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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把這幾十年來香港故事進行首度改寫的是沉默。無可否認，香港正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當中。這一兩年以內，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都出現一種情勢，用理論家葛蘭西的說法是：老的垂死，新的未活。新事物與舊事物的拉扯非常嚴重。「求新、求變」是一種主調，以期走出回歸以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出現的多重困局。同時間，宣告香港「一切安好」，或者「時間還在我們這一邊」的自我安慰，亦化成另一種反向動力。
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把香港打扮成 [新] 自由主義典範經濟童話的努力變得徒勞無功；面對貧富兩極分化但毫無作為的政府管治，已暴露出所謂和諧社會、有效率的政務官、為成功者立碑等故事的虛幻。在轉變中的社會脈絡下，過去的故事日漸失去魅力，新的香港故事應該如何訴說？除了循出生年代劃分的各式「世代論」、帶點誇張情節製造末世恐慌的「驚嚇寓言」、只談經濟不及其他的「邊緣化想像」、其他在文化、藝術、教育、衛生、音樂、宗教等領域建立的「勝者為王」?事，我城的故事還可以如何訴說？
從書寫自己經歷過的故事?手，重新打造一個社會脈絡，讓系統的?事浮現起來。這就是本書十多位作者的努力。然而，要重新打造這樣的社會脈絡，有必要首先講出一個為甚麼？為甚麼我們要改造既有的社會狀況，香港人的過去和現在的經歷為甚麼要重新書寫？我們要在故事中說明，為甚麼必須改造現在，以及走向怎樣的未來。
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把香港打扮成 [新] 自由主義典範經濟童話的努力變得徒勞無功；面對貧富兩極分化但毫無作為的政府管治，已暴露出所謂和諧社會、有效率的政務官、為成功者立碑等故事的虛幻。在轉變中的社會脈絡下，過去的故事日漸失去魅力，新的香港故事應該如何訴說？除了循出生年代劃分的各式「世代論」、帶點誇張情節製造末世恐慌的「驚嚇寓言」、只談經濟不及其他的「邊緣化想像」、其他在文化、藝術、教育、衛生、音樂、宗教等領域建立的「勝者為王」?事，我城的故事還可以如何訴說？
從書寫自己經歷過的故事?手，重新打造一個社會脈絡，讓系統的?事浮現起來。這就是本書十多位作者的努力。然而，要重新打造這樣的社會脈絡，有必要首先講出一個為甚麼？為甚麼我們要改造既有的社會狀況，香港人的過去和現在的經歷為甚麼要重新書寫？我們要在故事中說明，為甚麼必須改造現在，以及走向怎樣的未來。
名人推薦
前言
許寶強
電影《澳大利亞》(Australia) 中的原住民小孩，最終都跟隨爺爺回歸森林流浪，去尋找屬於他自己的故事。電影告訴我們，對澳洲的原住民來說，缺乏故事的人生是沒有價值的。社會學者 Richard Sennett 也提醒我們，現代社會缺乏給人長久積累和訴說歷史故事的環境，城市人被迫短期、割裂和零碎地工作和生活，最後只能無根地飄泊，難以建造持久清晰的身份與意義。
如果個人不能沒有屬於自己的故事，那麼一個失去歷史故事的城市，又剩下甚麼？
