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之道:那些島嶼間漂流的足跡與起源想像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重啟「日本人從何而來」的海洋想像經典——
以神話、語言與漂流物為線索,
提出顛覆性的「海上起源」假說,
思考連結日本、琉球、台灣與南方島嶼的隱形通道,
挑戰單一歷史路徑,開啟另一種島嶼文明的觀看方式。
------------
島嶼之間,是否曾有一條被遺忘的道路?
那些隨海漂流而來的種子、器物與傳說,
是否曾悄悄改變一個民族的起源想像?
柳田國男從風、語言與神話出發,
試圖追問:日本人,究竟從何而來?
當歷史沒有留下答案,
我們是否還能從風與海之中尋找線索?
這不只是關於日本的起源,
也是一場關於島嶼與人類的想像實驗。
海,從來不只是邊界,
海,是一條道路,
一條承載著人群遷徙、文化傳播與想像生成的隱形路徑。
從沖繩漁人為季節風命名的方式,到漂流上岸的椰子果實,
神話中反覆出現的遠方樂土,到語言中殘存的古老痕跡……
這些看似零散的線索,
是人們如何跨越海洋、抵達這些島嶼的證據。
在柳田的構想中,台灣、琉球與南方島嶼並非孤立的地理座標,
而是人群與文化北上流動時,不可或缺的中間地帶。
《海上之道》並不給出定論,而是持續展開的提問:
關於日本人從何而來,關於島嶼文化如何形成,
以及人們是否能以不同的方式理解過去。
在今日的學術視角下,書中部分推論或許已被修正,
但它保留了一種尚未被定形的思考狀態,
一種試圖從零開始理解的嘗試。
當人們重新面向海洋,這本書也可以再次成為一個起點。
----
【柳田國男的著作,提供了理解日本文化的多重入口】
讀《日本的傳說》,我們看見的是日本人如何將共同的記憶與恐懼,凝縮為一個個反覆流傳的故事原型。那是一個民族用來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
讀《日本的昔話》,我們進入的是更日常、更柔軟的敘事層。那些在爐火旁代代口傳的民間故事,保存了庶民生活的倫理感與想像力。
讀《日本的祭典》,我們看見的是信仰如何落地成為儀式,儀式如何構成社群,社群如何在反覆的節慶中確認自身的存在與歸屬。
讀《山之人生》,我們走入的是那些被主流歷史遺忘的角落——隱沒山林的人們,用另一種方式訴說著日本社會的邊緣與縫隙。
讀《海上之道》,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所有這些傳說、故事、祭典與山林記憶形成之前,這個民族從哪裡來?那片環繞著日本列島的海洋,究竟是終點,還是起點?
讀《遠野物語》,我們回到的是柳田民俗學真正的起點——一個山村裡流傳的神靈與異界故事,那是他第一次俯身傾聽,試圖從最微小的聲音裡,辨認出一個民族的輪廓。
讀《妖怪談義》,我們看見的是柳田如何將那些令人畏懼的異形存在,納入系統性的思考。妖怪不只是民間的想像,而是人們面對未知、恐懼與邊界時,所留下的集體印記。
七本書合而觀之,構成了一幅完整的圖,柳田國男窮盡一生試圖回答的,始終是同一個問題:日本,為何是如今的模樣?
本書特色
★日本民俗學經典之作,柳田國男晚年思想的重要總結。本書彙集〈海上之道〉、〈海神宮考〉、〈彌勒之船〉等重要論文,呈現其對日本文化起源的整體思考。
★以「海」為核心的文化起源論,顛覆傳統大陸中心史觀。不同於過往強調中國大陸傳入的說法,柳田提出從南方島嶼經由海路傳播文化的可能性。
★從語言、神話與「漂流物」切入的獨特方法。椰子、流木、風名與歌謠,這些看似零碎的日常經驗,在本書中被轉化為理解歷史的線索。
★思想價值大於結論的經典著作。書中部分推論已被當代學界修正,但其提出問題、建構假說的方式,至今仍具有啟發性。
★對台灣讀者而言的特殊意義。書中多次觸及琉球、南西諸島乃至台灣,使本書成為重新思考「南島世界」與「海洋文化」的重要入口。
以神話、語言與漂流物為線索,
提出顛覆性的「海上起源」假說,
思考連結日本、琉球、台灣與南方島嶼的隱形通道,
挑戰單一歷史路徑,開啟另一種島嶼文明的觀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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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嶼之間,是否曾有一條被遺忘的道路?
那些隨海漂流而來的種子、器物與傳說,
是否曾悄悄改變一個民族的起源想像?
柳田國男從風、語言與神話出發,
試圖追問:日本人,究竟從何而來?
當歷史沒有留下答案,
我們是否還能從風與海之中尋找線索?
這不只是關於日本的起源,
也是一場關於島嶼與人類的想像實驗。
海,從來不只是邊界,
海,是一條道路,
一條承載著人群遷徙、文化傳播與想像生成的隱形路徑。
從沖繩漁人為季節風命名的方式,到漂流上岸的椰子果實,
神話中反覆出現的遠方樂土,到語言中殘存的古老痕跡……
這些看似零散的線索,
是人們如何跨越海洋、抵達這些島嶼的證據。
在柳田的構想中,台灣、琉球與南方島嶼並非孤立的地理座標,
而是人群與文化北上流動時,不可或缺的中間地帶。
《海上之道》並不給出定論,而是持續展開的提問:
關於日本人從何而來,關於島嶼文化如何形成,
以及人們是否能以不同的方式理解過去。
在今日的學術視角下,書中部分推論或許已被修正,
但它保留了一種尚未被定形的思考狀態,
一種試圖從零開始理解的嘗試。
當人們重新面向海洋,這本書也可以再次成為一個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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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田國男的著作,提供了理解日本文化的多重入口】
讀《日本的傳說》,我們看見的是日本人如何將共同的記憶與恐懼,凝縮為一個個反覆流傳的故事原型。那是一個民族用來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
讀《日本的昔話》,我們進入的是更日常、更柔軟的敘事層。那些在爐火旁代代口傳的民間故事,保存了庶民生活的倫理感與想像力。
讀《日本的祭典》,我們看見的是信仰如何落地成為儀式,儀式如何構成社群,社群如何在反覆的節慶中確認自身的存在與歸屬。
讀《山之人生》,我們走入的是那些被主流歷史遺忘的角落——隱沒山林的人們,用另一種方式訴說著日本社會的邊緣與縫隙。
讀《海上之道》,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所有這些傳說、故事、祭典與山林記憶形成之前,這個民族從哪裡來?那片環繞著日本列島的海洋,究竟是終點,還是起點?
讀《遠野物語》,我們回到的是柳田民俗學真正的起點——一個山村裡流傳的神靈與異界故事,那是他第一次俯身傾聽,試圖從最微小的聲音裡,辨認出一個民族的輪廓。
讀《妖怪談義》,我們看見的是柳田如何將那些令人畏懼的異形存在,納入系統性的思考。妖怪不只是民間的想像,而是人們面對未知、恐懼與邊界時,所留下的集體印記。
七本書合而觀之,構成了一幅完整的圖,柳田國男窮盡一生試圖回答的,始終是同一個問題:日本,為何是如今的模樣?
