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什麼事是喝一碗奶茶不能解決的...：我的人類學田野筆記

後記

人類學的成年禮

加娜和我說，她為了排解做田野期間的苦悶，帶了一本《人類學家在田野》作為心靈調劑，遭遇挫折困難時就拿來翻一翻，閱讀別人也曾有過的煩惱憂愁多少平衡一下自己正面臨的窘境。想想真覺有道理，很後悔自己當初做田野帶去的淨是些理論書和地方誌，難怪越讀越憂鬱。後來，讀到了馬林諾夫斯基遺孀整理、出版丈夫田野期間的日記《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便決定再去做田野的話一定帶這本書。

以研究西太平洋庫拉環（Kula ring）著名，進而成為人類學田野工作方法一代宗師的馬林諾夫斯基，在著作中百般強調深入田野工作是每一位人類學者不可少的責任，藉著與當地人同吃、同住、同勞動的生活體驗，趨近一種絕對意義上的「他者」，最後反求諸己。他在書中這樣說：

….我們可以進入野蠻人的意識裡，並通過他的眼睛觀察外面的世界，感受一下他的感受——但我們最後的目的是豐富和深化我們的世界觀，了解我們的本性，並使它在智慧上和藝術上更為細緻。若我們懷著敬意去真正了解其他人（即使是野蠻人）的基本觀點，我們無疑會拓展自己的眼光。如果我們不能擺脫我們生來便接受的風俗、信仰和偏見的束縛，我們便不可能最終達到蘇格拉底那樣認識自己的智慧。

本著這樣高貴的學術情操和道德覺悟，馬林諾斯基所表彰的田野工作形式成了人類學者心中的麥加，更被視為每一位人類學學生的成年禮──未經此磨練，便不得稱為成熟的人類學者。然而在他的《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中所揭露的內容卻推翻了這整套論述，日記裡不僅以若干帶有歧視性、不尊重的詞句形容當地人，也不諱言自己對此地的不耐與偏見，甚至還有一些對當地女性的性幻想描述。此書甫出版便在學界掀起輿論狂浪，人類學與人類學家被批偽善，但也有聲音以學理角度捍衛這本書存在的價值。《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究竟是怎樣的日記？克利福德•格爾茨的說法是：「暴露了馬林諾夫斯基在田野中『身心分離』的狀態⋯⋯以及長達三年身在此處心在遠方家鄉的『人格分裂症』」。 但，這樣一本真實到似乎過分了的日記，卻也說明了人類學者在面對異文化和田野時所遭遇的切實處境：人類學者帶著情懷和期待進入田野，同時也在田野中受到道德感和知識論的綑綁。」

至於我讀這本日記所受到的震撼，則並非對人類學大師或是田野工作的幻滅，彼時的我已經做過幾次田野，在北京也生活了一段時間，因此對遭遇「異文化」的挫折和沮喪頗有同感，並常以那些負面經驗和情感鞭策自己，進而懷疑是自己的能力不足才導致這麼多不如意事情發生。因此，《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日記》對我來說，是一種救贖。

《沒什麼事是喝一碗奶茶不能解決的⋯⋯》寫的也是日記。這本書取材最多的是我在北京生活的日記，和在田野期間所記錄的筆記。總和這些文字的樣貌狀似參差不齊，既非呈現線或面的分佈，且充滿日常生活的不確定感，一言以蔽之，就是散漫。相較之下，田野筆記會更紮實一些。在田野，每當一天結束，總要強迫自己好好寫下今天發生的大小雜事和思考，以便成為未來撰寫論文的取材。我甚至曾希望藉由這些厚薄不一的生活經驗與材料，能寫出一本知識量驚人的書，但放眼台灣出版，寫中國、寫新疆的書並不少，如何脫穎而出呢？每每思考到此，我就當機了，然後會有一段時間不敢直視自己的文字。

寫《消失的老北京》的梅英東在一次訪問中說到，寫中國很難。許多美國讀者讀了他的書之後，很納悶地問他，那些無處不在、高壓集權的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緊張關係，在書裡為什麼變得這麼清淡？為什麼你不談談法輪功？他的回答是，我不可能天天纏著人家問他們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也不會有人天天上門來專門和我談論這些。「我只是在寫我知道的事情，『法輪功』不是我的故事。」梅英東這麼說。他描寫的是最普遍的生活，沒有過多的壓迫色彩，不需要過度想像的他人生活。這正也映照了我的觀察角度。

在三年的時間裡，這個國家發生的許多事情也曾使我氣憤難平，有的甚至我引起我強烈同情，這個失速的環境與無所不在的政府，一次次打擊我對美好社會的期待。我與新疆產生連結之後，這樣的經驗更是不減反多。在烏魯木齊，晚上與我共乘出租車的少數民族男性朋友，甫上車便被司機喝令坐到後座，前座與後座之間架著與囚車內部無異的封頂柵欄，我和朋友就這樣像牲口、罪犯一樣，隔著鐵欄杆望向擋風玻璃的前方。朋友悄聲對我說，由於擔心攻擊事件發生，晚上少數民族男性是不被允許坐在出租車前座。我不禁悲觀地想，方才無顧我們招手疾駛過去的出租車，有幾輛會是因為朋友少數民族的臉孔？

