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科學哲學與理論建構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從好奇到理性，從理論到典範——
帶你回到科學思考的原點，重新理解「知識如何誕生」
這是一部為思想而寫的研究經典
讓社會科學不再只是方法，而是一場理性的修煉
本書是一部回到科學思考原點的著作：從人類好奇心、知識本質、科學方法、研究典範，一步步建構出理解「知識如何誕生」的清晰框架。本書不只教方法，而是帶領讀者看見科學知識形成的邏輯脈絡，理解理論如何從觀察中抽繹、在證據中淬鍊，並最終成為解釋世界的工具。
全書源自作者四十餘年教授博士生的核心課程，以科學哲學為基底，結合理論建構、研究設計、量化與質性方法、紮根理論、個案研究、跨文化研究，以及本書特別著墨的「研究倫理」。透過嚴謹的體系與循序架構，讀者能掌握社會科學在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多重典範，理解不同研究路徑（實證、詮釋、批判）的切入邏輯與適用範圍。
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將近代科學史與孔恩「典範轉移」的觀點融入研究方法論，並以跨領域視野說明社會科學如何在自然科學影響下發展，又如何因應人類行為的複雜性而形成自有的研究傳統。讀者不僅能看到研究方法的技術面，也能理解其背後的思想基礎與知識論意涵。
無論你是研究者、研究生，或對科學思考有興趣的讀者，本書都提供一套清晰且可操作的框架：如何提出問題、如何建構理論、如何蒐集並解釋資料、如何讓研究能被理解、被檢驗、被再現。本書最終帶領讀者理解——社會科學不只是研究方法，更是一場理性的修煉，是對世界秩序與知識生成方式的深度探問。
誰應該閱讀本書？
● 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研究者與研究生：想深化方法論基礎、理解研究背後的哲學脈絡，而不滿足於統計操作或問卷技巧的人。
● 大學與研究所教師：需要一本能同時講清「理論、方法與哲學」之間關係的教材，幫助學生建立完整研究視野。
● 跨領域學者與政策研究者：關心數據之外的社會脈動，想在量化與質性之間找到整合路徑。
● 企業與智庫分析人員：希望以更嚴謹、理性的方式理解社會行為與人類決策機制。
● 對思想與知識演進有興趣的一般讀者：想知道科學如何成為現代文明的語言，並反思理性在當代社會中的意義。
帶你回到科學思考的原點，重新理解「知識如何誕生」
這是一部為思想而寫的研究經典
讓社會科學不再只是方法，而是一場理性的修煉
本書是一部回到科學思考原點的著作：從人類好奇心、知識本質、科學方法、研究典範，一步步建構出理解「知識如何誕生」的清晰框架。本書不只教方法，而是帶領讀者看見科學知識形成的邏輯脈絡，理解理論如何從觀察中抽繹、在證據中淬鍊，並最終成為解釋世界的工具。
全書源自作者四十餘年教授博士生的核心課程，以科學哲學為基底，結合理論建構、研究設計、量化與質性方法、紮根理論、個案研究、跨文化研究，以及本書特別著墨的「研究倫理」。透過嚴謹的體系與循序架構，讀者能掌握社會科學在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的多重典範，理解不同研究路徑（實證、詮釋、批判）的切入邏輯與適用範圍。
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將近代科學史與孔恩「典範轉移」的觀點融入研究方法論，並以跨領域視野說明社會科學如何在自然科學影響下發展，又如何因應人類行為的複雜性而形成自有的研究傳統。讀者不僅能看到研究方法的技術面，也能理解其背後的思想基礎與知識論意涵。
無論你是研究者、研究生，或對科學思考有興趣的讀者，本書都提供一套清晰且可操作的框架：如何提出問題、如何建構理論、如何蒐集並解釋資料、如何讓研究能被理解、被檢驗、被再現。本書最終帶領讀者理解——社會科學不只是研究方法，更是一場理性的修煉，是對世界秩序與知識生成方式的深度探問。
誰應該閱讀本書？
● 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研究者與研究生：想深化方法論基礎、理解研究背後的哲學脈絡，而不滿足於統計操作或問卷技巧的人。
● 大學與研究所教師：需要一本能同時講清「理論、方法與哲學」之間關係的教材，幫助學生建立完整研究視野。
● 跨領域學者與政策研究者：關心數據之外的社會脈動，想在量化與質性之間找到整合路徑。
● 企業與智庫分析人員：希望以更嚴謹、理性的方式理解社會行為與人類決策機制。
