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確定：擺脫確定性陷阱，拒絕偏執與玻璃心，改變看待世界和彼此的方式，認清思考盲點
The Certainty Trap: Why We Need to Question Ourselves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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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反確定不是不確定，而是反抗確定性陷阱。】
為什麼我們愈篤定，社會愈分裂？
在這個過度確信的時代，我們最缺少的不是立場，
而是有勇氣承認「自己可能錯了」。
「每個故事都有三個版本：我的版本、你的版本，還有真相。」
當我們掉進「確定性陷阱」時，就會輕易認為那些意見相左的人，如果不是壞（充滿仇恨），就是笨（無知愚蠢）。特別是面對社會與政治議題時，因為自身道德上的優越感，導致人們更加義憤填膺。
確定性思維會讓人認為：那些我們最在乎的事情，原因和解方明明就顯而易見。但事實上，從個人選擇到種族、性別等爭議性議題，在道德或倫理上往往極其複雜。
當每個人都堅信自己握有真理，只會助長世界更加壁壘分明，最終導致人們苛刻批評，甚至將反對者妖魔化。作者指出，這種「絕對的確定性」會讓人陷入三種思考盲點：
•定論謬誤（The Settled Question Fallacy）：把自己的知識視為定論，對某件事深信不疑，自然會將相反觀點視為錯誤，甚至視為威脅，這會讓人封閉探問與對話的可能性。
•對等知識謬誤（The Fallacy of Equal Knowledge）：我們天真地假設「只要你讀了同樣的書、知道了同樣的資訊，你就一定會同意我」，卻忘了即使擁有相同的資訊，也會因為個人經歷而有不同的解讀。
•已知意圖謬誤（The Fallacy of Known Intent）：當對方反對我們的觀點時，我們不僅覺得是他錯了，甚至否定他的人格，這是忽略了在善與惡之間，也存在著灰色地帶。
「唯一真正的智慧，是知道自己一無所知。」──蘇格拉底
當我們不再急著審判，放下非黑即白的定見，
開始好奇「為什麼你是這樣想？」
那道隔絕彼此的高牆才會開始崩塌。
我們誤以為自己是透過窗戶看世界，看見了毫無雜質的真相；其實，我們是站在哈哈鏡前，只能看見被信念扭曲後的倒影。願意質疑自身思維，未必會浮現正確答案，卻能幫助我們看見世界的複雜全貌，減少兩極化狀態。
本書充滿社會學的洞見，啟發我們鬆動心中那份確信，接納每一種看法都有被提出、檢視與討論的空間。
【國外好評】
「在一個常常讓人感覺失控的世界裡，本書就像是握住方向盤的那雙穩定之手。這是一本會挑戰你、改變你，並帶來希望的書。如果你已經準備好要掙脫確定性陷阱，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這本書就是最好的起點。」
──芭芭拉．歐克莉（Barbara Oakley）博士，《大腦喜歡這樣學》（A Mind for Numbers）作者
「在本書中，伊蘭娜．瑞德斯通引導讀者反思我們如何及為何這樣思考，以便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價值觀、信念、目標和原則。瑞德斯通並非要求我們擁抱認識論或道德相對主義，或者避免輕易下定論，而是要避開封閉心智的確定性陷阱，對那些我們認為值得相信的觀點，抱持一種有信心、卻也容許質疑和修正的態度。瑞德斯通告訴我們，清晰和精確極其重要，而這些特質在這本重要的書中比比皆是。」
──海倫．普魯克羅斯（Helen Pluckrose），《左膠是如何煉成的》（Cynical Theories）合著者
「『我什麼都不知道，你也一樣』是瑞德斯通對這本書的總結。許多人試圖透過尋找模式，或像我一樣以『堅定而不僵化的觀點』，來應對這種不確定性。但瑞德斯通為我們提供了亟需的工具，幫助我們理解這個複雜而不確定的世界。」
──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網景公司（Netscape）共同創辦人
「在一個日益兩極化的國家，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前進之路，以及一條通往彼此的道路。伊蘭娜．瑞德斯通完美融合了重要研究、引人入勝的文筆，以及真實世界應用的可能性。事實證明，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所有人都能做一件事：質疑我們的假設，開放我們的心智——這是最具民主精神的行為。」
──伊萊．薩斯洛（Eli Saslow），兩度榮獲普立茲獎，著有《走出仇恨》（Rising out of Hatred）
為什麼我們愈篤定，社會愈分裂？
在這個過度確信的時代，我們最缺少的不是立場，
而是有勇氣承認「自己可能錯了」。
「每個故事都有三個版本：我的版本、你的版本，還有真相。」
當我們掉進「確定性陷阱」時，就會輕易認為那些意見相左的人，如果不是壞（充滿仇恨），就是笨（無知愚蠢）。特別是面對社會與政治議題時，因為自身道德上的優越感，導致人們更加義憤填膺。
確定性思維會讓人認為：那些我們最在乎的事情，原因和解方明明就顯而易見。但事實上，從個人選擇到種族、性別等爭議性議題，在道德或倫理上往往極其複雜。
當每個人都堅信自己握有真理，只會助長世界更加壁壘分明，最終導致人們苛刻批評，甚至將反對者妖魔化。作者指出，這種「絕對的確定性」會讓人陷入三種思考盲點：
•定論謬誤（The Settled Question Fallacy）：把自己的知識視為定論，對某件事深信不疑，自然會將相反觀點視為錯誤，甚至視為威脅，這會讓人封閉探問與對話的可能性。
