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風之島：我與樂生的二十年羈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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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為了公共衛生」、「為了社會公益」──
樂生院民們先是被迫離家，又被迫離院
時間逐漸鬆動身軀的螺絲，疾病啃噬四肢
他們卻未曾動搖，那顆守護「家」的心

✦2025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入圍✦
✦2025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台灣競賽獎銀獎✦
✦2025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最佳紀錄片、最佳剪輯✦

大風，是古代文獻記載「漢生病」的名稱之一。
1930年，日本政府將本土的癩病防治政策擴及殖民地台灣，建立樂生療養院，強制收容並終身隔離漢生病患者。政策延續至戰後，樂生院在與外界的長期隔絕下，逐漸成了一座孤獨的「大風之島」。
1994年，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將樂生療養院選為捷運新莊線機廠預定地，陸續拆除樂生院建築，並要求院民遷入未臻完備的新醫療大樓。許多院民被要求離開幾乎居住一輩子的家，這也開啟了後續漫長的反迫遷抗爭運動……。
導演許雅婷跨越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完成紀錄片《大風之島》，不僅呈現樂生療養院拆遷的抗議行動歷程，也留下了院民阿公阿媽們的身影，記錄他們如何驅動殘弱的身體、展現堅定的意志，面對巨大的政治角力，以及疾病、歷史和政治的殘餘。
　　本書收錄許雅婷二十年間在鏡頭外的種種思考，從最初的投入，暫離，到後續決定回歸紀錄，她將那些無法在影像中呈現的掙扎、反思、淚水，以及對樂生院裡阿公阿媽們深深的情感與思念，化為真摯坦然的回顧與追索，帶領讀者重回樂生療養院的始末，聆聽那些未能被仔細聽見的真實話語和生命回音。

【真摯推薦】
王增勇｜政大社工所教授
房慧真｜作家
拍謝少年｜知名樂團
胡慕情｜記者
徐世榮｜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兼任特聘教授
黃 玠｜創作歌手
黃信堯｜金馬導演
農村武裝青年｜知名樂團
鴻 鴻｜詩人、導演
顧玉玲｜北藝大文跨所副教授
（※按姓名筆劃排序）

作者

作者／許雅婷
台灣導演，芝加哥藝術學院碩士。耗時二十年拍攝紀錄長片《大風之島》，深刻連結樂生療養院議題，獲2025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及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創作以敘事見長，橫跨劇情、紀錄片與實驗電影，並以剪輯、後期統籌等專業技能投入影視產業。

作者／張馨文
青年樂生聯盟發起人之一，印度班加羅爾社會與文化研究中心文化研究博士、德里安貝卡大學心理學博士，目前是拉岡取向精神分析師。與丁乃非、劉人鵬、黃詠光編有《罔兩問景II：中間物》一書。

作者／黃詠光
青年樂生聯盟成員。曾向樂生請了長假，西游印度求學。樂生運動亦改變人生求學與思想的路徑，畢業於台大城鄉所碩士班後，赴印度班加羅爾文化與社會研究中心攻讀文化研究，於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人文與社會科學系文學與哲學組完成博士學位。現為中研院文哲所博士後研究人員。與丁乃非、劉人鵬、張馨文編有《罔兩問景II：中間物》一書。

目錄

前 言
第一章：路
第二章：通往無處的斷頭橋
第三章：蓬萊舍的民主課
第四章：迷霧裡的攝影機
第五章：我與樂青
第六章：告別，是為了留下來
終 章：因為有你，我才是我
後 記：還好當初沒有放棄
附 錄：導演與日本剪輯師的跨國對談

