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是紅色的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首度揭露基督教在共產中國如何倖存並興盛的祕辛
一場從未在中國張揚的革命
偽善世界，唯信仰得以救贖
美國赫爾曼∕哈米特寫作獎．德國圖書行業協會「紹爾兄妹獎」．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德國法蘭克福書商和平獎得主廖亦武又一震動世界文壇的力作
美國《當代基督教》雜誌「最佳圖書獎」
時候終於到了，上帝老人家不忍我繼續沉淪，就派來一位基督徒孫醫生。他沒有任何傳教的行話，直接就說，我在山溝裡行醫十來年，我曉得太多的慘痛故事，老威，你是個作家，
你感興趣嗎？
於是就相約上路。
從雲南麗江轉回昆明，經富民縣和祿勸縣，再沿著山高水低的鄉間公路，朝更深處而去。來到撒營盤鎮，騾馬羊狗豬當街奔馳，揚起陣陣煙塵，我凝望土坎那邊，一九四○年代的西
南神學院遺址，我問，到此為止嗎？
孫醫生搖頭。於是我們繼續深入。
於是長期在山路上跋涉。客車、貨車、麵包車和手扶式拖拉機都乘過。山窮水盡了，就只得走路。翻山越嶺幾個小時，汗流浹背鑽進一半山腰的土屋，意想不到的故事就源源不絕。
貧瘠，愚昧，創傷，壓得人喘不過氣。一個婦女被懷疑得了痲瘋病，於是大家一致通過，架柴火燒死她；一個男人突然病倒，於是大家抬起他，翻半天的山，才抵達公路，在路邊攔車
去縣城，中途就顛簸死了；還有一個孩子的父親被槍殺，他卻被幾隻長槍指著，背起自己父親的頭顱，奔走幾天幾夜。山路是紅色的，孩子被父親的血染透了。
苦難如此深重而遼闊，人們能夠抓住的，也只有耶穌了。
一場從未在中國張揚的革命
偽善世界，唯信仰得以救贖
美國赫爾曼∕哈米特寫作獎．德國圖書行業協會「紹爾兄妹獎」．卡普欽斯基國際報導文學獎．德國法蘭克福書商和平獎得主廖亦武又一震動世界文壇的力作
美國《當代基督教》雜誌「最佳圖書獎」
時候終於到了，上帝老人家不忍我繼續沉淪，就派來一位基督徒孫醫生。他沒有任何傳教的行話，直接就說，我在山溝裡行醫十來年，我曉得太多的慘痛故事，老威，你是個作家，
你感興趣嗎？
於是就相約上路。
從雲南麗江轉回昆明，經富民縣和祿勸縣，再沿著山高水低的鄉間公路，朝更深處而去。來到撒營盤鎮，騾馬羊狗豬當街奔馳，揚起陣陣煙塵，我凝望土坎那邊，一九四○年代的西
南神學院遺址，我問，到此為止嗎？
孫醫生搖頭。於是我們繼續深入。
於是長期在山路上跋涉。客車、貨車、麵包車和手扶式拖拉機都乘過。山窮水盡了，就只得走路。翻山越嶺幾個小時，汗流浹背鑽進一半山腰的土屋，意想不到的故事就源源不絕。
貧瘠，愚昧，創傷，壓得人喘不過氣。一個婦女被懷疑得了痲瘋病，於是大家一致通過，架柴火燒死她；一個男人突然病倒，於是大家抬起他，翻半天的山，才抵達公路，在路邊攔車
去縣城，中途就顛簸死了；還有一個孩子的父親被槍殺，他卻被幾隻長槍指著，背起自己父親的頭顱，奔走幾天幾夜。山路是紅色的，孩子被父親的血染透了。
苦難如此深重而遼闊，人們能夠抓住的，也只有耶穌了。
名人推薦
在這本書裡，作者走訪中國西南省分那些被遺忘的村落，探索被現代文明忽略的心靈世界，重新修補中國歷史上一個被扭曲、湮滅或遺忘的重要段落，忠實記錄一群特別的人，為了保存他們的信仰而畢生奮戰的故事。作者對基督徒的廣泛報導，讓真相得以大白於黑暗之中，這也是他的文字優美動人之處。－－劉曉波（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沒有人比廖亦武更擅長捕捉中國市井小民日常生活的真實樣貌，他描寫的人物不僅躍然紙上，而且深入人心。雖然報導的是基督徒，但是他們的故事透露的，卻是中國百姓是多麼需要對抗獨裁統治，以及應付鎮壓、暴力和謊言伎倆等更廣泛的問題。從每段小品文及諸多細節的翔實描述中，不時流露出人性的光輝。－－林培瑞（Perry Link，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退休名譽教授）
《上帝是紅色的》是我所見過，有關教會在中國的報導中，最不可思議地令人驚訝的作品，而廖亦武也是自維吉爾（Vergil）以來，最佳的文學嚮導。－－約翰．威爾森（John Wilson），《書與文化》《Books & Culture》編輯
對任何一個擁有長時期歷史觀的人來說，在閱讀廖亦武的作品時，當看到一群遭受迫害的少數人正在掙扎求生時，很難不時會聯想起古羅馬帝國時代，同樣歷經過垂死掙扎的基督徒。此對應於現代世界，尤其令人震驚。誰能告訴我，這個故事這回將如何結束。－－菲力普．簡金斯（Philp Jenkins），《耶穌的戰爭》（Jesus Wars）作者