本書特色
★日本民俗學經典之作,柳田國男晚年思想的重要總結。本書彙集〈海上之道〉、〈海神宮考〉、〈彌勒之船〉等重要論文,呈現其對日本文化起源的整體思考。
★以「海」為核心的文化起源論,顛覆傳統大陸中心史觀。不同於過往強調中國大陸傳入的說法,柳田提出從南方島嶼經由海路傳播文化的可能性。
★從語言、神話與「漂流物」切入的獨特方法。椰子、流木、風名與歌謠,這些看似零碎的日常經驗,在本書中被轉化為理解歷史的線索。
★思想價值大於結論的經典著作。書中部分推論已被當代學界修正,但其提出問題、建構假說的方式,至今仍具有啟發性。
★對台灣讀者而言的特殊意義。書中多次觸及琉球、南西諸島乃至台灣,使本書成為重新思考「南島世界」與「海洋文化」的重要入口。
目錄
序
海上之道
海神宮考
彌勒之船
根之國物語
老鼠的淨土
關於「寶貝」
人與數珠玉
稻米產屋
我想了解的二三事
海上之道
海神宮考
彌勒之船
根之國物語
老鼠的淨土
關於「寶貝」
人與數珠玉
稻米產屋
我想了解的二三事
序/導讀
作者序
大約在三十年前,我曾就「日本人是如何遷徙而來」這個題目發表過一些淺見。自那時起,關於船隻與航行的種種問題,便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其中有一點,是我無論如何都想在此提上一筆的,那便是連接日本本土與沖繩之間的交通路徑。現今前往沖繩,大多是取道西海岸航線,但我很想試著論證:在古時候,人們主要使用的,或許其實是東海岸的航線。
關於日本南北往來的交通,過去是否曾大量利用後來逐漸荒廢的東海岸呢?事實上,對於古老的航海技術而言,東海岸反而更為便利。那裡多是平緩遼闊的淺灘砂質海岸,人們可以每航行一小段距離,便隨時將船拉上岸紮營過夜;若與當地人相談甚歡,甚至可以就在岸邊盤桓數日。在那個時代,一年只要完成一次航行便已足夠,並不會急著想要在年內往返。
日本學界向來習慣將首里與那霸視為一切的核心,因此理所當然地認為,東海岸的文化與語言,不過是後來才從中心地帶演變而出的分支。然而我卻深信,自己能證明這兩者之間的不同並非後天的演變,而是從一開始就源自不同的根基。當時的人們其實是從北方一口氣南下航行,直接抵達了文獻中記作「信覺」的石垣島。由於與「信覺」相呼應的地名僅存在於八重山地區,這足以說明,日本本土與那片遙遠的土地,早在極古之時便已有了直接且頻繁的往來。
或許是因為這個想法略顯驚人,旁人多半不願相信。但只要沿著砂灘前進,遇上強風時就原地停泊數日,這樣的航行方式絕對是可行的。即使我們設想路徑是從沖繩本島經由宮古島、多良間島,再航向八重山群島,在邏輯上也沒有任何窒礙難行之處。
我之所以提出「東海岸說」,雖然並無絕對的明證,但沖永良部島與與論島沿海的居民,至今仍記得昔日存在「東西兩路」的說法。直到後來,人們才漸漸改用西側海岸;即使同樣是前往國頭地區,船隻改由西側繞行,那已經是後世的事情了。
在那段日本人還是海路主要往來者的時期,也就是在那霸港正式開埠以前,我們可以推想,當時東海岸一帶與日本本土之間,其實存在著許多文化上的共通點。甚至連當地的語言,在當時恐怕也比現在更接近日語。相較之下,首里與那霸地區曾有一段時期積極對外開放,據說當時匯集了來自十多個不同國家的外籍人士,那種國際化的社會氛圍與東側相比,自然是大相徑庭。
從本島的知念、玉城南下,再繞回那霸港,在當時是非常耗時的工程。相比之下,前往宮古島北岸反而容易得多。那霸港的興起,是從取道久米島一側的北方航路開啟後才開始的,據傳那已是隋代的事。這條北方道路是一條頗為艱辛的航線,不僅船速要快,中途還必須有修繕船隻的據點。航行者必須具備極強的自信與體魄,且必須是對風向與潮流瞭若指掌的箇中好手。
從飛機上俯瞰沖繩本島固然清楚,但就算不從空中看,只要登上丘陵頂端,有些地方是能同時望見東西兩面海洋的。或許有人會想,只要扛著船越過山丘,就能輕易往來東西兩岸;但若族群系統不同,事情恐怕就沒那麼簡單了。
我最早察覺這一點,是聽NHK的矢成先生一行人在國頭安田、安波地區錄下的對話。起初,那聲音與日本本土的語言極其相似,甚至讓我一度懷疑是否是本土居民移民過去的。但我隨即意識到這個想法不對——那並非模仿,而是當地的語言本就與本土相差無幾。東海岸與西海岸雖然相距不遠,卻因為文化發展的路徑不同,導致語言與居民構成產生了歧異。
我暫且將它稱為「勝連文化」。這種勝連文化,與以首里、那霸為中心的文化(或許可以稱為「浦添文化」),在系統上可能存在著本質性的差異。
時至今日,勝連文化的遺跡已幾乎蕩然無存。在曲亭馬琴的《弓張月》中曾被提及的勝連按司阿麻和利,在沖繩歷史上被澈底塑造成了反派角色。但正如伊波普猷很早便指出的,那是戰國時代的常態——勝敗易位,忠臣與叛將的評價往往也隨之翻轉。從《思草紙》中可以看見,當年的勝連曾是文化中心,甚至被歌詠為一如大和的鎌倉。
往昔我國究竟是使用何種船隻在南北間航行?在那個沒有專門造船業者的時代,人們定是尋找能取得船材的地方,就地造船使用。例如安藝國與周防國,至今仍出產大量船材;在中世,那裡也供應建築木材,奈良大寺院的興建,便常仰賴該地的木料。
在探討日本人遷徙的課題時,我們不得不重視東海岸航線。關於最初登陸的地點,雖然眾說紛紜,但若承認「天孫降臨於日向高千穗」的說法,那便無須討論;可若認為神話不可信,那麼推測古人是在日向一帶整備船隻北上,則顯得合乎情理。即使如神武天皇東征,也是避開了潮激風強的關門海峽,直接從東側進入瀨戶內海。因此若將東西兩條交通路徑並列,東側的路徑似乎更為古老。不過這是一個難題,我不認為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能澈底解決。
我這幾篇文章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帶著這個問題意識寫下的。由於我自己的預備知識尚不足以做出斷論,下筆時不免躊躇,但每當我深信這個觀點能夠適用時,便始終將它視為一項重要的條件。