試閱

前言

對我而言，「樂生」之所以是「大風之島」，背後藏著多重深刻的意涵。
　　「大風」，是古代文獻對漢生病的名稱之一。在中醫的「六氣致病論」中，「風」是自然氣候變化的表現，有利萬物生長，也是導致疾病的因素。這個古老的疾病，在近代以「痲瘋」、「癩病」之名為世人所知，且隨著字義加深了對疾病的污名與歧視。然而，「風」的意象卻在我心中留下了印記。在經歷漫長的樂生保留運動後，這個字更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風」是指那些關於迫遷、政治角力與強權壓迫的無形力量，如強風吹過土地，摧毀了這片寧靜的家園。但這裡不只有強風，也有沁人的柔風──院民長年以此為家，互相扶持照顧，如微風吹拂；而後與年輕的組織工作者們，那跨越疾病、年齡的深刻情誼，也像嚴寒中的一縷暖風，溫柔地撫慰著彼此。
「島」，則源自於它的隔絕意涵。樂生院位於新莊與桃園交界的山坡上，是台灣唯一的公立漢生病療養醫院。一九三〇年，日本政府將本土的癩病防治政策延續至殖民地台灣，與日本長島愛生園同年成立，對患者執行強制收容及終身隔離。 樂生院雖然與台灣土地相連，但在當時嚴格的隔離政策下，就像世界上許多刻意選址在島嶼的漢生病療養所一樣，成為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孤島」。
院民文章伯曾說：「我的痛，只有我自己懂。」這句話背後有著更深的意涵，由於病症複雜，即使同樣因漢生病隔離於此，但每個人的身體痛楚與病症各不相同，可能沒有任何院民可以完全理解另一位院民所經歷的痛。那一刻，孤島的意象，再次強烈地展現在我眼前，是一種更具體、也更深刻的孤絕。
如果，要具象地描述我與樂生長年的羈絆──在樂生拍攝，透過院民口述的歷史記憶與傳承的抗爭精神，往心中種下了一顆種子，不論我去哪裡，出國讀書、成家立業，仍默默地長大成為一棵樹。二十年來，也有許多如同我這樣世代的年輕人，因為進入了樂生這片土地，長成了一棵與此相連的樹。
拍攝筆記裡，我曾寫下：「人抓不到風，但樹可以，用搖枝落葉證明風曾來過。」儘管這些政治風暴和歷史變遷是無形的，但樂生院民們卻用他們的生活、他們對家園的堅守、他們的奮力抗爭，證明了這些「在島上的風」曾真實存在過，並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記。
在成為一名紀錄片工作者之前，我是一名政大廣電系的學生，台灣解嚴那年我四歲，在求學過程中，舉手投票、參與民選、見證台灣的政黨輪替，我以為民主、人權是天賦的。然而，在二〇〇五年一篇篇BBS上關於樂生的文章，讓我重新認識我生長的土地。熟悉不過的台北都會邊陲有一間療養院，裡面有一群身染漢生病的人們，在與我相當的年紀，因為粗暴的公共政策而一輩子困在樂生院，他們的人權被剝奪，命運一再被交付在強權手中。當認識了他們的故事，我才真正了解我的國家。從爭議延燒的那一刻起，我的鏡頭對準了這片土地，記錄每一個掙扎、每一份堅持。我不是一個旁觀者，是這段歷史的見證者，也是其中的參與者。這一切始於一個看似距離我很遙遠的公共政策。
一九九四年，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將樂生療養院選為捷運新莊線機廠預定地。對技術官僚而言，這裡或許只是地圖上的座標和數字，但對彼時的三百多名院民來說，這是他們生活了一輩子的家。當時，衛生署與捷運局達成了「先建後拆、就近安置」的協議，並興建了新式醫療大樓──迴龍醫院。外界原以為，這會是一個平和的搬遷故事，然而，現實遠比外界所知的要複雜。
