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這部書，雖然只寫成上下兩冊（原先是想依順五個階段而寫成五大冊），但就其分卷分章分節的內容看來，大體上是依循當代新儒家（主要如牟宗三先生等）所開顯的思想架構與義理規路，而進行表述。

民國以來，由於知識分子對自己文化傳統的隔閡與無知，常以為中國文化是一停滯不進的封閉系統。其實，在二千多年大開大合的發展中，中國文化本就不斷有義理的開新。牟先生除了在《中國哲學十九講》有精確的疏導，另外也在一次演講中，舉述了中國歷史上的十大諍辯：（見《牟宗三晚期文集》三七一｜三八三，聯經，全集本第二十七冊）

第一、儒墨的諍辯：

二帝三王之時，沒有思想之分歧。到春秋之末，儒家思想建立，而後乃有墨家對儒家挑戰。通過儒墨的諍辯，使儒家在哲學文化之發展中，取得正統的地位。

第二、孟子對告子「生之謂性」的諍辯：

孟子反對「生之謂性」，而主張「仁義內在」。牟先生說，孟子的主張是一個「偉大的洞見」。能了解「仁義內在」，就能了解道德之所以為道德，儒家之所以為儒家。

第三、魏晉玄學家之「會通孔老」：

兩漢是經學，在思想上並無特出之表現，因而也沒有思想上的問題。到魏晉道家思想復興，而儒道的衝突遂不可免，但孔子地位不能撼動，於是乃有王弼「聖人體無」之說，向、郭注莊也提出「迹本論」。其實，大教的會通，永遠都是新鮮的問題，而問題的提出正表示思想境界的新開發。

第四、言意之辯：

這是名言能否盡意的問題，也是永遠新鮮的問題。從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到魏晉人言盡意或不盡意，再到西哲維根斯坦所謂「凡是可以說的，就清楚地說；凡是不可說的，就保持沈默」，也仍然是這個問題。這類的問題，永遠常新，值得思量。

第五、神滅不滅的問題：

佛教傳入中國，而有輪迴之說，梁朝范縝反對輪迴說，乃作「神滅論」，而引起一場大諍辯。牟先生指出，此一論辯並未發展成型。如今重加反省，便知此一問題並不簡單，既可與儒家三不朽、耶教靈魂不滅相對較，而相互之間的差異，也必須審識明辨，故仍值得注意。

第六、天臺宗「山家」「山外」關於圓教之諍辯：

這是天臺宗內部很專門的問題，對人類智慧亦非常有貢獻。山家山外之爭，也可說是天臺宗與華嚴宗之諍辯（因山外是以華嚴宗之思想講天臺圓教）。其焦點集中在圓教問題，這是哲學上最高深最終極的問題，西方哲學尚未能觸及此一理境，可見其理論之深微。牟先生指出，圓教之義理，無論就中國文化本身之價值，或就中西文化之比較而言，皆有重大意義。

第七、陳同甫與朱子爭漢唐：

宋明儒內部的討論，集中在內聖之學（如中和參究、朱陸異同），而此一論辯則屬外王問題。朱子站在道德立場，故貶視漢唐事功，他所持的是道德判斷，不是歷史判斷。陳同甫則讚許漢唐事功，他只著眼於英雄生命以論歷史，也不算歷史判斷。依黑格爾，要真正接觸歷史，必須從知性理性進到動態理性。朱子是知性的理性型態，陳同甫是感性的直覺形態，這二者是對立的，而皆不能在了解歷史時引進歷史判斷以真實化歷史。只有在動態理性中（即曲線辯證的理性中），始能引進歷史判斷。（因為在動態的理性中，知性與直覺之對立已被消融故。）

第八、王龍溪與聶雙江的「致知議辯」：

這是王門弟子對王陽明「致良知教」之了解的爭辯。對於一個教義的本質是否真懂，必須在層層轉進的論辯中，看他的思路是如何前進的，再審視他措辭的輕重本末，纔能考驗出誰是真有所得，誰是真能相應。這是批判真偽的試金石。誰是王學的正嫡，誰是王學的偏歧，皆可以在此一論辯中分判出來。