沒有人比廖亦武更擅長捕捉中國市井小民日常生活的真實樣貌，他描寫的人物不僅躍然紙上，而且深入人心。雖然報導的是基督徒，但是他們的故事透露的，卻是中國百姓是多麼需要對抗獨裁統治，以及應付鎮壓、暴力和謊言伎倆等更廣泛的問題。從每段小品文及諸多細節的翔實描述中，不時流露出人性的光輝。－－林培瑞（Perry Link，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退休名譽教授）
《上帝是紅色的》是我所見過，有關教會在中國的報導中，最不可思議地令人驚訝的作品，而廖亦武也是自維吉爾（Vergil）以來，最佳的文學嚮導。－－約翰．威爾森（John Wilson），《書與文化》《Books & Culture》編輯
對任何一個擁有長時期歷史觀的人來說，在閱讀廖亦武的作品時，當看到一群遭受迫害的少數人正在掙扎求生時，很難不時會聯想起古羅馬帝國時代，同樣歷經過垂死掙扎的基督徒。此對應於現代世界，尤其令人震驚。誰能告訴我，這個故事這回將如何結束。－－菲力普．簡金斯（Philp Jenkins），《耶穌的戰爭》（Jesus Wars）作者
目錄
自序－山路是紅色的
尋找傳教士墓園
基督教長老張應榮
夜禱
教區牧師張茂恩
日禱
殉道者之子王子勝（上）
事故及後果
殉道者之子王子勝（下）
基督徒孫醫生
基督教長老吳永生
老基督徒張鳳祥
湮滅的異端
絕症基督徒李林山
鄉村團契
藏族天主教徒加伯額
百歲修女張印仙
地下天主教徒劉聖詩
家庭基督徒袁福生
八○後基督徒何路
街頭盲藝人文華春
讀書人流沙河的相關旁證
不屈的受難和奮爭（代跋）∕康正果
尋找傳教士墓園
基督教長老張應榮
夜禱
教區牧師張茂恩
日禱
殉道者之子王子勝（上）
事故及後果
殉道者之子王子勝（下）
基督徒孫醫生
基督教長老吳永生
老基督徒張鳳祥
湮滅的異端
絕症基督徒李林山
鄉村團契
藏族天主教徒加伯額
百歲修女張印仙
地下天主教徒劉聖詩
家庭基督徒袁福生
八○後基督徒何路
街頭盲藝人文華春
讀書人流沙河的相關旁證
不屈的受難和奮爭（代跋）∕康正果
序／導讀
代跋
上帝是紅色的-不屈的受難和奮爭∕康正果
我們讀過的廖亦武訪談錄已經很多了，如果說他筆下那些畸零人和含冤者的遭遇僅以其個人的不幸令人深感同情和萬般無奈，進而凸顯出共產專制下種種社會之怪現狀，那麼這部基督徒訪談錄則除了控訴中共及其唆使的暴民對教民的殘酷迫害以外，更能讓信教的或不信教的讀者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受難者堅貞不屈的人格，在閱讀過程中得到精神上的提昇，在極度的震撼後領會到撫慰心靈的光。就拿孫醫生來說，他醫術超群，本來在大城市享有高職高薪，但在信主後卻斷然放棄了優越的待遇，隻身到雲南山區，一年到頭風裡來雨裡去，奔波在崎嶇的山路上為窮苦的山民治病，在救死扶傷的同時向他們傳佈了教義。孫醫生為什麼要做這樣自討苦吃的事情呢？當然他不是學什麼被編造的雷鋒，而是在繼承和發揚早期西方傳教士的傳統。那些騎上毛驢翻山越嶺在苗山寨裡傳教的洋人，最初就是憑著給窮人治病賜藥，幫助他們改善生活條件而取得信任，在救世的善行中傳播基督教教義的。這一種竭誠普救人世苦難的工作才真正稱得上是為人民服務。孫醫生最景仰的人物是在印度顯示了「平凡神蹟」的德蘭修女。他對廖亦武說：「只有上帝有力量評判世間一切，我們沒力量，也沒資格評判，那就只有盡其所能去付出。不要追問付出了將有何回報，僅僅是感恩地活著，並且付出，就足夠了。」
百歲修女張印仙的事跡也很感人。她從小住進修道院，她以她在那裡的成長歷程證實了外國傳教士主持的教會在1949年以前救死扶傷，收養孤兒的功德，從而否定了中共當局加於教會的誣衊不實之詞。她也以她在其後幾十年受盡折磨的經歷見證了中共暴政對世道人心的敗壞。張印仙告訴廖亦武：「1952年，永世難忘。曾經極其榮耀的大理教會，人去樓空，老鼠成堆，四百多口，最後卻只剩我，修女張印仙，我的孃孃，修女李華珍，本地主教劉漢臣三人。」此後的31年，他們三人受盡無良村民的欺辱，但三個人相依為命，矢志不渝，在堅韌的祈禱中熬過歷次運動，苦難卻不失尊嚴地活了下來。張印仙從來不向革命群眾低頭，改革開放後上面落實宗教政策，她揹上九十歲的孃孃在鄉政府門外示威抗爭近三十天，最終爭回了他們的教產。拒不參加「三自教會」的袁相忱寧願將牢底坐穿也不向政府的威脅利誘低頭讓步，直到關押二十多年後釋放，他依然不改初衷，在嚴密的監視下還堅持辦家庭教會。因為他「要完成神的使命，拯救在中國的失散靈魂。」所以政府的淫威，他根本不放在眼中。
