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梵谷不憂鬱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憂鬱症是藝術和天才的必要條件？沒有憂鬱症，就沒有梵谷的大師之作？書中重新檢視西方文化的憂鬱症根源，從古希臘名醫希波克拉底、亞里斯多德、浪漫主義、梵谷、畢卡索一直到今日關於情感性疾患的個人書寫，以及最新現代醫學、精神病學、心理治療等，大幅修正我們對憂鬱症的理解，同時帶給無數患者一線希望。
隨著新證據的出爐，我們再也不能否定一個明顯的事實──憂鬱症百分之百符合疾病的定義，且堪稱是有史以來最具破壞力的疾病。堪稱全美最知名的精神科醫師彼得．克拉馬認為，憂鬱症其實一點也不英雄壯烈（heroic），它扭曲了我們對於人性的理解。他相信正視憂鬱症將改變我們對自我的認識、我們的藝術品味、愛情觀，乃至我們對美好生活的願景。
誠摰推薦
吳佳璇（台大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精神健康基金會執行長）
陳登義（台中仁愛之家附設靜和醫院院長）
隨著新證據的出爐，我們再也不能否定一個明顯的事實──憂鬱症百分之百符合疾病的定義，且堪稱是有史以來最具破壞力的疾病。堪稱全美最知名的精神科醫師彼得．克拉馬認為，憂鬱症其實一點也不英雄壯烈（heroic），它扭曲了我們對於人性的理解。他相信正視憂鬱症將改變我們對自我的認識、我們的藝術品味、愛情觀，乃至我們對美好生活的願景。
誠摰推薦
吳佳璇（台大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精神健康基金會執行長）
陳登義（台中仁愛之家附設靜和醫院院長）
試閱
【推薦序】百憂解使人庸俗化？
◎陳登義 台中仁愛之家附設靜和醫院院長、資深精神專科醫師
「如果十九世紀有『百憂解』，歷史會重寫嗎？」這個假設性問句，顯然本書的作者是不想回答的。但是，筆者真的很想問，尼采、梵谷、齊克果或者是愛倫．坡，如果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有「百憂解」，你贊成用它來治療他們的憂鬱症嗎？那麼歷史將如何重寫？更好？或更壞？想必世人對此充滿著許多疑問和想像的空間。
相對來說，如果他們得的是梅毒（如尼采、高更）、是結核病（如蕭邦）或是癲癇（如杜斯妥也夫斯基），你不會反對他們馬上用盤尼西林、抗結核病藥或抗癲癇藥來治療他們的疾病，而且希望他們能活得更久、更好，留給後世更偉大的作品吧！難道憂鬱症就不一樣嗎？至少，本書作者的觀點似乎認為憂鬱症也當如此。
一九八七年底，在二十世紀即將結束之前，人類有了「百憂解」（Fluoxetine，商品名Prozac，屬於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簡稱SSRI），而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在台灣更有了「千憂解」（Duloxetine，商品名Cymbalta，屬於更新一代具有血清素和正腎上腺素再攝取的雙重平衡抑制劑，簡稱NSRI），這些都是健保給付用藥，不需要花多少錢你就能治療憂鬱症。如果真的有一天，人類不再有憂鬱症的困擾，不知未來的歷史會怎麼看待？至少相對於十九世紀，那將會是一個缺乏創造力又庸俗不堪的年代嗎？
這真是一個有趣又令人困惑的問題。看來主要的問題癥結很可能在於我們對憂鬱症和憂鬱（現象）的看法不同所致。
