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政治大學對台灣管理教育的貢獻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探索台灣企管教育的源頭，
突破企業發展的瓶頸，
邁向卓越領導的高峰。
管理教育不僅是教人如何做事的學問；
更是教人如何做人及明辨是非的教育。
──楊必立 台灣MBA教育之父、政大企研所第一任所長
管理教育對台灣經濟發展影響深遠，它除了是一套科學的理論和學問，也是與時代、環境俱進的思考能力，更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懷與信任，在每一個社會與產業轉型的十字路口，必定有努力尋找下一個機會的領導者，帶領組織乃至政府做出關鍵性的決策。
本書回溯台灣現代管理教育的源頭，一九六〇年代，國立政治大學因應台灣產業快速發展，對管理人才的迫切需要，首創國內第一個企管系及企管研究所，培育本土企業管理人才及師資，包括MBA、博士班、企家班；同時也成立政大公企中心，針對企業界需求，開設企經班，為在職人士授課，不僅開啟台灣現代管理教育的先河，更為管理教育帶來許多開創之舉。
書中不僅記錄許士軍、劉水深、司徒達賢等教授，勇於突破現狀的開創經驗，帶給許多企業家、經理人，甚至是國家經濟決策者，終身學習、突破瓶頸的精神，在社會與產業變動中持續創造新局。作者也實際採訪五十多位政大企管系及企研所校友們，包括尹啟銘（前經濟部長）、宋學仁（台灣投資銀行教父）、林信義（裕隆集團最高顧問）、周俊吉（信義房屋創辦人）、葉佳紋（瑞昱半導體創辦人）等人，回顧政大企管教育帶給他們在人生方向或事業經營理念上的啟發，展現管理教育在台灣經濟發展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政大秉持開創精神，持續因應社會環境需要，從教育出發，進行一連串創新的舉措：
‧接軌國際的全新教育機構及觀念
‧重視通才與英語的管理教育
‧首開台灣企管在職教育，成立「企業家班」與「科技班」
‧打破體制，傳承美國MBA精神的國內第一個企研所
‧首創個案教學及本土個案寫作，訓練「聽說讀想」的能力
‧創辦全球第一本華文管理學術期刊《管理評論》
‧建立第一套中文企業管理文獻資料庫及經營競賽遊戲
突破企業發展的瓶頸，
邁向卓越領導的高峰。
管理教育不僅是教人如何做事的學問；
更是教人如何做人及明辨是非的教育。
──楊必立 台灣MBA教育之父、政大企研所第一任所長
管理教育對台灣經濟發展影響深遠，它除了是一套科學的理論和學問，也是與時代、環境俱進的思考能力，更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懷與信任，在每一個社會與產業轉型的十字路口，必定有努力尋找下一個機會的領導者，帶領組織乃至政府做出關鍵性的決策。
本書回溯台灣現代管理教育的源頭，一九六〇年代，國立政治大學因應台灣產業快速發展，對管理人才的迫切需要，首創國內第一個企管系及企管研究所，培育本土企業管理人才及師資，包括MBA、博士班、企家班；同時也成立政大公企中心，針對企業界需求，開設企經班，為在職人士授課，不僅開啟台灣現代管理教育的先河，更為管理教育帶來許多開創之舉。
書中不僅記錄許士軍、劉水深、司徒達賢等教授，勇於突破現狀的開創經驗，帶給許多企業家、經理人，甚至是國家經濟決策者，終身學習、突破瓶頸的精神，在社會與產業變動中持續創造新局。作者也實際採訪五十多位政大企管系及企研所校友們，包括尹啟銘（前經濟部長）、宋學仁（台灣投資銀行教父）、林信義（裕隆集團最高顧問）、周俊吉（信義房屋創辦人）、葉佳紋（瑞昱半導體創辦人）等人，回顧政大企管教育帶給他們在人生方向或事業經營理念上的啟發，展現管理教育在台灣經濟發展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政大秉持開創精神，持續因應社會環境需要，從教育出發，進行一連串創新的舉措：
‧接軌國際的全新教育機構及觀念
‧重視通才與英語的管理教育
