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澤諭吉的勸學篇與文明論概略：人格獨立、文明與進步、學者職責、懷疑與取捨，明治時期蒙思想家的教育

導言

福澤諭吉（西元1835～1901年），日本近代傑出的教育家、思想家，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啟蒙者，他與以「明治維新三傑」（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共同推進了日本在思想、文化、教育、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的根本性變化，福澤諭吉也因此被譽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偉大的教育功臣」、「日本國家大校長」。

西元1835年，福澤諭吉出生於一個下層武士家庭，他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學習西學，曾經三次遊歷歐美，受西方自然科學以及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他對日本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和落後思想文化持猛烈抨擊態度。西元1858年，他創建了專門致力於傳播「蘭學」的教育機構「蘭學塾」，開始向日本青年一代介紹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期間，他多次趁遊歷歐美的機會往日本帶回了數學、經濟、法律、哲學及歷史方面的經典書籍，並親自進行翻譯和編輯，使之成為「蘭學塾」的專用教科書。西元1868年，「蘭學塾」改名為「慶應義塾」──這就是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慶應義塾為日本明治維新及資本主義改革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政治、經濟人才。在辦學過程中，福澤諭吉所宣導的人格獨立、重視實用科學學習的觀點，對日本近現代教育的發展，具有直接而重大的影響。 

福澤諭吉一生從事教育及思想啟蒙活動，且著述頗豐。其中影響力最大、對日本近代教育貢獻最大的當屬從西元1872～1876年完成的《勸學篇》和他日本近代化所設計的範本《文明論概略》。

《勸學篇》共有17篇，福澤諭吉在書中揭露和批判了日本封建專制集權主義對當時社會文明的進步以及人格獨立的危害，同時極力宣傳西方的「天賦人權」思想，號召日本國民樹立自由獨立的人格，著重強調了人民應該在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占據主體地位，福澤諭吉認為只有每個國民都獲得了獨立，國家才能獨立。他認為獨立有兩層含義：一是物質生活方面的獨立，二是精神上的獨立。而獨立精神的核心則是一種堅持積極進取、勇於自我主宰和勇於成為國家主人的氣概──這才是國家獨立的核心。但不論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平等和獨立，還是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獨立和自由，都需要透過教育來獲得。至於教育的方法，福澤諭吉認為由於日本與西方國家在風俗習慣、思想感情、文化背景等方面都不盡相同，因此即使在西方被認為是文明和進步的東西，也未必適合日本，因此不能機械照搬，日本必須在堅持自身傳統和信仰的基礎上，學習西方文明的優點、取長補短，不斷完善日本特有的文化，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文化層面的民族獨立。不論是傳授學問的人還是立志學習的人都要樹立遠大理想，以振興國家為己任，尤其是要學以致用，保持知識與實踐的一致、思想與行動的一致。

在另一部著名作品《文明論概略》中，福澤諭吉詳細闡述了文明的內涵：文明的範圍非常廣泛，但凡工商科學、政策法律，文學歷史以及道德智慧等等，幾乎無所不包。福澤諭吉認為文明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文明的外形」，即從衣食住行到政策法律等看得見、摸得著的事物，另一種是「文明的精神」，是指人民精神風貌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形勢。其中「智德」是文明發展的最強大動力，而日本文明落後於西方文明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由於人民在智德方面不及西方人。所以，日本要想趕上並超越西方文明，就必須要努力追求智德。為此，福澤諭吉號召全體國民努力學習，積極培養獨立自主的國民性，在文明程度上向西方看齊，最終實現國家的獨立。

《勸學篇》和《文明論概略》集中反映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日本新興資產階級勇於改革、不斷開拓的進取精神，這兩本著作不僅對明治維新產生了重大影響，而且也被當時的日本政府所採納，並應用於教育改革和學制改革中。有人曾經這樣評價福澤諭吉：如果將日本比作一杯水的話，那「明治維新三傑」等日本政治家改變的是水杯，而福澤諭吉改變的是水質。1984年，日本在新發行的萬元面額紙幣的正面印上了福澤諭吉的肖像，由此可見福澤諭吉在日本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力。

為使讀者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福澤諭吉的教育理念和啟蒙思想，本書除對《勸學篇》一書進行翻譯之外，還從《文明論概略》中汲取精華，挑選書中的重要章節附錄於後。全書傾注了譯者的大量心血，但由於程度有限，難免有錯漏之處，敬請讀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