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內心的衝突：想化解，為什麼反而惡性循環、更絕望？
Our Inner Conflicts
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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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心理健康的終極指南】
「人可以改變，並且終其一生都能持續改變。」
精神官能症起源於人際關係上的困擾，
那些未解決的衝突導致患者產生：
焦慮、無助、恐懼、麻木、疏離等狀態。
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女性心理學家，
從順從、攻擊、抽離，辨認隱藏的內在矛盾，
化解現代人的深層絕望。
「不論出發點如何，一路上又歷經多少折磨，最終如果出現精神疾病，追根究柢都是因為有人格上的困擾。」
精神官能症患者的基本衝突，在於他們對待別人的態度是矛盾的，導致失去全心投入生活的能力。荷妮透過臨床經驗，歸納出三種主要態度：
◎親近他人：順從型人格的特質，他們明顯需要關愛，尤其需要一個伴侶，對方要能滿足他對人生的所有期待。
◎對抗他人：對攻擊型來說，人生是大家互相對抗的鬥爭。他們面對人事物的最根本考量是「我能從中得到什麼？」
◎遠離他人：抽離型的人情感麻木，不願和別人有瓜葛，不管是愛情或合作都一樣，但表面上可以和人相處融洽。
我們多少都具有各種特質，而精神官能症患者的問題在於三種力量同時拉扯，最終動彈不得。他們想要友善待人，又覺得那是討好，就會顯得生硬；他們想提出請求，又覺得該直接命令，就會變得無禮；內在的逆流愈多，壓力愈大。為了不被衝突撕裂，他們本能地尋找出路，發展出化解方式。
壓抑傾向：隱匿衝突的一部分。
情感抽離：與他人保持距離。
理想化形象：藉此取代真實自我。
外化作用：無法正視自己，轉而怪罪他人。
這些策略會暫時帶來表面平靜，卻讓人陷入更深的絕望。唯有改變那些讓衝突不斷產生的條件，才能整合分裂的人格。本書是所有渴望自由的靈魂，找回完整自我的支持力量。
【專文導讀】
蔡榮裕｜臺灣分析治療學會理事長、臺灣心理治療個案管理學會理事長、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創會理事長
【好評推薦】
李旻珊｜身心科醫師
黃之盈｜暢銷親職作家／諮商心理師
蘇益賢｜臨床心理師
鐘穎｜心理學作家／愛智者書窩版主
（依姓氏筆畫排序）
「人可以改變，並且終其一生都能持續改變。」
精神官能症起源於人際關係上的困擾，
那些未解決的衝突導致患者產生：
焦慮、無助、恐懼、麻木、疏離等狀態。
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女性心理學家，
從順從、攻擊、抽離，辨認隱藏的內在矛盾，
化解現代人的深層絕望。
「不論出發點如何，一路上又歷經多少折磨，最終如果出現精神疾病，追根究柢都是因為有人格上的困擾。」
精神官能症患者的基本衝突，在於他們對待別人的態度是矛盾的，導致失去全心投入生活的能力。荷妮透過臨床經驗，歸納出三種主要態度：
◎親近他人：順從型人格的特質，他們明顯需要關愛，尤其需要一個伴侶，對方要能滿足他對人生的所有期待。
◎對抗他人：對攻擊型來說，人生是大家互相對抗的鬥爭。他們面對人事物的最根本考量是「我能從中得到什麼？」
◎遠離他人：抽離型的人情感麻木，不願和別人有瓜葛，不管是愛情或合作都一樣，但表面上可以和人相處融洽。
我們多少都具有各種特質，而精神官能症患者的問題在於三種力量同時拉扯，最終動彈不得。他們想要友善待人，又覺得那是討好，就會顯得生硬；他們想提出請求，又覺得該直接命令，就會變得無禮；內在的逆流愈多，壓力愈大。為了不被衝突撕裂，他們本能地尋找出路，發展出化解方式。
壓抑傾向：隱匿衝突的一部分。
情感抽離：與他人保持距離。
理想化形象：藉此取代真實自我。
外化作用：無法正視自己，轉而怪罪他人。
這些策略會暫時帶來表面平靜，卻讓人陷入更深的絕望。唯有改變那些讓衝突不斷產生的條件，才能整合分裂的人格。本書是所有渴望自由的靈魂，找回完整自我的支持力量。
【專文導讀】
蔡榮裕｜臺灣分析治療學會理事長、臺灣心理治療個案管理學會理事長、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創會理事長
【好評推薦】
李旻珊｜身心科醫師
黃之盈｜暢銷親職作家／諮商心理師
蘇益賢｜臨床心理師
鐘穎｜心理學作家／愛智者書窩版主
（依姓氏筆畫排序）
目錄
導讀 卡倫荷妮的文化精神分析需要再被我們看見／蔡榮裕
序
引言
第一部 精神官能症衝突與嘗試找出化解方式
第一章 精神官能症衝突的嚴重性
第二章 基本衝突
第三章 親近他人
第四章 對抗他人
第五章 遠離他人
第六章 理想化的形象
第七章 外化作用
第八章 和諧假象的輔助措施
第二部 未解衝突的後果
第九章 恐懼
第十章 人格的貧脊化
第十一章 絕望感
第十二章 虐待傾向
結論 解決精神官能症的衝突
序
引言
第一部 精神官能症衝突與嘗試找出化解方式
第一章 精神官能症衝突的嚴重性
第二章 基本衝突
第三章 親近他人
第四章 對抗他人
第五章 遠離他人
第六章 理想化的形象
第七章 外化作用
第八章 和諧假象的輔助措施
第二部 未解衝突的後果
第九章 恐懼
第十章 人格的貧脊化
第十一章 絕望感
第十二章 虐待傾向
結論 解決精神官能症的衝突
序／導讀
導讀
卡倫荷妮的文化精神分析需要再被我們看見／蔡榮裕（節錄）
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是荷妮移居美國後的第一本重要著作。荷妮在德國接受過古典精神分析訓練，隨著自身經驗的累積，逐漸對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本能驅力論」與「性器期決定論」感到不滿。她觀察許多精神官能症患者，問題並不全然來自早年性衝突，而是與社會文化壓力、家庭氛圍以及人際關係的焦慮密切相關。並不一定是互斥的論點，不過在獨尊某個論點，並具有排他性時，的確會引發荷妮的這種反應。《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是臨床觀察的整合，也是對佛洛伊德傳統的批判與超越。簡要來說，荷妮想要說明，精神官能症不是與時代無關的「普遍疾病」，而是深深嵌入特定文化與社會結構之中的現象。這使得本書不僅是心理治療理論，也是對現代社會的文化批判。
