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判的總和：我們的心智如何被分數扭曲，並學會克服它

第三章 確認偏誤

我們的心智如何根據既有信念來評估證據

死刑是意見兩極的政治議題。因為人犯了罪而把那人殺掉，有著長久深遠的歷史。在至今仍行使的一套最古老的法制系統──英國法的脈絡中，處決一度極為普遍。1800年代的人會因為超過兩百種不同的犯行而遭處決，包括擅闖他人土地時穿著偽裝，或有強力證據顯示孩童有犯意（你沒讀錯，不是對孩童有犯意，而是孩童有犯意）這類雞毛蒜皮小事。自從那高峰過後，能處決人的犯行就日漸減少。當前除了美國以外，沒有哪個工業化國家會處決囚犯；該國五十州裡有二十七州有死刑法律。從全世界來看，一百九十五個國家中有五十六個有死罪並實際執行死刑。

關於死刑的爭論，一般包括能否嚇阻犯罪的問題。換言之，死刑能否降低適用死刑的犯行之犯罪率？想一想你目前對這議題的看法。相關資料很複雜。

就美國死刑來說，克隆諾（Kroner）和菲力普（Phillips）的研究，比對了其中十四州在採用死刑前後一年之間謀殺率是否有差異。十四州當中，有十一州的謀殺率在採用死刑後降低。因此，該研究支持死刑的嚇阻效應。由帕瑪（Palmer）和克蘭達爾（Crandall）進行的另一個研究，則比對了十對有著不同死刑法律的相鄰州。而在十對相鄰州中，有八對出現死刑州謀殺率較高的情況。這個研究反駁了死刑的嚇阻效應。考量這些研究結果後，你現在怎麼看？這些資料如何影響你對於「死刑是否有嚇阻力」的信念，又為何影響了你？花點時間來想想吧。

這個練習源自於1970年代晚期在史丹佛大學進行的一個心理實驗。該研究是對兩組研究生進行，而在幾周前就已根據課堂上針對既有信念的問卷，將這兩組人識別出來。第一組人支持死刑，並覺得死刑有嚇阻作用；第二組人則持相反看法。來自這兩組的一些受試者，混同研究人員一起圍著大桌子坐下，執行實驗的人不知道哪個受試者屬於哪組。每位受試者都被告知，他們會拿到兩張隨機選出的索引卡，標示著二十項有關死刑嚇阻效果的研究。卡上會顯示其中一項研究的結果。受試者被指示要讀第一份研究，以此評估他們的想法是否被改變，以及如果有的話是如何造成的；接著再讀第二份研究，再次評估想法是否被改變，若有的話又是如何造成（受試者在計分量表上替自己的信念評分）。

但其實所有受試者閱讀的是同樣兩份研究的描述，而這兩份研究皆為虛構，但刻意寫成具有「會在司法判決引用的當前文獻中找到的那種研究之特徵」。實驗結果是，兩組人馬在閱讀了索引卡之後，都增進了對自己最初立場的信念。換言之，以完全一樣的方式呈現出同樣資訊，可同時強化大相逕庭的兩種對立看法。重要的是，這不是研究的內在性質（亦即某一份比另一份嚴謹）所造成的，因為當研究者把虛構研究的研究結果互調之後，還是會出現一樣的效應。這也不是受試者閱讀研究的順序所致；研究者也控制了這部分。

同一份資料怎麼有辦法同時支持相反互斥的看法？受試者對閱讀過的研究寫下評估，而他們的回應揭露了一個清楚的效應，那就是：每一組人馬都把支持自己先入為主看法的研究評分為高品質，而把反對的研究評為低品質。此外，這還不只是陳述偏好的問題而已。受試者給出了非常具體的理由，說明他們為何偏好某些研究勝過其他研究，也評論了實驗設計、研究時間長度、接受比對團體的隨機化，以及自變項的數量。這些都是研究中應考量的適當科學問題；然而，它卻提出一個疑難問題。受試者並沒有把研究的優缺點認定為研究本身造成的結果，而是當成研究結論是否合乎受試者既有信念造成的差異。

我們正在描述的效應有別於前兩章提出的效應。在這種情況下，人人接觸的是一樣的資料，但卻會根據接觸資訊前的想法而以不同的方式評估。這種下意識的程序稱作「確認偏誤」，被描述為「以偏袒既有信念、期望或手上某個假說的方式，來尋求或詮釋證據」。人們面對遇到的證據時，並不是客觀的觀察者；我們觀察世界的方式，反而受到我們早已相信的東西所影響。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並不是「眼見為憑」，而是「眼見所信」。

