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到底：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

推薦序一
陳永興醫師與我/ 李筱峰

我今天可以站在大學的講台上教授台灣歷史，為我們的台灣歷史與文化、為我們台灣下一代的子女，奉獻一點心力，這個機會是陳永興醫師給我的。

我在大學時代因為寫文章批判國民黨的教育而遭勒令退學，卻反而因此結識陳永興，改變了我的一生。

我這一生的第一份工作(《八十年代》雜誌編輯)，是陳永興醫師介紹的。

我會去考研究所，開始走入台灣史研究的領域，也完全是因為陳醫師的鼓勵與催促。

我在研究所念書的時候，陳醫師是(除了家父之外)我唯一的生活資助人。
　　
陳永興醫師是我此生最大的恩人。

或許有人忍不住要問，我與陳醫師到底是何親何故？或者我又是何德何能讓陳永興醫師給我如此大恩大德？其實，陳醫師不是特別要幫助我個人，而是在實踐他 說過的「一個天生熱情的理想主義者 ..傻傻地尋找著相同的傻子」的哲學。永興不只幫助過我，他還幫助過許許多多識與不識的人。其背後的動機，不是基於個人的私利或關係，而是基於以下六個字 —─「台灣情，人類愛」。這六個字是我與永興這樣的「傻子」此生最大的生命動力。

說到我與永興的相遇、相知、相惜、相敬，我忍不住要請讀者朋友們容許我將過去寫過的一篇文章〈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引錄出來。我認為透過我這篇舊作，可以了解陳永興這個人，裨便在閱讀本書之前，做個上路之前的暖身。

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

一九九三年的年底，我用自己的生死，在一場選舉的演講場上發下重語。那場選舉，是陳永興醫師在花蓮縣競選縣長，對手拿不出毛病來攻擊他，就以他是「外 地人」來排斥他。投票的前夕，我以助選員的身分，在花蓮市內的一場政見發表會上，面對著數千名民眾，在介紹陳永興的種種事蹟之後，我情不自禁地慷慨陳詞： 「各位啊，請您們聽清楚，在我的生命中擁有像陳醫師這樣的朋友，我死也甘願了！但是，我還要嚴正告訴各位，這位讓我死也甘願的朋友，如果只因為他沒有在花 蓮土生土長，就遭到花蓮人的排斥，我是死不甘願啊！」我接著說：「台灣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陳永興的故鄉，在台灣的每一個地方，陳醫師都不是外地人，他是選 總統的料子，願意到花蓮地方來服務，那是花蓮的大幸。」我一生中，不曾發下如此重話，即使替阿扁總統助選，也不曾講出這樣生死相許的語句。

那一場選舉，陳永興落敗了，一個從學生時代就推動山地服務的人物，卻在山地縣遭到排斥，我真是死不瞑目！

不過，我仍苟全性命至今。死並不足懼，只是，留著殘存的生命，如果還能夠繼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我何不珍惜？況且，永興講過的一句
話，經常在我的耳邊響起—─「真愛永遠沒有看破的一天。」

在進入廿一世紀的此時，台灣已躋身民主國家之林，然而，在追逐權位的政治界裡，卻充斥著翻雲覆雨、爾虞我詐、圓滑突梯的政客。陳永興彷彿淡出在這群政 客之外。這倒不是他要自我放逐，而是在勾心鬥角的政治環境中，陳永興或許有些難以適應了。雖然還沒有到「黃鐘毀棄」的程度，但是當我看到「瓦釜雷鳴」的政 客們正在揚眉瞬目之際，我就忍不住要替陳永興叫屈。我必須承認我這種心情，是一種憤世嫉俗的知識分子的犬儒心態。因為我實在難以忍受，過去不曾投身民主運 動，甚至專門效忠獨裁政權的人，今天卻在別人奮鬥出來的民主成果之中，怪東罵西，不可一世；相對之下，生投身學生運動、社會運動、民主運動的陳永興，他所 付出的辛酸血淚，彷彿變得廉價而一文不名？

政黨輪替後，有一次，彭明敏教授請我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師友們餐敘，大家談到教育部長的理想人選，都不約而同提到陳永興，彭教授不僅非常有同感，而且用 一句簡潔有力的話形容他 —「陳永興是一個偉大的人物」。自從蔣家政權結束後，好久沒有聽到這樣的形容詞了。這種話如果出自身為永興的好友的我，或許會令人感到肉麻，但是出自長者 彭教授之口，卻讓我感到適切而溫馨。

以前國民黨政權編寫的課本，告訴我們許多「偉人」小時候的故事，例如，偉人小時候在河邊看魚逆游而上，就悟到人生的大道理之類的神話。這種虛妄的神話，沒有發生在陳永興的孩童時代。