《我們內心的衝突》寫於一九四五年，正值二戰後的時期。荷妮在這本書中試圖對「精神官能症」提出新的理解，如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的態度，她批判了佛洛伊德以生物本能為核心的驅力理論，再次強調主張要從人際關係、文化壓力與內在心理衝突的角度，去看待精神官能症。荷妮主張人之所以會陷入精神官能症的困境，不在於被壓抑的性或攻擊本能，而在於我們的內在價值、欲望與自我概念之間，因有著某種強大的理想性而引發的矛盾張力。她將這些衝突稱為「內在衝突」，這種衝突會形成「長期焦慮」，進而導致精神官能症人格的種種症狀。
荷妮的論點被歸類在「文化精神分析」，讓我想到南非的神經科醫師和精神分析師—馬克．索姆斯（Mark Solms），在二○二四年完成佛洛伊德英譯標準版的修訂出版，有著「神經精神分析」的印記。雖然「文化精神分析」在臺灣目前較不被提起，如當年臺灣有的「文化精神醫學」，不過，荷妮這兩本著作值得再細讀，不必然照樣搬來看精神官能症和人格，但她詳細描述臨床情節及其想像力，若採用看戲的心情會覺得「真的很好看」，相對於目前相關報告中，大都想要框進現有的學派論述裡，而忽略或省掉了不少值得細思的枝節。
卡倫．荷妮是這樣出發的，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第一章標題「精神官能症的文化與心理」，便開宗明義地表達自己站在佛洛伊德的基礎上，但也有所不同，她將「文化」議題變成舞臺上的主角，面對人類複雜的心智，她無所畏懼，「體認到文化條件對精神官能症的影響有多重大後，佛洛伊德視為精神官能症根基的生物條件和生理條件，便退居次位了。唯有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才該再考慮後兩種因素的影響。」（出自《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引言》）
她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和企圖，將佛洛伊德的後設心理學的主要論點擠到舞臺旁，如在第二章裡提到，「關於文化與精神官能症之關聯性，我的假設是否成立，有待人類學者和精神科醫師協力來驗證。」也許就在這樣的氣魄下，她的論點被後人稱做「文化精神分析」。如同晚近，馬克．索姆斯有氣魄地發展神經科疾患的精神分析，開展了「神經精神分析」，都強調站在精神分析的方法上。雖然什麼是精神分析的方法，在學界內仍是不時相互爭議的課題。
更重要的是，荷妮的精神分析視野，不再只是精神官能症的「症狀」，而是「人格」或「性格」才是主角。她這麼說：「從文化角度來看，性格的形成也比症狀更重要，因為對人類行為產生影響的，是性格而非症狀。愈了解精神官能症的結構，並體認到治癒某個症狀未必代表能治癒某種精神官能症之後，精神分析師普遍轉移注意力，更關注性格的扭曲而非症狀。」（出自《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第二章》）因為佛洛伊德的理論少觸及「人格」領域，雖然當今精神分析的主要論點，是描繪臨床常見的自戀型人格和邊緣型人格，只是這些人格細分類在當年還不是荷妮的焦點。
不過，荷妮並不是只依循既有的理論，而是充分了解，精神分析探索的內在心理世界是複雜的，相較於古典理論後來可能對已有的論點過於自信，例如性學和情結，她明白表示，「我們無法逃避一個事實，即所有心理問題必然都是極為錯綜複雜且難以言喻。假如有人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容我鄭重提醒，還是別閱讀這本書了，免得會覺得像走進了迷宮，並且因為找不到現成的公式而大失所望。」（出自《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引言》）
由於荷妮身處的年代，尤其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和《我們內心的衝突》這兩本書裡，她都是以佛洛伊德的理論作為對話的對象。至於「精神分析」是什麼？她採取這種立場，「由於我的許多詮釋和佛洛伊德有所不同，有些讀者可能會問這樣是否仍算精神分析。答案取決於各人所認為的精神分析精義為何。假如認為它完全只限於佛洛伊德提出的學說理論，那麼本書呈現的內容便不是精神分析。」（出自《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引言》）
進一步論述荷妮的企圖和成就之前，我先談談自己對於她的一些印象，以及那些印象在經過三、四十年後的變化。我的醫學生年代，是一九七八年代的起始，戒嚴時代，不少想法都是管制的，而且通常不知道自己被思想管制，除非你就是好奇，為什麼是這樣？為什麼不是那樣？然後還有一群人可以交換不同的想法，而且任何好奇，可能不自知需要付出莫名的代價。這可能是荷妮當年書寫想法時的背景，佛洛伊德被某些人當作是需要戒嚴般的保護。
讀者閱讀荷妮的這兩本書時，勢必也會感受到她對於已有論點的不滿意，而對還有什麼其他想法抱持更多好奇。在她身處的學界，對於精神分析是什麼，常有著強烈的理想性和互斥性，但她不拘的心志都驅動著她的好奇：到底是什麼力量，讓人會是目前的樣子呢？
學界的人對於精神分析的理想性，而無法讓更多想法和理論出現的現象，可能有著她在《我們內心的衝突》裡的問題，她一層一層地詳細說明衝突裡的「理想性」，以及帶來的問題和困擾。但她如此期待，「不論是分析師或病人，都不太可能完全達成這些目標。它們是值得努力追求的理想；其實務上的價值，在於能為我們的治療和生活指引方向。倘若我們對理想的意義不夠清楚，恐怕只會用新的理想化形象，來取代舊的理想化形象。我們也必須體認到，分析師沒有能力把病人變成完美無瑕的人，只能協助他變得能夠自由地追求這些理想。而這也意味著，提供他變得成熟和發展的機會。」（出自《我們內心的衝突．結論》）
不過，會讓荷妮如此大費周章地書寫，可能更是如此，「內在心理歷程的一種外化作用。如我們先前所看到的，這些質疑和攻擊皆源於他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就是這種挑錯和警戒的內在歷程，再加上外化作用，導致他幾乎無法想像有任何因果關係和他自身有關。但不涉及他本身的困擾時，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樣就事論事。」（出自《我們內心的衝突．第十章》）
