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與順服：新世紀基督教倫理的反思

英文版序

從順服到想像，從想像到團結
 
本書嘗試逐步研究「順服」傳統的各種壓迫面，這些傳統是我從自己的國族、宗教、性別身分所繼承下來的。身為德國人、基督徒和女性，我成長於三種要求順服的傳統當中。這個事實使我心中充滿了哀痛、憤怒，以及恥辱。
 
當一個人發現自己服從了遊戲規則，卻並不清楚明白這些規則所導向的目的，實在令人痛苦。人們對那些強迫別人順服的人感到憤怒，也對自己順服得太久而感到恥辱。然而，就像馬克思（Karl Marx）所說的，恥辱是一種革命性的情感：它將改變那些敢於超越它的人。
 
談到我對於過度順服的恥辱，必須反省我國人的歷史。我必須認真地看待我的國族身分。這個世紀［編按：二十世紀］發生了一宗關鍵事件，不管在德國歷史中事前還是事後的一切，都給它玷污了。這事件扭曲了種種文字、語言、觀念和形象，並賦予了它們無法撤銷的不同意義，剝奪了它們原來的清白。試想一下「星」、「髮」、「煙」這些字眼，然後再想一下它們在1930年和1943年，還有在這個世紀末是怎麼運用的。它們聽起來不太一樣嗎？在我所謂的「事件」之後，人們使用的這些字眼，會帶有任何的氣味嗎？你可以想像一個用詞精心雕琢的德國作家選用「星」這個字的時候，只當它不過是天上的光體嗎？你可以想到我國家有哪個稍有記憶的人，用到這個字的時候，不會想起猶太人在被毒死前被迫戴上的這顆「黃星」（yellow star）？
 
再者，可以想像一個道德哲學家或神學家使用「順服」這個詞，彷彿什麼事都不曾發生嗎？在我看來，將道德當成與歷史分離，且抽離了一個人的國族身分的概念來談論，實在是危險的。我們必須承擔我們的歷史。身為「納粹大屠殺」（Holocaust）後的德國人，意味著我的神學概念和我用來表達的神學辭彙，若抽離了它們的歷史，將會了無生氣。它們要麼討論歷史，並嘗試慰解哀悼，要麼它們就是言不及義的宗教修辭，不帶有記憶，因而不具希望。已發生的事，我既不能忘記，也不想忘掉。我怎能繼續天真地在超歷史情境當中從事神學工作？
 
若順服的概念被具理想主義或愚昧的納粹青年所利用，犯下了我國人歷史中的滔天大罪，我們就必須反省這概念的問題在哪裡。本書便呈現了這些反省的結果。一九六八年，一位朋友把本書的初版送給了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阿多諾讀過後回信給我朋友，說本書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要提這件事，因為它凸顯出了開啟權威人格批判的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和像我這種人之間的諸多連結，我們這種人正是成長於「奧斯威辛之後」（after Auschwitz），並費盡不知多少生命歲月去追問「那怎麼可能發生？」的人。
 
你可能會好奇，這一切對美國讀者有何意義？我想起了在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一場討論，其中有一位男同事提到這本書是「很典型的德國著作」。另一位女同事聽到這個評論後卻忍俊不住。很明顯地，她不認為順服只是德國人的事；她太了解美國哪些人在這個概念之下受害。她後來告訴我，當她讀到我所寫及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不莊重的老婦人〉時，她想起了她母親的一生。另一個聽到我們對話的學生，提到了凱利中尉（Lieutenant William Calley）用順服的概念來合理化「美萊村屠殺」（My Lai Massacre）。我們談到越戰和凱利的同僚，他們服從錯誤的理由而戰鬥、殺人與死去。人們向某人交出他們的理性與良心，這種盲目順服並不限於特定的國家；對於某一國家行為的集體恥辱也是如此。有些人為政府以他們之名行事而感羞愧，他們之間甚至形成了一種國際的團結，這種羞愧的團結堪稱為「革命性的」。
 
本書論述的第二個順服傳統是宗教傳統，涉及其極力強調的父權權威和孩童式順服。宗教的順服有三個結構性因素：
 
一、接受一個操控我們命運並排除我們自決能力的無上權力。

二、服從於這個權力的規則，而不需要愛或正義的道德合法性。

三、對人類懷有根深蒂固的悲觀主義，視之為無能又無意義的存有者，沒有能力獲得真理以及愛人。
 
弗羅姆（Erich Fromm）在《精神分析與宗教》（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一書中區分了宗教的人道主義模式和權威模式。猶太先知、歷史上的耶穌、早期佛教徒，以及大部分宗教的神祕主義者，都展示了一種沒有壓迫、不建立在單方和單向依賴的宗教。這種宗教運行的力量，源自於精神的內在生命。人類和上帝一樣擁有創造性的力量。順服則預設了二元性：一方發號施令，另一方則聽命行事；一方是有知識的，另一方則是無知的；有統治者，和其他被管治者。跳脫了依賴與順服精神的宗教團體會珍視不一樣的價值，如相互性和互相依賴。正是在一種不一樣的宗教歷史脈絡中，才會有人質疑「父權象徵」和「在宗教上對順服的強調」的社會心理學含意。權威宗教的主要美德是順服，放棄自我是它的核心。這和人道主義宗教處於尖銳的對比之中，在此自我實現將會是主要美德，而抗拒成長將會是重罪。
 