•對等知識謬誤（The Fallacy of Equal Knowledge）：我們天真地假設「只要你讀了同樣的書、知道了同樣的資訊，你就一定會同意我」，卻忘了即使擁有相同的資訊，也會因為個人經歷而有不同的解讀。
•已知意圖謬誤（The Fallacy of Known Intent）：當對方反對我們的觀點時，我們不僅覺得是他錯了，甚至否定他的人格，這是忽略了在善與惡之間，也存在著灰色地帶。
「唯一真正的智慧，是知道自己一無所知。」──蘇格拉底
當我們不再急著審判，放下非黑即白的定見，
開始好奇「為什麼你是這樣想？」
那道隔絕彼此的高牆才會開始崩塌。
我們誤以為自己是透過窗戶看世界，看見了毫無雜質的真相；其實，我們是站在哈哈鏡前，只能看見被信念扭曲後的倒影。願意質疑自身思維，未必會浮現正確答案，卻能幫助我們看見世界的複雜全貌，減少兩極化狀態。
本書充滿社會學的洞見，啟發我們鬆動心中那份確信，接納每一種看法都有被提出、檢視與討論的空間。
【國外好評】
「在一個常常讓人感覺失控的世界裡，本書就像是握住方向盤的那雙穩定之手。這是一本會挑戰你、改變你，並帶來希望的書。如果你已經準備好要掙脫確定性陷阱，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這本書就是最好的起點。」
──芭芭拉．歐克莉（Barbara Oakley）博士，《大腦喜歡這樣學》（A Mind for Numbers）作者
「在本書中，伊蘭娜．瑞德斯通引導讀者反思我們如何及為何這樣思考，以便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價值觀、信念、目標和原則。瑞德斯通並非要求我們擁抱認識論或道德相對主義，或者避免輕易下定論，而是要避開封閉心智的確定性陷阱，對那些我們認為值得相信的觀點，抱持一種有信心、卻也容許質疑和修正的態度。瑞德斯通告訴我們，清晰和精確極其重要，而這些特質在這本重要的書中比比皆是。」
──海倫．普魯克羅斯（Helen Pluckrose），《左膠是如何煉成的》（Cynical Theories）合著者
「『我什麼都不知道，你也一樣』是瑞德斯通對這本書的總結。許多人試圖透過尋找模式，或像我一樣以『堅定而不僵化的觀點』，來應對這種不確定性。但瑞德斯通為我們提供了亟需的工具，幫助我們理解這個複雜而不確定的世界。」
──馬克．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網景公司（Netscape）共同創辦人
「在一個日益兩極化的國家，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前進之路，以及一條通往彼此的道路。伊蘭娜．瑞德斯通完美融合了重要研究、引人入勝的文筆，以及真實世界應用的可能性。事實證明，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所有人都能做一件事：質疑我們的假設，開放我們的心智——這是最具民主精神的行為。」
──伊萊．薩斯洛（Eli Saslow），兩度榮獲普立茲獎，著有《走出仇恨》（Rising out of Hatred）
目錄
推薦序
前言
導論
第一章 挑戰與釐清思考方式的基礎
第二章 確定性與定論謬誤
第三章 兩手一攤的代價
第四章 缺乏反思的世界
第五章 反思之下的世界
第六章 走出確定性，走進代價
第七章 擺脫絕對，信心萬歲
第八章 潛藏在制度之下的篤定
第九章 無論如何，我們都得踏上改變的路
第十章 前行之道，絕不鬆懈
致謝
附錄：常見問答
前言
導論
第一章 挑戰與釐清思考方式的基礎
第二章 確定性與定論謬誤
第三章 兩手一攤的代價
第四章 缺乏反思的世界
第五章 反思之下的世界
第六章 走出確定性，走進代價
第七章 擺脫絕對，信心萬歲
第八章 潛藏在制度之下的篤定
第九章 無論如何，我們都得踏上改變的路
第十章 前行之道，絕不鬆懈
致謝
附錄：常見問答
序／導讀
前言
這本書是多年來無數場漫長且廣泛對話的結晶，其中不乏與他人的討論與爭論。如今能夠和各位分享這個成果，我感到非常興奮。若要在書中談論「人們需要改變思考方式」一事，在此之前，我應該先說明自己如何走到這一步。
我是一名社會學教授，擁有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社會學與人口學雙博士學位。我自2005年起， 便在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任教，學術生涯的前十年左右，主要撰寫關於美國移民議題的學術論文和同儕審查論文。當時的研究並沒有真正面向公眾。不過，我長期對爭議性議題感興趣，更具體地說，是那些在道德與倫理層面上充滿複雜性的問題。因此，當社會上的政治論述變得更加敵對、緊繃且激烈時，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自2019年以來，教授一門名為「偏執者與玻璃心」（Bigots and Snowflakes）的課程。從2018年起，便開始撰寫關於我們如何思考與溝通爭議性議題的文章。我也與多個公、私部門組織合作，協助他們建立能討論敏感話題的開放文化；並為《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國會山莊報》（The Hill）、《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及《平板》（Tablet）雜誌等媒體撰文，探討相關主題。