‧首開台灣企管在職教育，成立「企業家班」與「科技班」
‧打破體制，傳承美國MBA精神的國內第一個企研所
‧首創個案教學及本土個案寫作，訓練「聽說讀想」的能力
‧創辦全球第一本華文管理學術期刊《管理評論》
‧建立第一套中文企業管理文獻資料庫及經營競賽遊戲
目錄
序文 回首來時路── 一個受惠者的感恩 許士軍
前言 帶動台灣商管人才培育的先鋒
第一章 乘風而上：孕育台灣管理人才，放眼國際市場
第二章 開創新局：台灣MBA教育之父的破壞式創新
第三章 實用主義精神：伴隨台灣經濟起飛的在職班
第四章 百年樹人：政大企研所碩博士生的職能與發展
第五章 開花結果：總裁們在政大企家班的日子與知能成長
結語 走過一甲子，政大為台灣管理教育的持續開創
注釋
附錄
前言 帶動台灣商管人才培育的先鋒
第一章 乘風而上：孕育台灣管理人才，放眼國際市場
第二章 開創新局：台灣MBA教育之父的破壞式創新
第三章 實用主義精神：伴隨台灣經濟起飛的在職班
第四章 百年樹人：政大企研所碩博士生的職能與發展
第五章 開花結果：總裁們在政大企家班的日子與知能成長
結語 走過一甲子，政大為台灣管理教育的持續開創
注釋
附錄
序／導讀
序文
回首來時路── 一個受惠者的感恩
逢甲大學人言講座教授 許士軍
在整整一甲子之後的今天，重溫政大企管教育創辦的歷史，所報導的史實，誠如本書前言標題所示，代表政大「帶動台灣商管人才培育的先驅」的重要貢獻。如今留下書面記載，使得多年來隱存內心的一種缺憾，頓然有釋然之感。當然，在此，也十分感佩，促成本書出版問世的幕後推手。
回憶當年往事，映現心頭，有如白頭宮女話當年，吉光片羽，在此稍作補遺，感謝出版者給予這樣一個機會。
記得這恐怕是一九六〇年代台灣接受美援的最後的一個計畫，政大在校內一舉創設五個新的單位。就位置而言，有位於台北市區內的「公共行政暨企業管理教育中心」，「公共行政研究所」，和「企業管理研究所」三個單位；另有位於政大木柵校本部的「公共行政學系」（屬於「法學院」）與「企業管理學系」（屬於「商學院」）。這種安排，乍看之下，有違一般人心目中的大學體制，令人感到詫異，其實這是具有深意的，稍後再談。
事實上，還值得一提的，就是另一個指導委員會，位於這五個單位之上。當時凡是校內有關企業管理與公共行政教育的重要政策興革之事，都要經過這一委員會的討論和決議，然後才彙報校方核定施行。
事後想來，政大創設這些單位，和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存在有密切關係。當時正是所謂台灣「經濟起飛」階段。美方認為，此時的台灣，應當加強兩種人才的培育：一為公共行政，亦即政府文官人才；另一則為企業經營人才。當時將兩個研究所設於台北市區，和公企中心同一地址，而和同一名稱的學系分開。主要是因為在顧問心目中，依美國大學學制，這兩個研究所所授予的碩士學位，分別為MPA和MBA，乃屬於專業（professional）性質的學位，並非一般學術（academic）性質的MA。而且在美國，這種性質的教育，多未設有大學部的同類學系。但是，在台灣為了配合我國大學法，卻必須先有學系，才能設研究所，所以才會發生同樣名稱的所系，卻分設於兩地這回事。
我們也可以從設於金華街這兩個研究所的英文名稱，看出其獨立性質；他們都分別冠以the graduate school，類似美國大學中同類組織，並無二致。這種組織安排，要等到日後教育部推動所謂「所系合一」制度時，才將這兩個研究所先後遷回木柵校本部，分別回歸法學院和商學院，成為兩相關學系的碩士班。相信這也是本書選擇將內容涵蓋到此為止的背景。
台灣商管教育變革與個人生涯改變的起點
誠如本書中所描述，政大創設企業教育之理念和課程內容，並非國內原有「商學」教育學制之延伸，而是將一九六〇年代美國方始成形的MBA學程觀念移植到台灣。這種創新做法，目的是，冀望使台灣在商管人才的培育上，得以趕上台灣欣欣向榮的經濟與產業發展的人才需要。但是也因此，很自然地，帶動台灣整個商管教育的變革，也說明了本書問世所帶來的特殊價值和意義。
除了上述相關背景的補述以外，也希望藉此機會，說明了個人如何在這同樣六十年間和管理教育結下不解之緣的生涯歷程。