二〇〇二年，新大樓仍在興建，捷運局便開始了第一波拆除，先是大門右側醫護人員的日式宿舍群被夷為平地，再來是已在桃園縣界內的院民住宅一百號、台南寮、五雲舍等，院民被遷往臨時搭建的組合屋。一兩年間，近七成的樂生院房舍輾為廢土，規模超乎想像。爭議就像野火一樣蔓延開來，各界人士開始關注樂生的文史價值、漢生病患的人權議題。那時候，不僅僅是一場工程與文化資產的衝突，更是一場關於弱勢人權的保衛戰。
二〇〇四年春天，一群青年學子在寒假的公衛口述史營隊結束後，成立了「青年樂生聯盟」（簡稱樂青）。之後樂青協助院民組成了「樂生保留自救會」（簡稱自救會），開始嘗試向外界發聲，努力爭取改變政策。
二〇〇五年中，樂生療養院的新式醫療大樓完工，面向中正路的B棟為新成立的「迴龍醫院」，部分院民、尤其是因漢生病後遺症而極度仰賴醫療照護者，在院方的勸說下，陸續遷入面向山坡的A棟，院民稱它為「新大樓」，而山坡上的房舍則是「舊院區」。然而，我的目光望向那些不願搬遷、死守家園的長者們。那年，我二十歲，當時的大學同學林婉玉（她後來也成為一位紀錄片工作者）透過劇團朋友得知了樂生的消息；而我，則是在BBS上讀到支持者的文章。我們像是被無形的線牽引，同時起心動念，決定將樂生院的故事作為我們的畢業製作主題。於是，我的鏡頭開始跟隨這群與時間賽跑、與體制抗衡的人們。
在近一年的拍攝與剪輯後，我們完成了紀錄短片《樂生活》。影片聚焦於兩位院民：一位是文章伯，他因漢生病而落下嚴重殘疾，是社會污名下的典型縮影；另一位是金英阿姨，她外觀與一般人無異，看似能輕易融入社會，卻同樣是錯誤政策的犧牲者。從他們在樂生的日常，我們看見了與這個「家」密不可分的連結。而當鏡頭跟隨文章伯參與自救會的抗爭，我們最終明白了，那風起雲湧的樂生運動背後，最簡單、也最核心的情感，就是「家」。
然而這段紀錄片拍攝旅程，並未因為畢業製作的完成而告一段落。反而，我更投入到樂生保留運動，見證一場場艱辛與血淚交纏的鬥爭展開。捷運工程局堅持工程本位，聲稱如果不完全拆除樂生院，捷運機廠就不可能完工，捷運也無法通車，形成輿論對樂生保留的極大壓力。這期間，我跟隨自救會與樂青四處陳情請願。去過衛生署，那是樂生療養院的主管機關；去過台北市政府，那是捷運工程局的主管機關；也到台北縣政府和文化局，那是樂生院建築的文化資產審查單位。我記錄下他們在各個政府部門之間奔波的身影。這場運動甚至將反迫遷的人權訴求，帶到了聯合國和總統府。
二〇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一則來自日本的消息令人振奮，殖民時期遭強制隔離入院的二十五位樂生院民，對日本政府提起的國賠官司勝訴！這場跨國訴訟的勝利，也為樂生保留運動帶來更多台灣社會的關注。同年底，運動爭取到了一個暫時的成果，樂生院成為「文化資產保存法」修訂後，第一個因地方主管機關不作為，而由中央主管機關代為介入的「暫定古蹟」案例，讓迫遷的危機，獲得了六個月的喘息。
二〇〇六年，在樂生保留運動的壓力下，捷運局雖做出些微讓步，卻僅願提出一個只能保留當時僅剩原本三成的樂生院的「百分之四十一點六」的方案。此方案將剷除舊院區最具文史價值的區域，且僅留下斷崖上六棟無法安全續住的房舍，完全不符合運動「古蹟保存」與「院民居住」的兩大訴求。面對強硬的工程報告，院民與支持者的聲音在無數次會議中越發堅定，以退席、大遊行等方式持續發聲與抗爭。然而，當暫定古蹟的時效一過，相關政策卻仍然懸而未決，樂生再次被推回了迫遷的危機邊緣。