對比廖亦武其他訪談錄中眾多受害者的經歷，《上帝是紅色的》中的人物為讀者開啟了一個新的向度，他們不再是無望地訴說冤屈或黑色幽默地嘲諷世道的荒誕，在中共當政下的悲慘世界中，他們活得有志氣有目標，透過那鋪天蓋地的平庸，我們可以從他們的經歷中看到稀有的精神之光，以至由衷地感嘆他們那源於信仰的堅強。訪談錄中還穿插了幾個教民們盛大聚會的場面，儘管那山野間的聚會環境很蕪穢，場地很簡陋，那群蠅亂飛的聖餐禮也讓人感到不太衛生，但與會者的熱情始終是高昂的，祈禱的聲音是虔誠的。由此可見，中共六十年來的迫害、打壓和限制並沒有把固有的價值完全顛倒，在撒旦的力量日益失勢的今日，被破壞的秩序正在恢復常態，受傷的心靈也在隨之康復，信仰的力量是不滅的和無窮的，普通人向善的渴求可謂浩浩蕩蕩的巨流，任什麼強權也休想阻擋。
為收集這些苦難中抗爭的故事，廖亦武追蹤孫醫生的足跡，在同樣崎嶇的山路上奔波了五、六年之久。他雖然至今尚未信主，但他的尋訪之旅無形中已撒上了朝聖（pilgrimage）的光彩，那些訪談錄也譜入了讚美詩的樂音。全書的二十多個故事分別來自神父、牧師、天主教修女、聖公會長老、地下教會佈道者和城市青年新信徒之口，有的回憶毛澤東時代殘暴的迫害，有的陳述地下教會在打壓下不斷發展的現狀，每一個故事都以受訪者生動的口述令人如臨其境，如睹其人，不只真實傳達了基督教群體爭信教自由的心聲，同時也弘揚了他們歷盡苦難卻信心彌堅的感人精神。
廖亦武一如他以往的敘述風格，每一篇訪談錄都附有風趣的引言，間或有補充說明的後記。在這些夾敘夾議的短文中，作為局外人的敘述者，初入貧窮落後的少數民族山寨，他那個來自城市的漢族身分，以及非基督徒作家的視角，難免使得他對眼前的異樣風俗，耳中的陌生語言及其所表述的信仰全都感到迷惑和隔膜。但隨著賓主的對話漸入佳境，再加上山民們的好客和敦厚消融了他初來乍到的生疏，他們純樸的信仰和清貧中的樂觀態度最終使他深受感染，對他們的世界，他遂獲有更多的理解。在一次採訪結束時他從心裡發出感慨說：「由於我還不是教內弟兄，在場的人……挨次勸導我消除顧慮，受召歸主。質樸的中國底層人啊！我理解信仰是個好東西，是你們能夠拿出來，和匆匆過客的我，一道分享的精神美味，我從內心愛你們，但是天不早了，每個人都得獨自趕路。」
採訪之旅畢竟使廖亦武與今日中國的基督徒有了更多的交流，他會不會信教，那純粹是他個人的事情，但基督徒爭信教自由的決心和勇氣對他的巨大鼓舞則是毫無疑問的。作為一個獨立作家，寫作乃是廖亦武終生的事業，不管中共當局怎樣禁止他的作品在國內流通，不管他們採取什麼手段限制他出境和給他的日常生活帶來麻煩，他還是會照樣堅持寫作，會繼續開拓他採訪的領域，會把當局竭力掩蓋的事實報導出去的。通往世界的門業已打開，從港台到歐美，到處都有廖亦武中文原作的讀者，更有更多外文譯本的市場。今日的世界需要報導真實的文字，因為只有讓世界上更多的人瞭解到中國社會的真實，才有助於改善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處境，而依靠造假和封鎖真實倖存下去的中共政權，必將隨著越來越多的真實情況大白於天下而難以繼續作偽，最終徹底失去信譽。至少，隨著這本《上帝是紅色的》在海外的出版，中共所謂的「宗教信仰自由」將會在更大的範圍內暴露出它一貫的謊言欺騙，而國內那些爭取信教自由的人士也會因此而贏得更多的支持和援助。
上帝是紅色的-不屈的受難和奮爭∕康正果
我們讀過的廖亦武訪談錄已經很多了，如果說他筆下那些畸零人和含冤者的遭遇僅以其個人的不幸令人深感同情和萬般無奈，進而凸顯出共產專制下種種社會之怪現狀，那麼這部基督徒訪談錄則除了控訴中共及其唆使的暴民對教民的殘酷迫害以外，更能讓信教的或不信教的讀者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受難者堅貞不屈的人格，在閱讀過程中得到精神上的提昇，在極度的震撼後領會到撫慰心靈的光。就拿孫醫生來說，他醫術超群，本來在大城市享有高職高薪，但在信主後卻斷然放棄了優越的待遇，隻身到雲南山區，一年到頭風裡來雨裡去，奔波在崎嶇的山路上為窮苦的山民治病，在救死扶傷的同時向他們傳佈了教義。孫醫生為什麼要做這樣自討苦吃的事情呢？當然他不是學什麼被編造的雷鋒，而是在繼承和發揚早期西方傳教士的傳統。那些騎上毛驢翻山越嶺在苗山寨裡傳教的洋人，最初就是憑著給窮人治病賜藥，幫助他們改善生活條件而取得信任，在救世的善行中傳播基督教教義的。這一種竭誠普救人世苦難的工作才真正稱得上是為人民服務。孫醫生最景仰的人物是在印度顯示了「平凡神蹟」的德蘭修女。他對廖亦武說：「只有上帝有力量評判世間一切，我們沒力量，也沒資格評判，那就只有盡其所能去付出。不要追問付出了將有何回報，僅僅是感恩地活著，並且付出，就足夠了。」