我寫了親眼目睹的平淡故事，也難過於聽聞的負面經驗。一個群體、一個地方或者說一個國家，應該如何被敘述才足夠正確？我不知道，但始終相信這些瑣碎的故事有其存在的價值。

去中國上學以前，我和大部分台灣年輕人一樣，對中國可以說一無所知。這種無知並非字面上的意義，而是由於對表象的過度信任導致的整體迷失。所以，剛到北京，我會先注意到滿街鋪天蓋地的社會主義標語、符合我想像中的髒亂街景，以及被我寫進日記裡的北大宿舍沒有門的「落後」澡堂。我們必定都帶著某些特定的濾鏡觀看自己和外在社會，對某些地方與人群的濾鏡尤其深厚，例如台灣人看中國，內地人看新疆。「偏見地圖」有趣的地方就在於它揭露了無知的普遍性，在引起共鳴的同時，似乎也默許了偏見的持續發生。

然而學他們一樣過日子一段時間，面對北京、新疆乃至整個中國，我已經無法再有多麽精準或批判性的言論了。時間平等地在我們之間流逝，我和他們一起經歷的平淡日常，我覺得至為珍貴。在北京，我以一個台灣人、絕對的外來者身份，向他們描述新疆最為平凡不過的一切；回到台灣，我也試圖展示那些屬於中國的，被「狼性」、高壓、競爭，以及因失速火車般發展而引發社會崩潰底下的柔軟部分。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總有一股力量隱隱的壓迫著我的感知，它不斷地質問我：「你夠不夠像原住民？」又像與小惡魔對立的小天使一般自我開解著：「沒有人能定義你是誰，又該像誰」。認同障礙最使人痛苦的一點是，它使你無法摸清自己的輪廓，不敢磊落敞亮的宣稱你自己是誰。我一邊像個業餘的研究者一樣觀察著我所屬的群體，一邊學習和模仿使自己看起來更為自然。

在我到新疆做田野之後，覺得自己「很不文明」的這種念頭不斷地發生。這種不文明感是來自於與穆斯林、遊牧文化的遭遇，我在受到這套陌生宇宙觀規訓的同時，發現自己只能以一種最為蒼白普遍的「現代化知識」與之抗衡。偏偏這套知識是行不通的，科學與進步觀在幽遠流長又饒富趣味的民族知識面前如卵擊石。我開始羨慕起能以族語表達天氣狀況、地理位置的朋友，他們擁有一套不同於現代知識的宇宙觀，能看見我所看不見的。

在尋求異己的同時，我必然回到自己。

人類學於我是解決自己個人問題的學科。再沒有任何知識，能像人類學這樣同理那些因成長背景的結構和歷史所造成的傷口；也沒有其他學科方法如此鼓勵你承認己文化的侷限、正視異文化，或是民族知識的獨尊地位。人類學像是最經世濟民的一種學科，它將聰明又有抱負的研究者潑灑到不為人知的角落，進行與該社會息息相關的研究，並且要求研究者進入之後勢必展現獨善其身的面貌。在寫作此書的過程中，我每每想著，究竟怎樣的期待、怎樣的背景的人會對我述說的故事有所共鳴？共鳴和同感很重要。我們都有自己的故事，也挾帶著過往的偏見，但共鳴和同感會讓我們能夠對話。而人類學強調的「共感」，則不只是人群之間的彼此認識與理解，還有我在新疆經驗體會到的同理彼此的歷史。

去年（2016年）我在網路平台「芭樂人類學」投稿，文章發表後被北京的師兄轉載到微信上，不只北京的師長同學表示喜愛，連在新疆認識的朋友都紛紛發來賀電，給予我太多太多熱情的鼓勵。我受寵若驚，甚至覺得太為過譽，不好意思再承認那篇文章是我寫的。回頭細細檢視朋友給予的回饋，發現他們無一不感動於「這樣一篇溫暖的文章是來自遙遠的台灣朋友所寫就的」，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遙遠，更有文化之間不可化約的陌生。

文章底下有一則評論這麼說：「作為一個新疆人，我被你真诚的記述所感动，能这般白描新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可見你人類學者的素質。謝謝你做的事情，希望你從中找到快乐。新疆需要這樣的記述。」我感動於他對這件事情所寄託的祝福「希望你能從中找到快樂」，即便在田野期間、在中國求學的日子裡，我並不全然快樂，很多時候被憂鬱和沒自信綁架，也常在一些相對普世的標準下隱隱感到後悔。但，在學習謙卑和同理的過程中掙扎，接受知識的陶冶和洗煉，把自己從「自己」裡面拔除出來，不可諱言是快樂的。

人類學在此時又像是一門博愛的學科，展示著發生在這個世界不同人們的生命故事，串連起彼此無法相互控制的每具身體，搭建了相互看見的橋樑。不管哪一個時代、什麼歷史前提之下，都是我們生而為人最珍貴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