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這種宗教的權威概念肯定了既定的社會，並對其主要趨勢有穩定的作用。在這個脈絡中，權威宗教會打擊任何邁向更大解放的意願，以及任何擺脫既成現實的批判嘗試——特別是當那些趨勢將它們的論證建立在宗教理由之上：上帝的慈愛和公義不比上帝的權能更重要。我們可以從宗教藝術的多愁善感和虔敬的歷史中觀察到，權威宗教導致幼稚地執著於慰藉。但這伴隨著需要秩序的強迫症、對混亂與混沌的恐懼、對監督與控制的渴望。
 
當宗教本身失去了它的影響力和約束力時，順服之宗教意識形態的危險並未消失。納粹意識形態和它的反宗教傾向證明了這一點：在韋伯（Max Weber）所說的世界除魅（disenchantment）之後，仍然存在著宰制、無可置疑的權威和順服。這彷彿是宗教留存下來最壞的形式。在今天這個後宗教、技術官僚的文化中則更顯真實，順服並不藉由魅力型領袖，而是透過市場的經濟力量、能源消耗，以及社會越發的軍事化（並非實際參戰，卻彷如打仗一樣）來顯現。長久以來，技術官僚無疑已成為我們的神職人員。縱使在新情境當中，人們寧願用「遊戲規則」來談論順服，權威宗教的結構元素仍留存著，宗教教育的殘留痕跡為順服預備了愈來愈沒有信仰的大眾；在這種順服中，一切基於信任與犧牲的個人特色都消失殆盡。當宗教逐漸滅絕，這種僵固性卻正正遺留下來；這就是權威的枷鎖，主要留存在由技術官僚宰制的生命中。耶魯大學多年前的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顯示了，絕大多數參與研究的普通人在科學的指導下，都願意用電流折磨無辜的人類同伴——這正是在順服「文化」下發生的不人道事件。順服在法西斯主義的野蠻性格中運作，但也在技術官僚的野蠻性格中運作。
 
但為何人們崇拜這樣的上帝：祂最崇尚的特性是權能，而非公義；祂關注的是順從，而非相互關係；祂害怕平等？在許多一神教的地區，基要派（fundamentalism）正在增長。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還有基督教，已經在盲目且空洞的順服之上發展出權威宗教的分支。人們使用宗教概念，像是「得救」或「認耶穌為我的救主和上主」，甚至沒有想到要將它們轉化進入我們的世界中，彷彿只要不斷念誦虔誠的公式就可以拯救任何人。假如「順服上帝」的概念從來沒有詳細說明，那麼它就只有維持現狀的價值。
 
在1990年代初，至少在現今重新統一的歐洲當中，我就意識到一股死板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新動力。建基於社會經濟公義和整全創造之上的和平發展，看來越發不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權威宗教及其區分「我們」和「他們」的二元觀點，助長了個人救贖的幻象。它遺漏了先知要求的公義，以及歷史耶穌所教訓和活出「與上帝合一」的道理。它否定了聖經傳統中人道與解放的傾向，並代之以無代價的追隨和空洞的順服來訓練它的跟隨者。
 
在我的國族與宗教的身分以外，使我寫下本書的，還有第三種壓迫傳統。出身於德國新教，並在這個扭曲的傳統中拚命尋找意義，讓我不太注意到這第三種壓迫力量。但現在我認為，與順服概念搏鬥的最深層根基，乃是我的性別身分，儘管寫作本書時我還不知道。那是我的美國朋友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使我意識到自己所感覺到並寫下來的是什麼。我剛來到這個國家，並開始在協和神學院教書時，同事和學生一再地問我：妳的神學和妳身為一個女人有何關聯？我當時並不知道怎麼回應。我當然知道我厭惡男性神學圈中的某些事物——像他們的著作總是從一個引文跳到另一個引文，而沒有勇氣使用個人的話語；近乎病態地糾纏在註腳上，即所謂「科學格式」；有意識地——或更糟的是無意識地——渴求正統及其給予專業神學家的庇護；無視歷史反省，只愛巧舌如簧地討論「歷史性」（historicity）；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