香港這城市其實並不缺乏關於自己的歷史故事。耳熟能詳的是「由漁港到金融中心」的經濟童話，當中教訓是只論耕耘不問收穫，勤儉努力的窮人也可變富，明天會更美好；我們也聽說過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和諧社區，曾在上世紀下半葉存在於獅子山下，映照今天如紙薄的世態人情；還有，遠一點的由社會學和政治學建構的「行政吸納政治」的故事，塑造出能幹務實「做好份工」的公務員形象，或近一點的也是由社會學和政治學打造的以出生時間劃分的「世代史詩」，當中有戰後第二代向第一代致敬的情懷，也可隱隱見出年輕一代想取而代之的欲望；還有更近一點的驚嚇故事：青少年身陷黃禍毒海、香港快要變成邊緣孤島、「你打?未」的流感恐慌，以及全球暖化下的末世寓言；自然，我們不會忘記在金融海嘯前一直橫行無忌的經濟學神話，用空洞含混的措辭，把香港打扮成自由主義天堂；最後，我們也擁有在文化、藝術、教育、衛生、音樂、宗教等領域為「成功者」立碑的各種歷史?事。
然而，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努力把香港裝扮成 (新) 自由主義典範的經濟童話，正逐漸破滅；而面對貧富兩極分化但毫無作為的政府管治，也暴露出所謂和諧社會、有效率的政務官、為成功者立碑等故事的虛幻。在過去的故事於轉變中的社會脈絡下日漸失去魅力的時代，新的香港故事應該如何訴說？而除了循出生年代劃分的各式「世代論」、帶點誇張情節製造末世恐慌的「驚嚇寓言」、只談經濟不及其他的「邊緣化想象」、其他在文化、藝術、教育、衛生、音樂、宗教等領域建立的「勝者為王」?事，我城的故事還可以如何訴說？
要書寫自己曾經歷過的故事，也需要同時尋找或重新打造一個能讓系統的?事能夠浮現的社會脈絡。然而，要重新打造能讓系統的?事能夠浮現的社會脈絡，我們又必須能夠首先講出一個為甚麼需要改造既有的社會狀況的故事，也就是要重新講述或書寫香港人的過去和現在的經歷，並在故事中說明，為甚麼必須改造現在，以及走向怎樣的未來。
於是，我們不自量力，嘗試勾勒我城歷史為人忽視的輪廓，點劃和諧自由、勤儉致富、經濟孤島或原罪世代以外的視野，為重寫港人故事鋪下一些磚石。
許寶強
電影《澳大利亞》(Australia) 中的原住民小孩，最終都跟隨爺爺回歸森林流浪，去尋找屬於他自己的故事。電影告訴我們，對澳洲的原住民來說，缺乏故事的人生是沒有價值的。社會學者 Richard Sennett 也提醒我們，現代社會缺乏給人長久積累和訴說歷史故事的環境，城市人被迫短期、割裂和零碎地工作和生活，最後只能無根地飄泊，難以建造持久清晰的身份與意義。
如果個人不能沒有屬於自己的故事，那麼一個失去歷史故事的城市，又剩下甚麼？
香港這城市其實並不缺乏關於自己的歷史故事。耳熟能詳的是「由漁港到金融中心」的經濟童話，當中教訓是只論耕耘不問收穫，勤儉努力的窮人也可變富，明天會更美好；我們也聽說過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和諧社區，曾在上世紀下半葉存在於獅子山下，映照今天如紙薄的世態人情；還有，遠一點的由社會學和政治學建構的「行政吸納政治」的故事，塑造出能幹務實「做好份工」的公務員形象，或近一點的也是由社會學和政治學打造的以出生時間劃分的「世代史詩」，當中有戰後第二代向第一代致敬的情懷，也可隱隱見出年輕一代想取而代之的欲望；還有更近一點的驚嚇故事：青少年身陷黃禍毒海、香港快要變成邊緣孤島、「你打?未」的流感恐慌，以及全球暖化下的末世寓言；自然，我們不會忘記在金融海嘯前一直橫行無忌的經濟學神話，用空洞含混的措辭，把香港打扮成自由主義天堂；最後，我們也擁有在文化、藝術、教育、衛生、音樂、宗教等領域為「成功者」立碑的各種歷史?事。