二〇〇七年初，隨著拆遷危機步步進逼，自救會阿公阿媽們堅定的身影，感召了越來越多年輕人投入。抗爭行動不斷升高，獲得高度關注也讓議題進入了更高層級的政府會議室。在文建會介入下，專家學者提出了保留九成樂生院地貌的方案，卻持續遭捷運局杯葛，雙方陷入僵局，樂生院民仍處於被迫遷危機中。
抗爭的張力在此刻達到了頂點。一方面，自救會與樂青行動日趨激烈，不僅多次前往時任行政院長蘇貞昌的官邸陳情，更抓住總統黨內初選的時機，要求政治人物表態。但另一方面，因樂生案延宕的新莊捷運線，也讓地方派系將壓力悉數轉嫁到院民身上。我永遠記得那令人心碎的一幕：當時的台北縣長周錫瑋與地方民代，強力動員了數萬名群眾擠滿了中正路，宣傳車上號稱有三十萬人，兵臨城下般地在樂生院門前，隔著大門對院民高喊，要求他們搬遷。一場以「民意」為名的暴力，就這樣在我眼前荒謬上演。
為回應這股壓力，同年四月十五日，支持樂生的力量也集結爆發。數千人走上凱達格蘭大道，那是一幅撼動人心的畫面：院民、學生、素昧平生的市民與社運團體，他們背負「反迫遷」的標語，以「六步一跪」的苦行貼近土地，為樂生發出最謙卑也最響亮的聲音。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行政院長蘇貞昌親赴院區，公開承諾將以「樂生保留，以百分之九十為最高目標」，重啟協商。那一刻，樂生保留運動在台灣的社會運動史上，彷彿刻下了一道勝利的印記。
　　然而，這份希望卻極其短暫。同年五月卅日，行政院最終拍板的，是號稱「五三〇方案」的明挖覆蓋工法。政府宣稱將保留四十棟、拆遷重組九棟院舍，但實際上，那幾乎是先前「百分之四十一點六方案」的拙劣翻版。保留範圍被荒謬地劃分為「續住區」、「非續住區」，「非續住區」院民面臨迫遷，而「續住區」號稱安全的房舍，在後來捷運機廠施工過程中，也出現了明顯的滑動與龜裂。
那種被徹底欺騙、被全然背叛的感覺，以及隨之而來的巨大無力感，為二〇〇八底年更激烈的抗爭埋下了伏筆。也就在那時，我離開了樂生，遠赴美國讀書。
此後數年，我是缺席的見證者。那段歷史的空白，靠著眾人的影像與記憶為我拼湊而成：紀錄片工作者平烈浩、林婉玉的鏡頭，成為最有力的證據；而樂青們的口述，則將我未曾親歷的場景，栩栩如生地重現在眼前。
二〇〇八年底，捷運工程的巨大圍籬與開挖工程，已將樂生大門前的土地蠶食鯨吞。十二月三日，貞德舍成為最後的關鍵，許多人前來與院民並肩作戰。當天，藍阿姨原先堅守在房舍內，但在強勢警力的包圍下，聲援者們被一一抓上警備車，藍阿姨最終也只能在樂青的護送下，無奈地搬離了她堅守的家園。部分支持者黯然神傷離場，但樂生運動並未因此終結，這份韌性也未隨拆除的塵土消散。樂青與支持者們發起了「樂生文學週末」、「樂生社區學校」和「樂生博物故事館」等等活動，將抗爭從街頭擴及社區，用文化與教育的方式，進行更深刻的在地耕耘與溝通。
此後數年，隨著新莊機廠持續動工，山坡不斷被開挖，保留區與迴龍醫院之間，漸漸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工程溝渠。院舍如孤島般高懸在斷崖邊緣，道路龜裂、邊坡滑動。為了守護續住的院民，樂青組成「大蛇隊」，以週為單位，密集測量房舍與土地裂縫、監測工程安全，「土方回填、遷移機廠」成為當時最響亮的訴求。此外，工程開挖後使舊院區與新大樓徹底斷開，山坡上的樂生成為了真正的孤島。在自救會與樂青的奔走下，才終於爭取讓連結舊院區與新大樓的「樂生橋」提前施作，勉強改善了這道人為的隔絕。這座橋的存在，也見證了政府的保留承諾，與現實處境完全脫鉤。