十一年前，國內出版了《神奇百憂解》（1995，張老師文化）一書，由於書名實在取得太神奇了，一時間洛陽紙貴、民眾爭相競讀。也或許藍色的風暴正撲天蓋地、席捲而來，透過人們的口耳相傳，加上某些星象學家有關世紀末的星象預言，再加上世界衛生組織也預言憂鬱症將是二十一世紀全球三大人類負擔的疾病之一（另兩大是癌症及愛滋病）。於是人們面對面，不斷地相互詢問：「究竟我們該如何面對世紀末的憂鬱症？或了解各種憂鬱的現象？」尤其在台灣這個蕞爾小島上，不斷攀昇的自殺率，更讓主管精神健康部門的官員們心驚肉跳，也讓市井小民一聽到憂鬱症彷如毒蛇猛獸。
而「百憂解」的出現，就像人類的救星。根據報告「百憂解」在一九八七年底問世後，一九九四年的全球銷售額就已超過十億美金，這是多麼可怕的數字啊！尤其在美國，已經到達一般沒有病的人都拿來濫用的地步。而由「百憂解」所引發的所謂新一代SSRI系列藥物，一個個相繼問世，幾乎完全取代傳統的三環或多環抗憂鬱劑。
不過，當年的《神奇百憂解》一書中，作者曾提出一項頗富爭議的說法──「心理美容（或整型）精神藥物學」（cosmetic psychopharmacology），意指「百憂解」不僅能治療憂鬱症這個疾病，還可以改變人的個性，甚至觸及人們了解自我和改變自我的效用與機轉，換句話說，它可以是一種改變心靈力量的藥物。這簡直是精神醫學界的另一場革命！雖然至今，這樣的說法仍無定論。但至少現在我們可以確信，在某部分有雙極性情感疾患（即一般俗稱躁鬱症）的病人身上，這類新型的抗憂鬱劑反而有可能誘發躁症，筆者當年就曾有過一些慘痛的臨床治療經驗。這倒是服用這類藥物的人絕對不可不注意的事。
如今十一、二年過後，《神奇百憂解》的作者──彼得‧克拉馬(Peter Kramer)再度推出更新的一本著作，書名《如果梵谷不憂鬱》（原著書名為Against Depression）。作者再度以其生花妙筆，把學術界艱澀難懂的最新研究成果用淺顯易懂、親切近人的文字傳達給一般讀者，並援引古今歷史知名人物──包括思想家、作家、畫家、音樂家等等，以及作者個人在臨床執業上所遇到各階層人物及市井小民的實例解說，一一娓娓道來，引人入勝。特別令人注目的是，作者仍堅持一貫的信念──「憂鬱症是一種真正的疾病，至少對重度憂鬱症（Major Depression）而言，它是我們應該盡全力與之對抗的疾病」，而所謂「盡全力」顯然作者特別強調藥物的選擇或所謂醫學模式（即強調生物學層面）的立場。
然而，作者也花了相當心思在人文層面上加以探討，以了解「世人對憂鬱症的觀感」為何（第一章），來和醫學界目前認為「憂鬱症的真相」究竟為何（第二章），加以對照。一般人認為有創造力的天才很少不經歷過嚴重的情緒煎熬與磨難，而作者似乎相信這其實跟憂鬱症是無關的。這兩者所出現科學與價值觀之間的落差，就是作者所欲探討的主題，而這也是近幾年來精神醫學界正大聲疾呼的重要課題。
最後，作者試圖探討未來如何利用基因上加以調整修正、有關壓力荷爾蒙神經傳遞物質的發展，來預防憂鬱症病人形成長期慢性的憂鬱症（第三章）。讓讀者面對未來似乎可以充滿著希望。在此，筆者不禁又想，或許憂鬱症和憂鬱（現象）真的應該把它分開來看。前者是戕害人類的靈魂，而後者有可能是淨化人類的靈魂，兩者之間或許有著某些通道彼此往來，如果醫學（主要是神經科學），或者文學藝術，可以幫我們分清或阻斷這個可能的通道，讓人們保有憂鬱的能力但杜絕憂鬱症的侵襲，那應該是人類之幸！對此，本書有相當精彩的論述，特此推薦以為序。
【推薦序】以憂鬱之名
◎吳佳璇
現任台大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及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執行長，曾任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秘書長