我理解到確定性在公共論述中產生的負面影響，以及在討論重大議題時學會與不確定性共處的這段歷程，可以追溯到我個人與教育經驗的早期階段。年輕時，我曾長時間旅居海外。大學三年級時，我住在西班牙南部；畢業後，曾在墨西哥與南韓教英文。我在多明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待了幾個月，參與危機行動團（Crisis Corps），這是我於多哥共和國（Togo）北部擔任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志工超過兩年之後的經歷。旅居海外期間，有時我與寄宿家庭同住，有時則獨居。從前述種種經歷中，我學到一個簡單卻深刻的道理，即世界上充滿了善良和正直的人們，努力在生活中尋找出路。不過，我也學到另一件事：人們最關切的問題，在道德與倫理上往往極其複雜。
這個體悟在我擔任和平工作團志工期間尤為深刻，那時的我，對於我們所從事的工作經常湧現各種疑問。我在24歲那年被派往多哥共和國北部，多哥是西非的一個狹長國家，西鄰迦納（Ghana），東接貝南（Benin），北邊是內陸國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南端僅有約32英里的海岸線通往幾內亞灣（Gulf of Guinea）。我之所以加入和平工作團，理由與大多數的志工相同，身為一個懷抱理想主義的年輕人，我想為世界做些好事。我一心想著，到開發中國家當兩年志工，沒有比這更有意義的事了吧！
當然，旅居海外或參與和平工作團的經驗因人而異，但一般而言，幾乎可說是改變人生的一場旅程。在多哥的經歷讓我意識到，即使是一件看似毫無爭議、絕對的「好事」，也未必像我原本想得那麼單純。而能夠看見這種複雜性，也讓我提出以往從未想過的問題。
當時的多哥政府運作失靈，我居住村落的國小老師已經幾個月沒有領到薪水。我不禁懷疑，我們這些志工的存在，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助長這種情況？志工的到來，會不會無意間支撐了一個腐敗的政權？我們是否讓當地人陷入一種虛假的安穩狀態，導致他們不再要求政府負起責任？
某天，村裡一位男子來到我家門口，請我幫他找出番茄在藤蔓上腐爛的原因。那個村裡至少有上百個人比我更能解答這個問題，他為什麼要來問我？我是否在無意中助長了當地人對外國人的依賴？我又該如何看待外來志工可能造成的這些代價？它們真實存在嗎？以及有多重要？志工帶來的益處是否能抵銷這些代價？又該由誰來決定？
對於這類道德問題，我並不是唯一感到困惑的人，許多志工都有相似的掙扎，只是我始終無法擺脫這些疑惑。
我不斷地思考著，如果連和平工作團這樣的組織都可能引發潛在的代價，是否意味著我曾以為可以簡單劃分成「好」與「壞」的所有事物，其實都更加複雜？我感到困惑，但光是提出這些問題，我就更能理解為什麼有些志工選擇離開。
容我在此澄清，當時的我（至今也是如此）對和平工作團的疑問，並沒有明確的答案；也沒有得出「志工應該全體撤出多哥」的結論。事實上，那時我選擇留下。但是，我確實意識到我以為只有好處、無須付出任何代價的事情，其實並不那麼單純。我思考著，如果和平工作團的經驗是如此，是否有其他情境也面臨類似的狀況？
我們的挑戰在於，每當面對看似顯而易見與容易解決的複雜問題時，都要能主動找出疑點、承認不確定性，並檢視和釐清自己的思維。想做到這點，不只要具備知性謙虛（intellectual humility）。畢竟，往往是那些我們未曾察覺自己缺乏謙遜之處，對我們的思維造成最大的傷害。這些通常是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懶得說出口的價值觀、信念與原則。
在這本書中，我們將探討人們的思考有多麼缺乏深度、如何把假設視為理所當然，以及這些行為所造成的後果。我們會知道所謂的成功，不代表社會中所有人都達成共識（事實上不可能），而是因為我們願意與分歧的意見共存。
本書將從確定性問題的範圍談起，再討論造成確定性陷阱的定論謬誤（Settled Question Fallacy）。接著，我會探討人們不改變思考方式需要付出的代價、從陷阱內部和外部看世界的差異、擺脫確定性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從確定性走向信心（confidence）的過程、我們體制中的確定性陷阱、讓不確定性變得困難的各種力量，以及前進之路為何需要保持警覺。此外，每個章節結尾都有重點摘要，部分關鍵性的觀念也會以專欄呈現，供讀者特別留意。
在此，我正式下戰帖，邀請各位一同腦力激盪。
這本書是多年來無數場漫長且廣泛對話的結晶，其中不乏與他人的討論與爭論。如今能夠和各位分享這個成果，我感到非常興奮。若要在書中談論「人們需要改變思考方式」一事，在此之前，我應該先說明自己如何走到這一步。
我是一名社會學教授，擁有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社會學與人口學雙博士學位。我自2005年起， 便在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任教，學術生涯的前十年左右，主要撰寫關於美國移民議題的學術論文和同儕審查論文。當時的研究並沒有真正面向公眾。不過，我長期對爭議性議題感興趣，更具體地說，是那些在道德與倫理層面上充滿複雜性的問題。因此，當社會上的政治論述變得更加敵對、緊繃且激烈時，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自2019年以來，教授一門名為「偏執者與玻璃心」（Bigots and Snowflakes）的課程。從2018年起，便開始撰寫關於我們如何思考與溝通爭議性議題的文章。我也與多個公、私部門組織合作，協助他們建立能討論敏感話題的開放文化；並為《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國會山莊報》（The Hill）、《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及《平板》（Tablet）雜誌等媒體撰文，探討相關主題。