如果你覺得你的看法受到現有證據的強力支持，而反對的證據沒有，那麼你最好重新思考。情況或許真是如此，但不管真實情況是否如此，你可能都會這麼覺得。那些反對你看法的人，可能也一樣深信既有證據證明他們的看法沒錯，而你的沒有。

儘管「確認偏誤」這個詞要到1960年代才由瓦森（Peter Cathcart Wason）發明，但人們早就發覺到人有確認偏誤的傾向。早在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西元前431~404年）時，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寫道：「人有種習慣，就是把渴望的事物寄託於粗率的希望上，並使用獨斷的理由來把不想要的事物推到一邊。」二千二百年後，我們身上還是有這個傾向，就如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談起在森林中尋找特定某類植物時所言：「我們在擁有某個想法並開始相信這想法以前，是沒辦法看到任何事物的――而那之後，我們就很難再看見其他事物了。」

確認偏誤的正式實驗研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開始。尼克森（Raymond S. Nickerson）於1998年對這主題寫下一份傑出而詳盡的評論，雖然在那之後人們於確認偏誤的認識一直都有所進展，但沒有人比他更能刻劃該問題的深度和廣度。^[8] 確認偏誤的一個特點是：在人心中，支持某信念之證據的分量，會高過反駁某信念的證據分量――人並不會公平地權衡所有證據。用尼克森的話來說，就是「一旦某人對某議題採取了一個立場，他的首要目標就變成替該立場辯護，或者為該立場賦予正當理由。也就是說，不論一個人在採取立場之前對待證據有多公正無私，在採取立場之後，便會變得十分偏頗。」比這更極端的是，當人遇到反對其信念的證據時，人可能不只會忽視該證據，甚至有可能會用該證據來增強他們對於「該證據駁斥的事物」的信念。

舉凡注意美國激烈政爭辯論的人，都免不了看見確認偏誤即時在眼前開展。梅西耶（Hugo Mercier）和斯珀伯（Dan Sperber）特別指出，人不是只會對任何碰巧出現在腦中的想法尋求肯定而已。他們也很擅長替違反自身既有信念的想法尋找否定證據。出於這個理由，梅西耶和斯珀伯偏好使用「我方偏誤」（myside bias）一詞，而它似乎很適合當今世界。你可以在同一晚花上一小時，看看政治傾向不同的新聞（在美國，可能是福斯新聞［Fox News］、CNN和MSNBC）。你一定很難相信這些新聞是在報導同一起事件。任何國家都能觀察到這種關於不同資訊來源的現象。用尼克森的話來說，

許多人已經寫過這種偏誤，而且這種偏誤看來夠強大也無所不在，以至於人們會去想說，能不能光憑這種偏誤來說明大部分發生在個人、團體和國家之間的爭論、爭吵和誤會。^[12]

人們可能會有更憤世嫉俗的看法，認為有些新聞出處是刻意偏誤，是幕後有特定意圖的操縱者的宣傳工具。當然，情況有可能確實如此。然而，因為有確認偏誤的存在，所以在解釋意見的差異時，情況也未必就是如此。當然，這些選項並非互斥的；兩種因素都有可能正在運作。

確認偏誤是無心之過，對於自利一無所知

對人類行為和思考的分析揭露了各式各樣的偏誤。我們的一般對話，常包含許多對於種族、宗教、年齡、性別、族群和性偏好（以及其他多種）偏誤的擔心。偏見和歧視這類用詞，常用來指涉這類偏誤。然而，確認偏誤的本質打從根本就不一樣。確認偏誤並非一種信念。確認偏誤是種程序，我們藉著這種程序來強化我們的信念――任何信念都行，而不去管那信念的源由或正確性。

我們最初的信念來自幾個不同源頭（我們觀察到的事物、我們閱讀的內容、別人跟我們說的事、我們夢到的事物、我們推理的事物、直覺以及心念一動）。我們活著就會有持續不斷的經驗，而它們有可能會符合我們的信念（也可能不會）。人可能會以為人類會根據持續不斷的經驗來調整自己的信念，但有了確認偏誤，我們反而會根據我們的信念來調整我們的經驗。因此，不論信念的起源為何，確認偏誤幾乎是所有信念能夠維持下去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