一九八六年，「百憂解」（Prozac）上市，捲起精神醫療史上一波高潮。
那一年的台灣，第一期精神醫療網計畫剛出爐，精神衛生法草案還沒進立法院，為了解決嚴重精神病患者無法接受妥善治療的窘境，避免「螢橋國小潑硫酸事件」之類的悲劇重演，精神醫學與心理衛生學界已殫精竭慮──儘管當年的自殺率仍停在前一波高峰，雖難以數計、但肯定為數更眾的憂鬱症患者，帶著或枯槁或不安的情緒，以及各種身體不適，靜靜地、無助地舔舐自己的傷痛。
不久，百憂解來到台灣。即使一顆要價七、八十元的藥丸在當時所費不貲，仍形成一股風潮：不僅病患及家屬趨之若鶩，連醫師對憂鬱症的治療也更為積極。
《神奇百憂解》（Listening to Prozac）中文版在我醫學院畢業那年出版。但我肯定不是因為神往成為「改變性格的好幫手」而選精神科──當年因讀中譯本引起的不安，記憶猶新：「一個人的性格／存在就這麼『輕易』被改變了？」
這也是過去十一年我在診間常常要回答的問題。提問的多是年輕人，他們在意人的價值與存在，但也正受憂鬱症困擾他們的學習、工作、交友與家庭生活；雖然，他們最後（被我說服）同意，沒有憂鬱日子應該會過得好些，但他們仍質疑（藥物）治療之後，「我再也不是我」。
或許是為了辯證我（還有病人）對憂鬱症的迷思與不安，我在以治療憂鬱症為主的身心病房工作，一待超過七年。多年前，剛完成半年以住院病人照顧為主的訓練時，我對憂鬱症的治療完全失去信心：病房裡老看到重複住院的「熟客」，他們不是說怕吃藥上癮有副作用所以停藥（奇怪，出院前我可都照著教科書上說的跟他們解釋過），就是抱怨不幸的、倒楣的事一直找上門來……「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是我心中阿Q式的註腳──因為我在他們臉上，常同時讀到頑固、不知變通，甚至「自虐」的訊息。
通過專科醫師考試，我有了更多的門診工作，對憂鬱症的認識成為另番風景。那一陣子，流行一本叫做《憂鬱症一定會好》的書，正好是我當時「信念」寫照──我從許多個案身上，看到書上說的風險因子、不良預後因子紛紛失靈；在這同時，我也從雨後春筍的抗鬱藥研發中，看到神經科學光明的前景……還有躊躇的理由嗎？我不但積極參與許多新抗鬱藥的跨國臨床試驗，更為剛出院的憂鬱症病友組了好幾梯次的團體心理治療，不斷加強他們（還有自己）的信念。
與其說「憂鬱症一定會好」，不如說「一定要想盡辦法好起來」。近年來，雖然越來越多人知道「憂鬱症是造成人類失能的三大疾病之一」，但憂鬱症與其治療的面貌非但沒變得清晰，甚至加速扭曲。
第一層扭曲是把豐富的精神（心理）活動化約成機械式的化學變化。醫生和病人的互動變成「給我藥物，其餘免談」，期待血清素（和其他的神經傳導物質）化解所有人間世的無奈與紛擾。
第二層扭曲是不當醫療化（medicalization）。雖然台灣地區憂鬱症患者就醫率仍低，各科醫師正確診斷、處置憂鬱症的能力亟待提升，衛生、醫療、保險體系對憂鬱症及相關疾病防治尚未有長遠的政策與對策，但不當醫療化的現象已常聽聞---教育體系或是其他公部門的不適任員工，想方設法「弄」張憂鬱症診斷，好保住飯碗或退休金。年輕人在學校、軍隊出狀況，學校老師，部隊長官與家長異口同聲：「一定是憂鬱症發作」！基層行政人員不分癡呆、精神分裂，還是輕度的憂鬱失眠，大力鼓勵精神科就診者去爭取「重大傷病」、「身心障礙」、甚至「殘廢津貼」。快速變遷造成社會安全系統瓦解所產生的種種亂象──失業、卡奴、長期照護人力短缺，統統『以憂鬱之名』，湧進精神科，搶食全民健保百分之三不到的精神醫療費用支出。