我再稍補充說明自己和荷妮相關的精神分析經驗。我的醫學生時期是戒嚴年代，慶幸自己在高醫阿米巴詩社，有詩人學長的加持，我那時是受李宇宙醫師影響，他有很厲害的說故事的能力和態度，說著佛洛伊德是多麼好玩，就這樣的因緣，加上「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系列，有蘇聯文學、歐洲文學，也夾雜佛洛伊德、榮格、佛洛姆以及卡倫．荷妮，例如《自我的掙扎》，這是我當年思想雜食的經驗。
當年，我們喜歡以詩為名，以這些精神食物作為談論的素材；以詩為名對於社會和文化的關切，此時回頭來想，我相信荷妮強調的「文化」因子，根深蒂固地影響著我吧。但以現在不同分類方式，變成是精神分析和跨學科的交流了。慶幸自己在精神科醫師的生涯裡，精神分析也是重要的成分，一直到現在，也三十多年了。……
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途徑，和精神分析建立因緣關係，精神分析是佛洛伊德的好奇，以及不遵從已有論點下，所耕耘出來的領域。那麼我們宣稱，要以精神分析或佛洛伊德為基礎是指什麼呢？那個基礎又是指什麼呢？這也是荷妮的重大疑惑，當時佛洛伊德的思想，對某些人的理想來說，可能有著如戒嚴年代般，不能被任意更新想法，她意志堅定，就從自己的臨床經驗為出發點，尋找不同語彙來說明。
例如，「佛洛伊德關於伊底帕斯情結的觀察，是基於精神官能症患者。他從他們身上發現，這種極為強烈的嫉妒反應，對象是父親或母親，其破壞力足以引發恐懼，並可能對性格的建構和人際關係產生長遠的不良影響。他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官能症患者中經常觀察到此種現象，認為具有普遍性。他不但認為伊底帕斯情結是精神官能症的核心，還試圖從這個基礎來解釋其他文化中的情結現象。正是這種概括式歸納令人存疑。」（出自《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第五章》）
如前所說，目前也許如常識般的想法，不過回到當年，當大家的焦點都在「症狀」時，要將「人格」這個顯明影響的視野帶進來，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何況，荷妮還同時要帶來「文化」因子，不過她一步一步，在這些疑問裡建構她的論述，從她談得如此層層轉折，是有著一一回應他人的不同想法。雖然我無意說她的論點，可以完全說明目前是焦點的自戀型和邊緣型人格者，但她的書寫很細緻，可以讓我們站在上頭，看向遠方的開闊視野。
依我的觀察，荷妮倡議「文化」因子為重點的精神分析，雖然叫做「文化精神分析」，但是在精神分析學界裡，佛洛伊德和克萊因學派傾向者慣常以內在世界為主角，對於外在環境的論述持著保留態度，這些精神分析工作者可能仍不易接受她的論點。甚至有可能如她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引言》裡提到的，自己的工作是否屬於精神分析，仍有人抱持不同意見。雖然依我的觀察，就算反對者要在他們自己的論述裡，假設沒有出現文化因子，其實是不可能的，只在於他們是否要把這些文化因子，當作是潛意識的主要內容或背景。這有著很大的歧異，至今仍是如此。……
荷妮的作品仍會被閱讀的理由之一，是她的文章裡引用了不少文學、藝術、哲學和人類學的著作，來說明自己想要表明的這些聯結。例如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三個原始社會中的性別與氣質》；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A．S．哈洛威爾（A. S. Hallowell）的《給民族學田野工作者的心理學指引手冊》等，眾多跨學科的引用說明。讓後世的讀者反而是透過這些引用內容出發，來認識和重新理解荷妮所主張的精神分析。
（本文作者為臺灣分析治療學會理事長、臺灣心理治療個案管理學會理事長、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創會理事長）
卡倫荷妮的文化精神分析需要再被我們看見／蔡榮裕（節錄）
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是荷妮移居美國後的第一本重要著作。荷妮在德國接受過古典精神分析訓練，隨著自身經驗的累積，逐漸對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本能驅力論」與「性器期決定論」感到不滿。她觀察許多精神官能症患者，問題並不全然來自早年性衝突，而是與社會文化壓力、家庭氛圍以及人際關係的焦慮密切相關。並不一定是互斥的論點，不過在獨尊某個論點，並具有排他性時，的確會引發荷妮的這種反應。《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是臨床觀察的整合，也是對佛洛伊德傳統的批判與超越。簡要來說，荷妮想要說明，精神官能症不是與時代無關的「普遍疾病」，而是深深嵌入特定文化與社會結構之中的現象。這使得本書不僅是心理治療理論，也是對現代社會的文化批判。
《我們內心的衝突》寫於一九四五年，正值二戰後的時期。荷妮在這本書中試圖對「精神官能症」提出新的理解，如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的態度，她批判了佛洛伊德以生物本能為核心的驅力理論，再次強調主張要從人際關係、文化壓力與內在心理衝突的角度，去看待精神官能症。荷妮主張人之所以會陷入精神官能症的困境，不在於被壓抑的性或攻擊本能，而在於我們的內在價值、欲望與自我概念之間，因有著某種強大的理想性而引發的矛盾張力。她將這些衝突稱為「內在衝突」，這種衝突會形成「長期焦慮」，進而導致精神官能症人格的種種症狀。
荷妮的論點被歸類在「文化精神分析」，讓我想到南非的神經科醫師和精神分析師—馬克．索姆斯（Mark Solms），在二○二四年完成佛洛伊德英譯標準版的修訂出版，有著「神經精神分析」的印記。雖然「文化精神分析」在臺灣目前較不被提起，如當年臺灣有的「文化精神醫學」，不過，荷妮這兩本著作值得再細讀，不必然照樣搬來看精神官能症和人格，但她詳細描述臨床情節及其想像力，若採用看戲的心情會覺得「真的很好看」，相對於目前相關報告中，大都想要框進現有的學派論述裡，而忽略或省掉了不少值得細思的枝節。