● 對思想與知識演進有興趣的一般讀者：想知道科學如何成為現代文明的語言，並反思理性在當代社會中的意義。
目錄
自序 一門課的四十年：我的社會科學方法之路
第1 講 人類好奇心、科學方法與科學知識
第2 講 科學理論
第3 講 科學哲學與理論典範
附錄 科學研究人才之培育——博士學位
第4 講 理論建構
第5 講 研究問題之形成及其觀念模式
第6 講 研究命題：構念與關係
第7 講 從命題到假設——經由操作化
第8 講 量表設計及應用
第9 講 研究專案之設計及其資料蒐集（一）
第10 講 研究專案之設計及其資料蒐集（二）
第11 講 質性研究
第12 講 紮根理論
第13 講 個案研究
第14 講 比較研究與跨文化研究
第15 講 研究倫理
第1 講 人類好奇心、科學方法與科學知識
第2 講 科學理論
第3 講 科學哲學與理論典範
附錄 科學研究人才之培育——博士學位
第4 講 理論建構
第5 講 研究問題之形成及其觀念模式
第6 講 研究命題：構念與關係
第7 講 從命題到假設——經由操作化
第8 講 量表設計及應用
第9 講 研究專案之設計及其資料蒐集（一）
第10 講 研究專案之設計及其資料蒐集（二）
第11 講 質性研究
第12 講 紮根理論
第13 講 個案研究
第14 講 比較研究與跨文化研究
第15 講 研究倫理
序／導讀
自序 一門課的四十年：我的社會科學方法之路
如果按照一般學科分類，在我的學術界友人心目中，我可以說是科班出身的商管學者。首先，我是1960 年代在台灣第一個獲有MBA的學生，接著又獲有管理領域的Ph.D. 學位，主修行銷，副修國際企業，也是這兩個學會的正式會員。而且，自從1965 年任教以來，六十年來我分別在不同大學中一直都在商管院所任教，我的身分應該算是不折不扣的商管教師。
然而，以這樣的學術背景怎麼會寫出一本《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書？似乎給人有一種「撈過界」的感覺。事實上，回想起來，算是我的幸運，在我個人受教與任教的過程中竟然有機會闖進這個領域。我想有必要在這裡加以交代。
首先，在我進入商管學院受教之前，我的大學本科四年所接受的，是經濟系的教育，接著我又接受五年政治研究所的薰陶；這兩個學科所給我的，應該算是屬於社會科學入門教育。其後，在1980年代任教新加坡國大企管學院十年間，雖然我的本職是在行銷學群，並且擔任協調人，但是有好些年，我主動擔任一門必修課「行為科學導論」（Introduction of behavioral sciences），教學相長，讓我對於社會科學這方面產生了學習的興趣。
可是真正引起我對於「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這門學問注意的，還是之前就讀Ph.D. 學位時的事。首先，當我申請Ph.D. 學位時，令我詫異的是，在美國，這是向大學的「研究院」（the Graduate School），而不是我們在台灣所習慣的商管學院申請。一般而言，美國研究型大學都設有這樣一個研究院單位，主管大學內屬於學術性教學和研究以及學位授予事宜。以我就讀的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而言，這一單位正式名稱為Rackham Graduate School。這一單位，擁有自己一座以這研究院為名的大樓，位於校區中心位置。凡是攻讀Ph.D. 學位的學生，包括大學內例如經濟、心理、物理這些所有屬於學術性質科系的學位申請、學籍保管和學位頒發，甚至如論文格式以及口試這些事務，都受研究院主管，其中就包括了企管領域的Ph.D. 學位。特別的是，同屬於企業管理這一領域內的MBA學位，卻歸企管學院主管。由此可知美國大學對於學術性教育和專業性教育二者的負責單位和組織是迥然有別。
等到正式上課以後，又發現Ph.D. 學位課程也分為兩類，凡是屬於企管專業課程的，仍在管院上課，由院內教師講授；然而屬於研究方法方面課程，除了第一門基本課「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要到大學內享有國際盛名的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上課外，其他研究方法課，例如資料分析、實驗設計和量表等，則隨性質不同分別到相關見長的學系，如經濟、心理、政治等不同科系上課。
等完成所有博士學位規定課程和論文口試之後，拿到學位證書時，我又注意到，博士學位證書上所記載的頒發單位，也和MBA學位證書不同，後者是商管學院，而博士證書卻仍然是前面所說的「研究院」，涇渭分明。
以上之所以詳細說明親身經歷的修讀Ph.D. 學位過程，目的是為了突出大學對於Ph.D. 學位之設置，就是以培育從事學術研究或基礎研究之人才為目的；這一學位之性質乃是研究為主，而和學科內容（domain area）關係不大。