關於日本人的種族起源論,必須將各地留下的古代痕跡納入考量。在這次收集的論文中,有些想法甚至遠及青森縣的北端。回顧過往的日本人論,對太平洋交通的考量似乎略顯不足。換言之,我總覺得像是在伊勢,或是再往東一點的駿河、遠江一帶,似乎存在著某種分界線,而那一帶的歷史顯然一直被眾人所忽略。我認為,無論是房總半島還是伊豆半島,或許全都是在那漫長的歲月裡,由人們循著海路,一站站繞行而來的結果。
儘管窮盡一生,我最終還是沒能給出一個結論,但關於「日本人是在何處成長」這一點,必須有更具體的定論。雖然九州南部起源論或許是事實,但來到那裡的途徑依然不明。即使這點弄清楚了,之後的去向又成了謎。土佐地區有廣大的面積曾發生陷落,那裡的舊貌顯然與今日有很大的不同。利用瀨戶內海的時代開啟得較晚,人們是到了後來,才開始學會如何出入關門海峽那潮流湍急的水道。仔細閱讀《六國史》等文獻,似乎能看見穿梭關門海峽的技術發展進程。起初並不容易通過,隨著船體加大、結構增強,技術進步後,人們才漸漸能夠克服關門海峽的險阻。
然而關於船隻,仍有許多無法理解之處。首先,和船那細長的櫓,究竟是如何演變而來的?我生長在利根川畔,對那種細長的櫓非常熟悉,我認為那是日本的特色。這種櫓的設計,或許與砂灘海岸的環境息息相關。在連接沖繩與本土的西海岸,雖然有許多使用帆或是篙的地方,但具備發展出「櫓」這種交通條件的土地似乎並不多。
日本政府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曾直接介入航海事業。或許停止遣唐使的時代,正是航海事業最為衰微的頂點。若僅憑那之後的記錄來論述海上交通史,恐怕會墮入以偏概全的誤區。
昭和三十六年六月
柳田國男
大約在三十年前,我曾就「日本人是如何遷徙而來」這個題目發表過一些淺見。自那時起,關於船隻與航行的種種問題,便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其中有一點,是我無論如何都想在此提上一筆的,那便是連接日本本土與沖繩之間的交通路徑。現今前往沖繩,大多是取道西海岸航線,但我很想試著論證:在古時候,人們主要使用的,或許其實是東海岸的航線。
關於日本南北往來的交通,過去是否曾大量利用後來逐漸荒廢的東海岸呢?事實上,對於古老的航海技術而言,東海岸反而更為便利。那裡多是平緩遼闊的淺灘砂質海岸,人們可以每航行一小段距離,便隨時將船拉上岸紮營過夜;若與當地人相談甚歡,甚至可以就在岸邊盤桓數日。在那個時代,一年只要完成一次航行便已足夠,並不會急著想要在年內往返。
日本學界向來習慣將首里與那霸視為一切的核心,因此理所當然地認為,東海岸的文化與語言,不過是後來才從中心地帶演變而出的分支。然而我卻深信,自己能證明這兩者之間的不同並非後天的演變,而是從一開始就源自不同的根基。當時的人們其實是從北方一口氣南下航行,直接抵達了文獻中記作「信覺」的石垣島。由於與「信覺」相呼應的地名僅存在於八重山地區,這足以說明,日本本土與那片遙遠的土地,早在極古之時便已有了直接且頻繁的往來。
或許是因為這個想法略顯驚人,旁人多半不願相信。但只要沿著砂灘前進,遇上強風時就原地停泊數日,這樣的航行方式絕對是可行的。即使我們設想路徑是從沖繩本島經由宮古島、多良間島,再航向八重山群島,在邏輯上也沒有任何窒礙難行之處。
我之所以提出「東海岸說」,雖然並無絕對的明證,但沖永良部島與與論島沿海的居民,至今仍記得昔日存在「東西兩路」的說法。直到後來,人們才漸漸改用西側海岸;即使同樣是前往國頭地區,船隻改由西側繞行,那已經是後世的事情了。
在那段日本人還是海路主要往來者的時期,也就是在那霸港正式開埠以前,我們可以推想,當時東海岸一帶與日本本土之間,其實存在著許多文化上的共通點。甚至連當地的語言,在當時恐怕也比現在更接近日語。相較之下,首里與那霸地區曾有一段時期積極對外開放,據說當時匯集了來自十多個不同國家的外籍人士,那種國際化的社會氛圍與東側相比,自然是大相徑庭。
從本島的知念、玉城南下,再繞回那霸港,在當時是非常耗時的工程。相比之下,前往宮古島北岸反而容易得多。那霸港的興起,是從取道久米島一側的北方航路開啟後才開始的,據傳那已是隋代的事。這條北方道路是一條頗為艱辛的航線,不僅船速要快,中途還必須有修繕船隻的據點。航行者必須具備極強的自信與體魄,且必須是對風向與潮流瞭若指掌的箇中好手。
從飛機上俯瞰沖繩本島固然清楚,但就算不從空中看,只要登上丘陵頂端,有些地方是能同時望見東西兩面海洋的。或許有人會想,只要扛著船越過山丘,就能輕易往來東西兩岸;但若族群系統不同,事情恐怕就沒那麼簡單了。
我最早察覺這一點,是聽NHK的矢成先生一行人在國頭安田、安波地區錄下的對話。起初,那聲音與日本本土的語言極其相似,甚至讓我一度懷疑是否是本土居民移民過去的。但我隨即意識到這個想法不對——那並非模仿,而是當地的語言本就與本土相差無幾。東海岸與西海岸雖然相距不遠,卻因為文化發展的路徑不同,導致語言與居民構成產生了歧異。
我暫且將它稱為「勝連文化」。這種勝連文化,與以首里、那霸為中心的文化(或許可以稱為「浦添文化」),在系統上可能存在著本質性的差異。
時至今日,勝連文化的遺跡已幾乎蕩然無存。在曲亭馬琴的《弓張月》中曾被提及的勝連按司阿麻和利,在沖繩歷史上被澈底塑造成了反派角色。但正如伊波普猷很早便指出的,那是戰國時代的常態——勝敗易位,忠臣與叛將的評價往往也隨之翻轉。從《思草紙》中可以看見,當年的勝連曾是文化中心,甚至被歌詠為一如大和的鎌倉。
往昔我國究竟是使用何種船隻在南北間航行?在那個沒有專門造船業者的時代,人們定是尋找能取得船材的地方,就地造船使用。例如安藝國與周防國,至今仍出產大量船材;在中世,那裡也供應建築木材,奈良大寺院的興建,便常仰賴該地的木料。
