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製造：國家如何維繫經濟命脈

譯者序

一本書讀懂現代經濟發展趨勢／蔡明燁

我不是經濟學家，但伊凡．戴維斯是我平日就很欣賞的資深新聞記者，聽他在電視及廣播節目裡對各種問題侃侃而談，總能提出令人信服的分析與觀點。《英國製造》紀錄片在 BBC 電視頻道播出的時候，坊間有不少好評，可惜我錯過了觀賞的契機，於是當同名書籍在市面上出版之後，我去圖書館借了有聲書的版本，沒想到當真聽得津津有味！戴維斯的寫作充滿生動的畫面感，尤其能夠用深入淺出的文字，把複雜的概念解釋得頭頭是道，使我終於對英國現代經濟的發展趨勢，產生了比較宏觀性的了解，也對衝擊全球的二○○八年金融風暴，有了比較清楚（即使仍屬簡略）的認識。

更重要的是，本書幫助我看到了製造業、智慧財產以及服務業等三大產業之間如何環環相扣，共同成為支撐現代富裕經濟的三大支柱，這個理解使我在不知不覺間，也不斷將書中的分析套用在台灣的經濟發展上，從而使我對國內經濟轉型所面對的各種挑戰，獲得了一些新的視角。因此聽畢全書之際，我迫不及待將本書推介給立緒文化，促成了本書中譯本在國內問世，並有機會成為本書的譯者，我感到非常榮幸。

在翻譯的過程中，我必須把全書再度徹底細讀，發現仍然讀得興高采烈，但凡心有戚戚焉處，更是讓我的翻譯下筆如飛。我希望中譯本的讀者們能從本書受益，並能感受到閱讀的樂趣，正如我從本書所獲致的益處和樂趣一般。至於台灣是否也能從本書對英國的經濟反思中獲得恰當的借鏡呢？我不敢置喙，只能衷心期盼。

作者序

從藍領到白領：英國經濟的轉型之路／伊凡．戴維斯（Evan Davis）

當每件事都在出錯的時候，很難保持樂觀，而且除非特別頑固，否則當你接二連三遭逢厄運時，也很容易對自己的能力產生懷疑，難怪正當西方經濟體不斷受挫之際，近來很少出現正面的經濟觀，尤其是英國人，開始（再度）質疑自己究竟能夠產製或銷售什麼有價值的東西。

本書的目的是要說服你，我們國家謀生的實力比你想像中要強得多。我不是傻瓜，所以我不會強辯好像一切都很美好。過去幾年來一直到二○○七至二○○八年的經濟大崩盤之前，我們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至今仍在為此付出代價。但如果讓一連串的壞消息阻礙了我們的判斷力，以致全然忘了即使連續幾年遭受重大打擊，英國仍是一個相對上具有生產力的經濟體，不免令人悲哀。因此我的目標只是想釐清，在過去幾年間，我們到底做錯了什麼，而又做對了什麼，讓我們可以在世界上立足。事實上，經濟危機爆發前的過去幾十年來，對與錯幾乎旗鼓相當，不過，如能確認國家表現良好之處，至少讓我們在面對錯誤時，可以獲得當今亟需的信心。

最近幾十年來，英國經濟展現出意外的活力，不同於坊間一般的觀感，我們並未枯坐一旁眼看著中國與其他國家崛起，搶走我們的工業和飯碗；反之，我們不斷自我調整以便適應變遷中的環境。正當新興工業經濟體用我們無法負擔的低價大量製造某些產品時，我們開始往具有相對優勢的工業移動，同時，我們的經濟也開始往高價市場的方向走。我們開始從製造工業轉向新的模式，這是一個越來越植基於智慧財產、服務業，以及特殊產品的領域。

這個改變使我們的經濟獲得了成長，我們絲毫沒有懈怠，而是以拓荒者的精神不斷為自己打造新的角色，其他的歐洲國家，也眼看著我們年復一年比他們更亮麗的經濟成績。如果你需要一個數據來證明我們的成就，那麼只要看我們全國收入的增長幅度，在一九八○、一九九○，以及二○○○年代，都高於德國、義大利和法國，便可見我們做對了一些選擇（持平而論，過去十年的英國人口不斷增加，是推高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我們一方面很快地撤出某些產業，另一方面同樣快速地找到新的工業，提高國家歲收。平均來說，我們變富了，而不是變貧了，而且跟一般的認知正好相反，英國的工作機會變多了，而非變少了。在二○一一年，也就是金融風暴三年之後，英國的工作人口高達二千九百萬人，比十年前多了一百五十萬，比一九八一年多了五百萬。誠然，英國的勞動市場如此龐大，因此吸收了成千上萬名外籍勞工來此地謀生。