卡倫．荷妮是這樣出發的，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第一章標題「精神官能症的文化與心理」，便開宗明義地表達自己站在佛洛伊德的基礎上，但也有所不同，她將「文化」議題變成舞臺上的主角，面對人類複雜的心智，她無所畏懼，「體認到文化條件對精神官能症的影響有多重大後，佛洛伊德視為精神官能症根基的生物條件和生理條件，便退居次位了。唯有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才該再考慮後兩種因素的影響。」（出自《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引言》）
她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和企圖，將佛洛伊德的後設心理學的主要論點擠到舞臺旁，如在第二章裡提到，「關於文化與精神官能症之關聯性，我的假設是否成立，有待人類學者和精神科醫師協力來驗證。」也許就在這樣的氣魄下，她的論點被後人稱做「文化精神分析」。如同晚近，馬克．索姆斯有氣魄地發展神經科疾患的精神分析，開展了「神經精神分析」，都強調站在精神分析的方法上。雖然什麼是精神分析的方法，在學界內仍是不時相互爭議的課題。
更重要的是，荷妮的精神分析視野，不再只是精神官能症的「症狀」，而是「人格」或「性格」才是主角。她這麼說：「從文化角度來看，性格的形成也比症狀更重要，因為對人類行為產生影響的，是性格而非症狀。愈了解精神官能症的結構，並體認到治癒某個症狀未必代表能治癒某種精神官能症之後，精神分析師普遍轉移注意力，更關注性格的扭曲而非症狀。」（出自《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第二章》）因為佛洛伊德的理論少觸及「人格」領域，雖然當今精神分析的主要論點，是描繪臨床常見的自戀型人格和邊緣型人格，只是這些人格細分類在當年還不是荷妮的焦點。
不過，荷妮並不是只依循既有的理論，而是充分了解，精神分析探索的內在心理世界是複雜的，相較於古典理論後來可能對已有的論點過於自信，例如性學和情結，她明白表示，「我們無法逃避一個事實，即所有心理問題必然都是極為錯綜複雜且難以言喻。假如有人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容我鄭重提醒，還是別閱讀這本書了，免得會覺得像走進了迷宮，並且因為找不到現成的公式而大失所望。」（出自《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引言》）
由於荷妮身處的年代，尤其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和《我們內心的衝突》這兩本書裡，她都是以佛洛伊德的理論作為對話的對象。至於「精神分析」是什麼？她採取這種立場，「由於我的許多詮釋和佛洛伊德有所不同，有些讀者可能會問這樣是否仍算精神分析。答案取決於各人所認為的精神分析精義為何。假如認為它完全只限於佛洛伊德提出的學說理論，那麼本書呈現的內容便不是精神分析。」（出自《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引言》）
進一步論述荷妮的企圖和成就之前，我先談談自己對於她的一些印象，以及那些印象在經過三、四十年後的變化。我的醫學生年代，是一九七八年代的起始，戒嚴時代，不少想法都是管制的，而且通常不知道自己被思想管制，除非你就是好奇，為什麼是這樣？為什麼不是那樣？然後還有一群人可以交換不同的想法，而且任何好奇，可能不自知需要付出莫名的代價。這可能是荷妮當年書寫想法時的背景，佛洛伊德被某些人當作是需要戒嚴般的保護。
讀者閱讀荷妮的這兩本書時，勢必也會感受到她對於已有論點的不滿意，而對還有什麼其他想法抱持更多好奇。在她身處的學界，對於精神分析是什麼，常有著強烈的理想性和互斥性，但她不拘的心志都驅動著她的好奇：到底是什麼力量，讓人會是目前的樣子呢？
學界的人對於精神分析的理想性，而無法讓更多想法和理論出現的現象，可能有著她在《我們內心的衝突》裡的問題，她一層一層地詳細說明衝突裡的「理想性」，以及帶來的問題和困擾。但她如此期待，「不論是分析師或病人，都不太可能完全達成這些目標。它們是值得努力追求的理想；其實務上的價值，在於能為我們的治療和生活指引方向。倘若我們對理想的意義不夠清楚，恐怕只會用新的理想化形象，來取代舊的理想化形象。我們也必須體認到，分析師沒有能力把病人變成完美無瑕的人，只能協助他變得能夠自由地追求這些理想。而這也意味著，提供他變得成熟和發展的機會。」（出自《我們內心的衝突．結論》）
不過，會讓荷妮如此大費周章地書寫，可能更是如此，「內在心理歷程的一種外化作用。如我們先前所看到的，這些質疑和攻擊皆源於他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就是這種挑錯和警戒的內在歷程，再加上外化作用，導致他幾乎無法想像有任何因果關係和他自身有關。但不涉及他本身的困擾時，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樣就事論事。」（出自《我們內心的衝突．第十章》）
我再稍補充說明自己和荷妮相關的精神分析經驗。我的醫學生時期是戒嚴年代，慶幸自己在高醫阿米巴詩社，有詩人學長的加持，我那時是受李宇宙醫師影響，他有很厲害的說故事的能力和態度，說著佛洛伊德是多麼好玩，就這樣的因緣，加上「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系列，有蘇聯文學、歐洲文學，也夾雜佛洛伊德、榮格、佛洛姆以及卡倫．荷妮，例如《自我的掙扎》，這是我當年思想雜食的經驗。
當年，我們喜歡以詩為名，以這些精神食物作為談論的素材；以詩為名對於社會和文化的關切，此時回頭來想，我相信荷妮強調的「文化」因子，根深蒂固地影響著我吧。但以現在不同分類方式，變成是精神分析和跨學科的交流了。慶幸自己在精神科醫師的生涯裡，精神分析也是重要的成分，一直到現在，也三十多年了。……
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途徑，和精神分析建立因緣關係，精神分析是佛洛伊德的好奇，以及不遵從已有論點下，所耕耘出來的領域。那麼我們宣稱，要以精神分析或佛洛伊德為基礎是指什麼呢？那個基礎又是指什麼呢？這也是荷妮的重大疑惑，當時佛洛伊德的思想，對某些人的理想來說，可能有著如戒嚴年代般，不能被任意更新想法，她意志堅定，就從自己的臨床經驗為出發點，尋找不同語彙來說明。