同樣道理，我也發現，大多數在企業經營或管理理論大師，大部分屬於社會科學學科出身，如經濟、社會、心理之類。舉例來說，大家朗朗上口以需求階層理論著名的馬斯洛（Abraham Maslow）是一位心理學家；又如提出有限決策理論，並獲得諾貝爾獎的賽門（Herbert Simon），以及大名鼎鼎的波特（Michael Porter）也都是經濟學家。
再舉一位對於管理思想和理論享有盛名大師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他所獲博士學位是國際公法。由此可見，即使屬於商管領域的Ph.D.，他們共同應用的，乃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而不是學科領域方面的知識，只是他們的研究問題，卻和商管理論有關。
由於我個人這種經驗，深深烙印在我腦海中。心想返國後，一旦有機會設計商管博士學位的時候，也應該將所得到的觀念付諸實施。
在這方面，非常幸運地，在台灣的兩所國立大學，我先後都擔任商管部門的學術主管，一是1976 年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當時這一研究所乃獨立於商學院之外）擔任第二任所長；一是1987 年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成立時首任院長。非常巧合地，這兩所大學也都是在我任內創辦了Ph.D. 學位。因此在招收博士生，給了我有機會將多年構想付諸實現。首先，就在台大創設博士班的當年，就開設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這門課，由我自己擔任；同時，我也在政大博士班以兼任身分擔任同樣這門課。說來難得，從1987 年迄今已近四十年中，除了在這兩校擔任這一課程未曾中斷外，當我在高雄中山大學、元智大學以及逢甲大學，也都擔任相同課程，這樣算起來，我任教這一門課程的年數，較我擔任商管領域任何其他課程都長。
至於這門課我所採用的教材，在開始幾年，還指定採用美國大學相同的教科書， 如Kerlinger, F.N.(1999)、Neuman, W.C.(2009)、Frankford-Nachmas, C.(2014)等。但自近十幾年開始，由於自己從教學中已累積了相當分量的教材，形成一個體系，藉此選取適合教材上課採用。目前這本書，大致就是根據自己這些年來所編集的教材而來。也許這一緣故，使得這本書和一般同類教科書在結構和內容上有相當出入。
首先，讀者將會發現，這本書在科學研究的基本結構上，深受近代科學史家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的影響，或且更具體地說，就是他在1962 年出版的那本《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書中所提出有關「科學哲學與科學典範轉移」理論。依他主張，科學發展並非一個線性累積的過程，而是由科學哲學典範的更迭所推動。
扼要地說，他將科學演進分為三個階段，首先，開始時科學家依據某一典範框架內進行理論建構；其次，當日後發現依觀察或實驗研究結果，持續偏離依原設之典範下之理論，產生科學危機；第三，科學家此時乃發展新典範取代舊典範，用以發展可以支持新現象或實驗之理論。這個過程，孔恩稱之為「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此一科學哲學理論，已被廣泛應用於近年來各社會科學領域，對於科學研究和理論建構，產生跨時代的影響。本書讀者將會發現，本書之內容同樣深受此一科學革命史觀之影響。
具體言之，本書內容，乃自啟蒙革命以後之量化研究出發，繼而考慮到社會科學本身之特質和自然科學存在有基本差異，因而以較大篇幅探討質性之科學研究方法，包括紮根理論及個案研究。除此之外，為了配合文化環境及背景對於社會科學之深入影響，故有跨文化研究之專章。
最後，鑑於社會科學研究所發展之理論對於社會可能造成之深遠影響，在宏觀層次，例如經濟科學領域之內的古典經濟學理論、貨幣理論；或政治科學領域內的民主政治理論、共產主義理論，對於人類生活福祉、地球生態永續都造成巨大改變。即使在微觀層次的研究活動本身，也涉及個人隱私及人權問題。尤其近年來在世界上各國學術界與大學所爆發之研究弊案，動搖社會和世人對於學術界之信任與尊重，使得「研究倫理」成為學術界必須重視與努力的重大課題。因此針對此一問題，本書乃以最多篇幅，寫作為本書墊底之專章。