十一年來，站在精神醫療第一線的我，為了消除自己所想、所見的種種不安，除了臨床工作，也企圖運用公、私部門的資源，嘗試推動資源整合計畫，與精神健康促進活動。雖然深知自己「雞婆」的個性，仍不免有時困惑自己『為何而戰』。有幸應張老師文化之邀，先睹《神奇百憂解》作者彼得‧克拉馬（Peter Kramer）醫師的新作《如果梵谷不憂鬱》（Against Depression）中譯本，這顆「定心丸」來得真的正是時候。
克拉馬從西方文化與藝術的源流中對抑鬱英雄式的推崇娓娓道起，同時對憂鬱、哀傷、孤獨與疏離感等概念進行辯證，重以晚近精神醫學與神經科學研究發現憂鬱症危害腦細胞，破壞身體因應壓力的修復力等證據，奠定全力「對抗憂鬱症」、根除憂鬱症的重要性與正當性。我相信讀者將和我一樣，從閱讀間深刻感受克拉馬醫師在面對憂鬱症患者時，抱持的是一種充分融合人文關照與科學精神，既審慎、又堅定的樂觀態度。
這是我們這個世紀對抗憂鬱症應有的態度。
◎陳登義 台中仁愛之家附設靜和醫院院長、資深精神專科醫師
「如果十九世紀有『百憂解』，歷史會重寫嗎？」這個假設性問句，顯然本書的作者是不想回答的。但是，筆者真的很想問，尼采、梵谷、齊克果或者是愛倫．坡，如果在他們的有生之年有「百憂解」，你贊成用它來治療他們的憂鬱症嗎？那麼歷史將如何重寫？更好？或更壞？想必世人對此充滿著許多疑問和想像的空間。
相對來說，如果他們得的是梅毒（如尼采、高更）、是結核病（如蕭邦）或是癲癇（如杜斯妥也夫斯基），你不會反對他們馬上用盤尼西林、抗結核病藥或抗癲癇藥來治療他們的疾病，而且希望他們能活得更久、更好，留給後世更偉大的作品吧！難道憂鬱症就不一樣嗎？至少，本書作者的觀點似乎認為憂鬱症也當如此。
一九八七年底，在二十世紀即將結束之前，人類有了「百憂解」（Fluoxetine，商品名Prozac，屬於選擇性血清素再攝取抑制劑，簡稱SSRI），而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在台灣更有了「千憂解」（Duloxetine，商品名Cymbalta，屬於更新一代具有血清素和正腎上腺素再攝取的雙重平衡抑制劑，簡稱NSRI），這些都是健保給付用藥，不需要花多少錢你就能治療憂鬱症。如果真的有一天，人類不再有憂鬱症的困擾，不知未來的歷史會怎麼看待？至少相對於十九世紀，那將會是一個缺乏創造力又庸俗不堪的年代嗎？
這真是一個有趣又令人困惑的問題。看來主要的問題癥結很可能在於我們對憂鬱症和憂鬱（現象）的看法不同所致。
十一年前，國內出版了《神奇百憂解》（1995，張老師文化）一書，由於書名實在取得太神奇了，一時間洛陽紙貴、民眾爭相競讀。也或許藍色的風暴正撲天蓋地、席捲而來，透過人們的口耳相傳，加上某些星象學家有關世紀末的星象預言，再加上世界衛生組織也預言憂鬱症將是二十一世紀全球三大人類負擔的疾病之一（另兩大是癌症及愛滋病）。於是人們面對面，不斷地相互詢問：「究竟我們該如何面對世紀末的憂鬱症？或了解各種憂鬱的現象？」尤其在台灣這個蕞爾小島上，不斷攀昇的自殺率，更讓主管精神健康部門的官員們心驚肉跳，也讓市井小民一聽到憂鬱症彷如毒蛇猛獸。
而「百憂解」的出現，就像人類的救星。根據報告「百憂解」在一九八七年底問世後，一九九四年的全球銷售額就已超過十億美金，這是多麼可怕的數字啊！尤其在美國，已經到達一般沒有病的人都拿來濫用的地步。而由「百憂解」所引發的所謂新一代SSRI系列藥物，一個個相繼問世，幾乎完全取代傳統的三環或多環抗憂鬱劑。
