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人民：新自由主義的寧靜革命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對於新自由主義進行深刻批判的政治哲學著作
★當萬事萬物都被經濟化，公民身分與民主的本質也不斷被掏空
上個世紀八〇、九〇年代開始出現的新自由主義，大幅改變了國家與市場間的關係。新自由主義將國家與市場視為對立之物，主要特徵是針對國家的去管制，公營事業與公共服務私有化，以及對福利國家的攻擊。評論家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多聚焦在下列諸點：不斷加劇的不平等、任意的商品化與輕率的商業行為、企業與資本在政府中逐漸增加的影響力、層出不窮的經濟災難與不穩定。
本書作者布朗採取不同的方式來理解與批判新自由主義。她以傅柯在《生命政治的誕生》中對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作為思考起點，將新自由主義理解為一種不斷發展的理性秩序，當這種治理合理性被廣泛散布出去，便會將特定的經濟價值、實踐與指標延伸到人類生活的所有面向，國家與個人都以當代公司為模範：我們都變成了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是。
當萬事都被經濟化，當世界只剩下經濟人，政治生活（這是傅柯理論所未及之處）的場域也被經濟詞彙重構時，民主的基本要素，如正義原則、政治文化、公民習性、統治實踐以及民主想像，都無聲無息地被消解，人們關心公共事物的空間以及共好的基礎消失了，公民身分與政治主權的實質內涵也被淘空。新自由主義所產生的重要效應，便是抹消原先就已搖搖欲墜的政治人（homo politicus）。
透過對新自由主義法律、政治實踐、治理和教育的細緻分析，布朗分析了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種種戕害，也明確指出，民主如果想要有未來，就必須對將所有形塑未來的力量讓渡給市場、堅持市場「知道什麼才是最好的」的思考模式進行更深刻的反思與檢討，並發展出一套有別於資本主義全球化且令人信服的另類方案。
★當萬事萬物都被經濟化，公民身分與民主的本質也不斷被掏空
上個世紀八〇、九〇年代開始出現的新自由主義，大幅改變了國家與市場間的關係。新自由主義將國家與市場視為對立之物，主要特徵是針對國家的去管制，公營事業與公共服務私有化，以及對福利國家的攻擊。評論家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多聚焦在下列諸點：不斷加劇的不平等、任意的商品化與輕率的商業行為、企業與資本在政府中逐漸增加的影響力、層出不窮的經濟災難與不穩定。
本書作者布朗採取不同的方式來理解與批判新自由主義。她以傅柯在《生命政治的誕生》中對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作為思考起點，將新自由主義理解為一種不斷發展的理性秩序，當這種治理合理性被廣泛散布出去，便會將特定的經濟價值、實踐與指標延伸到人類生活的所有面向，國家與個人都以當代公司為模範：我們都變成了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是。
當萬事都被經濟化，當世界只剩下經濟人，政治生活（這是傅柯理論所未及之處）的場域也被經濟詞彙重構時，民主的基本要素，如正義原則、政治文化、公民習性、統治實踐以及民主想像，都無聲無息地被消解，人們關心公共事物的空間以及共好的基礎消失了，公民身分與政治主權的實質內涵也被淘空。新自由主義所產生的重要效應，便是抹消原先就已搖搖欲墜的政治人（homo politicus）。
透過對新自由主義法律、政治實踐、治理和教育的細緻分析，布朗分析了新自由主義所造成的種種戕害，也明確指出，民主如果想要有未來，就必須對將所有形塑未來的力量讓渡給市場、堅持市場「知道什麼才是最好的」的思考模式進行更深刻的反思與檢討，並發展出一套有別於資本主義全球化且令人信服的另類方案。
名人推薦
前言