走山危機持續擴大之際，諷刺的是，二〇一二年初捷運新莊線宣布通車，當時機廠根本還沒有完工，這證明了自救會與樂青先前主張的「機廠完工前，新莊線分段通車」的可行性，也戳破了捷運局多年藉以製造樂生與地方對立的謊言：「機廠若不完工，捷運就不可能通車。」監察院隨後提出糾正案，公開指出新莊機廠選址的種種錯誤。危機再次讓樂生運動的支持者們齊聚總統府前，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六日，上千民眾上街要求「土方回填、遷移機廠、重建樂生」。在自救會、樂青們持續透過國際交流發聲、爭取原地安老，以及與當地社區不斷重建關係的努力下，直到二〇一六年底，經過長達十多年的跨部門會議，「樂生園區整體發展計畫」終於問世。計畫中「樂生活聚落」、「樂生廣場」、「漢生病醫療史料館」和「樂生人權森林公園」的四區規劃，以及重建樂生山坡的「大平台案」，首度在國發會會議中獲得可行性的許諾。帶著這份重建的想像，我回到了樂生。
有人稱我們這個世代為「樂生世代」。樂生議題徹底翻轉了我們對社運、弱勢與政治的理解。我們為他人的家園走上街頭，最終卻成了自己的故事與存在，也一同承擔了對抗強權所留下的創傷。樂生如此巨大，每個人的經歷都是獨一無二的。我能做的，只有透過自身的觀察、揭露與反思，試圖描繪那歷史中的一小塊切片。唯有不停的創作、對話與回顧，才能共同拼湊出那個屬於我們的樂生、我們的歷史。如同我曾在國際提案上所說：「總有一天，院民會凋零，記憶會淡忘，當強權試圖抹去我們存在的痕跡，我們最強的反擊，就是不斷述說，寫下自己的歷史。」
這本書的誕生，始於前衛出版社的勇氣──謝謝你們，願意相信一位不擅書寫的導演，並以極大的耐心陪伴我們超越極限，完成編輯與出版。
書寫的漫漫長路上，我最想感謝的是馨文與詠光。在無數個日子裡，你們用細膩的語言與文字，陪伴我回憶、思辨，承接我的焦慮與興奮。我曾一度後悔，人或許不該做自己不擅長的事──對我而言，就是書寫。但你們給予我架構，一起摸索嘗試，提供我方向，用你們的文字，漸漸搭建出一個屬於我的樂生史觀。或許。這個史觀能與他人共振，產生拋磚引玉的效果，也或許，未來能看到馨文與詠光的版本。
感謝宛蓉，參與我們最後校正與潤稿的行列，提醒好多我已經記不清的事情，還有，也梳理好多對阿公阿媽來不及說出的思念。在書寫過程中，我們四個中年人成為新的團體，用書寫當作抵抗，不止抵抗強權的抹除，還有我們自己的遺忘。感謝因《大風之島》而認識的舜薇，在我們書寫「告急」時，幫忙潤稿。謝謝從影像素材就開始幫忙，到書本還協助校正逐字稿的珈錞。謝謝黃淥的版畫地圖，給予本書最清晰的樂生地景。感謝秦岳志老師，點燃我寫書的意志，讓我有動力將影像無法展現的細節盡力描寫，協助我完成本書的附錄章節。感謝胤毓，將前衛出版社介紹給我，讓這一切從空想走向實現。感謝瑾燁、宸晧、昌人、添培阿伯、宛蓉與黃淥，你們的訪談，補足了我記憶中失落或遺忘的空白。感謝婉玉、欣潔、秀芃、孟秀、雅瀅、阿烈、宗翰、沛璇、皓中等青年們，謝謝你們為運動無悔的付出，給予樂生最豐富的能量。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這本書獻給我生命中最寶貴的相遇──樂生的阿公阿媽們：添培伯、再添伯、藍阿姨、金英阿姨、文章阿伯、萬進阿伯、文賓阿伯、林卻阿媽、秀貞阿媽、茆阿伯、湯阿伯、呂阿伯、素鳳阿姨、許阿姨、富子阿姨、雲明阿姨、秀治阿姨、金國阿伯、明義阿伯、天正阿伯、文智阿伯、四郎阿伯、金阿伯、鮑爺爺等，還有更多未能提及姓名的院民們。您們留給這個世界的，我們會拚盡全力，好好述說下去。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日雅婷筆