百歲修女張印仙的事跡也很感人。她從小住進修道院，她以她在那裡的成長歷程證實了外國傳教士主持的教會在1949年以前救死扶傷，收養孤兒的功德，從而否定了中共當局加於教會的誣衊不實之詞。她也以她在其後幾十年受盡折磨的經歷見證了中共暴政對世道人心的敗壞。張印仙告訴廖亦武：「1952年，永世難忘。曾經極其榮耀的大理教會，人去樓空，老鼠成堆，四百多口，最後卻只剩我，修女張印仙，我的孃孃，修女李華珍，本地主教劉漢臣三人。」此後的31年，他們三人受盡無良村民的欺辱，但三個人相依為命，矢志不渝，在堅韌的祈禱中熬過歷次運動，苦難卻不失尊嚴地活了下來。張印仙從來不向革命群眾低頭，改革開放後上面落實宗教政策，她揹上九十歲的孃孃在鄉政府門外示威抗爭近三十天，最終爭回了他們的教產。拒不參加「三自教會」的袁相忱寧願將牢底坐穿也不向政府的威脅利誘低頭讓步，直到關押二十多年後釋放，他依然不改初衷，在嚴密的監視下還堅持辦家庭教會。因為他「要完成神的使命，拯救在中國的失散靈魂。」所以政府的淫威，他根本不放在眼中。
對比廖亦武其他訪談錄中眾多受害者的經歷，《上帝是紅色的》中的人物為讀者開啟了一個新的向度，他們不再是無望地訴說冤屈或黑色幽默地嘲諷世道的荒誕，在中共當政下的悲慘世界中，他們活得有志氣有目標，透過那鋪天蓋地的平庸，我們可以從他們的經歷中看到稀有的精神之光，以至由衷地感嘆他們那源於信仰的堅強。訪談錄中還穿插了幾個教民們盛大聚會的場面，儘管那山野間的聚會環境很蕪穢，場地很簡陋，那群蠅亂飛的聖餐禮也讓人感到不太衛生，但與會者的熱情始終是高昂的，祈禱的聲音是虔誠的。由此可見，中共六十年來的迫害、打壓和限制並沒有把固有的價值完全顛倒，在撒旦的力量日益失勢的今日，被破壞的秩序正在恢復常態，受傷的心靈也在隨之康復，信仰的力量是不滅的和無窮的，普通人向善的渴求可謂浩浩蕩蕩的巨流，任什麼強權也休想阻擋。
為收集這些苦難中抗爭的故事，廖亦武追蹤孫醫生的足跡，在同樣崎嶇的山路上奔波了五、六年之久。他雖然至今尚未信主，但他的尋訪之旅無形中已撒上了朝聖（pilgrimage）的光彩，那些訪談錄也譜入了讚美詩的樂音。全書的二十多個故事分別來自神父、牧師、天主教修女、聖公會長老、地下教會佈道者和城市青年新信徒之口，有的回憶毛澤東時代殘暴的迫害，有的陳述地下教會在打壓下不斷發展的現狀，每一個故事都以受訪者生動的口述令人如臨其境，如睹其人，不只真實傳達了基督教群體爭信教自由的心聲，同時也弘揚了他們歷盡苦難卻信心彌堅的感人精神。
廖亦武一如他以往的敘述風格，每一篇訪談錄都附有風趣的引言，間或有補充說明的後記。在這些夾敘夾議的短文中，作為局外人的敘述者，初入貧窮落後的少數民族山寨，他那個來自城市的漢族身分，以及非基督徒作家的視角，難免使得他對眼前的異樣風俗，耳中的陌生語言及其所表述的信仰全都感到迷惑和隔膜。但隨著賓主的對話漸入佳境，再加上山民們的好客和敦厚消融了他初來乍到的生疏，他們純樸的信仰和清貧中的樂觀態度最終使他深受感染，對他們的世界，他遂獲有更多的理解。在一次採訪結束時他從心裡發出感慨說：「由於我還不是教內弟兄，在場的人……挨次勸導我消除顧慮，受召歸主。質樸的中國底層人啊！我理解信仰是個好東西，是你們能夠拿出來，和匆匆過客的我，一道分享的精神美味，我從內心愛你們，但是天不早了，每個人都得獨自趕路。」
採訪之旅畢竟使廖亦武與今日中國的基督徒有了更多的交流，他會不會信教，那純粹是他個人的事情，但基督徒爭信教自由的決心和勇氣對他的巨大鼓舞則是毫無疑問的。作為一個獨立作家，寫作乃是廖亦武終生的事業，不管中共當局怎樣禁止他的作品在國內流通，不管他們採取什麼手段限制他出境和給他的日常生活帶來麻煩，他還是會照樣堅持寫作，會繼續開拓他採訪的領域，會把當局竭力掩蓋的事實報導出去的。通往世界的門業已打開，從港台到歐美，到處都有廖亦武中文原作的讀者，更有更多外文譯本的市場。今日的世界需要報導真實的文字，因為只有讓世界上更多的人瞭解到中國社會的真實，才有助於改善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處境，而依靠造假和封鎖真實倖存下去的中共政權，必將隨著越來越多的真實情況大白於天下而難以繼續作偽，最終徹底失去信譽。至少，隨著這本《上帝是紅色的》在海外的出版，中共所謂的「宗教信仰自由」將會在更大的範圍內暴露出它一貫的謊言欺騙，而國內那些爭取信教自由的人士也會因此而贏得更多的支持和援助。
試閱
基督教長老張應榮
前奏
2005年12月30日上午8點多，我和已習慣走村串鄉的孫醫生在垃圾四溢的滇北小鎮團街登上了從祿勸縣至則黑鄉的長途中巴。薄霧漸漸散盡，窗外鬱鬱蔥蔥，令人精神為之一爽。車內一小半座位都空著，由於坐得寬敞，我和孫醫生都袖著手閒聊起來。閒聊間路和風景已拋在身後。不過我還是注意到基督教堂在這兒分佈很密，大約都是鄉下人自籌自辦，所以外觀看上去比較簡陋，只是把土牆刷了一層白。可是那醒目的大紅十字卻不斷聳立在所有的屋頂之上，清山綠水間，給人一種已改朝換代的錯覺。