至於有機會能夠將教課內容著述成書，說來卻又是一個「塞翁失馬」的機緣。記得就在2023 年12 月30日週六那天上午，在台中逢甲大學上課時，突然雙腿一軟，發生中風，經急救到接受診療和復健，至今已近兩年。在此期間，很幸運地，身體所受影響，主要在於左肢行動不便，其他大致如常，因此還能夠將閒下來的時間，集中全力，將相關資料整理成書，做這件過去一直想做卻未能做的事，如今終於有這樣一本書面世，也算完成一個心願。
當然個人「塞翁失馬」是一回事，但是「塞翁得馬」都是靠了有許多貴人的相助。除了在醫療和復健方面的醫師和專業復健師外，就這本書而言，最主要的，必須感謝龔鴻裕老師不辭辛勞給我最大的協助。鴻裕是一位大學擔任資訊管理的老師，在這本書的資料整理，查證及撰寫過程中，他大大發揮他在資訊科技和AI 的專長，給我最大的協助。尤其是他的耐心和細心，完全彌補了我行動不便的困難。沒有他的協助，這本書是不可能有面世的今天。這絕對不是一句客套話，而是真真實實的陳述！
當然在此也衷心感謝遠見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教授與王力行發行人兩位的鼓勵，他們兩位特別在今年9 月中旬，帶領副社長兼總編輯吳佩穎、副總編輯黃安妮，來到台灣評鑑協會收取本書的定稿。感謝他們的盛情，本書得以安排在今年12 月中旬出版，並且由天下文化社文館副總編輯郭昕詠擔任本書的責任編輯，完成出版成書的任務。他們都是我一生的貴人。如今在耄耋之年還有機會出版這本極可能是我這一輩子最後的一本著作，可以說我一生最幸運的一件事。
做為一位大學教師，一生能有機會在不同學校擔任同一門課如此之久，也許說是一個異數，由此所產生的敝帚自珍的感受，應該可說是人之常情。
最後也衷心在此表白的，本書之撰作雖已面世，但是深感個人終究學識有限，繆誤之處恐所難免。尚祈海內外先進方正，不吝給予指正，至為銘感。
許士軍
2025年11 月20 日 于台北
如果按照一般學科分類，在我的學術界友人心目中，我可以說是科班出身的商管學者。首先，我是1960 年代在台灣第一個獲有MBA的學生，接著又獲有管理領域的Ph.D. 學位，主修行銷，副修國際企業，也是這兩個學會的正式會員。而且，自從1965 年任教以來，六十年來我分別在不同大學中一直都在商管院所任教，我的身分應該算是不折不扣的商管教師。
然而，以這樣的學術背景怎麼會寫出一本《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書？似乎給人有一種「撈過界」的感覺。事實上，回想起來，算是我的幸運，在我個人受教與任教的過程中竟然有機會闖進這個領域。我想有必要在這裡加以交代。
首先，在我進入商管學院受教之前，我的大學本科四年所接受的，是經濟系的教育，接著我又接受五年政治研究所的薰陶；這兩個學科所給我的，應該算是屬於社會科學入門教育。其後，在1980年代任教新加坡國大企管學院十年間，雖然我的本職是在行銷學群，並且擔任協調人，但是有好些年，我主動擔任一門必修課「行為科學導論」（Introduction of behavioral sciences），教學相長，讓我對於社會科學這方面產生了學習的興趣。
可是真正引起我對於「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這門學問注意的，還是之前就讀Ph.D. 學位時的事。首先，當我申請Ph.D. 學位時，令我詫異的是，在美國，這是向大學的「研究院」（the Graduate School），而不是我們在台灣所習慣的商管學院申請。一般而言，美國研究型大學都設有這樣一個研究院單位，主管大學內屬於學術性教學和研究以及學位授予事宜。以我就讀的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而言，這一單位正式名稱為Rackham Graduate School。這一單位，擁有自己一座以這研究院為名的大樓，位於校區中心位置。凡是攻讀Ph.D. 學位的學生，包括大學內例如經濟、心理、物理這些所有屬於學術性質科系的學位申請、學籍保管和學位頒發，甚至如論文格式以及口試這些事務，都受研究院主管，其中就包括了企管領域的Ph.D. 學位。特別的是，同屬於企業管理這一領域內的MBA學位，卻歸企管學院主管。由此可知美國大學對於學術性教育和專業性教育二者的負責單位和組織是迥然有別。
等到正式上課以後，又發現Ph.D. 學位課程也分為兩類，凡是屬於企管專業課程的，仍在管院上課，由院內教師講授；然而屬於研究方法方面課程，除了第一門基本課「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要到大學內享有國際盛名的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上課外，其他研究方法課，例如資料分析、實驗設計和量表等，則隨性質不同分別到相關見長的學系，如經濟、心理、政治等不同科系上課。