我理解到確定性在公共論述中產生的負面影響，以及在討論重大議題時學會與不確定性共處的這段歷程，可以追溯到我個人與教育經驗的早期階段。年輕時，我曾長時間旅居海外。大學三年級時，我住在西班牙南部；畢業後，曾在墨西哥與南韓教英文。我在多明尼加共和國（Dominican Republic）待了幾個月，參與危機行動團（Crisis Corps），這是我於多哥共和國（Togo）北部擔任和平工作團（Peace Corps）志工超過兩年之後的經歷。旅居海外期間，有時我與寄宿家庭同住，有時則獨居。從前述種種經歷中，我學到一個簡單卻深刻的道理，即世界上充滿了善良和正直的人們，努力在生活中尋找出路。不過，我也學到另一件事：人們最關切的問題，在道德與倫理上往往極其複雜。
這個體悟在我擔任和平工作團志工期間尤為深刻，那時的我，對於我們所從事的工作經常湧現各種疑問。我在24歲那年被派往多哥共和國北部，多哥是西非的一個狹長國家，西鄰迦納（Ghana），東接貝南（Benin），北邊是內陸國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南端僅有約32英里的海岸線通往幾內亞灣（Gulf of Guinea）。我之所以加入和平工作團，理由與大多數的志工相同，身為一個懷抱理想主義的年輕人，我想為世界做些好事。我一心想著，到開發中國家當兩年志工，沒有比這更有意義的事了吧！
當然，旅居海外或參與和平工作團的經驗因人而異，但一般而言，幾乎可說是改變人生的一場旅程。在多哥的經歷讓我意識到，即使是一件看似毫無爭議、絕對的「好事」，也未必像我原本想得那麼單純。而能夠看見這種複雜性，也讓我提出以往從未想過的問題。
當時的多哥政府運作失靈，我居住村落的國小老師已經幾個月沒有領到薪水。我不禁懷疑，我們這些志工的存在，是否在某種程度上助長這種情況？志工的到來，會不會無意間支撐了一個腐敗的政權？我們是否讓當地人陷入一種虛假的安穩狀態，導致他們不再要求政府負起責任？
某天，村裡一位男子來到我家門口，請我幫他找出番茄在藤蔓上腐爛的原因。那個村裡至少有上百個人比我更能解答這個問題，他為什麼要來問我？我是否在無意中助長了當地人對外國人的依賴？我又該如何看待外來志工可能造成的這些代價？它們真實存在嗎？以及有多重要？志工帶來的益處是否能抵銷這些代價？又該由誰來決定？
對於這類道德問題，我並不是唯一感到困惑的人，許多志工都有相似的掙扎，只是我始終無法擺脫這些疑惑。
我不斷地思考著，如果連和平工作團這樣的組織都可能引發潛在的代價，是否意味著我曾以為可以簡單劃分成「好」與「壞」的所有事物，其實都更加複雜？我感到困惑，但光是提出這些問題，我就更能理解為什麼有些志工選擇離開。
容我在此澄清，當時的我（至今也是如此）對和平工作團的疑問，並沒有明確的答案；也沒有得出「志工應該全體撤出多哥」的結論。事實上，那時我選擇留下。但是，我確實意識到我以為只有好處、無須付出任何代價的事情，其實並不那麼單純。我思考著，如果和平工作團的經驗是如此，是否有其他情境也面臨類似的狀況？
我們的挑戰在於，每當面對看似顯而易見與容易解決的複雜問題時，都要能主動找出疑點、承認不確定性，並檢視和釐清自己的思維。想做到這點，不只要具備知性謙虛（intellectual humility）。畢竟，往往是那些我們未曾察覺自己缺乏謙遜之處，對我們的思維造成最大的傷害。這些通常是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甚至懶得說出口的價值觀、信念與原則。
在這本書中，我們將探討人們的思考有多麼缺乏深度、如何把假設視為理所當然，以及這些行為所造成的後果。我們會知道所謂的成功，不代表社會中所有人都達成共識（事實上不可能），而是因為我們願意與分歧的意見共存。
本書將從確定性問題的範圍談起，再討論造成確定性陷阱的定論謬誤（Settled Question Fallacy）。接著，我會探討人們不改變思考方式需要付出的代價、從陷阱內部和外部看世界的差異、擺脫確定性所面臨的各種挑戰、從確定性走向信心（confidence）的過程、我們體制中的確定性陷阱、讓不確定性變得困難的各種力量，以及前進之路為何需要保持警覺。此外，每個章節結尾都有重點摘要，部分關鍵性的觀念也會以專欄呈現，供讀者特別留意。
在此，我正式下戰帖，邀請各位一同腦力激盪。
試閱
導論（節錄）
「當兩個原則彼此衝突、無法協商之時，每個人都會把對方視為蠢材和異端。」
——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論確定性》（On Certainty）
瀏覽新聞網站或社群媒體動態時，你會清楚發現政治正在撕裂我們的社會。太多人把意識形態相左者視為偏執狂、玻璃心，或直接當成蠢人；無論他們是在網路上、餐桌對面，還是在辦公室茶水間遇見的人。許多人在心裡默默思考，甚至大聲說出口，叩問著：我們該如何結束這種怨懟與撕裂，不再彼此為敵？
簡短的答案是：人們必須少一點確定性；換句話說，我們得避開我稱為確定性陷阱的危機。而且在各種情況都適用，無論你是擔心極右翼接管掌權，或覺醒革命（woke revolution）爆發；關心氣候變遷，或憂慮政府過度管制；警覺到白人身分認同主義（white identitarianism）的浪潮，或為邊境移民潮而憂心。我並不期待讀者們馬上相信我的說法，確實，每當我談論確定性所帶來的危險與確定性陷阱的概念時，有人會跟我說，多質疑自己一點、少評判他人，也許是種有趣的智識練習，卻無法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彷彿這兩個目標水火不容。
