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宗教社會的政治傾向：台灣的宗教差異

作者序

資本主義全球化造成全球性不平等的蔓延，也滋養了二十一世紀左派浪潮的復興。對於全球左派而言，二十一世紀引領全球風潮的左派領袖中，委內瑞拉查維茲（Hugo Chavez）總統絕對是重中之重。查維茲崛起於上個世紀九零年代末期，引發拉美區域向左轉的超級旋風，並迅速席捲全球左右派各大媒體版面，成為鎂光燈追逐焦點長達十餘年之久。為何如此？究竟，我們該如何理解查維茲的崛起，這對於拉丁美洲與全球社會又代表著何種意義？我們對於當前委內瑞拉模式的失敗，又如何給予一個公正的歷史評價？

誠然，拉丁美洲作為全球落實新自由主義最徹底區域，同時也是反思新自由主義意識最敏銳的區域。隨著上個世紀末蘇聯瓦解、柏林圍牆倒塌，新自由主義一枝獨秀，成為主流發展模式。但新自由主義政策典範卻無力解決拉美根深蒂固的貧窮與社會不均問題。重新鑲嵌回全球經濟體系的拉丁美洲，面臨了「有成長、無發展」的多重困境，並再次深陷尋求發展模式的焦慮中。此一時代背景催生了九零年代南美一批以「聖保羅論壇」（Sao Paulo Forum）為首的「新左派」（La nueva izquierda）。他們批判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在拉美應用的失敗，並積極尋求新自由主義的修正主義、甚至是替代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1999 年查維茲引領的「粉紅色浪潮」在拉美政治舞台的崛起，則標示著二十一世紀南美轉向尋求替代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的時代序曲。

查維茲如同所有左派強人，是位極具爭議性的人物。在全球右派眼中，查維茲代表著威權專制政體、且是一位不則不扣的民粹主義者。然而，他的崛起對於全球左派而言，卻代表另一個更深層的意義：公平正義與平等主義。

誠然，查維茲打著反新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旗幟崛起，打造了一套窮人為主的世界觀，成為捍衛金字塔社會底層的強人總統。他在任十四年期間，挑戰了新自由主義模式獨尊「自由民主」與「市場經濟」這套主流政經治理體制的合法性，並轉向推動廣納參與的由下而上「賦權」途徑，試圖引導委內瑞拉脫離新自由主義模式，並轉向後自由主義與後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議程。

本書作者主張，委內瑞拉案例對於二十一世紀開發中國家的重要性在於，查維茲倡導的《玻利瓦替代方案》與《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融合了所有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和倡議，並試圖回應開發中國家在發展道路上遭遇的多重困境，包括：失業與就業創造、貧窮與社會不均、社會福利與重分配的訴求、所有權與發展，以及缺乏實質民主等。查維茲在國際左派與本土思潮的推波助瀾下，雖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混合市場體制，但若深究其政策內涵，委內瑞拉模式實際上是擺盪在「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形成的論述框架，且在政策典範上它不僅試圖參照並回應發展理論的觀點，更在經驗層次接引多方制度並形成混合性實踐，因此成為廣受全球矚目的政經實驗區。尤其是他先後援引了社會民主、參與式民主、經濟民主，以及社區社會主義和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等多重發展思潮，試圖催生一套有別於新自由主義的世界觀與秩序觀，並制度化對於社會底層的「賦權」途徑，來協助後者取得改變現實處境的能力。因此，備受全球左派矚目。

然而，好景不常。查維茲逝世之後，馬杜洛接手的委內瑞拉因為國際石油價格暴跌，凸顯出這套方案存在嚴重的經濟依賴與財政永續性問題，這也將委內瑞拉推向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並讓查維茲倡導的發展模式抹上一層陰鬱。

然而，本書作者主張，儘管結果不盡如人意，但查維茲的政經實驗仍揭示了他倡導的替代發展方案在中層組織與微觀個人層次的應用上，對於探索並建立一個更公平正義的社會制度與「賦權」途徑的潛在貢獻。除此之外，作者亦藉由探索委內瑞拉政經實驗，指出激進左派倡導的世界觀與秩序觀，實際上忽略幾個根本性問題，包括：無法催生一套兼顧總體經濟政策的實質理性方案、過於強調人道主義和規範性取向的發展視野，以及對於具有社會主義意識之「新人類」在當代社會應用上仍存在過於理想與不切實際的期待。

誠然，社會科學即是在不斷的「失敗與嘗試」中推進發展研究與制度創新，並為尋求一個更適合人類的社會制度尋求可能性。儘管委內瑞拉模式失敗告終，它對於回應左派發展模式如何縮短理論與實務之間落差、釐清政策典範在解決失業與就業創造、滿足基本需求與重分配，以及深化實質民主等面向，依舊提供開發中國家一個回應多重困境的參照與借鏡。基於此，委內瑞拉案例在探索更適合人類集體社會制度安排上，仍具不容抹滅的貢獻。

2020 年11 月12 日淡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