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特權

尋找我們這個時代的革命

：《論特權》推薦

吳叡人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並不是在短暫的瞬間裡，人們就能改變自己的內心，變得盡可能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唯有當平等是一輩子的日常現實，而不是少數時刻的遊戲之時，人們才會如此[相互扶持合作]。」

——西耶斯《論特權》

一

西耶斯（Emmanuel Joseph Sieyès） 被思想史家稱為「法國大革命的化身」，因為他在1788-89年間出版的幾本政論小冊子，特別是《論特權》（一七八八）和《何謂第三等級？》（一七八九）這兩篇傑作，不僅預示了法國舊政權（ancien regime）下封建等級制秩序的瓦解與民主平等的新秩序之形成，同時更亦步亦趨地介入了這個過程，成為新興的第三等級革命家在從教士與貴族手中奪回主權，在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的國民議會中宣布廢除封建等級制，重構法蘭西民族行動的指導藍圖。

如果《何謂第三等級？》排除封建統治階級，確立了第三等級（布爾喬亞）做為唯一民族主體之地位，那麼《論特權》則摧毀了封建秩序的根基，也就是基於身份等級制的特權體系。

舊政權時代的法國社會，基本上是以等級身份或地域區隔的團體（corporate bodies）所組成，而構成每一個身份等級或地域團體認同的核心要素，就是每個團體所獨佔享有的「特權」。在舊政權體制下，這些特權是連結國家與社會的機制，也是政府統治的重要工具。每一新王朝發軔之際，甫登基的國王會發佈詔書重新承認治下各省與各等級擁有之特權，而做為交換，各地域與等級團體則默認新王朝統治之正當性。前密西根大學歷史系教授David. Bien指出，這種封建的恩庇—侍從（patron-client）體制發揮了類似英格蘭憲政主義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王權。然而在另一方面，這種基於特殊主義的特權體制也將法國社會切割成不同的身份、等級與地域群體，並且排除了絕大多數的平民，同時也嚴重限制了國家向社會汲取財政資源，進行重分配的能力。大體上，革命前夜的法國是一種建立在社會分裂與間接統治的前現代國家型態，而「特權」就是一種有限度的黏著劑，用利益交換連結了寄生的統治階級，但卻疏離了真正從事生產勞動、創造社會財富的平民。這個社會與政治形構不可能產生盧梭所說的「總意志」 (Volontè générale)，只能仰賴君主發揮象徵的統合功能。

二

十八世紀八〇年代大革命前夜，法國國家財政危機迫使路易十六政權思考廢除教士與貴族階級的免稅特權，此舉導致了貴族與教士階級之反彈，而他們維護特權的舉動則促使法國輿論開始重估國家的性質與意義：到底「國家」是一群寄生特權集團的集合體，還是由共同紐帶與理念所結合的共同體？特權在政治共同體中的角色，於是成為這波政治反思的核心問題。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公共討論的方向就從承認特權作為一種國家治理的原則，轉變為拒絕特權，認為它破壞了共同體的團結。由於辯論導火線是法國財政危機，所以公共討論焦點遂集中在財政特權，並且逐漸形成「特權」與「民族／國民全體（nation）」二元對立的討論圖式。「Nation」一詞成為「共同利益」的代名詞，並且逐漸取代了舊有的「王國」，成為法國人政治認同的核心。最終，一個要求法律之前平等享有權利、負擔義務，並且接受全國統一性施政的公民的民族（civic nation）觀念逐漸在論述交鋒中形成。在這場革命前夜的國家願景辯論中，西耶斯的幾本小冊子，有如美國獨立革命中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一般，點燃了新的法國民族想像之火焰。