若想知道這個陷阱有多常見，可以這樣思考：如果你覺得某個複雜問題的答案顯而易見，並且認為任何不同意你的人都是無知或邪惡，就已經落入確定性陷阱。別擔心，即使你一直都是如此，也不孤單，幾乎所有人都這樣做過，或仍在這麼做，否則我們的社會也不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當某件事在道德或倫理層面上，讓我們強烈反感的時候，最容易令人陷入確定性陷阱。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也應該避免這件事。舉例來說，當烏干達通過堪稱全球最嚴苛的反同性戀法時，我寫了一篇文章，名為〈指控烏干達法律「恐同」的問題〉。我在文中提到，把這項法律視為「恐同」，等於是給自己一個藉口，只要輕輕揮手，就能全盤否定支持這項法律的人。我主張，反對此法案的人應該更具體地表達立場，比如說：「我反對這項法律，因為我相信，人們不應將成年人自願的性行為或性傾向羅織入罪。」而且這種表述不需要假定另一方的心裡有什麼惡意。前者的做法屬於確定性陷阱，後者則不然。有位朋友立刻在文章下留言，認為該法案攸關烏干達同性戀群體的性命，斥責我在人命關天時，竟然只提出語義上的辯論。我回答他：「正因為這件事很重要，所以我必須確保自己思路清晰、有所準備，並且能夠參與討論。」
道德上的優越感是一種摻雜著憤怒與輕蔑的情緒，不僅助長了義憤填膺的感受，也讓我們心安理得地抽離對話。它讓人自我感覺良好，卻導致社會走到當今的地步。它讓人們彼此疏離，在面對複雜的社會問題時，讓我們誤以為世界可以被俐落地劃分為好人與壞人、對與錯、邪惡與正義。而好人之所以是好人，是因為他們知道哪些人屬於哪個陣營，也知道該怎麼做才能被列入其中。
如今，我們來到抉擇的十字路口，必須做出決定。
選項之一是順著義憤填膺的情緒而行，我們可以承認自己更享受那種道德上的優越感，而非想真正理解那些與我們意見不同的人。這種坦承或許不太讓人意外，畢竟我們所處的文化相當鼓勵道德憤怒（moral outrage），愈激烈愈能在推特（現為X）上獲得讚，甚至一舉成名。如果那是我們想要的世界，就這麼做吧；全速前進，不顧一切。但若真是如此，我們就該停止抱怨這種文化所造成的後果。
如果不認為那樣的世界是理想選項，本書提供了另一條道路──這條道路要求人們接受挑戰，並準備好釐清自己的思考方式。每個人閱讀這本書的原因都不同，有些人是出於深切的利他精神；有些人則是想更接近真理、更了解這個世界；也有人是為了尋找務實的解決方案，來處理特定的社會問題。無論你的理由是什麼，本書提供一份行動藍圖，讓那些準備盡一己之力、矯正當前社會發展方向的人得以參酌。並非因為人們改變了對重要議題的看法──你將在書中讀到，並不需要這麼做──而是因為想成為更宏大願景的一部分。本書寫給那些對我們未來的方向感到恐懼，卻不怕質疑自己道德優越感的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書不是一本道德指南。
我不會在書中主張任何道德真理或絕對標準，但也不否定它們存在。部分原因在於，我沒有所謂「正確生活方式」的祕密知識。重要的是，我們可以觀察到，缺乏反思的思考方式，往往驅動了我們對他人的評斷；唯有在我們清楚且精確地理解自己的目標與價值時，將某件事標示為好或壞才有意義，這一切都不必建立在任何道德宣告之上。本書寫給那些想以更堅實的方式理解周遭世界、打造穩固社會，也想更了解自己的人。
挑戰與釐清思考方式的基礎（節錄）
2005年時，作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在美國凱尼恩學院（Kenyon College）的畢業典禮致詞提到，當人們試圖質疑自己的思考方式時，會面臨最大的障礙之一，便是確定性。他講了一個故事，是關於在阿拉斯加偏遠地區的一間酒吧，有兩名男子正喝著酒，一位有虔誠信仰，另一位則是無神論者，兩人爭論著上帝是否存在。故事中，無神論者說：
聽著，我不信上帝並非毫無理由，也不是沒嘗試禱告過。上個月我才在暴風雪中迷了路，找不到營地，也完全看不見周遭環境，當時的溫度是零下50度，我試著禱告；我跪倒在雪中大喊：「噢，上帝啊，如果真有上帝的話，我在這場暴風雪裡迷路，如果你不幫我，我就要死了。」
信仰虔誠的那位男子聽完後，說到：「想必你現在一定相信上帝存在吧，畢竟你還活著。」無神論者回答：「不，我只是碰巧遇到兩個因紐特人，他們帶我回到營地。」
華萊士告訴畢業典禮現場的聽眾，故事的重點很簡單，我們不該狹隘地認為其中一人對、另一人錯。他進一步說明，「宗教教條主義者的問題，與無神論者完全相同：盲目的確定性，就是一種封閉的心態，嚴重到連自己被困在牢籠裡都不知道。」故事中的兩人都相信自己的立論堅不可摧，儘管對信仰虔誠者與對無神論者而言，這種信心都毫無根據。
然而，前述的思考方式卻極為普遍。事實上，華萊士所指出的問題，與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息息相關。當我們以「不容懷疑」的態度堅守自己的信念時，無論有意還是無意，我們會變得不願質疑自己對世界的認識及對他人的認知。而這又會帶來一系列的連鎖效應。
其中一個後果是，我們會停止發問。畢竟，既然有了答案，問問題還有什麼意義。
此外，我們會認為根本沒有值得提出的問題。於是，但凡提出問題的人，在我們眼裡都十分愚蠢或充滿惡意。
再者，如同導論中提及烏干達反同性戀法的例子，確定性讓我們的思考變得草率。它讓我們忘記，唯有思維變得清晰時，判斷對與錯才有意義。
所謂具爭議性或敏感議題的範圍，會隨時間和地點改變。當代人們所爭論的問題，或許已經與蘇格拉底時代不同，不過近幾十年來，這些議題往往牽涉到身分、公平、意圖、種族主義、不平等、自由與傷害等概念。對許多人而言，我們看待這些議題的想法與立場，源於對世界的核心信念；然而，確定性陷阱卻導致人們無法說出這些信念，或者質疑、檢驗及攤在陽光下審視。