不過，當年的《神奇百憂解》一書中，作者曾提出一項頗富爭議的說法──「心理美容（或整型）精神藥物學」（cosmetic psychopharmacology），意指「百憂解」不僅能治療憂鬱症這個疾病，還可以改變人的個性，甚至觸及人們了解自我和改變自我的效用與機轉，換句話說，它可以是一種改變心靈力量的藥物。這簡直是精神醫學界的另一場革命！雖然至今，這樣的說法仍無定論。但至少現在我們可以確信，在某部分有雙極性情感疾患（即一般俗稱躁鬱症）的病人身上，這類新型的抗憂鬱劑反而有可能誘發躁症，筆者當年就曾有過一些慘痛的臨床治療經驗。這倒是服用這類藥物的人絕對不可不注意的事。
如今十一、二年過後，《神奇百憂解》的作者──彼得‧克拉馬(Peter Kramer)再度推出更新的一本著作，書名《如果梵谷不憂鬱》（原著書名為Against Depression）。作者再度以其生花妙筆，把學術界艱澀難懂的最新研究成果用淺顯易懂、親切近人的文字傳達給一般讀者，並援引古今歷史知名人物──包括思想家、作家、畫家、音樂家等等，以及作者個人在臨床執業上所遇到各階層人物及市井小民的實例解說，一一娓娓道來，引人入勝。特別令人注目的是，作者仍堅持一貫的信念──「憂鬱症是一種真正的疾病，至少對重度憂鬱症（Major Depression）而言，它是我們應該盡全力與之對抗的疾病」，而所謂「盡全力」顯然作者特別強調藥物的選擇或所謂醫學模式（即強調生物學層面）的立場。
然而，作者也花了相當心思在人文層面上加以探討，以了解「世人對憂鬱症的觀感」為何（第一章），來和醫學界目前認為「憂鬱症的真相」究竟為何（第二章），加以對照。一般人認為有創造力的天才很少不經歷過嚴重的情緒煎熬與磨難，而作者似乎相信這其實跟憂鬱症是無關的。這兩者所出現科學與價值觀之間的落差，就是作者所欲探討的主題，而這也是近幾年來精神醫學界正大聲疾呼的重要課題。
最後，作者試圖探討未來如何利用基因上加以調整修正、有關壓力荷爾蒙神經傳遞物質的發展，來預防憂鬱症病人形成長期慢性的憂鬱症（第三章）。讓讀者面對未來似乎可以充滿著希望。在此，筆者不禁又想，或許憂鬱症和憂鬱（現象）真的應該把它分開來看。前者是戕害人類的靈魂，而後者有可能是淨化人類的靈魂，兩者之間或許有著某些通道彼此往來，如果醫學（主要是神經科學），或者文學藝術，可以幫我們分清或阻斷這個可能的通道，讓人們保有憂鬱的能力但杜絕憂鬱症的侵襲，那應該是人類之幸！對此，本書有相當精彩的論述，特此推薦以為序。
【推薦序】以憂鬱之名
◎吳佳璇
現任台大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及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執行長，曾任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秘書長
一九八六年，「百憂解」（Prozac）上市，捲起精神醫療史上一波高潮。
那一年的台灣，第一期精神醫療網計畫剛出爐，精神衛生法草案還沒進立法院，為了解決嚴重精神病患者無法接受妥善治療的窘境，避免「螢橋國小潑硫酸事件」之類的悲劇重演，精神醫學與心理衛生學界已殫精竭慮──儘管當年的自殺率仍停在前一波高峰，雖難以數計、但肯定為數更眾的憂鬱症患者，帶著或枯槁或不安的情緒，以及各種身體不適，靜靜地、無助地舔舐自己的傷痛。
不久，百憂解來到台灣。即使一顆要價七、八十元的藥丸在當時所費不貲，仍形成一股風潮：不僅病患及家屬趨之若鶩，連醫師對憂鬱症的治療也更為積極。
《神奇百憂解》（Listening to Prozac）中文版在我醫學院畢業那年出版。但我肯定不是因為神往成為「改變性格的好幫手」而選精神科──當年因讀中譯本引起的不安，記憶猶新：「一個人的性格／存在就這麼『輕易』被改變了？」