下午2點21分，車抵達則黑，這是一個山區小鎮，街兩旁低矮的房屋破舊晦暗，除了停息在街邊的幾輛貨車與拖拉機，再沒什麼現代化氣息。馬和騾子三五成群地拴在街上，沿途都是畜糞，居民們從屋簷下打量著兩個外來人。從正街拐往一個斜坡，再一直爬到底，就是則黑鄉最高的建築物—五層樓的白色的基督教堂了—那藍天下的大紅十字架比稍遠一些的政府部門的五星紅旗醒目許多。
基督教堂底層有兩、三間舖面，孫醫生拾階而上，進了其中一家「康民藥店」。接待者是個中年漢子，他為我們泡茶，並說昨天就接到孫醫生的電話，教會的張長老已做了安排。我們由一黑臉漢子帶路，來到上村。
依著地勢，如飄帶蔓延的則黑鄉由上中下三個村組成，中村為機關與店舖集中的商業活動在紅土裸露的上村走了幾分鐘，路過若干農家院落和一堵紅牆，進了一個敞開的院落。一對慈眉善目的老人自門裡露面，他們就是我此行的拜訪對象之一，則黑鄉基督教會最德高望重的張應榮長老及老伴李桂芝。
我隨孫醫生上前握手，彼此寒暄，並應邀進屋在冷卻的火塘旁坐下。我環視了一下半明半暗的房間，掏出錄音機，談話於2005年12月30日下午3點30分正式開始。
正文
老 威：隨著時光的流逝，年老的基督徒越來越少……比如九十多歲的袁相忱牧師，前年我在北京拜訪他時，其身體和頭腦的反應都很敏捷，可今年我聽說，他就已經不在了。
張應榮：我也84歲了。
老 威：所以我想聽聽你無所顧忌地講講自己的經歷，同時留下一個見證。
張應榮：嘿嘿。我嘛！1922年生，具體的生日曉不得。因為我5歲死了媽媽，爸爸作為中國內地會的長老，全副身心侍奉主，忘了自己兒子是哪一天生。我讀過三年小學，從小就跟父母信主，但是懵懂的；一直到16歲那年，有兩個外國牧師來到祿勸縣撒老烏傳道，我參加了一個禮拜的聖經會，又和許多人一起參加了三個禮拜的聖經班，才受了感動，在聖靈前承認自己的過失並決定將此生奉獻。接著，由撒老烏教會推薦，我去武定縣滔谷鄉入六族靈會（即由黑彝、白彝、干彝、黎族、傣族、漢族信徒聚合而成的初級聖經班），苦學了三個年頭。
老 威：來則黑的途中，我們曾路過撒老烏。隔著一大片溝壑，我們望見山腳下的兩、三塊白色屋頂，在周圍土屋構成的村落中顯得格外醒目。孫醫生指著窗外說，那就是由兩個西方人創辦的西南神學院，大半個世紀前，他們病死並埋骨於此，至今還留有殘碑。
張應榮：他們是夫婦，一個是澳大利亞人，那時五十多歲，中文名字叫張爾昌；師母是加拿大人，我已記不起名字了。西南神學院的創辦人還有英國的鄭開元牧師，他原來在四川那邊辦學，抗日戰爭開始，就來到雲南這邊的祿豐，聯合籌辦了西南神學院。半學期後，校址由祿豐遷到撒老烏。自六族靈會畢業不久，我又成為神學院的首期學生，在此修完了三年正規學業，假期中還跟傳道人四處跑，逐漸積累了一些經驗，為出校門後就任專職傳道人打下了基礎。
老 威：當時坐汽車嗎？
張應榮：這兒是各個民族雜居之地，在全中國範圍內都算偏遠落後，修公路搞開發也就近些年的事。當時的交通工具是馬、騾子，還有人腿，馱著東西，從昆明走攏則黑要一、二十天，再往裡去，過一條金沙江，就是四川的大小涼山了。
本來經過禱告，我已決定自己的奉獻方向就在雲南境內，可在我即將畢業之際，神學院接到一位傳教士從四川昭覺縣發來的求援信。對方是醫生，來自英國倫敦，正在當地籌辦醫院。由於大涼山是彝族腹地，語言和風俗又不同於漢族，因此僅僅懂一點漢話的西方人所遭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
於是神學院派我和另一名黑彝族畢業生去昭覺，在醫院服務十個月，當翻譯，還教英國醫生彝語。完成任務回到雲南這邊時，已經是1950年耶誕節了。
老 威：此時全國已解放，你還能繼續傳福音？
張應榮：1949年耶誕節前後，雲南就全境解放了，可四川大小涼山直到1950年春天還在國民黨手中。我是基督徒，不管天下由誰統治，福音肯定要傳的。1950年底，共產黨忙著更換基層政權，還沒功夫操心宗教的事。還有清匪反霸、減租
退押，再接著是土地改革，我也滿30歲了。
老 威：還沒成家？
張應榮：我30歲才定親、結婚，跟著，家裡就被劃為地主。
老 威：你家在當地算大戶？
張應榮：我家五哥弟，兩姐妹，我是老二。我的大哥當過鄉長，但家裡的財產和土地卻很少。我本人更窮了，在土改以前，都一直在神學院住著。
老 威：那麼劃你地主的依據是什麼？
張應榮：第一，本地信主的人很少，而我們又是子承父業的基督教家庭；第二，1949年雲南都解放了，我還被神學院派到國民黨統治的四川彝區，除了充當「帝國主義走狗」，到底還幹了什麼？歷史不清；第三，我大哥當過偽鄉長，株連了整個家庭。
老 威：請講一下你所經歷的土改。
張應榮：清匪反霸期間我還住在西南神學院，階級成分定了，我就被弄回則黑，和幾十個鄉里的地富分子一起，集中關押在則黑小學內。群眾大會開了若干回，重點是沒收土地財產，以及罰款。在沒有對地主和富農動武之前，一些人還在夜半三更偷偷埋點吃的穿的，打算避過風頭再挖出來。可沒想到運動越來越激烈，群眾的眼睛也雪亮，藏得再深，也會被搜到，那就罪加一等了。信主的人，講究個誠實，罰款，沒錢；財產，沒有。他們搜來搜去，掘地三尺，仍搾不出幾滴油水，一怒之下，把我丟在神學院的行李都拿去了。