原因是，在上述美援計畫下，為了培訓嶄新學程所需要之師資，乃遴選校內外人才赴美進修。由於當時美國顧問們認為，企管教育不能只限於大學門牆之內，必須和實務業界建立密切關係，因此乃由校方主動洽請經濟部推薦適當人選參與遴選，恰好個人當時以高考經濟行政人員資格，在經濟部國營事業司任職，因而獲得推薦。經面試入選後，此從開始了個人從事管理教育的一生。這可以說是一個緣分，也是一個非常幸運的緣分。
在該計畫項下，全部有十八位名額；企業管理和公共行政兩類，各有九個名額赴美進修，除公共行政類中有少數幾位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外，其他主要都是到密西根大學。而我是所有人選中首批出發的三人之一（其他兩位屬於公共行政類）。離開亞熱帶的台灣，到達大雪紛飛的北國，於一九六三年元月春季班入學。就個人而言，自此以整整兩年時間，計四個學期又兩個暑期，完成MBA with distinction學位。
一九六五年初返校任教，剛好趕上了擔任研究所及學系首屆同學的行銷課程。自此開始，以迄一九七八年赴美任教時止，計有十四個年頭在政大任教。其間很榮幸地，繼楊必立和任維均兩位前輩之後，先後擔任第二任的企管系主任及企管系所所長。
直到今天，個人一共在國內外八所大學任教，都和企管教育有關，一生的學習領域和志業始自政大。回顧前塵，一切猶如昨日，不勝感念和感恩。
展望未來，目前世界已非六十年前的世界。物轉星移，企業經營與管理，和當年相較，面目全非。目前企業所面臨的，既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也是一個網路和數位化的世界。企業組織，既非當年所講求的層級結構和部門組織做為主流，也超越了事業部經營及產業策略的經營典範。取代的是，「去中心化」和「無邊界化」的組織。這種組織，透過平台和雲端，提供個人發揮創業之生態環境。
再者，企業在達成目標上，也不在再侷限於價美物廉、營收成長、投資報酬；更超越顧客滿意的層次，而必須對社會及地球生態有所助益。在這巨大且顛覆性的改變下，今後企業經營，也已超越management層次，而必須講求governance，才能獲得生存及發展的正當性和尊重。
談罷全書，深感在六十年前的政大，洞察先機，在企管人才培育上開創新猷，引領風騷，對於台灣經濟發展，帶來重大貢獻。
在此衷心期待，在今後驚滔駭浪的世界中，政大以及台灣的商管教育，仍然勇往直前，承當時代所賦予的新任務和新使命。
回首來時路── 一個受惠者的感恩
逢甲大學人言講座教授 許士軍
在整整一甲子之後的今天，重溫政大企管教育創辦的歷史，所報導的史實，誠如本書前言標題所示，代表政大「帶動台灣商管人才培育的先驅」的重要貢獻。如今留下書面記載，使得多年來隱存內心的一種缺憾，頓然有釋然之感。當然，在此，也十分感佩，促成本書出版問世的幕後推手。
回憶當年往事，映現心頭，有如白頭宮女話當年，吉光片羽，在此稍作補遺，感謝出版者給予這樣一個機會。
記得這恐怕是一九六〇年代台灣接受美援的最後的一個計畫，政大在校內一舉創設五個新的單位。就位置而言，有位於台北市區內的「公共行政暨企業管理教育中心」，「公共行政研究所」，和「企業管理研究所」三個單位；另有位於政大木柵校本部的「公共行政學系」（屬於「法學院」）與「企業管理學系」（屬於「商學院」）。這種安排，乍看之下，有違一般人心目中的大學體制，令人感到詫異，其實這是具有深意的，稍後再談。
事實上，還值得一提的，就是另一個指導委員會，位於這五個單位之上。當時凡是校內有關企業管理與公共行政教育的重要政策興革之事，都要經過這一委員會的討論和決議，然後才彙報校方核定施行。
事後想來，政大創設這些單位，和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存在有密切關係。當時正是所謂台灣「經濟起飛」階段。美方認為，此時的台灣，應當加強兩種人才的培育：一為公共行政，亦即政府文官人才；另一則為企業經營人才。當時將兩個研究所設於台北市區，和公企中心同一地址，而和同一名稱的學系分開。主要是因為在顧問心目中，依美國大學學制，這兩個研究所所授予的碩士學位，分別為MPA和MBA，乃屬於專業（professional）性質的學位，並非一般學術（academic）性質的MA。而且在美國，這種性質的教育，多未設有大學部的同類學系。但是，在台灣為了配合我國大學法，卻必須先有學系，才能設研究所，所以才會發生同樣名稱的所系，卻分設於兩地這回事。