無法開誠布公的後果，往往會造成人們放錯重點。舉例來說，許多人都聽過這樣的建議：與持不同意見者談論有爭議的話題時，應專注於改善溝通的技巧。我們被提醒別提高音量、別翻白眼，要積極聆聽、要輪流發言。
這些技巧固然重要，但終究只是人們彼此互動的外在形式。若將一場敏感對話比作一棟房子，那麼，別大聲說話就像外牆上閃亮的油漆；別翻白眼是一扇新的百葉窗；輪流發言則是一個精緻的門環。任何一位房仲都會告訴你，這些元素確實提升了「門面的吸引力」，但真正重要的還是房屋結構。牆骨、托梁與椽子，代表我們如何思考手邊的議題，以及我們假定有關世界的根本真理。
一旦人們只顧房屋外觀而忽視結構，就會陷入困境。更糟的是，我們往往渾然不覺，就如同站在一棟屋子前，看著屋頂都快塌了，還摸著下巴納悶：「油漆完美、窗簷乾淨、院子整齊，問題到底出在哪？」但在這種情況下，你不需要專業的建築知識，也知道一層新漆救不了腐朽的梁柱。
不質疑自己的思考方式所造成的後果，因議題與情境而異。雖然前面列出有爭議的議題看似不多（只有七項），但這些主題涉及的層面廣泛，在無比複雜的世界中，幾乎任何生活的領域都受到影響。這也是為什麼一場關於運動賽事的對話，會演變成跨性別女性參加女子體育隊是否公平；或者，提及懷孕同事的午餐閒談，會變成與墮胎議題有關的衝突；一句涉及職場升遷的評論，也可能引發性別平權的激辯。
當然，某些情況下，不質疑自己的思考方式也無傷大雅。此刻的我正舒適地坐在椅子上，雙腳蜷曲在身下，邊桌上放著一瓶水。我確信那是一個水瓶。我拿起水瓶，它的外觀纖長，呈現亮藍色與金屬質地，有黑色瓶蓋，裡面裝著水。我可以啜一口來確認內容物。但有沒有可能我錯了，被確定性擺了一道？這一切會不會只是幻覺，或許有人在我早餐的燕麥粥裡下了高劑量的迷幻藥？理論上都有可能，但機率極低。而且，即使我選擇不深究，也不會有什麼後果。但我們要知道，種種道德面的爭議，並不如我眼前的水瓶那麼簡單。
當我們自認正義時，會覺得自己道德高尚，而且為此理直氣壯；而當我們感到道德高尚、理直氣壯時，就會把那些不同意我們的人，視為道德上有缺陷、立場不正當。我們會認為對方的主張具有威脅性，必須以迅速且強烈的方式，明確地予以譴責。然而，當我們忙於憤慨時，往往忽視了理解和釐清這份憤慨來源的重要性。
最終，這種義憤填膺反而創造、激化並助長了我們聲稱想要避免的局面──政治嚴重兩極化的狀況。結果，人們的政治立場南轅北轍，關係就變得難以維繫。
為什麼清晰與精確地思考如此重要？
一起來場思想的實驗吧！假設我在街頭看見有人上了一輛車，並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輛車不是他的，這個人也沒有獲得使用許可。暫且撇開我是否選擇介入（例如大喊「抓賊！」）這個問題，我可能會傾向於對此人做出評價。當我這麼做時，判斷的依據會來自某個原則；在這個例子中，判斷的準則可能是我認為偷竊是錯的，而社會的多數成員恰好共享這個原則，甚至寫入法律中。但如果情況不是這樣呢？假設這是我的原則，但不是多數人的原則。
想像一下，當事件發生時，你和我並肩站著，而我看著你、皺眉朝他一指，然後說：「你能相信那傢伙幹了什麼好事嗎？」假如你並不認同「偷竊是錯的」這個原則，可能會對我的表情與話語感到困惑。這種困惑會持續存在，直到我說明自己的想法，讓隱含在腦中的內容變得明確。這並不表示我不能堅持「偷竊是錯的」這個想法，而是必須在思考上保持清晰，這樣我們的互動才有意義。
再舉一個爭議性較高的議題為例。假設我相信（我確實相信）女性應該擁有開車的權利。那麼，我對避免落入確定性陷阱的堅持，是否意味著我不能再抱持這樣的看法？當然不是。這表示我必須清楚且明白地說出我所援引的價值，並願意接受質疑。以這個例子而言，我的價值可能是：我認為所有人（包括女性）在法律之前，都應該享有平等權利。
到目前為止，我尚未明說一個重要的觀點，那就是：明確地說出我們的原則或價值，能達成兩個重要目的。第一，讓其他人有機會挑戰我們的原則或價值。在偷車的例子裡，如果我沒有說明自己反對的理由是「偷竊是錯的」，他人就難以真正與我展開對話。為什麼這很重要？想像一下，如果我說的是「我反對偷車，因為我覺得穿綠色外套的人不應該開車」。雖然這不太可能是我的想法，但若真是如此，我們對話的性質將完全不同。
清楚說明原則的第二個好處是，能揭露我們對字詞的理解和使用方式是否與他人不同。舉例來說，在女性能否開車的議題上，如果我宣稱的不是「我主張所有人在法律之前享有平等權利」，而是「我這麼做，是在阻止邪惡入侵世界」，那麼聽者自然會問：「你所謂的『邪惡』是什麼意思？」甚至可能想：「那不是我所理解的『邪惡』。」
請注意，這裡的關鍵不在於道德判斷，而是精確性。可以這樣理解：假如我站在一件藝術作品前，我可以討論其色彩與構圖，而暫時不論斷它是不是好作品。這並不代表我（或其他人）無法做出價值判斷，而是這種判斷本身應當被檢視與質疑。我為什麼覺得這件藝術品是好或不好？移民、警政、槍枝管制、墮胎與歧視等議題雖然不是藝術作品，但討論原則是一樣的。
「當兩個原則彼此衝突、無法協商之時，每個人都會把對方視為蠢材和異端。」
——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論確定性》（On Certainty）
瀏覽新聞網站或社群媒體動態時，你會清楚發現政治正在撕裂我們的社會。太多人把意識形態相左者視為偏執狂、玻璃心，或直接當成蠢人；無論他們是在網路上、餐桌對面，還是在辦公室茶水間遇見的人。許多人在心裡默默思考，甚至大聲說出口，叩問著：我們該如何結束這種怨懟與撕裂，不再彼此為敵？