老 威：你的行李很值錢吧？
張應榮：就一床鋪蓋，連被面也沒有。他們氣壞了，連罵我不老實，天下哪有這麼窮的地主？開過鬥爭會，叫我跪在地上，三天三夜不准起身，民兵捏著大棍子在旁邊盯著，瞌睡了要挨打，伸懶腰要挨打，就是動一動膝蓋也挨打。
老 威：在牢房裡嗎？
張應榮：在露天。膝下鋪著敲碎的磚頭、瓦片，天像漏了似的，一直下雨，夜裡還一個接一個的悶雷，震得房樑與瓦片嘎嘎的抖。雨澆在身上，開始還冷，過後就麻木了，因為水已經淹沒了我的大腿根。膝蓋和頭上、腰上的血淌得多了，把水都染透了。我嘴裡反覆唸叨著：神啊，神啊……
老 威：你能熬過來，也算神蹟了。
張應榮：當時，雨裡跪了一大片，幾十個地富分子，喊爹叫娘的，被貧下中農逼著，各交代各的問題。我的問題主要是1949年至1950年在四川境內，受神學院指派，與外國人接觸過，與解放軍接觸過，與國民黨軍隊也接觸過，到底出於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後來這些國民黨軍官，有的被捕了，勞改了；有的從昭覺縣去了西昌，去了臺灣—自土改到1979年鄧小平出山，政府來人宣佈為我揭地主帽子以前，我寫了幾百份《坦白書》，反省那些越反省越不清的「歷史問題」。
李桂芝插話：他叫抓去好多天，我在撒老烏的家裡，把眼睛都哭穿了。有人悄悄帶信來，說你家那個人可能不行了。我一急，就往則黑趕。天不見亮，一路稀泥巴，我披一件蓑衣，懷裡揣了一包煮熟的洋芋，緊趕慢趕，不知摔了多少筋斗，才在天黑透時到了則黑。看見他跪在雨裡面，樣子像個鬼，我蹲在眼前，他也認不出，不是認不出，是魂還沒回到肉殼內。我喊了他幾聲，他總算嗯了一聲，我摸出洋芋餵他，民兵就吆喝著，一棒敲過來。洋芋掉進水裡。可憐啊！他被整了三天三夜，啥東西都不准吃。
老 威：撒老烏離則黑有多遠？
李桂芝：九十里，我連夜打來回，要走一百八十里。
老 威：我們從撒營盤坐車過來，好像走了三、四個小時。
李桂芝：眼下在修路嘛！當時我們都抄小路，要近得多。我去那地獄裡探了一趟，啥忙也幫不上，只好邊哭邊往回趕。攏家時，腳都走瘸了。房子周圍有貧雇農監視著，我一天到晚躲在屋裡，再不敢出門。
老 威：後來呢？
李桂芝：運動快完了，他就回家了。
老 威：被民兵送回來的？
李桂芝：一點一點爬回家的。那次我整夜沒睡著，雞叫最後一遍了，天也濛濛亮了，我恍惚感覺到房外有哎喲哎喲的呻喚，就起身去看。一打開門，卻見腳下有個渾身磨得稀爛的東西在伸手扯我的褲腿。我趕緊彎腰相認，可憐啊！蒙神的照看，一個快被整散架的僕人才能爬九十里山路回家。他已經動彈不了，最後連呻喚的勁兒也沒有了。我把他抱進屋，在他身子下墊了一張羊皮，羊皮下又墊了一堆草。就這樣緩了一會兒，民兵又來押他去開則黑全鄉的公審大會。他動不了，人家就用木板子抬他去，再罵裝死狗也沒用，他就躺在臺子下面挨鬥，還不准閉眼睛。
張應榮：四周有三、四千人，圍得跟鐵桶似的；我的身體卻如一塊生鐵，哪個部位都不能動，扭脖子也要出一頭虛汗。那天被公審的有十幾個人，除了我，全部五花大綁，插黑牌子。我大哥就立在我旁邊，彎腰九十度，還有兩個民兵將他的手臂朝上抬，文革中把這叫「坐噴氣式飛機」。
我躺在地下往上看，下了很久的雨終於停了，耳邊還能隱約感覺到小河的水淌。太陽從漸漸散開的烏雲中露出臉，天太藍了，怎麼會有這麼藍的天呢？而在太陽和藍天之下，人們彼此仇恨，被劃為貧雇農的大多數人要把另一些地富分子踩在腳底。難道這就是「解放」？難道在「解放」以前，人們沒有在同一個太陽下，同一個村子裡，蒙上帝的恩寵，和諧地生存了許多年？
「階級敵人」已經被打變形，每張人臉都是腫的，腦袋被石塊、棍棒揍得坑坑窪窪，口水和糞便在上面乾了，起殼了。但是還不夠，還要判刑，槍斃人。就在這次會上，撒營盤和則黑的區長、鄉長、大地主都叫槍斃了；他們的兒子也判了十幾二十年的刑，有的瘋了，有的出獄沒幾天就死了。
我與政治沒啥關係，也說不上「剝削」了誰，因此苟活了下來。可從此落下了風濕病根，終身殘疾。
老 威：你沒判刑吧？
張應榮：當時沒判刑，只是作為四類分子，交群眾監督改造，更不准傳福音。但是到了1958年，形勢一緊張，我就去勞改了。
前奏
2005年12月30日上午8點多，我和已習慣走村串鄉的孫醫生在垃圾四溢的滇北小鎮團街登上了從祿勸縣至則黑鄉的長途中巴。薄霧漸漸散盡，窗外鬱鬱蔥蔥，令人精神為之一爽。車內一小半座位都空著，由於坐得寬敞，我和孫醫生都袖著手閒聊起來。閒聊間路和風景已拋在身後。不過我還是注意到基督教堂在這兒分佈很密，大約都是鄉下人自籌自辦，所以外觀看上去比較簡陋，只是把土牆刷了一層白。可是那醒目的大紅十字卻不斷聳立在所有的屋頂之上，清山綠水間，給人一種已改朝換代的錯覺。