這百年來滿是政治諷刺，但最諷刺的也許是，冷戰結束、主流名嘴擁戴民主的全球勝利之際，新形態的治理理性（governmental reason）在歐洲—大西洋世界（the Euro-Atlantic world）中被釋放了出來，而這種治理理性讓民主這個概念完全失去其著力點、在實質上被掏空得一乾二凈。不到三十年，西方民主便彷彿幽魂般憔悴得瘦骨嶙峋，其未來處處受阻，甚至是否仍有未來都成問題。
新自由主義不僅以市場價值浸透民主的意涵或內容，還攻擊民主——由人民主導的統治——的種種原則、實踐、文化、主體與制度。新自由主義的攻擊不僅僅是削下自由民主的骨肉，還燒灼種種更為基進的民主表達方式——在歐洲—大西洋現代性中，許多時不時爆發的運動都在爭取更具韌性的平等、自由與人民統治，亦即追求自由主義式的民主無法到達的境界。
新自由主義對任何形式的民主組織與民主未來皆造成毀滅性的影響。我的主張奠基於一種對新自由主義的特殊理解：新自由主義不僅是一套經濟政策、意識形態或國家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的重置。新自由主義是一套在過去三十年間不斷發展的規範性理性秩序（a normative order of reason），這種治理合理性（governing rationality）被廣泛且深層地散布出去之後，便按照特定的經濟形象來轉變每個人類的領域與付出，甚至是人類本身。所有行為模式都成了經濟行為模式，所有存在的領域即便沒有被直接貨幣化，也都被經濟詞彙與經濟指標所框構與衡量。在新自由理性與其所治理的種種場域中，我們無論在何處都只是經濟人（homo œconomicus）。而經濟人本身有其特定的歷史形式。當代的經濟人遠非亞當‧斯密（Adam Smith）筆下被「交易、以物以物與交換」的自然驅力所推動的生物，而是被以非常強的力道治理並構築為人力資本的單位。人力資本被賦予的任務是改善其競爭定位（competitive positioning）並在各方各面加強其（貨幣或非貨幣的）投資組合總市值（portfolio value）。這些都是新自由主義的誡命，因此也指引了我們的方向，並描繪出新自由主義國家、大企業、小公司、非營利組織、學校、顧問、博物館、村鎮、學者、表演者、公家單位、學生、網站、運動員、體育隊伍、研究所規畫、醫療提供者、銀行與全球法律與金融制度的種種計畫。
當民主的戒律與準則皆被這種理性與治理秩序重構時，民主會發生什麼事？原先致力於追求個體與集體的自我統治以及支持自我統治的種種機構都被取代，轉而成為增加資本價值、競爭定位、信用評等的頌歌時，是否還有民主可言？當人民自我統治需要的言論、審議、法律、人民主權、參與、教育、公共財以及分權都被經濟化時，民主的未來在哪裡？促使我撰寫這本書的，正是這些問題。
提出這些問題本身就已經挑戰了許多關於民主的老生常談——民主是西方的永恆成就，因此不可能消失；民主僅由權利、公民自由與選舉所組成；憲法與不受阻礙的市場結合後便得以保障民主；民主能化約為在國家提供的秩序與安全中最大化個人自由的政治體系。這些問題也挑戰了西方自由民主的自負，亦即人類對民主有某種自然且堅韌的渴望。我的問題的前提是，民主的自我統治必須由一群渴望實踐自治的人民有意識地賦予價值、澆灌並照顧，而這群人民必須抱持相當的警戒心來抵抗無數想要扭曲或侵害民主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力量。必須讓大多數人得到充分的教育才能完善民主，而當種種權力與問題變得更複雜時，這任務也變得更為艱難。最後，我的問題還有個前提：人民共享的自我統治承諾是值得的，民主本身即是目的，即是達成別的可能的善事（possible goods）——從人的茁壯到整個星球的永續——的潛在（即便不確定）手段。民主不是唯一突出的政治價值，也無法確保我們避開暗巷，而儘管許多聚焦在全球治理、專家管制、人權、安那其（anarchism）或非民主版本的共產主義等左翼計畫不願承認，我仍認為，民主更有可能替我們帶來一個「可活」的未來（a livable future）。
這些備受爭議的前提都沒有什麼神聖、自然或哲學的基礎，也無法透過抽象的理性運用或經驗證明來奠定基礎。這些信念是受我們對民主的執著（attachment）、對歷史與當下的學術性思索與論證所驅動。僅此而已。（未完）
這百年來滿是政治諷刺，但最諷刺的也許是，冷戰結束、主流名嘴擁戴民主的全球勝利之際，新形態的治理理性（governmental reason）在歐洲—大西洋世界（the Euro-Atlantic world）中被釋放了出來，而這種治理理性讓民主這個概念完全失去其著力點、在實質上被掏空得一乾二凈。不到三十年，西方民主便彷彿幽魂般憔悴得瘦骨嶙峋，其未來處處受阻，甚至是否仍有未來都成問題。