例如，「佛洛伊德關於伊底帕斯情結的觀察，是基於精神官能症患者。他從他們身上發現，這種極為強烈的嫉妒反應，對象是父親或母親，其破壞力足以引發恐懼，並可能對性格的建構和人際關係產生長遠的不良影響。他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官能症患者中經常觀察到此種現象，認為具有普遍性。他不但認為伊底帕斯情結是精神官能症的核心，還試圖從這個基礎來解釋其他文化中的情結現象。正是這種概括式歸納令人存疑。」（出自《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第五章》）
如前所說，目前也許如常識般的想法，不過回到當年，當大家的焦點都在「症狀」時，要將「人格」這個顯明影響的視野帶進來，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何況，荷妮還同時要帶來「文化」因子，不過她一步一步，在這些疑問裡建構她的論述，從她談得如此層層轉折，是有著一一回應他人的不同想法。雖然我無意說她的論點，可以完全說明目前是焦點的自戀型和邊緣型人格者，但她的書寫很細緻，可以讓我們站在上頭，看向遠方的開闊視野。
依我的觀察，荷妮倡議「文化」因子為重點的精神分析，雖然叫做「文化精神分析」，但是在精神分析學界裡，佛洛伊德和克萊因學派傾向者慣常以內在世界為主角，對於外在環境的論述持著保留態度，這些精神分析工作者可能仍不易接受她的論點。甚至有可能如她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引言》裡提到的，自己的工作是否屬於精神分析，仍有人抱持不同意見。雖然依我的觀察，就算反對者要在他們自己的論述裡，假設沒有出現文化因子，其實是不可能的，只在於他們是否要把這些文化因子，當作是潛意識的主要內容或背景。這有著很大的歧異，至今仍是如此。……
荷妮的作品仍會被閱讀的理由之一，是她的文章裡引用了不少文學、藝術、哲學和人類學的著作，來說明自己想要表明的這些聯結。例如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三個原始社會中的性別與氣質》；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A．S．哈洛威爾（A. S. Hallowell）的《給民族學田野工作者的心理學指引手冊》等，眾多跨學科的引用說明。讓後世的讀者反而是透過這些引用內容出發，來認識和重新理解荷妮所主張的精神分析。
（本文作者為臺灣分析治療學會理事長、臺灣心理治療個案管理學會理事長、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創會理事長）
試閱
引言
不論出發點如何，一路上又歷經多少折磨，最終如果出現精神疾病，追根究柢都是因為有人格上的困擾。其他心理學上的發現，幾乎也都是如此：它其實是一種重新發現。自古至今的詩人和哲人都知道，會罹患精神疾患的人，從來不是內心平靜、身心均衡的人，而是飽受內心衝突所苦的人。以現代用語來說，每一種精神官能症，不論外在症狀看來如何，都是一種性格型精神官能症。因此我們在理論和治療上，都必須致力於更了解精神官能症的性格結構。
事實上，佛洛伊德劃時代的偉大研究，後來愈來愈趨向這個概念──可惜他的發生學式取向，使他未能具體表達此概念。但其他繼續延伸並拓展佛洛伊德研究的人──尤其是法蘭茲．亞力山大（Franz Alexander）、奧圖．蘭克（Otto Rank）、威廉．海許（Wilhelm Reich）和哈羅．舒茲──亨克（Harald Schultz-Hencke）──把這個概念定義得更清楚了。不過，關於這種性格結構的確切本質和動力，他們的看法莫衷一是。
我本身的出發點又有所不同。佛洛伊德關於女性心理學的假設，促使我開始思考文化因素所扮演的角色。關於我們心目中何謂男性或女性，文化因素顯然有著很大的影響，我覺得同樣明顯易見的是，由於佛洛伊德並未把文化因素納入考量，最終做出了一些錯誤的結論。我在十五年之間，對這個主題愈來愈有興趣。其中部分和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有關，他對社會學和精神分析學皆有深入了解，讓我更意識到社會因素實際應用到女性心理學時的顯著影響，以及在應用上的局限。我於一九三二年來到美國後，這些初步想法得到了印證。當時我發現，美國人的態度和精神官能症，在許多方面都與我在歐洲觀察到的情形不同，而唯有文化差異才能解釋這種現象。我的結論最後集結成《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一書。書中主要的論點是，嚴重的精神官能症根源是社會因素，更確切來說，精神官能症的起因是人際關係上的困擾。
撰寫《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那幾年，我同時進行另一項研究，它順理成章地延續了早先的假設。我探究的問題是，精神官能症的驅力究竟為何。佛洛伊德率先指出，這些是強迫性的驅力。他認為這些驅力本質上是直覺本能，目標是追求滿足並逃避挫折。因此，他相信這些驅力不僅僅限於精神官能症患者，而是所有人類皆如此。然而，倘若精神官能症起源於人際關係上的困擾，這項假設便不可能成立。關於這方面，我的心得大致如下。各種強迫性驅力是精神官能症所特有；它們源自孤立、無助、恐懼和敵意等感覺，而且代表當事人儘管有這些感覺，仍想藉由這些方式應對周遭世界；它們主要目的不是追求滿足，而是安全感；之所以有著強迫性的特質，是因為背後潛藏著焦慮。這些驅力的其中兩種──對於關愛和權力的精神官能症的渴求──首先會鮮明地呈現出來，這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中有詳細闡述。
儘管我把自己認為的佛洛伊德教導學說精華銘記於心，當時我卻發現，為了追求更好的理解，我踏上了與佛洛伊德不同的方向。假如被佛洛伊德視為源自本能的諸多因素，其實是由文化決定；假如被佛洛伊德視為源自慾力的諸多因素，其實是精神官能症患者因為焦慮，而希望和別人相處時能感受到安全感，因此對關愛有所需求，那麼慾力的理論便不再成立。童年經驗依然重要，但這些經驗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應該要從不同的新觀點來看待。其他理論上的差異也無可避免地相繼出現。因此，在參照佛洛伊德時，我不得不另外提出自己的想法。釐清後的成果就是《精神分析的新方法》（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一書。