然而，在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努力把香港裝扮成 (新) 自由主義典範的經濟童話，正逐漸破滅；而面對貧富兩極分化但毫無作為的政府管治，也暴露出所謂和諧社會、有效率的政務官、為成功者立碑等故事的虛幻。在過去的故事於轉變中的社會脈絡下日漸失去魅力的時代，新的香港故事應該如何訴說？而除了循出生年代劃分的各式「世代論」、帶點誇張情節製造末世恐慌的「驚嚇寓言」、只談經濟不及其他的「邊緣化想象」、其他在文化、藝術、教育、衛生、音樂、宗教等領域建立的「勝者為王」?事，我城的故事還可以如何訴說？
要書寫自己曾經歷過的故事，也需要同時尋找或重新打造一個能讓系統的?事能夠浮現的社會脈絡。然而，要重新打造能讓系統的?事能夠浮現的社會脈絡，我們又必須能夠首先講出一個為甚麼需要改造既有的社會狀況的故事，也就是要重新講述或書寫香港人的過去和現在的經歷，並在故事中說明，為甚麼必須改造現在，以及走向怎樣的未來。
於是，我們不自量力，嘗試勾勒我城歷史為人忽視的輪廓，點劃和諧自由、勤儉致富、經濟孤島或原罪世代以外的視野，為重寫港人故事鋪下一些磚石。
目錄
ix 前 言
第一部份 否思主流?事
3 虛擬自由主義的終結 安徒
13 歷史記憶與香港意識 黃國鉅
25 香港社會的病徵及戀物——「八○後」的真理與謊言 周思中
第二部份 都市建設軌跡
41 再思我城的保育 馬國明
53 當「文物保育」變成活化 葉蔭聰
63 為何香港依賴了東江水？——再思香港的供水故事 李家翹
第三部份 家教規管變遷
77 從細路到兒童——能力軌道的切換 梁以文
87 從殖民到犬儒——香港教育故事新編 許寶強
101 家計會．現代．性 曹文傑
113 禁煙．販酒 陳慧燕
第四部份 文化階級生成
129 粵語歌故事還應該這樣說嗎？ 黃志華 陳銘匡
141 康文署「藝術節」的前世今生 朱純儀
153 誤讀文化工業——從西九到工廈 梁寶山
171 麵包與玫瑰——最低工資的尊嚴 班
第一部份 否思主流?事
3 虛擬自由主義的終結 安徒
13 歷史記憶與香港意識 黃國鉅
25 香港社會的病徵及戀物——「八○後」的真理與謊言 周思中
第二部份 都市建設軌跡
41 再思我城的保育 馬國明
53 當「文物保育」變成活化 葉蔭聰
63 為何香港依賴了東江水？——再思香港的供水故事 李家翹
第三部份 家教規管變遷
77 從細路到兒童——能力軌道的切換 梁以文
87 從殖民到犬儒——香港教育故事新編 許寶強
101 家計會．現代．性 曹文傑
113 禁煙．販酒 陳慧燕
第四部份 文化階級生成
129 粵語歌故事還應該這樣說嗎？ 黃志華 陳銘匡
141 康文署「藝術節」的前世今生 朱純儀
153 誤讀文化工業——從西九到工廈 梁寶山
171 麵包與玫瑰——最低工資的尊嚴 班
序／導讀
虛擬自由主義的終結
安 徒
無可否認，香港正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當中。這一兩年以內，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都出現一種情勢，用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的說法是：老的垂死，新的未活。新事物與舊事物的拉扯非常嚴重。「求新、求變」是一種主調，以期走出回歸以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出現的多重困局。同時間，宣告香港「一切安好」，或者「時間還在我們這一邊」的自我安慰，亦化成另一種反向動力。
在政治上，民主普選的爭論，重重複複在過去數十年的陳腔濫調，遇上本地史無前科的「公投」運動的挑戰，以及新出現的「談判」路線的回擊；經濟上，數十年來地產霸權獨大，工業萎縮，單一的發展模式，未能正本清源，卻招引出一種過份刻意打造的「邊緣化」危機論述；文化上，一方面是創意的提倡，通識教育上馬，但另一方面，卻是積重難返的犬儒主義，以及宗教右派保守主義侍機而起，意欲在香港人主體性和自信心最受挑戰考驗的時候，乘虛而進。在這情況下，每項在文化或政治上的創新，都少不免衝擊?原來體制，引起或大或小的恐慌。