簡短的答案是：人們必須少一點確定性；換句話說，我們得避開我稱為確定性陷阱的危機。而且在各種情況都適用，無論你是擔心極右翼接管掌權，或覺醒革命（woke revolution）爆發；關心氣候變遷，或憂慮政府過度管制；警覺到白人身分認同主義（white identitarianism）的浪潮，或為邊境移民潮而憂心。我並不期待讀者們馬上相信我的說法，確實，每當我談論確定性所帶來的危險與確定性陷阱的概念時，有人會跟我說，多質疑自己一點、少評判他人，也許是種有趣的智識練習，卻無法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彷彿這兩個目標水火不容。
若想知道這個陷阱有多常見，可以這樣思考：如果你覺得某個複雜問題的答案顯而易見，並且認為任何不同意你的人都是無知或邪惡，就已經落入確定性陷阱。別擔心，即使你一直都是如此，也不孤單，幾乎所有人都這樣做過，或仍在這麼做，否則我們的社會也不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當某件事在道德或倫理層面上，讓我們強烈反感的時候，最容易令人陷入確定性陷阱。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也應該避免這件事。舉例來說，當烏干達通過堪稱全球最嚴苛的反同性戀法時，我寫了一篇文章，名為〈指控烏干達法律「恐同」的問題〉。我在文中提到，把這項法律視為「恐同」，等於是給自己一個藉口，只要輕輕揮手，就能全盤否定支持這項法律的人。我主張，反對此法案的人應該更具體地表達立場，比如說：「我反對這項法律，因為我相信，人們不應將成年人自願的性行為或性傾向羅織入罪。」而且這種表述不需要假定另一方的心裡有什麼惡意。前者的做法屬於確定性陷阱，後者則不然。有位朋友立刻在文章下留言，認為該法案攸關烏干達同性戀群體的性命，斥責我在人命關天時，竟然只提出語義上的辯論。我回答他：「正因為這件事很重要，所以我必須確保自己思路清晰、有所準備，並且能夠參與討論。」
道德上的優越感是一種摻雜著憤怒與輕蔑的情緒，不僅助長了義憤填膺的感受，也讓我們心安理得地抽離對話。它讓人自我感覺良好，卻導致社會走到當今的地步。它讓人們彼此疏離，在面對複雜的社會問題時，讓我們誤以為世界可以被俐落地劃分為好人與壞人、對與錯、邪惡與正義。而好人之所以是好人，是因為他們知道哪些人屬於哪個陣營，也知道該怎麼做才能被列入其中。
如今，我們來到抉擇的十字路口，必須做出決定。
選項之一是順著義憤填膺的情緒而行，我們可以承認自己更享受那種道德上的優越感，而非想真正理解那些與我們意見不同的人。這種坦承或許不太讓人意外，畢竟我們所處的文化相當鼓勵道德憤怒（moral outrage），愈激烈愈能在推特（現為X）上獲得讚，甚至一舉成名。如果那是我們想要的世界，就這麼做吧；全速前進，不顧一切。但若真是如此，我們就該停止抱怨這種文化所造成的後果。
如果不認為那樣的世界是理想選項，本書提供了另一條道路──這條道路要求人們接受挑戰，並準備好釐清自己的思考方式。每個人閱讀這本書的原因都不同，有些人是出於深切的利他精神；有些人則是想更接近真理、更了解這個世界；也有人是為了尋找務實的解決方案，來處理特定的社會問題。無論你的理由是什麼，本書提供一份行動藍圖，讓那些準備盡一己之力、矯正當前社會發展方向的人得以參酌。並非因為人們改變了對重要議題的看法──你將在書中讀到，並不需要這麼做──而是因為想成為更宏大願景的一部分。本書寫給那些對我們未來的方向感到恐懼，卻不怕質疑自己道德優越感的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書不是一本道德指南。
我不會在書中主張任何道德真理或絕對標準，但也不否定它們存在。部分原因在於，我沒有所謂「正確生活方式」的祕密知識。重要的是，我們可以觀察到，缺乏反思的思考方式，往往驅動了我們對他人的評斷；唯有在我們清楚且精確地理解自己的目標與價值時，將某件事標示為好或壞才有意義，這一切都不必建立在任何道德宣告之上。本書寫給那些想以更堅實的方式理解周遭世界、打造穩固社會，也想更了解自己的人。
挑戰與釐清思考方式的基礎（節錄）
2005年時，作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在美國凱尼恩學院（Kenyon College）的畢業典禮致詞提到，當人們試圖質疑自己的思考方式時，會面臨最大的障礙之一，便是確定性。他講了一個故事，是關於在阿拉斯加偏遠地區的一間酒吧，有兩名男子正喝著酒，一位有虔誠信仰，另一位則是無神論者，兩人爭論著上帝是否存在。故事中，無神論者說：
聽著，我不信上帝並非毫無理由，也不是沒嘗試禱告過。上個月我才在暴風雪中迷了路，找不到營地，也完全看不見周遭環境，當時的溫度是零下50度，我試著禱告；我跪倒在雪中大喊：「噢，上帝啊，如果真有上帝的話，我在這場暴風雪裡迷路，如果你不幫我，我就要死了。」
信仰虔誠的那位男子聽完後，說到：「想必你現在一定相信上帝存在吧，畢竟你還活著。」無神論者回答：「不，我只是碰巧遇到兩個因紐特人，他們帶我回到營地。」
華萊士告訴畢業典禮現場的聽眾，故事的重點很簡單，我們不該狹隘地認為其中一人對、另一人錯。他進一步說明，「宗教教條主義者的問題，與無神論者完全相同：盲目的確定性，就是一種封閉的心態，嚴重到連自己被困在牢籠裡都不知道。」故事中的兩人都相信自己的立論堅不可摧，儘管對信仰虔誠者與對無神論者而言，這種信心都毫無根據。
然而，前述的思考方式卻極為普遍。事實上，華萊士所指出的問題，與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息息相關。當我們以「不容懷疑」的態度堅守自己的信念時，無論有意還是無意，我們會變得不願質疑自己對世界的認識及對他人的認知。而這又會帶來一系列的連鎖效應。
其中一個後果是，我們會停止發問。畢竟，既然有了答案，問問題還有什麼意義。