同時，我持續研究精神官能症的驅力。我把強迫性的驅力稱為「傾向」，並在下一本書中描述了十種傾向。那時，我也發現精神官能症的性格結構至關重要。當時我視它為一種大宇宙，由許多彼此互相作用的小宇宙所構成。在每個小宇宙的核心，都有一個精神官能症傾向。這個精神官能症理論有個務實的應用方式。假如進行心理分析時，不再是用過去的經驗來解釋我們如今遇到的困擾，主要是靠多了解現有人格的各股力量如何交互作用，那麼只需要極少或甚至不用專家的協助，我們就完全可以認清並改變自己。如今對心理治療的需求愈來愈大，能取得的協助卻供不應求，自我分析似乎有望滿足這項重大需求。由於該書主要在探討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和方法，我把書名取為《自我分析》（Self-Analysis）。
然而，我對個別傾向的呈現方式仍不是很滿意。各種傾向已經被描述得夠精確了；但我總覺得，以單純條列的方式呈現，似乎顯得各自為政。我看得出精神官能症患者對關愛、強迫性的謙虛，以及對「伴侶」的需求，都可歸作同一類。我當時未能看出的是它們綜合起來，代表著對別人和自身的一種基本態度，以及一種特殊的人生觀。這些傾向即是現在被我歸納為「親近他人」的核心。我也明白，對權力和聲望的強迫性渴望，與精神官能症的野心有共通之處。它們大致構成了我稱之為「對抗他人」的因素。但對於被欣賞的需求和追求完美的驅力，儘管具有精神官能症傾向的所有特徵，也會影響精神官能症患者與他人的關係，主要影響的似乎卻是患者與他本身的關係。此外，對利用的需求，似乎不如對關愛或權力的需求來得重要；它顯得不如後二者那麼全面，彷彿它不是個單獨的實體，而是從某個更大的整體中所擷取出來。
我的疑問從此獲得了證實。接下來幾年，我的焦點轉向衝突在精神官能症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中提到，精神官能症起源於多種精神官能症傾向的互相撞擊。在《自我分析》中，我說精神官能症的各種傾向，不僅會加深彼此，還會造成衝突。儘管如此，衝突仍只是次要問題。佛洛伊德當時逐漸意識到內在衝突的重要性；然而，他視內在衝突為被壓抑和壓抑力量間的一種角力。我所看到的衝突並不是這樣，它們作用於好幾組不同的精神官能症傾向之間，儘管最初主要涉及對待別人的矛盾態度，但隨著時間演變成對自己的矛盾態度，有著矛盾的性質和矛盾的價值觀。
愈來愈深入地觀察後，讓我對這種衝突的重要性大開眼界。最嘆為觀止的，是病人竟然對他們內心明顯易見的矛盾視若無睹。我若指出這些矛盾，病人便開始顧左右而言他，似乎變得興趣缺缺。一再反覆遇到這種經驗後，我發現，閃避的態度代表他們一點都不願意處理這些矛盾。最終，突然認清衝突後，他們的反應是驚慌惶恐，這讓我了解到，原來我猶如在拆解炸藥。難怪病人對這些衝突避之唯恐不及：他們深怕這些衝突的威力使其粉身碎骨。
接著我開始體認到病人投注了多麼驚人的精神和心力，努力設法或多或少地「化解」這些衝突，或更確切來說，設法否認衝突的存在，並粉飾太平。對於化解衝突，我發現主要有四種嘗試化解的方式，大致如同本書所呈現的順序。最初的嘗試是隱匿衝突的一部分，並讓其對立面變得明顯。第二種方式是「遠離」他人。精神官能症的抽離功能，這下有了新的面貌。抽離屬於基本衝突的一部分，也就是最原始對待別人的矛盾態度；但它也代表了想嘗試找出解方，畢竟在自我與他人之間保持情感上的距離，可讓衝突無法再運作。
第三種嘗試化解的方式很不一樣。精神官能症患者不是對抗他人，而是對抗自己。他整體的實際自我，對他而言變得不太真實，他創造了一個理想化的形象，來把自己取而代之，在這個形象中，那些有衝突的部分經過大改造後，顯得不再像是衝突，而像一個豐富人格的許多不同面向。這個概念有助於釐清精神官能症的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原本超出我們的理解範疇，也因此超出治療的範疇。它也把原本難以歸類的兩種精神官能症傾向，放回適當的位置。如此一來，對完美的需求可視為努力想追上那個理想化的形象；對被欣賞的渴望，可視為病人需要透過外在的肯定，以相信自己真的是那個理想化形象。可想而知，這個形象與現實的落差愈大，需求就愈難滿足。在各種嘗試化解的方式中，理想化的形象大概最不容忽視，因為它對整體人格都有著深遠影響。但反過來它又會形成新的破口，因此使人不得不再度修補。
第四種嘗試化解的方式，主要想擺脫這個破口，但同時也可能掩蓋掉所有其他衝突。透過我所謂的外化作用（externalization），病人內心的歷程彷彿像是在外界發生的事。假如理想化的形象意味著與實際的自我保持一步之隔，那麼外化作用便代表著更劇烈的切割。它將再度形成新的衝突，或者說大幅增加原本的衝突，即增加自我與外在世界之間的衝突。
我稱為四種主要的嘗試化解方式，部分是因為它們似乎在所有精神官能症中都發揮著作用，只不過程度上有大小之別，部分則因為它們會造成人格上的重大變化。但絕對不只限於這四種，其他較少見的應對策略包括：自以為是，主要功能是壓制內在所有質疑；僵化的自我控制，是試圖憑意志力，來維繫一個早已分崩離析的個體；還有憤世嫉俗，藉由貶低各種價值觀，來泯除與理想有關的衝突。
同時，所有這些未解決的衝突所造成的後果，在我看來漸漸變得愈來愈清晰。我看到了從中衍生出的多種恐懼、精力的浪費、道德正直性無可避免的減損，以及感受到自己身陷其中、無法脫身的深深絕望。
直到我體認了精神官能症的絕望感之特殊含意後，虐待傾向的意義才終於浮現檯面。我如今了解到，虐待傾向是間接透過別人體驗生活，意圖亡羊補牢，當事人採取這種舉動，是因為他深感絕望，覺得永遠沒辦法做自己。從虐待企圖中經常可觀察到玉石俱焚般的激情，乃是源自這種人對報復性勝利有著貪得無厭的渴望。於是我明白，對破壞性利用的需求，其實並不是獨立的精神官能症傾向，而只是更廣義整體的一種恆常表達方式，由於缺乏更好的用詞，我們暫且稱為虐待心態。
由此發展出一套精神官能症的理論，其中心動力就是「親近」、「對抗」和「遠離」他人等態度之間的基本衝突。由於精神官能症患者一方面害怕自己分崩離析，一方面又需要以一個整體的方式來運作，儘管猶如困獸之鬥，他仍會嘗試尋求化解辦法。這麼一來，雖然他可以順利營造某種平衡的假象，新衝突仍會不斷衍生，因此不得不持續想新辦法來補救。為了追求自己的整體性，採取的每一步都促使該患者變得敵意更深、更無助、更恐懼、與自己和他人更疏離，結果就是導致衝突的這些困擾變得更嚴重，也愈來愈難真正解決問題。他終於變得徹底絕望，並且可能想藉由虐待式的意圖，尋求某種亡羊補牢，這反過來又會加深其絕望感，並形成新的衝突。