例如，二○○九至一○年的反高鐵運動，的而且確把那些從來都看不起社會運動，輕視年青人反叛潛能的香港人，通通嚇得以為天快要掉下來的樣子。就好像香港從來不曾發生過激進社運，儼然這城的青年人從來都只是會循規蹈距，玩耍享樂一樣。不過，那些了解香港歷史的人，當然知道這並不符合事實：香港在六十年代的確發生過戰後最大規模的反殖民政府運動，以六七暴動，政府強力鎮壓告終。可是，青年激進運動卻繼續漫延至七十年代，由「保釣運動」、「中國周」、「反貪污—捉葛珀」，以至「金禧封校事件」，一脈相承，在在都展示出香港的當代青年並不是永遠?馴，我城亦蘊藏?巨大的反抗不公義運動的經驗。顯見，雖然現在執筆人說是「重寫故事」，其實，只是把過去幾十年被默默改寫過的故事，重頭再來把「顛倒了的」再顛倒過來吧了。
把這幾十年來香港故事進行首度改寫的是沉默。因為除了「六四屠殺」這個主要發生在內地的事件，本地抗爭的經驗與回憶，從來都沒有人認真梳理、總結，也鮮有人為這些過去發生過的運動經驗研究書寫，編理歷史，或舉行紀念活動。無論學院還是民間社會，都欠缺回顧、反思和檢討這些歷史經驗的動力。在僅存的論著和文獻中，最有價值的著作都不出編年史、大事列舉，文獻輯錄的範圍。而這些僅有線索，當然也進入不了學校課程。它們只是作為一種有待挽救的散宕史料，流傳於地下或私人的記憶當中，乏人憑弔。
在英治的殖民時代，我們可以歸咎於港英的「非政治化」愚民政策。但回歸之後，無論你叫國民教育或者公民教育，都沒有把眼光放到香港人對自身政治經驗的整全認識之上。我們的主流歷史?事，被粗暴、簡化地嵌進「荒僻漁港—難民社會—工業起飛—國際都會」的神話框架當中，能夠讓下一代莘莘學子填上公式答案的考試題目，只是「甚麼是香港保持其繁榮安定的因素？」
以往，我們叫這些做「政治冷感」。親建制的社會學家曾把它理論化為一種「政治文化」，認為它根植於殖民社會的體制、難民經驗和中國人的價值觀和性格。可是，今天我們應該可以認識到，它是以長期的「歷史痴呆症」為前提的，它透過我們自身內外，主動或被動的遺忘才能實現。對於這些積習下來的冷漠遺忘，曾身歷七十年代的一代人責任最為重大，因為對於這段時期社會實踐的歷史反思甚為稀缺，彷彿整整一代人都加進了爭相埋葬自己的過去的行列。這也是為甚麼最近的社會對抗，必然在某程度上展現為「世代之戰」的深層原因。
如果說，成長於七十年代的那一代 (戰後嬰兒潮時期的) 香港人，不肯直面自身經歷過的抗爭歷史，重新翻動那些塵封的回憶，觸動那些傷痛，揭出那些昔日的矛盾，是因為社會的高速發展使社會達成了一種「共識」，可堪讓一代人靜靜埋藏掉過去反殖民運動的「傳統」，並假說為形成了某種「新的規範」，那我們也應該去問，為甚麼我們甚至連去給予這種「新規範」命名，列舉及檢討它的內容的主動性也沒有。
從建制的角度來說，無論是殖民政府還是後殖民時代的當權者，他們長久以來都將暴動後的「規範」形容為「繁榮安定」，使這四個字儼如一道無上律令，衡量一切。
安 徒
無可否認，香港正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當中。這一兩年以內，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都出現一種情勢，用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的說法是：老的垂死，新的未活。新事物與舊事物的拉扯非常嚴重。「求新、求變」是一種主調，以期走出回歸以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面出現的多重困局。同時間，宣告香港「一切安好」，或者「時間還在我們這一邊」的自我安慰，亦化成另一種反向動力。