新的想像誘發了新的革命性行動，因為平民革命者渴望依照新的願景形塑自己的共同體。要解決財政問題需要召開三級會議投票，然而涉及自身利益的教士與貴族是否應該擁有投票權立即受到質疑。教士與貴族雖然願意放棄財政特權，但卻仍想保有封建政治特權，也就是在三級會議內不成比例的代表權與投票權，而這當然遭致了第三等級的反對，因為他們認為新生的法蘭西Nation必須在平等、普遍的基礎上才能真正達成整合，繼續維持身分等級制只會造成切割與分裂。做為一個上升的歷史集團（historic bloc），第三等級終究取得了霸權地位，於是依據理論家西耶斯的劇本，在一七八九年六月十日至十七日之間，第三等級單獨召開的會議取代了三級會議，變成了全體國民的會議（Assemblée nationale）。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新生的國民會議正式廢止一切封建特權，宣告以平等基礎將全體國民納入政治體系之中，完成真正的民族整合。做為平等的泉源，以及公民崇高理想與行為之投射對象的「nation」，於是成為克服舊封建典範所造成的切割分裂之統一性理念。這是西耶斯做為法國大革命前期─一七八九年五月到七月的「法律革命(révolution juridique)」─的思想工程師（intellectual architect）事業的高峰。

三

美國政治哲學家沃林（Sheldon Wolin）在他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經典《政治與願景》（Politics and Vision）一書中，曾指出思想與行動之間的辯證關係：政治思想中蘊藏的未來想像，誘發了政治行動者試圖以行動實現這個想像的熱情，而他們的行動又反過來型塑了下一世代思想家的政治想像。Wolin稱這種政治想像為「建構性願景」（architectonic vision）。西耶斯在革命前夜的幾本小冊子中描繪的舊社會崩解與新秩序誕生的圖像，就是一種典型的建構性願景。不只如此，西耶斯的建構性政治思想所召喚出的現實政治行動（至少到一七八九年六月國民會議成立為止），構成了一種幾近完美的對應關係，而他自己更參與其中，成為第一線的行動者，因此才有論者將他譽為法國大革命之「化身」（personification）。

當然，這種理論與行動的完美合致未必是思想家—行動者所預見或意圖的結果。研究西耶斯的當代名著《資產階級革命的修辭》（A Rhetoric of Bourgeois Revolution）作者蘇威（William Sewell）就指出，西耶斯攻擊的對象其實主要是貴族的特權，並不包含他認為具有一定社會政治功能的教士階級與部分富裕第三等級所擁有的特權，然而八月四日第三等級主導的國民會議卻廢除了所有的特權，遠遠超出了他的原始構想。Sewell認為，這是第三等級對現實的誤認所致：啟蒙運動的功利主義思想使他們將具有一定社會功能的封建特權（如教士與部分第三階級）視為合理，乃至於遺忘其存在，以致於他們竟然誤以為八月四日的決議所廢止的，只是特別顯著而惡劣的貴族階級特權而已。正是在這個集體失憶（general amnesia）的脈絡中，西耶斯有限度的特權廢除論，才如此強有力地捕捉了一七八九年夏天法國人的公共想像，非預期地促成整個封建秩序的廢除。Sewell稱此為「失憶的修辭學」：從舊政權裂縫中探出頭的反叛思想的溫和火苗，經由啟蒙精神的折射，竟然加速擴大燃燒，爆裂出托克維爾所說的「民主平等」時代的來臨。

四

然而在二〇一四年的臺灣，在一個後現代的民主社會，如此著意重譯、並且刻意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論特權》—一篇出版於兩百二十六年前法國大革命前夜，批判舊政權封建特權體制的政治論文—到底有什麼用意呢？被大革命魅惑了兩百年以上的西方智者不是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宣告「再見，革命」（Farewell, Revolution）(註1)了嗎？

那場激動人心、開創了所有現代政治想像的大革命確實已老——事實上，大革命所開創的一長串現代革命系譜都已逐漸老去，只剩下「What is Left?」的聲音迴盪在所有夢想解放者的靈魂深處。然而歷史無非永劫回歸，終點之後又是起點，一個新的革命情境正在醞釀，這條我們曾以為終於找到的道路開始分岔，終於看到的光亮正在熄滅，終於生根的土地在點滴流失，終於奪回的記憶在日益模糊，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崎嶇，新的黑暗，再一次的失落，再一次的遺忘，以及漫天的惡業與戰火。

而戰火已經蔓延到臺灣—再度蔓延到臺灣。昔日黨國體制的官僚資本主義所孕生的封建權貴階級，如今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中獲得新生、更加茁壯，並且跨出島嶼，形成「兩岸三地」的跨國權貴資本集團，然後向母體反噬。在形式民主的新遊戲規則下，新生的權貴集團以權養錢，再以錢買權（選票），於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