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巫文化人類學：神靈之間：神話圖騰×神鬼與靈×巫術禁忌×心靈感應，由傳說到考古，追尋原巫文化的現象

導言（節錄）

本書試圖以文化人類學關於巫學的理念，研究中國所特有的原始巫術文化的種種現象、特質、功能、價值及其文化哲學，且與宗教、科學、道德、審美與風水等人文諸問題相連結，意在闡析中國巫文化人類學這一學術課題的內在學理機制與人文特性。

德國哲學家康德（Kant）有三大「批判」，為《純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實踐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與《判斷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批判」的意思，如果我們僅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大概可以用八個字來加以概括，便是：澄清前提，劃定場域。科學的學術研究總得有一個前提預設，否則其真正的研究便沒法展開。康德的三大「批判」，依次以「純粹理性」、「實踐理性」與「判斷力」為邏輯預設。在這三大預設中，又以「純粹理性」為原設。三大預設之上，還有一個公設，便是上帝。因此可以說，康德的「批判」，為信仰留下了地盤。所有這一切，都是進入學術研究的一個前提。前提和場域是相輔相成的。

本書以「中國巫文化人類學」為題。其研究的前提究竟是什麼，這是首先要思考的問題。筆者以為，這一預設是「巫性」，或者說是「中國巫性」。巫性介於神性與人性之際，它是文化人類學及其文化哲學意義上的一個主題性範疇。由於學術研究的前提與場域是相輔相成的，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這裡將巫性、中國巫性作為前提，實際也同時規定了本書研究的場域。在這一研究場域中，巫性和中國巫性的人文特質與「史」文化的關係，巫術與宗教、科學、藝術審美和堪輿等的關係，以及中國巫文化的禁忌、思考方式與中國巫術的文化哲學等，都是本書試圖解讀的題中應有之義。

以巫性與中國巫性為研究的前提兼場域的合法性，可以從「人的本質對象化」與「人的本質異化」的關係加以簡析。

馬克思（Marx）《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一書指出，「人的本質對象化」，作為人的本質的積極性實現，總是與人的本質的「異化」即人的本質的消極性實現相關聯的。「異化勞動」導致了勞動方式、過程、成果、工具尤其是作為勞動主體的人的本質的「異化」，使人成為非人。但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與「異化」，並非井水不犯河水，兩者是同時發生、同時發展、同時消亡的，它是關於人的本質的互相結合的兩個方面。「對象化」是人的本質的積極性實現；「異化」是人的本質的消極性實現。正因如此，在「異化勞動」的社會裡，儘管勞動「異化」了人的本質，卻由於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時「對象化」了人的本質，因而能夠創造一定的真善美的事物；在整體上屬於非「異化勞動」的社會裡，由於一定程度上，也還存在著「異化」的社會現象，因而也有假惡醜事物的發生。

由此審視巫性兼中國巫性問題，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巫性與中國巫性的文化本質，是同時「異化」與「對象化」了人的本質。可以概括為：充滿了文化迷信的巫性兼中國巫性，既拜神又降神，既媚神又瀆神。迷信與理智交互，糊塗和清醒兼具，卑下同尊嚴相依，崇拜攜審美偕行，且以前者為主。它是一種畏天與知命、靈力與人力之互相結合與妥協的文化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