第一章 路

作為一場社會運動，樂生為人所知的多是院民的生命故事，與上街抗議及抵擋拆遷的身影。但其實，在這場運動中，「路」是重要的。
樂生不是容易抵達的地方。從台北盆地的邊陲出發，得穿過整個大台北，抵達新莊與桃園的交會點。那是一條很累的路，以前從政大騎摩托車要兩個小時，現在坐捷運，長長的新莊線到迴龍，出了捷運還得爬到山上，也要花一個多小時。
在《大風之島》拍攝的二○一七年到二○二四年之間，我每一次搭捷運去樂生拍攝的路上都會一直哭。然而一旦到了，我就不會哭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哭，在路上拿著攝影機，我會想到很多複雜的記憶。身為一個創作者與一個公民，我有許多情緒：背叛、罪惡感、害怕。一路上，我會想到許多痛苦的事情，情緒湧來，就一直哭。
有一部分是對院民的感謝。二十年前我和林婉玉在政大廣電系的畢業製作《樂生活》，得到台北金馬影展國際數位短片競賽的最佳紀錄片，讓我擁有一個紀錄片工作者的身份，幫助我申請到芝加哥藝術學院出國念書。然而同時，我對他們的生命感到抱歉，覺得力有未逮。我知道自己的能力還沒有辦法承擔樂生的議題，或承擔他們生命的重量，我要很努力才匹配得了這個故事。
另一部分是二○○八年十二月三日，我在美國線上遠觀貞德舍拆遷，那一天的衝擊到現在都清晰地記得。
那時候我已經到芝加哥念書一段時間。決定出國唸書、離開這塊土地與這個運動時，心裡有很深的罪惡感。跟別人講，別人不會理解；跟運動的人講，他們也不理解。那罪惡感就只有一個人承擔，彷彿獨自背叛了一個信念，背叛了一群自己很在乎的人。
出國之後，從運動這片泥沼解脫出來，樂生的事情被擺在很後面，因為眼前要面對的東西太多了：讀書、和外國人相處、自我的國族認同等等，一切都需要學習。我心想，即使台灣那邊發生什麼事情，也無力去做。我就過了一段這樣的日子。
但是貞德舍迫遷那一天，真的有嚇到我。
許久沒有碰觸樂生，但它還在心裡一角。我打開電腦，看到了記憶中樂生最幽靜、溫柔的女性空間貞德舍被迫遷的新聞，透過主流媒體與很多人的傳播，來到我眼前。
那時候是芝加哥美麗的初雪時分，外面一片雪白，我住在市區的一棟大樓裡，望出去一片平靜，但內心強烈地感受到曾經的戰友、朋友們在貞德舍前面哭喊、身體被拉扯、疲累地坐在地上，甚至可以聞到他們身上汗水的味道。他們不知道警察什麼時候來，警察卻永遠會在他們最累的時候來。
同一個地球上，我在一個平行的世界裡安逸地過著我的生活，外面寒冷而雪白；而台灣，一個亞熱帶地區，房舍被拆，抗爭者流著汗水與淚水。
我很慌張，卻不知如何是好。我在美國得知這件事的時候，事情已經發生了十二小時，迫遷已經是過去式了。我懷疑自己在做什麼。我進入樂生拍攝，跟院民發生感情，他們的經歷讓我拍出《樂生活》，讓我得以進入一流的學校去讀書。樂生院的阿公、阿媽帶領了我的人生去了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什麼都給不了他們。我的人生繼續，他們還在原地。
那個痛是不可言喻的痛。我大哭，不知道哭了多久，從早到晚。如果我人在貞德舍被拆遷的現場，可能還不會哭。在當下，我會盡力、努力，然後被警察拖走。但在美國的此時此刻，我什麼都沒有做。這個痛苦，變成我後來很大的拍攝動力。對我來講，之所以會回去拍攝《大風之島》，就是一個無法克服的後悔，我經歷了對自己很深的絕望。
所以回去樂生拍攝時，我堅持坐捷運，絕對不要太輕易地抵達，也一定要一個人爬上山去。那時院區又開始拆遷與動工，上山的路非常曲折難走。但我想要我的身體記得，就是這條捷運，它帶給我們方便，卻也帶給院民極大的生存考驗；我也想要我的身體記得，走出乾淨舒適的捷運，卻驚訝於樂生破敗地景的反差。我要很艱難地爬上山，感受二十公斤重的攝影機、腳架與聲音器材在身體上的重量。就是要讓去樂生的路每一次都這樣累到半死，我才覺得可以同感回家的路有多艱辛、抗爭的路有多不容易。那是一件必須要永遠記憶的事。
然而每一次去樂生，都是哭著去，笑著回來。回來的時候總覺得，我今天又不一樣了，又得到了一些東西，又跟他們感受到什麼新的事情。到現在，還是這種感覺，而這種感覺不是我一個人的，是我們樂生世代許許多多人都有的。