第九、周海門與許敬菴「九諦九解」之辯：

「九諦」代表許敬菴的主張，主要是對王陽明四句教首句「無善無惡心之體」起疑惑，因而對王龍溪天泉證道之宗旨亦一併辯駁。周海門（龍溪弟子）順九諦作答辯，名曰「九解」。此一論辯不僅關乎王學，也關乎儒家與中國文化。老子當初講「無」，是從作用層上說，而作用層上的無，實乃「共法」，為儒釋道三家所共許，這是屬於「如何」的問題。

凡實踐工夫達到某一水準，一定會接觸到這個理境。須知分別是非善惡，是屬於「是什麼」的問題，而「如何」面對是非善惡以表現好惡，使好惡皆得其正，這纔是成就道德價值的關鍵所在。故《尚書‧洪範》也有「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的話，作意（有意）的好惡，乃是偏好偏惡，所以必須「無」掉。道家所講的「無」，正是在此特顯勝場。因此，作用層上的無，既無須反對，也不能反對（因為是「共法」故）。

我們不能一見到「無」字，就以為來自佛老，說它不合聖人之道。這個禁忌主要是朱子造成。此不僅妨礙人了解道家之「玄理」與佛家之「空智」，對於弘揚儒家也甚為不利。在道家，只有「如何」這一層的問題，而沒有「是什麼」的問題，儒家則兩個層面同時兼備。周海門與許敬菴的論辯，其重要性即在有助於我們了解此中義理的分際，以開出哲學的理境。（我對九諦九解之辯，曾全文加以疏導，見《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學生版）頁二三九｜二七六。）

以上九大諍辯，都發生在過去的歷史中。但這些論辯所代表的意義，則不可以陳迹論。其中實顯示生命的智慧和生命的方向。只要一加反省，它就能開啟我們的生命，觸發我們的靈感，彰顯我們思想的光輝。

第十、中國文化暢通的問題：

魏晉時代的課題是會通孔老，宋明時代的課題是對治佛教，我們這個時代又當對付那些問題呢？總起來說，就是中國文化如何暢通的問題。但這個問題不是誰與誰諍辯，而是所有中國人共同面對的問題。

牟先生認為，中國文化之不能暢通，其首要的障礙是大陸為共產主義所征服，所以當前文化使命的首要大事，就是破共（不說反共，而是破共，即破斥馬列唯物的魔道，纔能使民族生命恢復暢通。至於馬列與儒家之間的辨異、對話，自可秉持開放的態度。）第二個使命，是如何消化西方文化，而其重點是在宗教方面，儒道佛三教，都是東方宗教的型態，與西方基督教的型態有根本上的差異。所以「辨耶」便成為當前文化使命中第二件工作。中國文化不容許篡竊，我們反對以馬列代孔子，也反對以耶穌代孔子。

至於文化使命的第三件事，則不屬於消極的破與辨，而是正面的「立本」。本不立，則一切都將落空。立本，是要維護中國的文化傳統，要順由中國文化發展的主脈，來恢復中華民族立國的大本。順立本而來的第四件事，就是「現代化」；現代化不是洋化，我們要求現代化，但必反對洋化（若洋化，便將失其本）。

以上四件事，都是中華民族「自盡其性」的事。人要盡其性，民族也要盡其性。民族不能盡其性，則既不足以言建國，更談不上文化的開創和新生。

寫到這裡，或者有人會覺得奇怪，寫自序為什麼要提這十大諍辯呢？我的回答很簡單，因為我們不能只在文獻材料上講哲學史，而是要在民族文化生命的脈動上來講哲學史。這十大諍辯，正是順就文化生命的大動脈，而來講述我們哲學史裡面重大的關節。所以先作簡括的提揭。

我這樣寫書序，雖然有點特別，但化特異為平常，又一直是我生命表現的基本形式。我想要討論的有關哲學史的問題，其實在本書卷首的「緒論」中，已大致有了相當持平的說明。至於我的書究竟寫得如何，我想靜待讀者的評判，應該是比較好的態度。

蔡仁厚　戊子農曆重陽
於東海大學哲研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