在探討日本人遷徙的課題時,我們不得不重視東海岸航線。關於最初登陸的地點,雖然眾說紛紜,但若承認「天孫降臨於日向高千穗」的說法,那便無須討論;可若認為神話不可信,那麼推測古人是在日向一帶整備船隻北上,則顯得合乎情理。即使如神武天皇東征,也是避開了潮激風強的關門海峽,直接從東側進入瀨戶內海。因此若將東西兩條交通路徑並列,東側的路徑似乎更為古老。不過這是一個難題,我不認為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能澈底解決。
我這幾篇文章的大部分內容,都是帶著這個問題意識寫下的。由於我自己的預備知識尚不足以做出斷論,下筆時不免躊躇,但每當我深信這個觀點能夠適用時,便始終將它視為一項重要的條件。
關於日本人的種族起源論,必須將各地留下的古代痕跡納入考量。在這次收集的論文中,有些想法甚至遠及青森縣的北端。回顧過往的日本人論,對太平洋交通的考量似乎略顯不足。換言之,我總覺得像是在伊勢,或是再往東一點的駿河、遠江一帶,似乎存在著某種分界線,而那一帶的歷史顯然一直被眾人所忽略。我認為,無論是房總半島還是伊豆半島,或許全都是在那漫長的歲月裡,由人們循著海路,一站站繞行而來的結果。
儘管窮盡一生,我最終還是沒能給出一個結論,但關於「日本人是在何處成長」這一點,必須有更具體的定論。雖然九州南部起源論或許是事實,但來到那裡的途徑依然不明。即使這點弄清楚了,之後的去向又成了謎。土佐地區有廣大的面積曾發生陷落,那裡的舊貌顯然與今日有很大的不同。利用瀨戶內海的時代開啟得較晚,人們是到了後來,才開始學會如何出入關門海峽那潮流湍急的水道。仔細閱讀《六國史》等文獻,似乎能看見穿梭關門海峽的技術發展進程。起初並不容易通過,隨著船體加大、結構增強,技術進步後,人們才漸漸能夠克服關門海峽的險阻。
然而關於船隻,仍有許多無法理解之處。首先,和船那細長的櫓,究竟是如何演變而來的?我生長在利根川畔,對那種細長的櫓非常熟悉,我認為那是日本的特色。這種櫓的設計,或許與砂灘海岸的環境息息相關。在連接沖繩與本土的西海岸,雖然有許多使用帆或是篙的地方,但具備發展出「櫓」這種交通條件的土地似乎並不多。
日本政府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曾直接介入航海事業。或許停止遣唐使的時代,正是航海事業最為衰微的頂點。若僅憑那之後的記錄來論述海上交通史,恐怕會墮入以偏概全的誤區。
昭和三十六年六月
柳田國男
試閱
海上之道
一
在這次九學會聯合會的年會上,我發表了大致如下的談話。自從參與這個嶄新的協同組織以來,我們累積了無數愉快的經驗;而在這些體悟之中,作為日本民俗學會的一員,尤其有三件事值得慶賀。
第一,這九個團體各自循著不同的軌道運行,彼此分擔的領域並非同一個圓周上的片段。因此,各個學科有時相距甚遠,有時又近在眼前,甚至不時出現交會或可能產生衝突的情況。過去,大家總會下意識地避開這種局面,刻意在學問之間保留一些模糊的緩衝地帶;但現在,我們不僅不再畏懼來自不同角度的批判,更逐漸理解鄰近學科的長處,甚至偶爾借鏡對方的優勢來反思自身的不足。這對於像民俗學這樣在國家一隅成長起來的學問而言,無疑是巨大的助益。
第二件令人欣喜的事,是這九個持有不同態度、方法與背景的學會,在面對日本前所未有的局勢時,無需事先商議,便自然而然地達成共識,將日本民族的生存現狀作為共同研究的對象。將來若我們的研究能力日益充實茁壯,理應將研究領域從這片海洋向外持續擴張;但至少,過往那種將「熟知異國學問現狀並傳達給同胞」視為學者職責極限的貧瘠觀念,應當會就此畫下句點。若此預言幸而命中,那麼今天的聚會定將成為長久值得我們回首紀念的一刻。
第三,儘管有這麼多學會齊心合力研究日本多年,這塊領域中似乎仍保有許多尚未開墾的荒野,以及尚未解開的謎團。我認為這是一份值得感謝的良性刺激。對於像我這樣年事已高的人來說,這或許是種遺憾與愧疚;但對於今日在座的大多數人而言,恐怕再也沒有比這更令人振奮的現實了。得知前方還有廣大未知的世界等著去探索,相信各位之中不會有人因此退縮;可嘆在我求學的那個年代,多數人總以為真理早已被古人闡明,將「抵達古人的境界」視為唯一的終點。
二
所幸這半個世紀以來,「問題」或「疑問」這類詞彙,也開始在人文與文化學界中流行起來。然而,這多半只是那些正準備作答的人所使用的辭藻,並未導向我們所殷切期盼的那種「確立對無知的誠實自覺」之治學傳承;反之,有一種學風正披著新穎的外衣,企圖向我們伸出觸角──他們標榜所謂的「根本理念」,主張將其置於論爭與批判之外,僅用剩下的部分來從事研究。過去,正是因為存在太多不需證明的原理,以及堅不可摧的前提,才讓我們深感困苦,也使得學問進展遲緩。事到如今,想必再也不會有人只因些微的言詞修飾或形式新穎,便自甘束縛,重回過往那種窒礙難行的世界了吧。
長久以來,我們未曾察覺、也因此未能獲得解答的問題不計其數。在這些問題之中,對於一個四面環海、與鄰邦隔絕生存的島國而言,對「海上生活」的無知程度,簡直到了令人驚異的地步。眼看那種氣定神閒的時代已然遠去,自然科學領域首先感受到了朝氣,研究成果也讓人抱持一定程度的期待;然而,理應與之並肩齊驅、互為援引的文化史領域,卻連疑問的雛形都尚未具備。
舉例來說,日本人最初是從哪個方向遷徙而來的呢?在數以百計、大小遠近各異的島嶼中,究竟是在哪座島首度登陸,又是依序向哪個方位遷移擴張?這些目前全然無解。甚至連「本就不可能知道」這種程度的回答,似乎都還未形成共識。更何況,在日本有許多推論已近乎獲得公認,但若不先釐清上述問題,這些推論根本無從成立。
固然,那種故作老成、對新說法感到不安或百般挑剔的批判,今後恐怕仍會層出不窮;但為了國家學術的前景,唯獨我不願與這種消極主義為伍。恰恰相反,我認為有必要不斷提出新的假說,透過比較與對照來察覺彼此的弱點,並以此警惕那些過於樸素的盲從。因此,今天我便要以此為出發點,提出一個供大家參考的範例。
三