下午2點21分，車抵達則黑，這是一個山區小鎮，街兩旁低矮的房屋破舊晦暗，除了停息在街邊的幾輛貨車與拖拉機，再沒什麼現代化氣息。馬和騾子三五成群地拴在街上，沿途都是畜糞，居民們從屋簷下打量著兩個外來人。從正街拐往一個斜坡，再一直爬到底，就是則黑鄉最高的建築物—五層樓的白色的基督教堂了—那藍天下的大紅十字架比稍遠一些的政府部門的五星紅旗醒目許多。
基督教堂底層有兩、三間舖面，孫醫生拾階而上，進了其中一家「康民藥店」。接待者是個中年漢子，他為我們泡茶，並說昨天就接到孫醫生的電話，教會的張長老已做了安排。我們由一黑臉漢子帶路，來到上村。
依著地勢，如飄帶蔓延的則黑鄉由上中下三個村組成，中村為機關與店舖集中的商業活動在紅土裸露的上村走了幾分鐘，路過若干農家院落和一堵紅牆，進了一個敞開的院落。一對慈眉善目的老人自門裡露面，他們就是我此行的拜訪對象之一，則黑鄉基督教會最德高望重的張應榮長老及老伴李桂芝。
我隨孫醫生上前握手，彼此寒暄，並應邀進屋在冷卻的火塘旁坐下。我環視了一下半明半暗的房間，掏出錄音機，談話於2005年12月30日下午3點30分正式開始。
正文
老 威：隨著時光的流逝，年老的基督徒越來越少……比如九十多歲的袁相忱牧師，前年我在北京拜訪他時，其身體和頭腦的反應都很敏捷，可今年我聽說，他就已經不在了。
張應榮：我也84歲了。
老 威：所以我想聽聽你無所顧忌地講講自己的經歷，同時留下一個見證。
張應榮：嘿嘿。我嘛！1922年生，具體的生日曉不得。因為我5歲死了媽媽，爸爸作為中國內地會的長老，全副身心侍奉主，忘了自己兒子是哪一天生。我讀過三年小學，從小就跟父母信主，但是懵懂的；一直到16歲那年，有兩個外國牧師來到祿勸縣撒老烏傳道，我參加了一個禮拜的聖經會，又和許多人一起參加了三個禮拜的聖經班，才受了感動，在聖靈前承認自己的過失並決定將此生奉獻。接著，由撒老烏教會推薦，我去武定縣滔谷鄉入六族靈會（即由黑彝、白彝、干彝、黎族、傣族、漢族信徒聚合而成的初級聖經班），苦學了三個年頭。
老 威：來則黑的途中，我們曾路過撒老烏。隔著一大片溝壑，我們望見山腳下的兩、三塊白色屋頂，在周圍土屋構成的村落中顯得格外醒目。孫醫生指著窗外說，那就是由兩個西方人創辦的西南神學院，大半個世紀前，他們病死並埋骨於此，至今還留有殘碑。
張應榮：他們是夫婦，一個是澳大利亞人，那時五十多歲，中文名字叫張爾昌；師母是加拿大人，我已記不起名字了。西南神學院的創辦人還有英國的鄭開元牧師，他原來在四川那邊辦學，抗日戰爭開始，就來到雲南這邊的祿豐，聯合籌辦了西南神學院。半學期後，校址由祿豐遷到撒老烏。自六族靈會畢業不久，我又成為神學院的首期學生，在此修完了三年正規學業，假期中還跟傳道人四處跑，逐漸積累了一些經驗，為出校門後就任專職傳道人打下了基礎。
老 威：當時坐汽車嗎？
張應榮：這兒是各個民族雜居之地，在全中國範圍內都算偏遠落後，修公路搞開發也就近些年的事。當時的交通工具是馬、騾子，還有人腿，馱著東西，從昆明走攏則黑要一、二十天，再往裡去，過一條金沙江，就是四川的大小涼山了。
本來經過禱告，我已決定自己的奉獻方向就在雲南境內，可在我即將畢業之際，神學院接到一位傳教士從四川昭覺縣發來的求援信。對方是醫生，來自英國倫敦，正在當地籌辦醫院。由於大涼山是彝族腹地，語言和風俗又不同於漢族，因此僅僅懂一點漢話的西方人所遭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
於是神學院派我和另一名黑彝族畢業生去昭覺，在醫院服務十個月，當翻譯，還教英國醫生彝語。完成任務回到雲南這邊時，已經是1950年耶誕節了。
老 威：此時全國已解放，你還能繼續傳福音？
張應榮：1949年耶誕節前後，雲南就全境解放了，可四川大小涼山直到1950年春天還在國民黨手中。我是基督徒，不管天下由誰統治，福音肯定要傳的。1950年底，共產黨忙著更換基層政權，還沒功夫操心宗教的事。還有清匪反霸、減租
退押，再接著是土地改革，我也滿30歲了。
老 威：還沒成家？
張應榮：我30歲才定親、結婚，跟著，家裡就被劃為地主。
老 威：你家在當地算大戶？
張應榮：我家五哥弟，兩姐妹，我是老二。我的大哥當過鄉長，但家裡的財產和土地卻很少。我本人更窮了，在土改以前，都一直在神學院住著。
老 威：那麼劃你地主的依據是什麼？
張應榮：第一，本地信主的人很少，而我們又是子承父業的基督教家庭；第二，1949年雲南都解放了，我還被神學院派到國民黨統治的四川彝區，除了充當「帝國主義走狗」，到底還幹了什麼？歷史不清；第三，我大哥當過偽鄉長，株連了整個家庭。
老 威：請講一下你所經歷的土改。