在政治上，民主普選的爭論，重重複複在過去數十年的陳腔濫調，遇上本地史無前科的「公投」運動的挑戰，以及新出現的「談判」路線的回擊；經濟上，數十年來地產霸權獨大，工業萎縮，單一的發展模式，未能正本清源，卻招引出一種過份刻意打造的「邊緣化」危機論述；文化上，一方面是創意的提倡，通識教育上馬，但另一方面，卻是積重難返的犬儒主義，以及宗教右派保守主義侍機而起，意欲在香港人主體性和自信心最受挑戰考驗的時候，乘虛而進。在這情況下，每項在文化或政治上的創新，都少不免衝擊?原來體制，引起或大或小的恐慌。
例如，二○○九至一○年的反高鐵運動，的而且確把那些從來都看不起社會運動，輕視年青人反叛潛能的香港人，通通嚇得以為天快要掉下來的樣子。就好像香港從來不曾發生過激進社運，儼然這城的青年人從來都只是會循規蹈距，玩耍享樂一樣。不過，那些了解香港歷史的人，當然知道這並不符合事實：香港在六十年代的確發生過戰後最大規模的反殖民政府運動，以六七暴動，政府強力鎮壓告終。可是，青年激進運動卻繼續漫延至七十年代，由「保釣運動」、「中國周」、「反貪污—捉葛珀」，以至「金禧封校事件」，一脈相承，在在都展示出香港的當代青年並不是永遠?馴，我城亦蘊藏?巨大的反抗不公義運動的經驗。顯見，雖然現在執筆人說是「重寫故事」，其實，只是把過去幾十年被默默改寫過的故事，重頭再來把「顛倒了的」再顛倒過來吧了。
把這幾十年來香港故事進行首度改寫的是沉默。因為除了「六四屠殺」這個主要發生在內地的事件，本地抗爭的經驗與回憶，從來都沒有人認真梳理、總結，也鮮有人為這些過去發生過的運動經驗研究書寫，編理歷史，或舉行紀念活動。無論學院還是民間社會，都欠缺回顧、反思和檢討這些歷史經驗的動力。在僅存的論著和文獻中，最有價值的著作都不出編年史、大事列舉，文獻輯錄的範圍。而這些僅有線索，當然也進入不了學校課程。它們只是作為一種有待挽救的散宕史料，流傳於地下或私人的記憶當中，乏人憑弔。
在英治的殖民時代，我們可以歸咎於港英的「非政治化」愚民政策。但回歸之後，無論你叫國民教育或者公民教育，都沒有把眼光放到香港人對自身政治經驗的整全認識之上。我們的主流歷史?事，被粗暴、簡化地嵌進「荒僻漁港—難民社會—工業起飛—國際都會」的神話框架當中，能夠讓下一代莘莘學子填上公式答案的考試題目，只是「甚麼是香港保持其繁榮安定的因素？」
以往，我們叫這些做「政治冷感」。親建制的社會學家曾把它理論化為一種「政治文化」，認為它根植於殖民社會的體制、難民經驗和中國人的價值觀和性格。可是，今天我們應該可以認識到，它是以長期的「歷史痴呆症」為前提的，它透過我們自身內外，主動或被動的遺忘才能實現。對於這些積習下來的冷漠遺忘，曾身歷七十年代的一代人責任最為重大，因為對於這段時期社會實踐的歷史反思甚為稀缺，彷彿整整一代人都加進了爭相埋葬自己的過去的行列。這也是為甚麼最近的社會對抗，必然在某程度上展現為「世代之戰」的深層原因。
如果說，成長於七十年代的那一代 (戰後嬰兒潮時期的) 香港人，不肯直面自身經歷過的抗爭歷史，重新翻動那些塵封的回憶，觸動那些傷痛，揭出那些昔日的矛盾，是因為社會的高速發展使社會達成了一種「共識」，可堪讓一代人靜靜埋藏掉過去反殖民運動的「傳統」，並假說為形成了某種「新的規範」，那我們也應該去問，為甚麼我們甚至連去給予這種「新規範」命名，列舉及檢討它的內容的主動性也沒有。
從建制的角度來說，無論是殖民政府還是後殖民時代的當權者，他們長久以來都將暴動後的「規範」形容為「繁榮安定」，使這四個字儼如一道無上律令，衡量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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