大約二十年前,我曾有一段時間熱中於蒐集各種風的名字。農民固然並非不關心風,但許多稱呼其實都深受海上生活的影響。在海洋上,風的名字往往代表了該種風的特性;然而到了內陸,人們多半只在乎方位,因此便根據地方特性來界定風名的意涵,導致各處的內容產生了細微的差異。
例如「山背」,指的是從山那頭吹來的風。因此,在江差、松前一帶,至今仍稱東北風為「山背」;而在瀨戶內海北岸,有些地方則用這個詞來稱呼從四國方向吹來的南風。在《萬葉集》最後兩卷中,有一個相當著名的例子,主要編纂者大伴家持以「東風」二字來對應「アユノカゼ」(ayu-no-kaze)。因此,許多國語辭典便將這個詞註解為「東風」,且似乎將所有把這個詞視為其他方位之風的用法,一概視為不正確的方言。然而,這種漢字的使用方式,恰恰說明了當時越中地區文人的居住地大多位在西側的角落。事實上,即使是在今日富山縣的海岸,依據方位的不同,仍存在著「能登艾」與「宮崎艾」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艾之風」(アユノカゼ)。宮崎位於東端的越後邊境海岬,只有從那裡吹來的風,才會吹動大伴家持等人的衣襟;至於從能登吹來的「艾之風」,則因受到山脈阻隔,在當地並不顯著。由此可見,那個時代的漢字運用,往往僅是就地取材的隨興之舉。
「アユ」(ayu)以及後世所稱的「艾之風」,指的都是正對著海岸吹來的風。也就是說,這種風能讓無數橫渡海洋的船隻平安入港,或是將各種珍奇異物吹向岸邊。如今這些已近乎死語,僅勉強殘存於字典與方言之中。不過,果實熟透自樹上墜落稱為「アエル」(aeru),而古語中也有「アユ」(ayu)、「アユル」(ayuru)、「アエモノ」(aemono)等詞,這或許是為了表達一種令人喜悅、自然順應期盼的愉悅狀態而早早產生的詞彙。甚至連稱為「アヘ」(ahe)的饗宴或供奉食物,說不定也與此同源。子音在漫長歲月中的變化或脫落不足為奇,我們實在沒必要因為海岸線角度的不同,或風吹入內陸的路徑差異,就認為它們各自擁有不同的語源。
在日本海一側,從東邊的津輕岬角到西邊的島根縣部分地區,相同的風名至今仍幾乎連成一氣地流傳著。由於詞彙優美,這些名字時常被編入歌謠,進而傳播到離海稍遠的內陸,並在那裡的土地上留下了記憶。例如在越前的武生等地,每當火車經過,我總會想起那首著名的中世遊女之歌:
越道之口,
我身在武生國府,
煩請代我傳話給雙親,
那領頭吹拂、知心相伴的艾之風啊。
在這座城市還是東西交通樞紐的年代,自稱從風下之處漂泊而來的女子們,時常吟唱這類歌謠來引發旅人的憐憫。與此異曲同工的「請轉告他們,我總是哭著度日」之類的詞句,其影響力甚至一直持續到了明治初期。
四
「知心相伴的艾之風」運用了所謂的「諧音雙關語」大概是將這陣風當作孤獨無依的自己的旅伴來稱呼吧;而那時的讀音,其實與今日已無二致。遊女將其編入歌謠吟詠,船員則在寂寥的日子裡反覆念想。正因為眾人皆將「艾」這個詞視為海上生活最為關切的命題,它才能從遙遠的《萬葉》時代起,代代相傳而不曾斷絕。即使在近代的港口,依然殘留著幾首相關的歌謠:
艾之風已吹到盡頭,
山背之風即將興起,
那山背之風啊,
終將成為離別的種子。
只要心心念念的船隻平安入港,「艾之風」就不再是焦點。人們反而開始憂慮,若風勢持續強勁,不久便會轉向成為迫使船隻啟航的離別之風。這多半是流行於蝦夷地的民謠。在北陸地區,則有一種與「山背」相近、被稱為「送出」的風。這名字原意應是從山谷深處吹出的風,但後來人們也習慣將它理解為「將靜候順風的船隻送出港」的風。
是否因為不吹艾之風,
貨船才沒有過來呢?
還是因為那新潟的河口,
正處於封港停航中呢?
這類歌謠,大概是傳唱於新潟鄰近的酒田、新湊,或是能登半島的小木、宇出津等港口小鎮吧。隨著名稱演變,凡是利於入港的順風都被稱為「艾之風」,其最初的意涵或許略有改變,但對於臨海而居的人們來說,那份聽聞風聲時心頭湧現的悸動始終如一,只是那強風吹襲後的結果,總讓人心底掛著一絲不安。
然而,隨著日本海的海運日益發達,航線跨越海峽延伸至東側的大洋,風名的用法也產生了變化。綜觀全國的稱呼,似乎只有宮古、八戶一帶,少數位於太平洋側的沿海地帶,將從陸地吹向海洋的風稱為「艾之風」。這顯然是水上生活者隨著物資運送帶過去的稱呼,而非沿岸居民自古使用的詞彙。即使同為「艾」(アユ〔ayu〕或アイ〔ai〕),在跨越漫長歲月的經濟環境變遷中,其肉眼不可見的核心定義也悄然發生了位移。
海洋對於島國文化有其古老的貢獻,在那有形之物的背後,存在著一種我稱之為「寄物」(漂流而至之物)的持續性自然現象。隨著時代演進,這種現象即使未被全然遺忘,也難免逐漸被輕視。以現代社會研究的角度來看,這或許是理所當然的趨勢,但在史前學的領域中,這無疑是令人難以忍受的缺憾。在文獻紀錄尚未觸及的遠古時代,很少有民族像日本人這樣,如此深切地累積著這方面的經驗,並將它保存傳承至今。我想,這類獨特的知識領域,恐怕是那些追隨外國學者足跡的研究者所無法企及的。
五
在港口或批發行這類制度完備之前,那些不定期漂抵岸邊的船隻,也被視為一種「寄物」。即使在今日,若走在尻屋一帶荒涼的海濱上,仍能看到大小不一的遇難船殘骸,與昆布、荒藻一同堆積在水際,被村民一車車地運往村裡。至於傳說中有人在暗夜燃火,誘使航行中的船隻迷航罹難,那恐怕已是遙遠往昔的談資了;無論如何,從海上漂流而來的一切,不論種類,原本全屬岸邊居民的所得,直到後來政府才陸續頒布法令予以限制。
眾多規範之中,針對「寄鯨」(擱淺鯨魚)的取締算是較晚近的事,在此之前,城市裡早已開始消費鯨肉,進而促使捕鯨技術突飛猛進。在日本這樣的國家,漁業是如何一步步發展成為一項獨立生計的過程,其實即使在社會科的課堂上,也能夠相當簡單地加以說明。起初是魚群主動成群湧來,任由需要的人隨意捕撈。在國家的各個角落,至今依然保全著一些這類原始的地點。所謂「漁業」的開端,其實就是由少數人親自動手,盡其所能地撈捕這些資源,並設法妥善地分配出去。但不同於農業,漁業的歷史其實非常短淺;而其最終的結果,卻是將魚群驅趕到了更遙遠的外海,使得往後的海岸生活,正陷入無止境的劇烈變遷之中。