自孩童時代起，陳永興就是一個愛哭又心軟的小孩。他沒有看魚的經驗，可是小時候看到街上有出殯的行列經過，他卻會和喪家一樣哭得很傷心；有一次他望著 家裡鳥籠中的兩隻小鳥，覺得他們無自由很可憐，就偷偷打開鳥籠放生，結果討來父母的一陣罵。直到當了醫學院的實習醫師，他仍心軟愛哭，醫院裡有病患病逝， 他也跟著家屬哭泣，指導教授警告他當醫師必須堅強、不許亂哭，他才堅忍下來。有一次我聽伯母這樣敘述陳永興少年時代的事情：「他上了初中之後，父母給他零 用錢，他總是嫌不夠，平常也沒看到他喜歡花錢呀？每天中午帶的便當，他總是要求盡量多裝些飯菜，可是，回家吃晚飯時又餓得不得了的樣子。這引起我們的注 意，經過查訪，才曉得原來他的零用錢都送給家庭窮困的同學了。每天的便當，也固定幫助一位同學，由兩個人分著吃。」

一九六八年，永興已經是高雄醫學院的大一學生。有一天報載高雄地區有個人家，父母俱亡，遺下三名孤苦無助的小孩。永興看到了，按著報載的地址找到這三 名孤兒，最大的男孩小學六年級，依次是四年級、二年級。他們在父母的靈前哭著焚香。永興擁著他們，把帶去的東西和錢給他們，最大的男孩顫聲哭泣。就這樣 子，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這一年之間，陳永興每個傍晚都強迫自己由學校匆匆趕回家，吃飯、洗澡，然後瞞著家人出去當家教，把每個月家教所得的六百元， 加上自己原有的六百元零用錢，拿去幫助那三名孤兒。

進一步，陳永興在學時期又發動高醫的同學，組成醫療服務隊，每星期一到六輪流分派一個小組到高雄市中正路的浸信會私立麻痺兒童育幼院去義務工作。一方 面替麻痺兒童進行物理治療，一方面指導他們的功課，陪著這些父母不管的孩子玩。這種工作歷時三年半，他都瞞著家人，直到有一天，許多小兒麻痺的院童到他家 裡要找「陳老師」，才被家人知道。在麻痺育幼院工作的同時，他也參加高雄「生命線」的義工服務，做了兩年多的義工。

這位醫學院的醫科學生顯然不滿足於僅在都市裡面當義工，一九七三年，已經是高雄醫學院醫科五年級學生的陳永興，糾集了一群在各大學院校就讀的朋友（他 們都曾經於高中時代一起住宿於台南市的一所天主教的學生宿舍 —「百達宿舍」），組成了「百達山地服務團」，利用寒暑假，奉獻出自己的時間、勞力、精神、金錢、愛心與智慧，深入南台灣的山地 —霧台、大武、阿禮、佳暮、去怒和好茶等六個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山地部落，去從事多方面的義務服務工作。工作的內容包括醫療服務、農業指導、學童課業輔 導、青年問題座談、民眾教育、社區調查、家庭訪問、土木測量、工程建築、儲蓄互助講座、烹飪示範。所有的醫藥、書籍、文具、運動器材、衣物，都是由團員自 己辛苦募款籌來的。這個山地服務團每年暑假上山一個月，寒假上山兩週，參與服務團的青年朋友，前後遞傳有數百人。永興曾經編著有《山地服務在霧台》一書加 以介紹。

以唯利是圖的世俗眼光來看，從年少時代起，陳永興真是一個「傻子」、一個「戇人」。但他不在乎世俗的眼光，學生時代他有一篇題為〈狂狷的傻子〉的文 章，曾經深深打動我的心，他這樣說：「我，一個天生熱情的理想主義者，面對著這無可救藥的世界，選擇了做一個無可救藥的傻子，不放棄滿腔的熱血與熱情，滿 腔的關切與期待，我要傻傻地尋找著跟我相同的傻子，也許會有數不盡的人笑我傻，但我不重視他們，我重視的是那些不笑我傻的人，當這些理想的傻子互相發現的 時候，人生是多麼的美妙；而當傻子們集合起來的時候，世界將是多麼的美好。」

我與這個傻子的結合，是我這一生中極大的驕傲，容我記下一筆：一九七一年，我考進政大教育系。當年蔣政權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台灣的處境艱難，蔣家專 制政權依然籠罩台灣。改革救亡的熱望，充斥在每一個關心國是的知識青年身上。當時台灣唯一的一本崇尚民主、提倡革新的刊物《大學雜誌》遂成為關心國是的知 識分子的橋梁。我每個月必讀《大學雜誌》，而且從一位讀者，開始變成一位作者，在《大學雜誌》上面投稿發表有關教育改革的文章。我身為《大學雜誌》的讀者 與作者，對於《大學雜誌》上面的每一個作者的名字，都備感親切，使我有「吾道不孤」的喜悅。我當時便是在這份喜悅中，發現「陳永興」的名字。他當時以一個 醫學院學生的身分，也在《大學雜誌》上面發表了許多文章，例如〈求學時代的社會服務〉、〈人們需要愛〉、〈妓女，誰來關心你們〉、〈大專青年課外活動問題 之探討〉。當時，他人在高雄，我在台北木柵，我只聞其名，而無機會認識他，但心裡想，有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