這是精神官能症相當慘澹的發病狀況，以及它所形成的性格結構。儘管如此，為何我說我的理論具有建設性呢？首先，它能消除一種不切實際的樂觀，即相信我們可以憑著過度簡單的方法「治癒」精神官能症。但並不抱持同樣不切實際的悲觀。我之所以說具有建設性，是因為透過它，我們終於首度能處理並解決精神官能症的絕望感。我之所以說具有建設性，更因為儘管它正視了精神官能症糾葛的嚴重性，我們不僅可藉由它調理潛在的衝突，還能真正解決衝突，並設法實現真正的人格整合。精神官能症的衝突，無法靠理性決定來解決。患者嘗試找出解方，不僅白費力氣，更是有害無益。但這些衝突其實可以解決，只要改變人格中導致它們成形的那些條件即可。每一次妥善進行的精神分析，都可以改變這些條件，因為能讓當事人較不無助、較不恐懼、較不具敵意，也與自己和他人較不疏離。
關於精神官能症及其治療，佛洛伊德之所以悲觀，是由於他對於人類的善心和人類的成長沒有信心。他認為人就是注定要受苦或破壞。驅使著人類的這些本能，只能加以控制，或頂多「昇華」。我卻相信，人既有能力、也有欲望要發展自己的潛能，以及成為正直健全的人，如果自己與別人的關係，從而包括與自身的關係，受到干擾且持續惡化，這些潛能也會折損。我堅信人可以改變，並且終其一生都可以持續改變。而了解得愈深入，這個信念便愈堅定。
不論出發點如何，一路上又歷經多少折磨，最終如果出現精神疾病，追根究柢都是因為有人格上的困擾。其他心理學上的發現，幾乎也都是如此：它其實是一種重新發現。自古至今的詩人和哲人都知道，會罹患精神疾患的人，從來不是內心平靜、身心均衡的人，而是飽受內心衝突所苦的人。以現代用語來說，每一種精神官能症，不論外在症狀看來如何，都是一種性格型精神官能症。因此我們在理論和治療上，都必須致力於更了解精神官能症的性格結構。
事實上，佛洛伊德劃時代的偉大研究，後來愈來愈趨向這個概念──可惜他的發生學式取向，使他未能具體表達此概念。但其他繼續延伸並拓展佛洛伊德研究的人──尤其是法蘭茲．亞力山大（Franz Alexander）、奧圖．蘭克（Otto Rank）、威廉．海許（Wilhelm Reich）和哈羅．舒茲──亨克（Harald Schultz-Hencke）──把這個概念定義得更清楚了。不過，關於這種性格結構的確切本質和動力，他們的看法莫衷一是。
我本身的出發點又有所不同。佛洛伊德關於女性心理學的假設，促使我開始思考文化因素所扮演的角色。關於我們心目中何謂男性或女性，文化因素顯然有著很大的影響，我覺得同樣明顯易見的是，由於佛洛伊德並未把文化因素納入考量，最終做出了一些錯誤的結論。我在十五年之間，對這個主題愈來愈有興趣。其中部分和埃里希．佛洛姆（Erich Fromm）有關，他對社會學和精神分析學皆有深入了解，讓我更意識到社會因素實際應用到女性心理學時的顯著影響，以及在應用上的局限。我於一九三二年來到美國後，這些初步想法得到了印證。當時我發現，美國人的態度和精神官能症，在許多方面都與我在歐洲觀察到的情形不同，而唯有文化差異才能解釋這種現象。我的結論最後集結成《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一書。書中主要的論點是，嚴重的精神官能症根源是社會因素，更確切來說，精神官能症的起因是人際關係上的困擾。
撰寫《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那幾年，我同時進行另一項研究，它順理成章地延續了早先的假設。我探究的問題是，精神官能症的驅力究竟為何。佛洛伊德率先指出，這些是強迫性的驅力。他認為這些驅力本質上是直覺本能，目標是追求滿足並逃避挫折。因此，他相信這些驅力不僅僅限於精神官能症患者，而是所有人類皆如此。然而，倘若精神官能症起源於人際關係上的困擾，這項假設便不可能成立。關於這方面，我的心得大致如下。各種強迫性驅力是精神官能症所特有；它們源自孤立、無助、恐懼和敵意等感覺，而且代表當事人儘管有這些感覺，仍想藉由這些方式應對周遭世界；它們主要目的不是追求滿足，而是安全感；之所以有著強迫性的特質，是因為背後潛藏著焦慮。這些驅力的其中兩種──對於關愛和權力的精神官能症的渴求──首先會鮮明地呈現出來，這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中有詳細闡述。
儘管我把自己認為的佛洛伊德教導學說精華銘記於心，當時我卻發現，為了追求更好的理解，我踏上了與佛洛伊德不同的方向。假如被佛洛伊德視為源自本能的諸多因素，其實是由文化決定；假如被佛洛伊德視為源自慾力的諸多因素，其實是精神官能症患者因為焦慮，而希望和別人相處時能感受到安全感，因此對關愛有所需求，那麼慾力的理論便不再成立。童年經驗依然重要，但這些經驗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應該要從不同的新觀點來看待。其他理論上的差異也無可避免地相繼出現。因此，在參照佛洛伊德時，我不得不另外提出自己的想法。釐清後的成果就是《精神分析的新方法》（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一書。
同時，我持續研究精神官能症的驅力。我把強迫性的驅力稱為「傾向」，並在下一本書中描述了十種傾向。那時，我也發現精神官能症的性格結構至關重要。當時我視它為一種大宇宙，由許多彼此互相作用的小宇宙所構成。在每個小宇宙的核心，都有一個精神官能症傾向。這個精神官能症理論有個務實的應用方式。假如進行心理分析時，不再是用過去的經驗來解釋我們如今遇到的困擾，主要是靠多了解現有人格的各股力量如何交互作用，那麼只需要極少或甚至不用專家的協助，我們就完全可以認清並改變自己。如今對心理治療的需求愈來愈大，能取得的協助卻供不應求，自我分析似乎有望滿足這項重大需求。由於該書主要在探討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和方法，我把書名取為《自我分析》（Self-Analysis）。
然而，我對個別傾向的呈現方式仍不是很滿意。各種傾向已經被描述得夠精確了；但我總覺得，以單純條列的方式呈現，似乎顯得各自為政。我看得出精神官能症患者對關愛、強迫性的謙虛，以及對「伴侶」的需求，都可歸作同一類。我當時未能看出的是它們綜合起來，代表著對別人和自身的一種基本態度，以及一種特殊的人生觀。這些傾向即是現在被我歸納為「親近他人」的核心。我也明白，對權力和聲望的強迫性渴望，與精神官能症的野心有共通之處。它們大致構成了我稱之為「對抗他人」的因素。但對於被欣賞的需求和追求完美的驅力，儘管具有精神官能症傾向的所有特徵，也會影響精神官能症患者與他人的關係，主要影響的似乎卻是患者與他本身的關係。此外，對利用的需求，似乎不如對關愛或權力的需求來得重要；它顯得不如後二者那麼全面，彷彿它不是個單獨的實體，而是從某個更大的整體中所擷取出來。