與南方海上關於「贊魚」(儒艮)的傳說形成對照,在東日本浪濤洶湧的礁岸一帶,自古流傳著許多海獅、海豹,或是海獸因睡著而隨波逐流的「寢流」故事。由於文字教育向來偏重於京都、江戶及其周邊地區,導致這些口耳傳聞的故事正逐漸逸散於紀錄之外,面臨永遠消失的命運。若想保留這些記憶並納入對前代的考查,其艱辛程度絕非研究殘存至今的魚網或釣線所能比擬。正因如此,人們往往被迫在現代的空氣中,試圖推演那個遙遠而寂寥的世界。
相較之下,關於「寄木」或流木的傳說,與之邂逅的機會倒還多一些,也幸而保有一些文獻記載。儘管如此,我們依然難以想像那樣一個時代──當時日本國內的山原野地遍布巨木,而這些樹木隨後因自然之力,源源不絕地流向大海。以前從水路獲得的供給,想必比現在豐沛得多。在許多外海小島上,人們儘管守著自古相傳的神山,卻嚴禁動用斧頭砍伐;長久以來,無論是蓋房還是燒灶,全都仰賴岸邊那些大大小小的寄木。這其中同樣有著季節徵兆、占有方式,以及信仰祈願,與田野間的耕作產出幾乎無異,僅僅是運氣好壞的差距更大一些罷了。
在奄美大島北部等地,舊藩時代曾有過這樣的法令:若發現被稱為「唐木」的珍奇南方木材漂抵,嚴禁私用,務必上繳官府。究竟哪些海岸最常發生這類實例,至今仍無人著手調查,恐怕原產地的實況已經改變,這類現象對一般大眾而言也早已成了稀罕之事。最近偶遇一位與論島出身的人士,我試著詢問他對島上寄物的印象。在他的記憶中,僅能舉出兩件事:一次是遇難船載運的木蠟箱漂上岸,另一次則是島民稱為「浪之花」的大量輕石,密密麻麻地覆蓋了東邊的沙灘。即使如此,那種在暴風雨過後的清晨,非得去海邊瞧上一眼不可的心情,在各個島嶼依然如出一轍地留存著。這或許可以稱之為一種無意識的文化傳承吧。
六
至此,我們已能合理解釋為何將那陣從大海捎來種種喜好之物、嘉惠日本子民的風,命名為「艾」(アユ)。然而,這個稱呼之所以廣泛流傳於日本海沿岸,卻不見於面向東方或南方的海邊,這終究還是海運史的問題。「寄物」本就是伴隨各個地域與地形而產生的現象,因此未必隨處都能一律知曉並使用這個風名。這個名稱之所以能像今日這般普及,應是仰賴那些以風為伴、往來奔波的人們所帶動的力量。所謂「標準語」的底蘊,並不在於詞彙的古老或正確與否,而是在於當你知道在異地他鄉,也有許多人正以大致相同的涵義使用著同一個詞。就這個意義而言,「艾之風」並非方言;雖然或許另有真正的方言存在,但至今尚未被發掘。
說不定這個詞彙至今仍埋藏在地名之中。我聯想到的一個例子是尾張的「年魚市潟」(アユチガタ〔ayuchigata〕),此地後來成了郡名,進而演變為今日的縣名;但在古時,漢字寫作「年魚市」,發音則與越中相同,讀作「アユ」。該地位於熱田神宮以東,是一片相連的平坦沙地。那裡正對著伊勢灣的灣口,雖然我尚未查實當地的海流及主導風向與古時相比有無變化,但無論如何,那是一個足以讓人夢想著蓬萊仙鄉、遙想迎接徐福或楊貴妃到來的、與大海洋交通門檻極低的地帶。或許,除了尋常的貝類、奇石與魚群,偶爾也會有一些珍奇的寄物被風從遠方吹送而來,讓人不禁聯想到遙遠的常世國;正因為這些事物豐富了當地人的心靈,「年魚市」這樣的潟名才得以流傳於世吧。我想,「アユチ」(ayuchi)的「チ」(chi),正如同稱呼東風為「コチ」(kochi)的「チ」一樣,原本指的也是帶來吉祥事物的風,古時此地或許曾將這種風喚作「アユチ」。
長久以來,人們傾向於輕視那些與我國遠古歷史攸關且皆屹立於海濱附近的古老社殿。但只要日本仍是島國,仍是跨海而來的民族,這終究是一個遲早必須補強的學術弱點;而為此,我們必須期待那條隱沒的「海上之道」能被接二連三發現的那一天。若覺得等待太過漫長,我想,試著像這樣聊聊多少有些淵源的雜談,哪怕只有一點點,能讓當下的希望變得更為真切濃厚也是好的。
這雖已是極其久遠的事了,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的夏天,當時我正讀大學二年級,利用暑假在三河伊良湖崎的岬角尖端遊玩了一個多月,曾親身體驗過這所謂的「艾之風」。那座村莊在不久後就被徵收為陸軍的大砲實驗場,被迫遷往東側外海的海岸,但原本它是面朝伊勢灣入口、與神宮因緣極深,且風景古樸優美的形勝之地。村子中央有一座明神社與清泉,深得村民敬仰;而據傳受此地薰陶、不識文字的天才歌人漁夫磯丸的故居與石祠,正好與我讀書的窗戶相對。每日清晨,我的必修課便是向南走出村莊,橫越小小的沙丘,繞行岬角頂端的「魚附林」小山一周。在那裡,總有許多讓人不由得駐足凝視的寄物。船具或船隻殘骸上偶爾殘留著文字的痕跡,傳遞著遙遠海上的悲愴;另一方面,浪潮也將種種不知名的貝類翻捲上岸,讓人不禁想起那首詠嘆「採擷那寶玉而來吧」的古歌風情。
一
在這次九學會聯合會的年會上,我發表了大致如下的談話。自從參與這個嶄新的協同組織以來,我們累積了無數愉快的經驗;而在這些體悟之中,作為日本民俗學會的一員,尤其有三件事值得慶賀。
第一,這九個團體各自循著不同的軌道運行,彼此分擔的領域並非同一個圓周上的片段。因此,各個學科有時相距甚遠,有時又近在眼前,甚至不時出現交會或可能產生衝突的情況。過去,大家總會下意識地避開這種局面,刻意在學問之間保留一些模糊的緩衝地帶;但現在,我們不僅不再畏懼來自不同角度的批判,更逐漸理解鄰近學科的長處,甚至偶爾借鏡對方的優勢來反思自身的不足。這對於像民俗學這樣在國家一隅成長起來的學問而言,無疑是巨大的助益。
第二件令人欣喜的事,是這九個持有不同態度、方法與背景的學會,在面對日本前所未有的局勢時,無需事先商議,便自然而然地達成共識,將日本民族的生存現狀作為共同研究的對象。將來若我們的研究能力日益充實茁壯,理應將研究領域從這片海洋向外持續擴張;但至少,過往那種將「熟知異國學問現狀並傳達給同胞」視為學者職責極限的貧瘠觀念,應當會就此畫下句點。若此預言幸而命中,那麼今天的聚會定將成為長久值得我們回首紀念的一刻。