等完成所有博士學位規定課程和論文口試之後，拿到學位證書時，我又注意到，博士學位證書上所記載的頒發單位，也和MBA學位證書不同，後者是商管學院，而博士證書卻仍然是前面所說的「研究院」，涇渭分明。
以上之所以詳細說明親身經歷的修讀Ph.D. 學位過程，目的是為了突出大學對於Ph.D. 學位之設置，就是以培育從事學術研究或基礎研究之人才為目的；這一學位之性質乃是研究為主，而和學科內容（domain area）關係不大。
同樣道理，我也發現，大多數在企業經營或管理理論大師，大部分屬於社會科學學科出身，如經濟、社會、心理之類。舉例來說，大家朗朗上口以需求階層理論著名的馬斯洛（Abraham Maslow）是一位心理學家；又如提出有限決策理論，並獲得諾貝爾獎的賽門（Herbert Simon），以及大名鼎鼎的波特（Michael Porter）也都是經濟學家。
再舉一位對於管理思想和理論享有盛名大師杜拉克（Peter F. Drucker），他所獲博士學位是國際公法。由此可見，即使屬於商管領域的Ph.D.，他們共同應用的，乃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而不是學科領域方面的知識，只是他們的研究問題，卻和商管理論有關。
由於我個人這種經驗，深深烙印在我腦海中。心想返國後，一旦有機會設計商管博士學位的時候，也應該將所得到的觀念付諸實施。
在這方面，非常幸運地，在台灣的兩所國立大學，我先後都擔任商管部門的學術主管，一是1976 年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當時這一研究所乃獨立於商學院之外）擔任第二任所長；一是1987 年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院成立時首任院長。非常巧合地，這兩所大學也都是在我任內創辦了Ph.D. 學位。因此在招收博士生，給了我有機會將多年構想付諸實現。首先，就在台大創設博士班的當年，就開設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這門課，由我自己擔任；同時，我也在政大博士班以兼任身分擔任同樣這門課。說來難得，從1987 年迄今已近四十年中，除了在這兩校擔任這一課程未曾中斷外，當我在高雄中山大學、元智大學以及逢甲大學，也都擔任相同課程，這樣算起來，我任教這一門課程的年數，較我擔任商管領域任何其他課程都長。
至於這門課我所採用的教材，在開始幾年，還指定採用美國大學相同的教科書， 如Kerlinger, F.N.(1999)、Neuman, W.C.(2009)、Frankford-Nachmas, C.(2014)等。但自近十幾年開始，由於自己從教學中已累積了相當分量的教材，形成一個體系，藉此選取適合教材上課採用。目前這本書，大致就是根據自己這些年來所編集的教材而來。也許這一緣故，使得這本書和一般同類教科書在結構和內容上有相當出入。
首先，讀者將會發現，這本書在科學研究的基本結構上，深受近代科學史家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的影響，或且更具體地說，就是他在1962 年出版的那本《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書中所提出有關「科學哲學與科學典範轉移」理論。依他主張，科學發展並非一個線性累積的過程，而是由科學哲學典範的更迭所推動。
扼要地說，他將科學演進分為三個階段，首先，開始時科學家依據某一典範框架內進行理論建構；其次，當日後發現依觀察或實驗研究結果，持續偏離依原設之典範下之理論，產生科學危機；第三，科學家此時乃發展新典範取代舊典範，用以發展可以支持新現象或實驗之理論。這個過程，孔恩稱之為「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
此一科學哲學理論，已被廣泛應用於近年來各社會科學領域，對於科學研究和理論建構，產生跨時代的影響。本書讀者將會發現，本書之內容同樣深受此一科學革命史觀之影響。
具體言之，本書內容，乃自啟蒙革命以後之量化研究出發，繼而考慮到社會科學本身之特質和自然科學存在有基本差異，因而以較大篇幅探討質性之科學研究方法，包括紮根理論及個案研究。除此之外，為了配合文化環境及背景對於社會科學之深入影響，故有跨文化研究之專章。
最後，鑑於社會科學研究所發展之理論對於社會可能造成之深遠影響，在宏觀層次，例如經濟科學領域之內的古典經濟學理論、貨幣理論；或政治科學領域內的民主政治理論、共產主義理論，對於人類生活福祉、地球生態永續都造成巨大改變。即使在微觀層次的研究活動本身，也涉及個人隱私及人權問題。尤其近年來在世界上各國學術界與大學所爆發之研究弊案，動搖社會和世人對於學術界之信任與尊重，使得「研究倫理」成為學術界必須重視與努力的重大課題。因此針對此一問題，本書乃以最多篇幅，寫作為本書墊底之專章。