這也是過去十一年我在診間常常要回答的問題。提問的多是年輕人，他們在意人的價值與存在，但也正受憂鬱症困擾他們的學習、工作、交友與家庭生活；雖然，他們最後（被我說服）同意，沒有憂鬱日子應該會過得好些，但他們仍質疑（藥物）治療之後，「我再也不是我」。
或許是為了辯證我（還有病人）對憂鬱症的迷思與不安，我在以治療憂鬱症為主的身心病房工作，一待超過七年。多年前，剛完成半年以住院病人照顧為主的訓練時，我對憂鬱症的治療完全失去信心：病房裡老看到重複住院的「熟客」，他們不是說怕吃藥上癮有副作用所以停藥（奇怪，出院前我可都照著教科書上說的跟他們解釋過），就是抱怨不幸的、倒楣的事一直找上門來……「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是我心中阿Q式的註腳──因為我在他們臉上，常同時讀到頑固、不知變通，甚至「自虐」的訊息。
通過專科醫師考試，我有了更多的門診工作，對憂鬱症的認識成為另番風景。那一陣子，流行一本叫做《憂鬱症一定會好》的書，正好是我當時「信念」寫照──我從許多個案身上，看到書上說的風險因子、不良預後因子紛紛失靈；在這同時，我也從雨後春筍的抗鬱藥研發中，看到神經科學光明的前景……還有躊躇的理由嗎？我不但積極參與許多新抗鬱藥的跨國臨床試驗，更為剛出院的憂鬱症病友組了好幾梯次的團體心理治療，不斷加強他們（還有自己）的信念。
與其說「憂鬱症一定會好」，不如說「一定要想盡辦法好起來」。近年來，雖然越來越多人知道「憂鬱症是造成人類失能的三大疾病之一」，但憂鬱症與其治療的面貌非但沒變得清晰，甚至加速扭曲。
第一層扭曲是把豐富的精神（心理）活動化約成機械式的化學變化。醫生和病人的互動變成「給我藥物，其餘免談」，期待血清素（和其他的神經傳導物質）化解所有人間世的無奈與紛擾。
第二層扭曲是不當醫療化（medicalization）。雖然台灣地區憂鬱症患者就醫率仍低，各科醫師正確診斷、處置憂鬱症的能力亟待提升，衛生、醫療、保險體系對憂鬱症及相關疾病防治尚未有長遠的政策與對策，但不當醫療化的現象已常聽聞---教育體系或是其他公部門的不適任員工，想方設法「弄」張憂鬱症診斷，好保住飯碗或退休金。年輕人在學校、軍隊出狀況，學校老師，部隊長官與家長異口同聲：「一定是憂鬱症發作」！基層行政人員不分癡呆、精神分裂，還是輕度的憂鬱失眠，大力鼓勵精神科就診者去爭取「重大傷病」、「身心障礙」、甚至「殘廢津貼」。快速變遷造成社會安全系統瓦解所產生的種種亂象──失業、卡奴、長期照護人力短缺，統統『以憂鬱之名』，湧進精神科，搶食全民健保百分之三不到的精神醫療費用支出。
十一年來，站在精神醫療第一線的我，為了消除自己所想、所見的種種不安，除了臨床工作，也企圖運用公、私部門的資源，嘗試推動資源整合計畫，與精神健康促進活動。雖然深知自己「雞婆」的個性，仍不免有時困惑自己『為何而戰』。有幸應張老師文化之邀，先睹《神奇百憂解》作者彼得‧克拉馬（Peter Kramer）醫師的新作《如果梵谷不憂鬱》（Against Depression）中譯本，這顆「定心丸」來得真的正是時候。
克拉馬從西方文化與藝術的源流中對抑鬱英雄式的推崇娓娓道起，同時對憂鬱、哀傷、孤獨與疏離感等概念進行辯證，重以晚近精神醫學與神經科學研究發現憂鬱症危害腦細胞，破壞身體因應壓力的修復力等證據，奠定全力「對抗憂鬱症」、根除憂鬱症的重要性與正當性。我相信讀者將和我一樣，從閱讀間深刻感受克拉馬醫師在面對憂鬱症患者時，抱持的是一種充分融合人文關照與科學精神，既審慎、又堅定的樂觀態度。
這是我們這個世紀對抗憂鬱症應有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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