第三,儘管有這麼多學會齊心合力研究日本多年,這塊領域中似乎仍保有許多尚未開墾的荒野,以及尚未解開的謎團。我認為這是一份值得感謝的良性刺激。對於像我這樣年事已高的人來說,這或許是種遺憾與愧疚;但對於今日在座的大多數人而言,恐怕再也沒有比這更令人振奮的現實了。得知前方還有廣大未知的世界等著去探索,相信各位之中不會有人因此退縮;可嘆在我求學的那個年代,多數人總以為真理早已被古人闡明,將「抵達古人的境界」視為唯一的終點。
二
所幸這半個世紀以來,「問題」或「疑問」這類詞彙,也開始在人文與文化學界中流行起來。然而,這多半只是那些正準備作答的人所使用的辭藻,並未導向我們所殷切期盼的那種「確立對無知的誠實自覺」之治學傳承;反之,有一種學風正披著新穎的外衣,企圖向我們伸出觸角──他們標榜所謂的「根本理念」,主張將其置於論爭與批判之外,僅用剩下的部分來從事研究。過去,正是因為存在太多不需證明的原理,以及堅不可摧的前提,才讓我們深感困苦,也使得學問進展遲緩。事到如今,想必再也不會有人只因些微的言詞修飾或形式新穎,便自甘束縛,重回過往那種窒礙難行的世界了吧。
長久以來,我們未曾察覺、也因此未能獲得解答的問題不計其數。在這些問題之中,對於一個四面環海、與鄰邦隔絕生存的島國而言,對「海上生活」的無知程度,簡直到了令人驚異的地步。眼看那種氣定神閒的時代已然遠去,自然科學領域首先感受到了朝氣,研究成果也讓人抱持一定程度的期待;然而,理應與之並肩齊驅、互為援引的文化史領域,卻連疑問的雛形都尚未具備。
舉例來說,日本人最初是從哪個方向遷徙而來的呢?在數以百計、大小遠近各異的島嶼中,究竟是在哪座島首度登陸,又是依序向哪個方位遷移擴張?這些目前全然無解。甚至連「本就不可能知道」這種程度的回答,似乎都還未形成共識。更何況,在日本有許多推論已近乎獲得公認,但若不先釐清上述問題,這些推論根本無從成立。
固然,那種故作老成、對新說法感到不安或百般挑剔的批判,今後恐怕仍會層出不窮;但為了國家學術的前景,唯獨我不願與這種消極主義為伍。恰恰相反,我認為有必要不斷提出新的假說,透過比較與對照來察覺彼此的弱點,並以此警惕那些過於樸素的盲從。因此,今天我便要以此為出發點,提出一個供大家參考的範例。
三
大約二十年前,我曾有一段時間熱中於蒐集各種風的名字。農民固然並非不關心風,但許多稱呼其實都深受海上生活的影響。在海洋上,風的名字往往代表了該種風的特性;然而到了內陸,人們多半只在乎方位,因此便根據地方特性來界定風名的意涵,導致各處的內容產生了細微的差異。
例如「山背」,指的是從山那頭吹來的風。因此,在江差、松前一帶,至今仍稱東北風為「山背」;而在瀨戶內海北岸,有些地方則用這個詞來稱呼從四國方向吹來的南風。在《萬葉集》最後兩卷中,有一個相當著名的例子,主要編纂者大伴家持以「東風」二字來對應「アユノカゼ」(ayu-no-kaze)。因此,許多國語辭典便將這個詞註解為「東風」,且似乎將所有把這個詞視為其他方位之風的用法,一概視為不正確的方言。然而,這種漢字的使用方式,恰恰說明了當時越中地區文人的居住地大多位在西側的角落。事實上,即使是在今日富山縣的海岸,依據方位的不同,仍存在著「能登艾」與「宮崎艾」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艾之風」(アユノカゼ)。宮崎位於東端的越後邊境海岬,只有從那裡吹來的風,才會吹動大伴家持等人的衣襟;至於從能登吹來的「艾之風」,則因受到山脈阻隔,在當地並不顯著。由此可見,那個時代的漢字運用,往往僅是就地取材的隨興之舉。
「アユ」(ayu)以及後世所稱的「艾之風」,指的都是正對著海岸吹來的風。也就是說,這種風能讓無數橫渡海洋的船隻平安入港,或是將各種珍奇異物吹向岸邊。如今這些已近乎死語,僅勉強殘存於字典與方言之中。不過,果實熟透自樹上墜落稱為「アエル」(aeru),而古語中也有「アユ」(ayu)、「アユル」(ayuru)、「アエモノ」(aemono)等詞,這或許是為了表達一種令人喜悅、自然順應期盼的愉悅狀態而早早產生的詞彙。甚至連稱為「アヘ」(ahe)的饗宴或供奉食物,說不定也與此同源。子音在漫長歲月中的變化或脫落不足為奇,我們實在沒必要因為海岸線角度的不同,或風吹入內陸的路徑差異,就認為它們各自擁有不同的語源。
在日本海一側,從東邊的津輕岬角到西邊的島根縣部分地區,相同的風名至今仍幾乎連成一氣地流傳著。由於詞彙優美,這些名字時常被編入歌謠,進而傳播到離海稍遠的內陸,並在那裡的土地上留下了記憶。例如在越前的武生等地,每當火車經過,我總會想起那首著名的中世遊女之歌:
越道之口,
我身在武生國府,
煩請代我傳話給雙親,
那領頭吹拂、知心相伴的艾之風啊。
在這座城市還是東西交通樞紐的年代,自稱從風下之處漂泊而來的女子們,時常吟唱這類歌謠來引發旅人的憐憫。與此異曲同工的「請轉告他們,我總是哭著度日」之類的詞句,其影響力甚至一直持續到了明治初期。
四
「知心相伴的艾之風」運用了所謂的「諧音雙關語」大概是將這陣風當作孤獨無依的自己的旅伴來稱呼吧;而那時的讀音,其實與今日已無二致。遊女將其編入歌謠吟詠,船員則在寂寥的日子裡反覆念想。正因為眾人皆將「艾」這個詞視為海上生活最為關切的命題,它才能從遙遠的《萬葉》時代起,代代相傳而不曾斷絕。即使在近代的港口,依然殘留著幾首相關的歌謠:
艾之風已吹到盡頭,
山背之風即將興起,
那山背之風啊,
終將成為離別的種子。
只要心心念念的船隻平安入港,「艾之風」就不再是焦點。人們反而開始憂慮,若風勢持續強勁,不久便會轉向成為迫使船隻啟航的離別之風。這多半是流行於蝦夷地的民謠。在北陸地區,則有一種與「山背」相近、被稱為「送出」的風。這名字原意應是從山谷深處吹出的風,但後來人們也習慣將它理解為「將靜候順風的船隻送出港」的風。
是否因為不吹艾之風,
貨船才沒有過來呢?
還是因為那新潟的河口,
正處於封港停航中呢?