回來的路
再回樂生拍攝是一條漫漫長路，走了將近十載。
二○○九年從美國回到台灣後，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敢回去，抗爭還在繼續，我卻一直逃避著。久久回去一次，不論是參加中秋節活動或是街頭聲援，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曾想過就當聲援者拿海報，或帶著自己的孩子回去陪阿公阿媽，但總覺得不踏實。樂生阿公阿媽看到我時，都會以為我還在國外讀書，我則選擇裝傻，假裝自己還在國外，還沒回來，內心揣想著，是不是該真的就此告別。
然而某種內在張力持續以一種罪惡感的形式，在我身上作用很長一段時間。拿著美國碩士學位回國，我成為在台北討生活的中產階級青壯年，做商業案子賺錢維生。但我清楚知道，是樂生運動餵養了我的生命與視野，提升了我的社會資本，我仰賴這樣的資本生存。我問自己：「我是不是另一個利益既得者？」反覆的自我質疑，使我很難回去樂生。尤其是那幾年，每次回去看到被拆毀的房舍滿目瘡痍，每一次都在心底驚呼：「怎麼變成這樣？」心很痛，無力感使我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辦法拿起攝影機。我或許能以老友的身分回去，但要再回到紀錄者的狀態，必須跨越很大的內心障礙。
實際上，出國之前那個我所熟悉的樂生是回不去了。
二十年前，與婉玉一起到樂生院拍攝大學畢業製作，我都騎著我的小五十CC機車載著婉玉，一路從木柵經過中永和，再到板橋，過了三重、新莊，沿著中正路來到樂生。我們總是凌晨出發，趕在院民起床前到達中正路上的樂生大門，轉進一九三〇年為了將有菌者與無菌者區分別開來而設置的Y字型道路，爬上山坡，繞過行政大樓的第一進，來到黃文章住的新生舍，將摩托車停在他家門前，開始我們一天的拍攝。
我們雖然不直接參與抗爭運動，但見證了運動在抵抗拆遷危機下快速壯大。在我出國前的二○○七年，院區已達到某種抗爭跟生活並列的狀態，每週有川流不息的聲援者前來，阿公阿媽出錢出力讓貞德舍變成社運廚房，永遠為來人準備美味的餐餚。儘管是抗爭中最重要的基地，我記憶裡的貞德舍，永遠是一個特別幽靜陰柔的所在，許阿姨炒菜的聲音中，貓咪自在地繞衣櫃、在窗邊跑著，林卻阿媽駝著背，卻優雅地餵著貓，貞德舍的床特別的多，卻因為挑高的屋頂而不顯得擁擠。
然而，二○○九年我回來的時候，樂生已面目全非。
中正路上的入口與斜坡整個被挖掉，過往上山的位置已不知去向。拆遷之後的樂生，每時期的便道與出入口都安排在不同的地方，有一陣子是距離原來大門好幾百公尺遠的丹鳳國小附近、橡木桶洋酒專賣店旁邊的小巷子。橡木桶附近有很多瘋狂的野犬，入口改到那裡後，每次要回去，人還沒出門，懼怕已湧上心頭。之後有一陣子是走環山道路，一直到後來才好不容易爭取有了樂生橋。每次去都不知道這一次是否找得到入口，連入口都找不到，要怎麼回去呢？
改從橡木桶那邊進入樂生，入院路線就要從大家比較少去、外省老伯伯居住為主的經生舍開始，而不是過去熟悉的，由王字型建築第一進、中山堂，再一路到蓬萊舍、福利舍那樣的順序。經生一、二舍對很多樂生的聲援者來說，是相對陌生的邊緣地帶，如今變成入口，會有時空錯亂之感。再往前走，經過佛堂，更會驚覺院區坑坑疤疤，竹雅舍不在了、「大樹下」不在了、貞德舍不在了，怵目驚心。
再次拿起攝影機是在二○一七年，當時樂青在爭取恢復樂生大門口意象的「大平台案」，他們邀請我與婉玉用影像工作來支持這場「重建樂生」的倡議。當時國發會主委曾旭正召開跨部會協調會，原則上同意把被挖掉的入口重建回來。
婉玉看到一個歷史的契機，感受到新的章節即將到來。她這些年持續創作，完成了紀錄長片《台北抽搐》。相較於她，我是缺乏自信的。回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照顧小孩，接商業後製的案子賺錢養家。二○○五到二○○七年時我對自己的掌鏡很有自信，但到了二○一七年，我已經拿不好攝影機了，自覺拍攝技術很差。所以那時回到樂生，無論是景物還是自己的狀態都有今非昔比的感覺。
也因此，拍攝前期我的角色比較接近製片，負責跟阿公阿媽聊天與錄音。我可以感受到和婉玉之間的差異，雖然我們是一起創作，但並沒有真的那麼「一起」。年輕時，一起創作就是一起成長。但是十幾年來，各自的人生經歷不同，兩人都已是成熟各有主見的專業工作者。一起創作，需要的是彼此妥協。我當時感受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並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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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語言
  • 中文繁體
  • 裝訂
  • 紙本平裝
• • ISBN
  • 9786267727577
  • 分級
  • 普通級
• • 頁數
  • 224
  • 商品規格
  • 25開15*21cm
• • 出版地
  • 台灣
  • 適讀年齡
  • 全齡適讀
• • 注音
  • 級別

中文書＞社會哲思＞社會議題＞醫療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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