至於有機會能夠將教課內容著述成書，說來卻又是一個「塞翁失馬」的機緣。記得就在2023 年12 月30日週六那天上午，在台中逢甲大學上課時，突然雙腿一軟，發生中風，經急救到接受診療和復健，至今已近兩年。在此期間，很幸運地，身體所受影響，主要在於左肢行動不便，其他大致如常，因此還能夠將閒下來的時間，集中全力，將相關資料整理成書，做這件過去一直想做卻未能做的事，如今終於有這樣一本書面世，也算完成一個心願。
當然個人「塞翁失馬」是一回事，但是「塞翁得馬」都是靠了有許多貴人的相助。除了在醫療和復健方面的醫師和專業復健師外，就這本書而言，最主要的，必須感謝龔鴻裕老師不辭辛勞給我最大的協助。鴻裕是一位大學擔任資訊管理的老師，在這本書的資料整理，查證及撰寫過程中，他大大發揮他在資訊科技和AI 的專長，給我最大的協助。尤其是他的耐心和細心，完全彌補了我行動不便的困難。沒有他的協助，這本書是不可能有面世的今天。這絕對不是一句客套話，而是真真實實的陳述！
當然在此也衷心感謝遠見天下文化創辦人高希均教授與王力行發行人兩位的鼓勵，他們兩位特別在今年9 月中旬，帶領副社長兼總編輯吳佩穎、副總編輯黃安妮，來到台灣評鑑協會收取本書的定稿。感謝他們的盛情，本書得以安排在今年12 月中旬出版，並且由天下文化社文館副總編輯郭昕詠擔任本書的責任編輯，完成出版成書的任務。他們都是我一生的貴人。如今在耄耋之年還有機會出版這本極可能是我這一輩子最後的一本著作，可以說我一生最幸運的一件事。
做為一位大學教師，一生能有機會在不同學校擔任同一門課如此之久，也許說是一個異數，由此所產生的敝帚自珍的感受，應該可說是人之常情。
最後也衷心在此表白的，本書之撰作雖已面世，但是深感個人終究學識有限，繆誤之處恐所難免。尚祈海內外先進方正，不吝給予指正，至為銘感。
許士軍
2025年11 月20 日 于台北
試閱
實在（Reality）與科學哲學
在科學哲學的探討中，實在（Reality）是一個具有高度哲學性的概念，尤其是在現代科學研究中，如何理解與解釋「實在」成為重要的議題。現代科學的起源在於「理性」，即以客觀邏輯推演的方法，探索和觀察對象之「實在」。這種實在超越了人們的認知層次，屬於哲學範疇，而非單純的經驗或觀察所得。
一、現代科學中的「實在觀」
現代科學強調以理性分析和觀察為基礎，去探究自然界的現象與法則。然而，所謂的「實在」並非直接可感知或理解的具體對象，而是透過理性推演與經驗驗證所建構的概念。例如，物理學中的量子場和黑洞奇點，都是科學理論推演出的「實在」，雖然難以直接觀察，卻具有高度邏輯一致性和理論支持。
科學方法致力於尋找對「實在」的間接證據，如透過數據分析與實驗設計來驗證假設。然而，這種「實在觀」往往受到科學哲學中的多種觀點挑戰，其中之一便是相對論。
二、相對論（Relativism）
相對論（Relativism）是一種哲學立場，認為沒有一致和客觀的「實在」，又被認為屬於「批判性（Critical）」之相對論，因此建立在這種「實在」之上的知識及其理論並非絕對的，而是隨著文化、歷史或意識型態而異。這意味著，不同時代或背景下形成的理論與知識體系，可能呈現出顯著差異。「相對論」強調科學知識的多樣性與相對性，尤其反對將特定理論視為唯一真理。
例如，在人類學研究中，文化相對論強調不同文化之間的價值觀、習俗和信仰無法以單一標準進行比較。同樣地，在社會學中，社會現象的解釋也因文化與歷史脈絡而異。這種哲學觀點提醒我們，科學理論在不同社會環境下可能出現差異與矛盾，而非普世適用。
三、真理與實在的區別
在科學哲學觀點下，不管是「實在論」或「反實在論」都不認為真理（Truth）是科學的核心目標。也非科學探討的對象，真理在批判性相對論的本體論中毫無作用（Truth is an inappropriate object for science; truth plays no role in the ontology of critical relativism.）。科學研究的重點在於解釋和理解現象，而非確立永恆不變的真理。
科學歷史哲學家如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提出，科學理論是隨著「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而非持續接近真理。這說明了科學進步並非線性過程，而是經歷多次革命性變革，每個典範皆為當時背景下最佳的解釋框架。因此，在科學研究中，面對現象時，我們追求的，是合理的說明和解釋，而非絕對的真理。