我的疑問從此獲得了證實。接下來幾年，我的焦點轉向衝突在精神官能症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中提到，精神官能症起源於多種精神官能症傾向的互相撞擊。在《自我分析》中，我說精神官能症的各種傾向，不僅會加深彼此，還會造成衝突。儘管如此，衝突仍只是次要問題。佛洛伊德當時逐漸意識到內在衝突的重要性；然而，他視內在衝突為被壓抑和壓抑力量間的一種角力。我所看到的衝突並不是這樣，它們作用於好幾組不同的精神官能症傾向之間，儘管最初主要涉及對待別人的矛盾態度，但隨著時間演變成對自己的矛盾態度，有著矛盾的性質和矛盾的價值觀。
愈來愈深入地觀察後，讓我對這種衝突的重要性大開眼界。最嘆為觀止的，是病人竟然對他們內心明顯易見的矛盾視若無睹。我若指出這些矛盾，病人便開始顧左右而言他，似乎變得興趣缺缺。一再反覆遇到這種經驗後，我發現，閃避的態度代表他們一點都不願意處理這些矛盾。最終，突然認清衝突後，他們的反應是驚慌惶恐，這讓我了解到，原來我猶如在拆解炸藥。難怪病人對這些衝突避之唯恐不及：他們深怕這些衝突的威力使其粉身碎骨。
接著我開始體認到病人投注了多麼驚人的精神和心力，努力設法或多或少地「化解」這些衝突，或更確切來說，設法否認衝突的存在，並粉飾太平。對於化解衝突，我發現主要有四種嘗試化解的方式，大致如同本書所呈現的順序。最初的嘗試是隱匿衝突的一部分，並讓其對立面變得明顯。第二種方式是「遠離」他人。精神官能症的抽離功能，這下有了新的面貌。抽離屬於基本衝突的一部分，也就是最原始對待別人的矛盾態度；但它也代表了想嘗試找出解方，畢竟在自我與他人之間保持情感上的距離，可讓衝突無法再運作。
第三種嘗試化解的方式很不一樣。精神官能症患者不是對抗他人，而是對抗自己。他整體的實際自我，對他而言變得不太真實，他創造了一個理想化的形象，來把自己取而代之，在這個形象中，那些有衝突的部分經過大改造後，顯得不再像是衝突，而像一個豐富人格的許多不同面向。這個概念有助於釐清精神官能症的許多問題，這些問題原本超出我們的理解範疇，也因此超出治療的範疇。它也把原本難以歸類的兩種精神官能症傾向，放回適當的位置。如此一來，對完美的需求可視為努力想追上那個理想化的形象；對被欣賞的渴望，可視為病人需要透過外在的肯定，以相信自己真的是那個理想化形象。可想而知，這個形象與現實的落差愈大，需求就愈難滿足。在各種嘗試化解的方式中，理想化的形象大概最不容忽視，因為它對整體人格都有著深遠影響。但反過來它又會形成新的破口，因此使人不得不再度修補。
第四種嘗試化解的方式，主要想擺脫這個破口，但同時也可能掩蓋掉所有其他衝突。透過我所謂的外化作用（externalization），病人內心的歷程彷彿像是在外界發生的事。假如理想化的形象意味著與實際的自我保持一步之隔，那麼外化作用便代表著更劇烈的切割。它將再度形成新的衝突，或者說大幅增加原本的衝突，即增加自我與外在世界之間的衝突。
我稱為四種主要的嘗試化解方式，部分是因為它們似乎在所有精神官能症中都發揮著作用，只不過程度上有大小之別，部分則因為它們會造成人格上的重大變化。但絕對不只限於這四種，其他較少見的應對策略包括：自以為是，主要功能是壓制內在所有質疑；僵化的自我控制，是試圖憑意志力，來維繫一個早已分崩離析的個體；還有憤世嫉俗，藉由貶低各種價值觀，來泯除與理想有關的衝突。
同時，所有這些未解決的衝突所造成的後果，在我看來漸漸變得愈來愈清晰。我看到了從中衍生出的多種恐懼、精力的浪費、道德正直性無可避免的減損，以及感受到自己身陷其中、無法脫身的深深絕望。
直到我體認了精神官能症的絕望感之特殊含意後，虐待傾向的意義才終於浮現檯面。我如今了解到，虐待傾向是間接透過別人體驗生活，意圖亡羊補牢，當事人採取這種舉動，是因為他深感絕望，覺得永遠沒辦法做自己。從虐待企圖中經常可觀察到玉石俱焚般的激情，乃是源自這種人對報復性勝利有著貪得無厭的渴望。於是我明白，對破壞性利用的需求，其實並不是獨立的精神官能症傾向，而只是更廣義整體的一種恆常表達方式，由於缺乏更好的用詞，我們暫且稱為虐待心態。
由此發展出一套精神官能症的理論，其中心動力就是「親近」、「對抗」和「遠離」他人等態度之間的基本衝突。由於精神官能症患者一方面害怕自己分崩離析，一方面又需要以一個整體的方式來運作，儘管猶如困獸之鬥，他仍會嘗試尋求化解辦法。這麼一來，雖然他可以順利營造某種平衡的假象，新衝突仍會不斷衍生，因此不得不持續想新辦法來補救。為了追求自己的整體性，採取的每一步都促使該患者變得敵意更深、更無助、更恐懼、與自己和他人更疏離，結果就是導致衝突的這些困擾變得更嚴重，也愈來愈難真正解決問題。他終於變得徹底絕望，並且可能想藉由虐待式的意圖，尋求某種亡羊補牢，這反過來又會加深其絕望感，並形成新的衝突。
這是精神官能症相當慘澹的發病狀況，以及它所形成的性格結構。儘管如此，為何我說我的理論具有建設性呢？首先，它能消除一種不切實際的樂觀，即相信我們可以憑著過度簡單的方法「治癒」精神官能症。但並不抱持同樣不切實際的悲觀。我之所以說具有建設性，是因為透過它，我們終於首度能處理並解決精神官能症的絕望感。我之所以說具有建設性，更因為儘管它正視了精神官能症糾葛的嚴重性，我們不僅可藉由它調理潛在的衝突，還能真正解決衝突，並設法實現真正的人格整合。精神官能症的衝突，無法靠理性決定來解決。患者嘗試找出解方，不僅白費力氣，更是有害無益。但這些衝突其實可以解決，只要改變人格中導致它們成形的那些條件即可。每一次妥善進行的精神分析，都可以改變這些條件，因為能讓當事人較不無助、較不恐懼、較不具敵意，也與自己和他人較不疏離。
關於精神官能症及其治療，佛洛伊德之所以悲觀，是由於他對於人類的善心和人類的成長沒有信心。他認為人就是注定要受苦或破壞。驅使著人類的這些本能，只能加以控制，或頂多「昇華」。我卻相信，人既有能力、也有欲望要發展自己的潛能，以及成為正直健全的人，如果自己與別人的關係，從而包括與自身的關係，受到干擾且持續惡化，這些潛能也會折損。我堅信人可以改變，並且終其一生都可以持續改變。而了解得愈深入，這個信念便愈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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