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生命政治

導讀

現代生命政治情境與理論

生命政治的情境與特質

正當二〇二一年初，這本書進入最後的撰寫階段，新冠肺炎（或稱武漢肺炎、COVID-19、SARS-CoV-2）的全球疫情仍看不到減緩的趨勢，疫苗的研發與施打仍處於不確定狀態。回顧疫情自二〇二〇年一月底從中國武漢爆發以來、二月開始在歐洲、美洲乃至全球各地迅速蔓延，各國政府大多採取包括隔離、封城、限制社交活動等各種緊急防疫與醫療防護措施。包括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南希（Jean-Luc Nancy）、艾斯波西多（Roberto Esposito）、紀傑克（Slavoj Žižek）、哈維（David Harvey）、巴特勒等全球知名哲學家都對防疫措施是否侵犯人權、激起集體恐慌、導致民粹主義與排外風潮表達關切，因而引發熱烈的論戰。 在疫情結束遙遙無期的狀態下，緊急的防疫措施似乎成為日常，用阿岡本的生命政治語彙來說，「例外狀態常態化」。換個角度來看，肺炎疫情和防疫措施也深深影響我們的生命情境。實際案例已證明新冠肺炎變得愈來愈有無症狀傾向，復發者大有人在，確診者有可能終其一生都很難擺脫慢性病的糾纏。不只新冠肺炎，在各種「慢性病」愈來愈普遍的狀況下——舉例而言，在臺灣有五成以上的老年人同時有三種以上的慢性病，最常見的慢性病包括高血壓、白內障、心臟病——藥物或醫療措施只能「控制或「緩解」而不是「治癒」身心病痛。我們似乎落入了一種無法痊癒、看不見終端、漫長而稀薄的時間軌跡。面對這樣的生命政治情境，沒有人能確切回答，這一切到底還要多久才能結束！

事實上，我們不只有在像新冠肺炎或其他重大傳染病肆虐時才會面對生命政治的問題。除了慢性病外，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例子，理解生命政治早已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午，一名經常在政大校園與附近地區出沒閒逛、外號為「搖搖哥」的男子，被獲報的政大駐衛警連同臺北市政府文山第一分局警察與臺北市衛生局人員強制送醫。據部分政大師生描述，搖搖哥經常出現在校園附近，揮舞手臂並自言自語，但並未有過攻擊行為，甚至有人已把他當成校園景觀的一部分。包括臺灣人權促進會與人本教育基金會等團體、律師、學者獲知消息後，立即發起救援與抗議行動，要求柯文哲領導的臺北市政府停止濫權，立即釋放搖搖哥。四月一日晚間在各方人士與團體努力，搖搖哥也表明不願住院後獲得釋放。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新竹縣竹北警分局鳳崗派出所接獲報案，竹北市中華路一一五〇巷一名全身赤裸的移工企圖破壞並偷竊車輛，員警陳崇文夥同民防李坤龍到現場，移工不服制止並攻擊員警等人，造成李姓民防鼻樑骨折及臉部挫傷，並企圖搶奪巡邏車逃逸，員警連開九槍，移工身中六槍失血過多死亡。死者是二十七歲的越南籍移工阮國非，此事件引發移工人權團體強烈攻擊員警用槍過當，並激發一股討論移工處境的與論熱潮。有專家指出，類似英國、美國都是由移民事務主管單位負責取締「非法」移民，且相關人員都具備外語能力，熟悉法規與證照查驗，不可能由未受過相關訓練和未具備必要能力的基層警員，帶著完全沒有不具司法人員身分的民防人員前往現場處理。當然，也有網民支持警方的作為。檢察官依照業務過失致死起訴員警陳崇文，但建議從輕量刑，監察院針對此事件於二〇一八年七月通過對於新竹縣警察局糾正案。

搖搖哥和阮國非的事件難道只是兩個登上社會新聞版面的偶發事件嗎？就算把他們看成「常態」社會裡的少數或所謂的「社會邊緣人」，我們是否從他們的遭遇看到具有普遍意義的生命政治情境與特質？簡單來說，從「生命政治」看政治，不只是國會代議制度和抽象層次的法律與權利義務規範，而是一套治理機制，深深介入了人們實質的身體、行動與生命；關於這點，生活在防疫管制下的人民應該都有很深刻的體會。生命政治總是牽涉到「界線維護」的問題：健全與病態、合宜與不合宜、公民與非公民、安全與威脅。從這個角度來看，搖搖哥和阮國非的事件看似邊緣或極端，事實上都顯現了生命政治普遍的情境，都涉身分屬性、行動、空間與權利的劃分與限制。精障者與移工，兩個被生命政治機器視為「不對的人」，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被警政、醫學、法律等生命政治機器以「健康」與「安全」防護為由逮捕與槍殺。

「為什麼需要談生命政治？」這是我一直以來在課堂上或和學界同仁間討論時經常遇到的問題，很適合做為本書開卷的提問。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及主導的人流與物流、全球社會對恐怖主義和政治監控的擴張的恐慌、基因圖譜計畫或基因改造工程、幹細胞研究、全球化的風險與傳染病的威脅、日益嚴重的跨國移工和難民的壓迫，中國政府在新疆進行的維吾爾人種族「再教育」與淨化，臺灣二〇一八年所舉行的同婚與核能公投——這些都是重要的生命政治議題，都是與實質生命的保護、管理、排除、界線維護相關。「為什麼需要談生命政治」這個問題也許夾帶著某些預設、觀察、抗拒或無奈，似乎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接受，生命政治（理論）已然成為當代學術界的顯學。生命政治做為一種學術領域或知識體系，跨越了政治學、經濟學、生物學、醫學、哲學、法學、社會學甚至神學的界線。而相關的著述者，如傅柯（Michel Foucault）、阿岡本、哈達特（Michael Hardt）與奈格里（Antonio Negri）、艾斯波西多等也受到廣泛閱讀和討論，我們甚至可以回溯到包括鄂蘭（Hannah Arendt）、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施密特（Carl Schmidt）、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甚至更早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一路到歐陸政治哲學的源流亞里斯多德（Aristotle），重新詮釋他們的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思考當代生命政治情境的重要性，顯示生命政治論述多元的發展脈絡。

生命政治當然不是我們所處時代特有的產物，而是整個現代歷史發展的一環，可以區分成兩個發展階段。根據艾斯波西多的說法，「第一現代性」指的是早期現代時期或霍布斯所處的宗教戰爭時代，政治治理主要依賴「主權」（sovereignty）、「代議」（representation）與「個體權利」（individual rights）等抽象概念，做為政治治理以保護政體生命免於毀滅的依據。然而，自十八世紀以來，歐洲國家為了累積生命力以培植戰力，開始透過各種政治措施，以防止意外死亡的發生、降低死亡率、提升公共衛生與人口品質……也就是說，具有在承平時代為戰爭作準備的吊詭特質。政治和法律透過各種警政、戶政與衛生機構，愈來愈直接和深入的介入人們的生命，這樣的發展可稱為「第二現代性」。這並不是說在現代時期以前的國家，或更早的中古世紀或希臘羅馬時代的城邦，「生命」和「政治」之間沒有扣連，而是指「保存生命」在那時還沒有像在現代階段如此成為政治行動的主要目標。我們可以把整個現代性的發展過程看成以不同的概念方式回應或解決生命防護的需求。舉例而言，「自由」不僅表示參與公共事務的法律權利，更意謂著安全的權利，免於危險與傷害。（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