盛時期。鴉片戰爭以後,武術氣功在西方列強的洋槍大炮面前,失去了其“刀槍不入”的肉博防身自衛的優勢。至20世紀初,高層次的武術氣功功法漸之?傳。
歷朝歷代的氣功修煉者們從其自身實踐中深悟到一個真理:功夫是艱辛鍛煉的結果。而最講究實際功夫效應的是武林中人。武術人士因此是第一批不動搖地認同這個理念的修煉者。武術氣功理念由此衝擊了氣功中的宗教思想。顯然,宗教思想在人體生命修煉中並不是積極的。在此舉二個例子:一個是唐玄奘(公元602-664),是公認的佛學大家,按理說也是人體修煉大家。但從其62歲的壽辰的事實,不得不對他所傳的大乘佛教中的人體修煉學說,和他個人的修行方法作氣功學術上的重新評估。另一個是從《辭海 ‧ 宗教分冊》?中統計而來的數據:自東漢末年到唐朝後的五代十國後期的近800年中,漢地佛教高僧有67位(國外來漢學佛者不計其內);而從宋朝初年到1950年代的1000年裡,只有高僧17位。這個數據間接證明,以瑜伽修煉為根基的佛教漢傳分支,至唐朝達盛極,此後走向了衰落的主因就是,近千年來的漢佛,淡化與忽略了氣功修煉這個最具實質效應的人體實踐活動。
我們所言的“古氣功”的截止年代,是1911年。19世紀中葉以後,歐美文化大進中國。國人自20世紀初起,全面向西方學習。氣功中的宗教思想在這一時期又受到了實證科學的衝擊,西方文化中的唯物、無神哲學觀,從這個時期始,給氣功造就了一個新的文化比較和參照環境。
中國氣功門派眾多,源流到底從何而來,又在哪些領域存在和保留?作者曾於1981年10月在浙江紹興舉辦的浙江省首屆太極拳比賽期間的一個氣功講座上,首次聆聽到杭州氣功家胡美成先生做的關於這個論題的演講。他認為,中國氣功源流於、保留於“儒、釋、道、醫、武、民間”這六大領域。這一觀點後被中國氣功界普遍認同。由於釋(佛)家,在中國的出現,遲於道、儒二家。中國文化的統領者,又是道家文化。為此,在次序的排列上,道家應為首。又因儒家在漢朝以後成了中國文化界的主流,無論在中國民間的影響力,還是於世界的知名度,都遠在道、佛家之上。若按此六大淵源流派對氣功的依賴程度和對氣功的認識水平排列,又以“道、佛、儒、醫、武、民間”為適。本書的排列順序對此的排列順序,選定為“儒、道、佛、醫、武、民間”。
各大家對氣功這個實踐方法,一直以來都有各自的稱謂:道家自言煉丹、服氣、吐納、坐忘等,認為這是得道成仙之必須方法;佛家認為這是觀想、禪定、見性,是成佛的唯一通途;儒家喜稱守中、誠意、正心、養性等,將其視為修身、治學的基本功夫;醫家謂之導引、內視,譽其為直達上乘醫道的捷徑;武術家視“站樁煉氣”為“武練”之道、“靜坐養心”為“文修”之境,認為練氣養心,既是入門基本功課,也是提高武技的精要秘術。
古典氣功的方方面面,將在我們今天認識氣功這個文化形式時,有不可多得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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