張應榮：清匪反霸期間我還住在西南神學院，階級成分定了，我就被弄回則黑，和幾十個鄉里的地富分子一起，集中關押在則黑小學內。群眾大會開了若干回，重點是沒收土地財產，以及罰款。在沒有對地主和富農動武之前，一些人還在夜半三更偷偷埋點吃的穿的，打算避過風頭再挖出來。可沒想到運動越來越激烈，群眾的眼睛也雪亮，藏得再深，也會被搜到，那就罪加一等了。信主的人，講究個誠實，罰款，沒錢；財產，沒有。他們搜來搜去，掘地三尺，仍搾不出幾滴油水，一怒之下，把我丟在神學院的行李都拿去了。
老 威：你的行李很值錢吧？
張應榮：就一床鋪蓋，連被面也沒有。他們氣壞了，連罵我不老實，天下哪有這麼窮的地主？開過鬥爭會，叫我跪在地上，三天三夜不准起身，民兵捏著大棍子在旁邊盯著，瞌睡了要挨打，伸懶腰要挨打，就是動一動膝蓋也挨打。
老 威：在牢房裡嗎？
張應榮：在露天。膝下鋪著敲碎的磚頭、瓦片，天像漏了似的，一直下雨，夜裡還一個接一個的悶雷，震得房樑與瓦片嘎嘎的抖。雨澆在身上，開始還冷，過後就麻木了，因為水已經淹沒了我的大腿根。膝蓋和頭上、腰上的血淌得多了，把水都染透了。我嘴裡反覆唸叨著：神啊，神啊……
老 威：你能熬過來，也算神蹟了。
張應榮：當時，雨裡跪了一大片，幾十個地富分子，喊爹叫娘的，被貧下中農逼著，各交代各的問題。我的問題主要是1949年至1950年在四川境內，受神學院指派，與外國人接觸過，與解放軍接觸過，與國民黨軍隊也接觸過，到底出於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後來這些國民黨軍官，有的被捕了，勞改了；有的從昭覺縣去了西昌，去了臺灣—自土改到1979年鄧小平出山，政府來人宣佈為我揭地主帽子以前，我寫了幾百份《坦白書》，反省那些越反省越不清的「歷史問題」。
李桂芝插話：他叫抓去好多天，我在撒老烏的家裡，把眼睛都哭穿了。有人悄悄帶信來，說你家那個人可能不行了。我一急，就往則黑趕。天不見亮，一路稀泥巴，我披一件蓑衣，懷裡揣了一包煮熟的洋芋，緊趕慢趕，不知摔了多少筋斗，才在天黑透時到了則黑。看見他跪在雨裡面，樣子像個鬼，我蹲在眼前，他也認不出，不是認不出，是魂還沒回到肉殼內。我喊了他幾聲，他總算嗯了一聲，我摸出洋芋餵他，民兵就吆喝著，一棒敲過來。洋芋掉進水裡。可憐啊！他被整了三天三夜，啥東西都不准吃。
老 威：撒老烏離則黑有多遠？
李桂芝：九十里，我連夜打來回，要走一百八十里。
老 威：我們從撒營盤坐車過來，好像走了三、四個小時。
李桂芝：眼下在修路嘛！當時我們都抄小路，要近得多。我去那地獄裡探了一趟，啥忙也幫不上，只好邊哭邊往回趕。攏家時，腳都走瘸了。房子周圍有貧雇農監視著，我一天到晚躲在屋裡，再不敢出門。
老 威：後來呢？
李桂芝：運動快完了，他就回家了。
老 威：被民兵送回來的？
李桂芝：一點一點爬回家的。那次我整夜沒睡著，雞叫最後一遍了，天也濛濛亮了，我恍惚感覺到房外有哎喲哎喲的呻喚，就起身去看。一打開門，卻見腳下有個渾身磨得稀爛的東西在伸手扯我的褲腿。我趕緊彎腰相認，可憐啊！蒙神的照看，一個快被整散架的僕人才能爬九十里山路回家。他已經動彈不了，最後連呻喚的勁兒也沒有了。我把他抱進屋，在他身子下墊了一張羊皮，羊皮下又墊了一堆草。就這樣緩了一會兒，民兵又來押他去開則黑全鄉的公審大會。他動不了，人家就用木板子抬他去，再罵裝死狗也沒用，他就躺在臺子下面挨鬥，還不准閉眼睛。
張應榮：四周有三、四千人，圍得跟鐵桶似的；我的身體卻如一塊生鐵，哪個部位都不能動，扭脖子也要出一頭虛汗。那天被公審的有十幾個人，除了我，全部五花大綁，插黑牌子。我大哥就立在我旁邊，彎腰九十度，還有兩個民兵將他的手臂朝上抬，文革中把這叫「坐噴氣式飛機」。
我躺在地下往上看，下了很久的雨終於停了，耳邊還能隱約感覺到小河的水淌。太陽從漸漸散開的烏雲中露出臉，天太藍了，怎麼會有這麼藍的天呢？而在太陽和藍天之下，人們彼此仇恨，被劃為貧雇農的大多數人要把另一些地富分子踩在腳底。難道這就是「解放」？難道在「解放」以前，人們沒有在同一個太陽下，同一個村子裡，蒙上帝的恩寵，和諧地生存了許多年？
「階級敵人」已經被打變形，每張人臉都是腫的，腦袋被石塊、棍棒揍得坑坑窪窪，口水和糞便在上面乾了，起殼了。但是還不夠，還要判刑，槍斃人。就在這次會上，撒營盤和則黑的區長、鄉長、大地主都叫槍斃了；他們的兒子也判了十幾二十年的刑，有的瘋了，有的出獄沒幾天就死了。
我與政治沒啥關係，也說不上「剝削」了誰，因此苟活了下來。可從此落下了風濕病根，終身殘疾。
老 威：你沒判刑吧？
張應榮：當時沒判刑，只是作為四類分子，交群眾監督改造，更不准傳福音。但是到了1958年，形勢一緊張，我就去勞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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