此外，我們會認為根本沒有值得提出的問題。於是，但凡提出問題的人，在我們眼裡都十分愚蠢或充滿惡意。
再者，如同導論中提及烏干達反同性戀法的例子，確定性讓我們的思考變得草率。它讓我們忘記，唯有思維變得清晰時，判斷對與錯才有意義。
所謂具爭議性或敏感議題的範圍，會隨時間和地點改變。當代人們所爭論的問題，或許已經與蘇格拉底時代不同，不過近幾十年來，這些議題往往牽涉到身分、公平、意圖、種族主義、不平等、自由與傷害等概念。對許多人而言，我們看待這些議題的想法與立場，源於對世界的核心信念；然而，確定性陷阱卻導致人們無法說出這些信念，或者質疑、檢驗及攤在陽光下審視。
無法開誠布公的後果，往往會造成人們放錯重點。舉例來說，許多人都聽過這樣的建議：與持不同意見者談論有爭議的話題時，應專注於改善溝通的技巧。我們被提醒別提高音量、別翻白眼，要積極聆聽、要輪流發言。
這些技巧固然重要，但終究只是人們彼此互動的外在形式。若將一場敏感對話比作一棟房子，那麼，別大聲說話就像外牆上閃亮的油漆；別翻白眼是一扇新的百葉窗；輪流發言則是一個精緻的門環。任何一位房仲都會告訴你，這些元素確實提升了「門面的吸引力」，但真正重要的還是房屋結構。牆骨、托梁與椽子，代表我們如何思考手邊的議題，以及我們假定有關世界的根本真理。
一旦人們只顧房屋外觀而忽視結構，就會陷入困境。更糟的是，我們往往渾然不覺，就如同站在一棟屋子前，看著屋頂都快塌了，還摸著下巴納悶：「油漆完美、窗簷乾淨、院子整齊，問題到底出在哪？」但在這種情況下，你不需要專業的建築知識，也知道一層新漆救不了腐朽的梁柱。
不質疑自己的思考方式所造成的後果，因議題與情境而異。雖然前面列出有爭議的議題看似不多（只有七項），但這些主題涉及的層面廣泛，在無比複雜的世界中，幾乎任何生活的領域都受到影響。這也是為什麼一場關於運動賽事的對話，會演變成跨性別女性參加女子體育隊是否公平；或者，提及懷孕同事的午餐閒談，會變成與墮胎議題有關的衝突；一句涉及職場升遷的評論，也可能引發性別平權的激辯。
當然，某些情況下，不質疑自己的思考方式也無傷大雅。此刻的我正舒適地坐在椅子上，雙腳蜷曲在身下，邊桌上放著一瓶水。我確信那是一個水瓶。我拿起水瓶，它的外觀纖長，呈現亮藍色與金屬質地，有黑色瓶蓋，裡面裝著水。我可以啜一口來確認內容物。但有沒有可能我錯了，被確定性擺了一道？這一切會不會只是幻覺，或許有人在我早餐的燕麥粥裡下了高劑量的迷幻藥？理論上都有可能，但機率極低。而且，即使我選擇不深究，也不會有什麼後果。但我們要知道，種種道德面的爭議，並不如我眼前的水瓶那麼簡單。
當我們自認正義時，會覺得自己道德高尚，而且為此理直氣壯；而當我們感到道德高尚、理直氣壯時，就會把那些不同意我們的人，視為道德上有缺陷、立場不正當。我們會認為對方的主張具有威脅性，必須以迅速且強烈的方式，明確地予以譴責。然而，當我們忙於憤慨時，往往忽視了理解和釐清這份憤慨來源的重要性。
最終，這種義憤填膺反而創造、激化並助長了我們聲稱想要避免的局面──政治嚴重兩極化的狀況。結果，人們的政治立場南轅北轍，關係就變得難以維繫。
為什麼清晰與精確地思考如此重要？
一起來場思想的實驗吧！假設我在街頭看見有人上了一輛車，並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那輛車不是他的，這個人也沒有獲得使用許可。暫且撇開我是否選擇介入（例如大喊「抓賊！」）這個問題，我可能會傾向於對此人做出評價。當我這麼做時，判斷的依據會來自某個原則；在這個例子中，判斷的準則可能是我認為偷竊是錯的，而社會的多數成員恰好共享這個原則，甚至寫入法律中。但如果情況不是這樣呢？假設這是我的原則，但不是多數人的原則。
想像一下，當事件發生時，你和我並肩站著，而我看著你、皺眉朝他一指，然後說：「你能相信那傢伙幹了什麼好事嗎？」假如你並不認同「偷竊是錯的」這個原則，可能會對我的表情與話語感到困惑。這種困惑會持續存在，直到我說明自己的想法，讓隱含在腦中的內容變得明確。這並不表示我不能堅持「偷竊是錯的」這個想法，而是必須在思考上保持清晰，這樣我們的互動才有意義。
再舉一個爭議性較高的議題為例。假設我相信（我確實相信）女性應該擁有開車的權利。那麼，我對避免落入確定性陷阱的堅持，是否意味著我不能再抱持這樣的看法？當然不是。這表示我必須清楚且明白地說出我所援引的價值，並願意接受質疑。以這個例子而言，我的價值可能是：我認為所有人（包括女性）在法律之前，都應該享有平等權利。
到目前為止，我尚未明說一個重要的觀點，那就是：明確地說出我們的原則或價值，能達成兩個重要目的。第一，讓其他人有機會挑戰我們的原則或價值。在偷車的例子裡，如果我沒有說明自己反對的理由是「偷竊是錯的」，他人就難以真正與我展開對話。為什麼這很重要？想像一下，如果我說的是「我反對偷車，因為我覺得穿綠色外套的人不應該開車」。雖然這不太可能是我的想法，但若真是如此，我們對話的性質將完全不同。
清楚說明原則的第二個好處是，能揭露我們對字詞的理解和使用方式是否與他人不同。舉例來說，在女性能否開車的議題上，如果我宣稱的不是「我主張所有人在法律之前享有平等權利」，而是「我這麼做，是在阻止邪惡入侵世界」，那麼聽者自然會問：「你所謂的『邪惡』是什麼意思？」甚至可能想：「那不是我所理解的『邪惡』。」
請注意，這裡的關鍵不在於道德判斷，而是精確性。可以這樣理解：假如我站在一件藝術作品前，我可以討論其色彩與構圖，而暫時不論斷它是不是好作品。這並不代表我（或其他人）無法做出價值判斷，而是這種判斷本身應當被檢視與質疑。我為什麼覺得這件藝術品是好或不好？移民、警政、槍枝管制、墮胎與歧視等議題雖然不是藝術作品，但討論原則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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