實在與真理在科學哲學中具有截然不同的地位。實在是科學研究中所要探討的目標。科學研究是致力於在不同文化與歷史脈絡中建構合理的解釋框架，而非追求單一且普遍的真理。
在當代科學哲學中，我們應秉持批判與反思的態度，認識到知識的相對性和科學理論的動態性，才能更有效地應對不斷變化的科學挑戰。
本體論（Ontology）
本體論（Ontology）是科學哲學中的一個重要分支，探討的是「實在」的性質與存在問題。在哲學範疇內，本體論試圖回答「什麼是實在？」以及「實在的性質是什麼？」這些基本問題。在現代科學研究中，本體論的討論對於理解科學理論的基礎和科學實踐的合理性，具有深遠意義。
一、實在的哲學探討
從哲學觀點來看，「實在」是人類活動的核心概念，牽涉到理性與感性的綜合運用。在這個脈絡下，「實在」可以包含感知的現象以及理性的推論。除了理性和感性外，還可能涉及美感與意志力，反映出人類對世界的多層次理解。
在古典哲學中，柏拉圖（Plato）認為理念世界是真實的實在，而物質世界僅是其投影；而亞里斯多德（Aristotelēs）則強調現實世界中的具體事物才是真實的存在。在現代哲學中，康德（Immanuel Kant）認為現象界與物自體的區分，凸顯了人類感知與客觀實在之間的張力。
二、實在論與反實在論（Realism vs. Anti-Realism）
在本體論的探討中，實在論（Realism）和反實在論（Anti-Realism）是兩個對立的立場。這兩者主要針對科學理論是否能夠正確反映真實世界而展開辯論：
1. 實在論（Realism）
實在論主張，現實世界乃是客觀而獨立的存在，且依一定法制運作，獨立於人類的認知和預測；科學理論所反映的，就是這種真實自然法則與事實。自然科學理論傳統上多基於這種實在論，例如，物理學中的引力理論和電磁理論，對於早期社會科學研究產生極大影響。
2. 反實在論（Anti-Realism）
相對於實在論，反實在論者則認為，科學理論僅是解釋現象的工具，而非真實世界的反映。反實在論強調，理論僅僅是用來整理觀察數據的模型或框架，而非對實在的準確描述。這種觀點認為，科學知識具有操作性而非本體性。例如，量子力學中的波函數崩塌問題，就屬於反實在論者關注的議題，因為波函數是否具有真實存在性仍存在爭議。
三、科學中的實在性爭論
在科學研究中，關於實在性問題的一個核心爭論是：科學理論所描述的現象，是否真實存在於客觀世界中？或者僅僅是研究者對觀察對象的認知建構？這些問題在量子物理學、社會科學和心理學中，經常引發激烈討論。
例如，在心理學中，智力（Intelligence）是否真實存在，還是僅僅是研究者創造出來解釋行為差異的構念？同樣地，在社會學中，階級（Class）是否為真實存在的社會結構，或只是分析社會現象的理論建構？這些問題揭示了本體論在科學實踐中的挑戰與爭議。不同意「實在論」之哲學流派甚多，其中以唯心論（Idealism）、現象論（Phenomenalism）、工具論（Instrumentalism）與建構論（Constructivism）等為著。
本體論在科學哲學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幫助我們思考科學理論與真實世界的關係。無論是實在論還是反實在論，都揭示了科學理論建構過程中的困難與複雜性。在未來科學研究中，我們應當對科學理論的本體地位保持批判與反思，從而在知識建構中更加審慎地看待科學理論的真實性與合理性。
在科學哲學的探討中，實在（Reality）是一個具有高度哲學性的概念，尤其是在現代科學研究中，如何理解與解釋「實在」成為重要的議題。現代科學的起源在於「理性」，即以客觀邏輯推演的方法，探索和觀察對象之「實在」。這種實在超越了人們的認知層次，屬於哲學範疇，而非單純的經驗或觀察所得。
一、現代科學中的「實在觀」
現代科學強調以理性分析和觀察為基礎，去探究自然界的現象與法則。然而，所謂的「實在」並非直接可感知或理解的具體對象，而是透過理性推演與經驗驗證所建構的概念。例如，物理學中的量子場和黑洞奇點，都是科學理論推演出的「實在」，雖然難以直接觀察，卻具有高度邏輯一致性和理論支持。
科學方法致力於尋找對「實在」的間接證據，如透過數據分析與實驗設計來驗證假設。然而，這種「實在觀」往往受到科學哲學中的多種觀點挑戰，其中之一便是相對論。
二、相對論（Relativism）
相對論（Relativism）是一種哲學立場，認為沒有一致和客觀的「實在」，又被認為屬於「批判性（Critical）」之相對論，因此建立在這種「實在」之上的知識及其理論並非絕對的，而是隨著文化、歷史或意識型態而異。這意味著，不同時代或背景下形成的理論與知識體系，可能呈現出顯著差異。「相對論」強調科學知識的多樣性與相對性，尤其反對將特定理論視為唯一真理。
例如，在人類學研究中，文化相對論強調不同文化之間的價值觀、習俗和信仰無法以單一標準進行比較。同樣地，在社會學中，社會現象的解釋也因文化與歷史脈絡而異。這種哲學觀點提醒我們，科學理論在不同社會環境下可能出現差異與矛盾，而非普世適用。