我們也可以從設於金華街這兩個研究所的英文名稱，看出其獨立性質；他們都分別冠以the graduate school，類似美國大學中同類組織，並無二致。這種組織安排，要等到日後教育部推動所謂「所系合一」制度時，才將這兩個研究所先後遷回木柵校本部，分別回歸法學院和商學院，成為兩相關學系的碩士班。相信這也是本書選擇將內容涵蓋到此為止的背景。
台灣商管教育變革與個人生涯改變的起點
誠如本書中所描述，政大創設企業教育之理念和課程內容，並非國內原有「商學」教育學制之延伸，而是將一九六〇年代美國方始成形的MBA學程觀念移植到台灣。這種創新做法，目的是，冀望使台灣在商管人才的培育上，得以趕上台灣欣欣向榮的經濟與產業發展的人才需要。但是也因此，很自然地，帶動台灣整個商管教育的變革，也說明了本書問世所帶來的特殊價值和意義。
除了上述相關背景的補述以外，也希望藉此機會，說明了個人如何在這同樣六十年間和管理教育結下不解之緣的生涯歷程。
原因是，在上述美援計畫下，為了培訓嶄新學程所需要之師資，乃遴選校內外人才赴美進修。由於當時美國顧問們認為，企管教育不能只限於大學門牆之內，必須和實務業界建立密切關係，因此乃由校方主動洽請經濟部推薦適當人選參與遴選，恰好個人當時以高考經濟行政人員資格，在經濟部國營事業司任職，因而獲得推薦。經面試入選後，此從開始了個人從事管理教育的一生。這可以說是一個緣分，也是一個非常幸運的緣分。
在該計畫項下，全部有十八位名額；企業管理和公共行政兩類，各有九個名額赴美進修，除公共行政類中有少數幾位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外，其他主要都是到密西根大學。而我是所有人選中首批出發的三人之一（其他兩位屬於公共行政類）。離開亞熱帶的台灣，到達大雪紛飛的北國，於一九六三年元月春季班入學。就個人而言，自此以整整兩年時間，計四個學期又兩個暑期，完成MBA with distinction學位。
一九六五年初返校任教，剛好趕上了擔任研究所及學系首屆同學的行銷課程。自此開始，以迄一九七八年赴美任教時止，計有十四個年頭在政大任教。其間很榮幸地，繼楊必立和任維均兩位前輩之後，先後擔任第二任的企管系主任及企管系所所長。
直到今天，個人一共在國內外八所大學任教，都和企管教育有關，一生的學習領域和志業始自政大。回顧前塵，一切猶如昨日，不勝感念和感恩。
展望未來，目前世界已非六十年前的世界。物轉星移，企業經營與管理，和當年相較，面目全非。目前企業所面臨的，既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也是一個網路和數位化的世界。企業組織，既非當年所講求的層級結構和部門組織做為主流，也超越了事業部經營及產業策略的經營典範。取代的是，「去中心化」和「無邊界化」的組織。這種組織，透過平台和雲端，提供個人發揮創業之生態環境。
再者，企業在達成目標上，也不在再侷限於價美物廉、營收成長、投資報酬；更超越顧客滿意的層次，而必須對社會及地球生態有所助益。在這巨大且顛覆性的改變下，今後企業經營，也已超越management層次，而必須講求governance，才能獲得生存及發展的正當性和尊重。
談罷全書，深感在六十年前的政大，洞察先機，在企管人才培育上開創新猷，引領風騷，對於台灣經濟發展，帶來重大貢獻。
在此衷心期待，在今後驚滔駭浪的世界中，政大以及台灣的商管教育，仍然勇往直前，承當時代所賦予的新任務和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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