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的不可能戰爭：反抗，所以存在

【總編輯序】
因為反抗，所以存在
⊙李雪莉

不過半年前，對全世界而言，俄烏戰爭還是一場「不可能戰爭」，不可能發生，也無法設想。
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東西對峙的冷戰正式結束，經貿的全球化讓各國互動更為綿密，也墊高了軍事衝突的政經成本。沒有人敢想像，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俄羅斯總統普丁竟揮兵侵略烏克蘭，無視國際法的規範與歐美的制裁，在歐洲後院打起二戰後最慘烈的戰爭。
對烏克蘭而言，這同樣是一場螳臂擋車的不可能戰爭。從人口、土地面積、經濟規模、軍力、國際影響力來看，天平完全向俄羅斯傾斜，烏克蘭力抗惡鄰的成功機會十分渺茫。
但戰役從一星期、一個月、三個月，到如今挺進第五個月，烏克蘭人沒有順服，他們持續反抗。叫人震驚又尊敬的反抗意志，是否能逆轉戰局，在這本書出版前還沒有答案。但烏克蘭的反抗決心，已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扭轉了地緣政治的格局。
首先，掌握戰爭敍事者，不再是軍力強大的那一方。
克里姆林宮反覆對外宣傳，這是一場面對北約和美國威脅、掃蕩烏克蘭新納粹主義的正義之戰。僅管普丁荒誕誇言烏克蘭人期待著俄羅斯的解放，但是，烏克蘭上從總統澤倫斯基、行政部門、軍隊，下到民間組織、作家、新聞記者、脫口秀演員、老婦或小孩，無論在避難的防空洞裡或在戰火的後方，都努力用自己的方式，用各種語言與影像，透過Twitter、Instagram、TikTok向世界傳遞自己的故事與信念，抵抗敵人的炮彈與宣傳戰。

持續敘說自己的故事

持續說自己的故事有多重要？
在這之前，烏克蘭對世人而言是一個面目模糊的國度，是俄羅斯旁邊的那個前蘇聯國家。二○一三年底開始的廣場革命以及二○一四年克里米亞被俄羅斯併吞，曾讓世界稍稍關注它，但世界對它的認識仍粗淺，印象多半停留在這個國家長期的政治紛擾，以及親俄派與親歐派的拔河與認同糾葛。烏克蘭的困擾，在他國看來，是不需國際社會置喙的「家務事」。
自己的國家被忽視、被拒絕、被消音，這是臺灣人再熟悉不過的國際現實，但烏克蘭人卻倔強地否定這個宿命。
他們沒有退怯，沒有示弱，他們不分晝夜地全力訴說，傳遞出讓人震耳欲聾的抵抗意志。
長年來面對俄羅斯的覬覦、騷擾、侵略，烏克蘭人知道敵人的善意是不可期待的，「脫俄入歐」成為他們的主流民意，建立一個尊重多元的自由民主社會是他們選擇的出路。
他們先是自立自強、自我定位，即便是一道「羅宋湯」，都要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瀕危的文化遺產，二○二二年七月，「烏克蘭羅宋湯」正式被聯合國認證。
緊接著，他們告訴世界，烏克蘭人不是為自己而戰，同時也為自由世界而戰。他們正在抵禦著以血統族裔／民族／宗教為名的擴張，他們在抵制違反聯合國憲章與破壞世界和平的侵略。他們要求世人不要撇過頭去，不要再虛偽地放棄理想，防線一旦破裂，和平絕不可能到來。
我想起約翰．甘迺迪在一九六三年於柏林圍牆說的那句「我是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他批評，柏林圍牆代表是共產主義失敗的證明，是對歷史、對人性的冒犯，他說，自由有很多的困難，民主並不完美，但我們從不會把人民用牆圍起來。所有的自由人，不論何在，都是柏林人，都與柏林人同在。
如今，我們仍可感受到冷戰的痕跡，不僅民主國家與極權國家的對峙依舊，甚至，周圍的國家╱人民選擇擁抱自由民主、走自己的道路，也會被極權國家視為是一種「生存威脅」。
這場戰爭不只是一場新的戰爭，它也是過往歷史的回聲。二十世紀的問題始終沒有被徹底解決。極權國家雖換上權貴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外衣，但它們的體制內核並未改變，它們對自身地位與勢力範圍從未感到安全，外界以綏靖心態期待它們和平崛起，似乎也是囈語。
當然，我們不會天真以為歐美大國沒有自己的盤算，但極權國家恣意發動戰爭、橫阻他國人民的自由意志展現，亦不該被國際社會允許。
冷戰時，自由世界的人喊出「我們都是柏林人」，後冷戰的此刻，不論住在何方，熱愛自由的人也同樣會感受到「我們都是烏克蘭人」。

反抗讓自身的存在清楚被看見

烏克蘭人改變了自己的「無足輕重」，讓原本不在世界重要參考座標裡的自己，成為耀眼與重要的存在。烏克蘭的抵抗，是否能讓世界思考，在「維持尊嚴與主權」和「祈╱乞求和平」的中間，還有沒有共存的空間？
因為反抗，所以存在。這是烏克蘭教會世界和臺灣的事。
在國際權力場，臺灣近年也從邊緣轉為話題焦點，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八月二日來臺，十九個小時的訪臺旋風，讓臺灣再度成為全世界焦點；即便兩國有許多不同，臺灣經濟實力是烏克蘭的四倍，高階晶片生產占世界產量七成，但我們同樣面對一個極權、反普世價值、亟思擴張領土的惡鄰。在中美對弈升高、中國軍事武嚇頻頻的情況下，綏靖政策已無法讓臺灣永保安康。
面對中國全面的以經圍政的全面報復、認知作戰與駭客攻擊、入侵臺灣海空域的實彈軍演、外交上的持續封鎖……從現在的角度來看，仍是給臺灣政府、社會到個人一個正視危機的演練。正值飛彈危機的當下，回望《報導者》投入大量人力在烏克蘭的報導，試著瞭解在戰爭下烏克蘭人的抉擇、歐洲國家在各方利益權衡下的政策轉變，看似遙遠國度面臨的課題，如今變得更切身。
有朋友問我，長達五個月的持續報導，有必要嗎？我想，答案是無庸置疑的。
猶記得不久前，團隊才在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報導上，進行長時間的關注與採訪，那次的鍛鍊，給了我們一些在動員上、在採訪裝備上、記者心理衝擊上的學習。烏克蘭的系列報導對我們而言，在語言、地理、文化上更為陌生和遙遠，報導的挑戰又再升級。
對烏克蘭的報導並不僅是填補國際媒體報導中的那個好奇以及空白，也不只是同理遙遠他者的苦難。除了國際新聞的練兵，避免停留在外國視角、轉譯外國媒體的尷尬之外，我們更清楚地意識到，臺海關係變化的新序曲已展開，只有清醒警醒地看待烏克蘭的經驗值，才有可能避免臺灣的「烏克蘭時刻」的來臨。
此書的完成，除了第一線記者們的努力，也謝謝曾在過程中提供研究、約訪、人脈等後勤支援的內外部夥伴。希望這本書能幫助讀者瞭解極權國家的思考邏輯、理解現代戰爭的演變；而盼望我們能生出勇氣、能力、智慧、靭性，迎面回應此世紀的挑戰。
（本文作者為《報導者》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