三、真理與實在的區別
在科學哲學觀點下，不管是「實在論」或「反實在論」都不認為真理（Truth）是科學的核心目標。也非科學探討的對象，真理在批判性相對論的本體論中毫無作用（Truth is an inappropriate object for science; truth plays no role in the ontology of critical relativism.）。科學研究的重點在於解釋和理解現象，而非確立永恆不變的真理。
科學歷史哲學家如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提出，科學理論是隨著「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而非持續接近真理。這說明了科學進步並非線性過程，而是經歷多次革命性變革，每個典範皆為當時背景下最佳的解釋框架。因此，在科學研究中，面對現象時，我們追求的，是合理的說明和解釋，而非絕對的真理。
實在與真理在科學哲學中具有截然不同的地位。實在是科學研究中所要探討的目標。科學研究是致力於在不同文化與歷史脈絡中建構合理的解釋框架，而非追求單一且普遍的真理。
在當代科學哲學中，我們應秉持批判與反思的態度，認識到知識的相對性和科學理論的動態性，才能更有效地應對不斷變化的科學挑戰。
本體論（Ontology）
本體論（Ontology）是科學哲學中的一個重要分支，探討的是「實在」的性質與存在問題。在哲學範疇內，本體論試圖回答「什麼是實在？」以及「實在的性質是什麼？」這些基本問題。在現代科學研究中，本體論的討論對於理解科學理論的基礎和科學實踐的合理性，具有深遠意義。
一、實在的哲學探討
從哲學觀點來看，「實在」是人類活動的核心概念，牽涉到理性與感性的綜合運用。在這個脈絡下，「實在」可以包含感知的現象以及理性的推論。除了理性和感性外，還可能涉及美感與意志力，反映出人類對世界的多層次理解。
在古典哲學中，柏拉圖（Plato）認為理念世界是真實的實在，而物質世界僅是其投影；而亞里斯多德（Aristotelēs）則強調現實世界中的具體事物才是真實的存在。在現代哲學中，康德（Immanuel Kant）認為現象界與物自體的區分，凸顯了人類感知與客觀實在之間的張力。
二、實在論與反實在論（Realism vs. Anti-Realism）
在本體論的探討中，實在論（Realism）和反實在論（Anti-Realism）是兩個對立的立場。這兩者主要針對科學理論是否能夠正確反映真實世界而展開辯論：
1. 實在論（Realism）
實在論主張，現實世界乃是客觀而獨立的存在，且依一定法制運作，獨立於人類的認知和預測；科學理論所反映的，就是這種真實自然法則與事實。自然科學理論傳統上多基於這種實在論，例如，物理學中的引力理論和電磁理論，對於早期社會科學研究產生極大影響。
2. 反實在論（Anti-Realism）
相對於實在論，反實在論者則認為，科學理論僅是解釋現象的工具，而非真實世界的反映。反實在論強調，理論僅僅是用來整理觀察數據的模型或框架，而非對實在的準確描述。這種觀點認為，科學知識具有操作性而非本體性。例如，量子力學中的波函數崩塌問題，就屬於反實在論者關注的議題，因為波函數是否具有真實存在性仍存在爭議。
三、科學中的實在性爭論
在科學研究中，關於實在性問題的一個核心爭論是：科學理論所描述的現象，是否真實存在於客觀世界中？或者僅僅是研究者對觀察對象的認知建構？這些問題在量子物理學、社會科學和心理學中，經常引發激烈討論。
例如，在心理學中，智力（Intelligence）是否真實存在，還是僅僅是研究者創造出來解釋行為差異的構念？同樣地，在社會學中，階級（Class）是否為真實存在的社會結構，或只是分析社會現象的理論建構？這些問題揭示了本體論在科學實踐中的挑戰與爭議。不同意「實在論」之哲學流派甚多，其中以唯心論（Idealism）、現象論（Phenomenalism）、工具論（Instrumentalism）與建構論（Constructivism）等為著。
本體論在科學哲學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幫助我們思考科學理論與真實世界的關係。無論是實在論還是反實在論，都揭示了科學理論建構過程中的困難與複雜性。在未來科學研究中，我們應當對科學理論的本體地位保持批判與反思，從而在知識建構中更加審慎地看待科學理論的真實性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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