這類歌謠,大概是傳唱於新潟鄰近的酒田、新湊,或是能登半島的小木、宇出津等港口小鎮吧。隨著名稱演變,凡是利於入港的順風都被稱為「艾之風」,其最初的意涵或許略有改變,但對於臨海而居的人們來說,那份聽聞風聲時心頭湧現的悸動始終如一,只是那強風吹襲後的結果,總讓人心底掛著一絲不安。
然而,隨著日本海的海運日益發達,航線跨越海峽延伸至東側的大洋,風名的用法也產生了變化。綜觀全國的稱呼,似乎只有宮古、八戶一帶,少數位於太平洋側的沿海地帶,將從陸地吹向海洋的風稱為「艾之風」。這顯然是水上生活者隨著物資運送帶過去的稱呼,而非沿岸居民自古使用的詞彙。即使同為「艾」(アユ〔ayu〕或アイ〔ai〕),在跨越漫長歲月的經濟環境變遷中,其肉眼不可見的核心定義也悄然發生了位移。
海洋對於島國文化有其古老的貢獻,在那有形之物的背後,存在著一種我稱之為「寄物」(漂流而至之物)的持續性自然現象。隨著時代演進,這種現象即使未被全然遺忘,也難免逐漸被輕視。以現代社會研究的角度來看,這或許是理所當然的趨勢,但在史前學的領域中,這無疑是令人難以忍受的缺憾。在文獻紀錄尚未觸及的遠古時代,很少有民族像日本人這樣,如此深切地累積著這方面的經驗,並將它保存傳承至今。我想,這類獨特的知識領域,恐怕是那些追隨外國學者足跡的研究者所無法企及的。
五
在港口或批發行這類制度完備之前,那些不定期漂抵岸邊的船隻,也被視為一種「寄物」。即使在今日,若走在尻屋一帶荒涼的海濱上,仍能看到大小不一的遇難船殘骸,與昆布、荒藻一同堆積在水際,被村民一車車地運往村裡。至於傳說中有人在暗夜燃火,誘使航行中的船隻迷航罹難,那恐怕已是遙遠往昔的談資了;無論如何,從海上漂流而來的一切,不論種類,原本全屬岸邊居民的所得,直到後來政府才陸續頒布法令予以限制。
眾多規範之中,針對「寄鯨」(擱淺鯨魚)的取締算是較晚近的事,在此之前,城市裡早已開始消費鯨肉,進而促使捕鯨技術突飛猛進。在日本這樣的國家,漁業是如何一步步發展成為一項獨立生計的過程,其實即使在社會科的課堂上,也能夠相當簡單地加以說明。起初是魚群主動成群湧來,任由需要的人隨意捕撈。在國家的各個角落,至今依然保全著一些這類原始的地點。所謂「漁業」的開端,其實就是由少數人親自動手,盡其所能地撈捕這些資源,並設法妥善地分配出去。但不同於農業,漁業的歷史其實非常短淺;而其最終的結果,卻是將魚群驅趕到了更遙遠的外海,使得往後的海岸生活,正陷入無止境的劇烈變遷之中。
與南方海上關於「贊魚」(儒艮)的傳說形成對照,在東日本浪濤洶湧的礁岸一帶,自古流傳著許多海獅、海豹,或是海獸因睡著而隨波逐流的「寢流」故事。由於文字教育向來偏重於京都、江戶及其周邊地區,導致這些口耳傳聞的故事正逐漸逸散於紀錄之外,面臨永遠消失的命運。若想保留這些記憶並納入對前代的考查,其艱辛程度絕非研究殘存至今的魚網或釣線所能比擬。正因如此,人們往往被迫在現代的空氣中,試圖推演那個遙遠而寂寥的世界。
相較之下,關於「寄木」或流木的傳說,與之邂逅的機會倒還多一些,也幸而保有一些文獻記載。儘管如此,我們依然難以想像那樣一個時代──當時日本國內的山原野地遍布巨木,而這些樹木隨後因自然之力,源源不絕地流向大海。以前從水路獲得的供給,想必比現在豐沛得多。在許多外海小島上,人們儘管守著自古相傳的神山,卻嚴禁動用斧頭砍伐;長久以來,無論是蓋房還是燒灶,全都仰賴岸邊那些大大小小的寄木。這其中同樣有著季節徵兆、占有方式,以及信仰祈願,與田野間的耕作產出幾乎無異,僅僅是運氣好壞的差距更大一些罷了。
在奄美大島北部等地,舊藩時代曾有過這樣的法令:若發現被稱為「唐木」的珍奇南方木材漂抵,嚴禁私用,務必上繳官府。究竟哪些海岸最常發生這類實例,至今仍無人著手調查,恐怕原產地的實況已經改變,這類現象對一般大眾而言也早已成了稀罕之事。最近偶遇一位與論島出身的人士,我試著詢問他對島上寄物的印象。在他的記憶中,僅能舉出兩件事:一次是遇難船載運的木蠟箱漂上岸,另一次則是島民稱為「浪之花」的大量輕石,密密麻麻地覆蓋了東邊的沙灘。即使如此,那種在暴風雨過後的清晨,非得去海邊瞧上一眼不可的心情,在各個島嶼依然如出一轍地留存著。這或許可以稱之為一種無意識的文化傳承吧。
六
至此,我們已能合理解釋為何將那陣從大海捎來種種喜好之物、嘉惠日本子民的風,命名為「艾」(アユ)。然而,這個稱呼之所以廣泛流傳於日本海沿岸,卻不見於面向東方或南方的海邊,這終究還是海運史的問題。「寄物」本就是伴隨各個地域與地形而產生的現象,因此未必隨處都能一律知曉並使用這個風名。這個名稱之所以能像今日這般普及,應是仰賴那些以風為伴、往來奔波的人們所帶動的力量。所謂「標準語」的底蘊,並不在於詞彙的古老或正確與否,而是在於當你知道在異地他鄉,也有許多人正以大致相同的涵義使用著同一個詞。就這個意義而言,「艾之風」並非方言;雖然或許另有真正的方言存在,但至今尚未被發掘。
說不定這個詞彙至今仍埋藏在地名之中。我聯想到的一個例子是尾張的「年魚市潟」(アユチガタ〔ayuchigata〕),此地後來成了郡名,進而演變為今日的縣名;但在古時,漢字寫作「年魚市」,發音則與越中相同,讀作「アユ」。該地位於熱田神宮以東,是一片相連的平坦沙地。那裡正對著伊勢灣的灣口,雖然我尚未查實當地的海流及主導風向與古時相比有無變化,但無論如何,那是一個足以讓人夢想著蓬萊仙鄉、遙想迎接徐福或楊貴妃到來的、與大海洋交通門檻極低的地帶。或許,除了尋常的貝類、奇石與魚群,偶爾也會有一些珍奇的寄物被風從遠方吹送而來,讓人不禁聯想到遙遠的常世國;正因為這些事物豐富了當地人的心靈,「年魚市」這樣的潟名才得以流傳於世吧。我想,「アユチ」(ayuchi)的「チ」(chi),正如同稱呼東風為「コチ」(kochi)的「チ」一樣,原本指的也是帶來吉祥事物的風,古時此地或許曾將這種風喚作「アユチ」。
長久以來,人們傾向於輕視那些與我國遠古歷史攸關且皆屹立於海濱附近的古老社殿。但只要日本仍是島國,仍是跨海而來的民族,這終究是一個遲早必須補強的學術弱點;而為此,我們必須期待那條隱沒的「海上之道」能被接二連三發現的那一天。若覺得等待太過漫長,我想,試著像這樣聊聊多少有些淵源的雜談,哪怕只有一點點,能讓當下的希望變得更為真切濃厚也是好的。
這雖已是極其久遠的事了,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的夏天,當時我正讀大學二年級,利用暑假在三河伊良湖崎的岬角尖端遊玩了一個多月,曾親身體驗過這所謂的「艾之風」。那座村莊在不久後就被徵收為陸軍的大砲實驗場,被迫遷往東側外海的海岸,但原本它是面朝伊勢灣入口、與神宮因緣極深,且風景古樸優美的形勝之地。村子中央有一座明神社與清泉,深得村民敬仰;而據傳受此地薰陶、不識文字的天才歌人漁夫磯丸的故居與石祠,正好與我讀書的窗戶相對。每日清晨,我的必修課便是向南走出村莊,橫越小小的沙丘,繞行岬角頂端的「魚附林」小山一周。在那裡,總有許多讓人不由得駐足凝視的寄物。船具或船隻殘骸上偶爾殘留著文字的痕跡,傳遞著遙遠海上的悲愴;另一方面,浪潮也將種種不知名的貝類翻捲上岸,讓人不禁想起那首詠嘆「採擷那寶玉而來吧」的古歌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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