金融危機的爆發並不能改變上述事實，我們確實在往高價市場的方向移動，製造業在我們產出的比例上大幅降低，可是我們的經濟範圍卻擴大了，而非縮小，並且即便我們讓製造業相對萎縮，我們的產製價值卻反而提升了，更在二○○八年第一季度時達到巔峰。

二○一一年，倫敦政經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經濟表現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出版了工黨政府從一九九七至二○一○年的經濟數據分析，指出：

整體而言，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無論就生產力或勞動市場來看，英國在一九九七至二○一○年的表現都很搶眼。生產力的表現並不完全集中於金融、房地產、政府服務等「泡沫」經濟，而是來自於人力資源、資訊和通信技術（ICT），以及效率的提升，尤其是企業服務與發行網絡等……。分析其他企業表現指標，如國外直接投資、創新、創業精神和技術，也都證實我們的觀察，亦即生產力的提高是真實的，而非數據上的造假。這些證據對經濟的供應面，指向了比目前一般共識更為正面的解讀。

這也就是說，我們的國家走上高價市場，並非反經濟邏輯的瘋狂行為，而是對所處環境的自然反應：如果中國可以開始製造我們工廠裡的貨品，我們便可以開始發展更有利可圖的東西，例如設計與行銷中國產製出來的成品，這是我們的經濟從藍領演化到白領的部分過程。

這個過程不但有清楚的邏輯，也反映了英國經濟隨著條件變遷而適應的能力。事實上，英國工業與就業結構產生了劇烈變動，舉例來說，從一九九○年來的二十年裡，製造業在英國經濟的比例降低了一半，從原先的二二％減少到十一％，在這麼短的時間裡，對一個看來相對保守的國家而言，改變是非常巨大的。在千禧年代，沒有其他已開發國家經歷過如此大幅度的轉型，從傳統工業邁向金融與服務業。

我們再舉過去二十五年來倫敦市（London City）的變化為例：一九八六年之後，我們相繼看到老倫敦商業銀行被併購，美國大型投資銀行的竄升，以及重量級英國銀行的東山再起。我並不認為此一發展特別正面，但這個事實卻證明了只要有足夠的動機，我們對改變其實是相當義無反顧的。

究竟是什麼造成了這一切？很多人歸結到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身上，認為她發動了對傳統勞工階級的現代鬥爭。無可諱言，她眼看著英國製造業的淡出而無動於衷，並大力鼓吹倫敦市金融業的成長，或許她真有階級鬥爭的企圖也不一定，然而有趣的是，當她和保守黨退出領導權之後，這個經濟趨勢卻持續著。政府對於減緩變化的發生，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卻非帶動變化的主要推手，我認為在經濟發展上，比政治家更重要的是匯率。人們常會低估匯率在協調經濟走向上，具有多麼重要的功能！強勢匯率可以誘惑企業把低價活動移向境外，因為在英國從事這樣的生產，相對上成本變得太昂貴，尤其過去十年來，英鎊的高匯率加上中國快速工業化，導致製造業的產品價格下跌，英國消費者自然會選擇購買進口商品，英國製造業者也自然會選擇在外地生產。

所以大體來看，這是對英國經濟發展相當正面的回顧：彈性經濟，隨著價格所釋放出來的訊號而調整，不斷往高產值工業的方向移動。數據也證明這些選擇是正確的，那麼怎麼還會出錯呢？金融危機的爆發，讓我們看到英國經濟兩個重大的致命傷。

第一、它凸顯了新經濟寵兒——金融服務業——的弱點，也就是它的很多成功都是虛幻的。金融服務業的擴張，一部分來自額外的冒險（連它自己也沒有意識到），因此它並沒有替英國創造出銀行家及其他人士原先以為的龐大產值，崩盤之後，金融業反而需要納稅人的補助，且額度是過去英國製造業者如英國利蘭公司（British Leyland）未能想見的天文數字。

但還有第二個更嚴重的問題，雖然英國改變了很多，也創造了良好的經濟指標，但在新經濟當中，並沒有一個外銷產業大到足以維持英國人已經習慣了的生活型態。

雖然我們的經濟在高價市場上有很多外銷，但量還不夠大，以致和外銷產業相比，內需的經濟面過於龐大。金融危機爆發前，國家消費、借貸、進口的幅度過高，難以長期維繫，而正是此一經濟活動使我們的經濟得到快速增長。也就是說，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借貸停止了，消費也停滯了，事情必須有所改變，我們必須建造更大的外銷產業，或者我們必須重新適應不一樣的、較不富裕的生活模式。這讓我們忽然理解到，原來英國改造的故事並非那麼不同凡響，是我們之前過度進口，才會帶來繁華的假象。

簡單地說，一九九○年代的英國突然發現兩件事：一是因為國際的激烈競爭，工廠的利潤越來越低，二是商場的利潤很高，員工的生產力也強，因為每小時都可以賣出很多商品。於是我們的經濟回應了這兩個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