新自由主義不僅以市場價值浸透民主的意涵或內容，還攻擊民主——由人民主導的統治——的種種原則、實踐、文化、主體與制度。新自由主義的攻擊不僅僅是削下自由民主的骨肉，還燒灼種種更為基進的民主表達方式——在歐洲—大西洋現代性中，許多時不時爆發的運動都在爭取更具韌性的平等、自由與人民統治，亦即追求自由主義式的民主無法到達的境界。
新自由主義對任何形式的民主組織與民主未來皆造成毀滅性的影響。我的主張奠基於一種對新自由主義的特殊理解：新自由主義不僅是一套經濟政策、意識形態或國家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的重置。新自由主義是一套在過去三十年間不斷發展的規範性理性秩序（a normative order of reason），這種治理合理性（governing rationality）被廣泛且深層地散布出去之後，便按照特定的經濟形象來轉變每個人類的領域與付出，甚至是人類本身。所有行為模式都成了經濟行為模式，所有存在的領域即便沒有被直接貨幣化，也都被經濟詞彙與經濟指標所框構與衡量。在新自由理性與其所治理的種種場域中，我們無論在何處都只是經濟人（homo œconomicus）。而經濟人本身有其特定的歷史形式。當代的經濟人遠非亞當‧斯密（Adam Smith）筆下被「交易、以物以物與交換」的自然驅力所推動的生物，而是被以非常強的力道治理並構築為人力資本的單位。人力資本被賦予的任務是改善其競爭定位（competitive positioning）並在各方各面加強其（貨幣或非貨幣的）投資組合總市值（portfolio value）。這些都是新自由主義的誡命，因此也指引了我們的方向，並描繪出新自由主義國家、大企業、小公司、非營利組織、學校、顧問、博物館、村鎮、學者、表演者、公家單位、學生、網站、運動員、體育隊伍、研究所規畫、醫療提供者、銀行與全球法律與金融制度的種種計畫。
當民主的戒律與準則皆被這種理性與治理秩序重構時，民主會發生什麼事？原先致力於追求個體與集體的自我統治以及支持自我統治的種種機構都被取代，轉而成為增加資本價值、競爭定位、信用評等的頌歌時，是否還有民主可言？當人民自我統治需要的言論、審議、法律、人民主權、參與、教育、公共財以及分權都被經濟化時，民主的未來在哪裡？促使我撰寫這本書的，正是這些問題。
提出這些問題本身就已經挑戰了許多關於民主的老生常談——民主是西方的永恆成就，因此不可能消失；民主僅由權利、公民自由與選舉所組成；憲法與不受阻礙的市場結合後便得以保障民主；民主能化約為在國家提供的秩序與安全中最大化個人自由的政治體系。這些問題也挑戰了西方自由民主的自負，亦即人類對民主有某種自然且堅韌的渴望。我的問題的前提是，民主的自我統治必須由一群渴望實踐自治的人民有意識地賦予價值、澆灌並照顧，而這群人民必須抱持相當的警戒心來抵抗無數想要扭曲或侵害民主的經濟、社會與政治力量。必須讓大多數人得到充分的教育才能完善民主，而當種種權力與問題變得更複雜時，這任務也變得更為艱難。最後，我的問題還有個前提：人民共享的自我統治承諾是值得的，民主本身即是目的，即是達成別的可能的善事（possible goods）——從人的茁壯到整個星球的永續——的潛在（即便不確定）手段。民主不是唯一突出的政治價值，也無法確保我們避開暗巷，而儘管許多聚焦在全球治理、專家管制、人權、安那其（anarchism）或非民主版本的共產主義等左翼計畫不願承認，我仍認為，民主更有可能替我們帶來一個「可活」的未來（a livable future）。
這些備受爭議的前提都沒有什麼神聖、自然或哲學的基礎，也無法透過抽象的理性運用或經驗證明來奠定基礎。這些信念是受我們對民主的執著（attachment）、對歷史與當下的學術性思索與論證所驅動。僅此而已。（未完）
目錄
譯者導讀
前言
新自由理性與政治生活／生命
1 消解民主：新自由主義如何重塑國家與主體
2 傅柯《生命政治的誕生》：描繪新自由政治合理性
3 重探傅柯：政治人與經濟人
散播新自由理性
4 政治合理性與治理
5 法與法律理性
6 教育人力資本
結語：失去裸民主，以及倒轉為犧牲的自由
前言
新自由理性與政治生活／生命
1 消解民主：新自由主義如何重塑國家與主體
2 傅柯《生命政治的誕生》：描繪新自由政治合理性
3 重探傅柯：政治人與經濟人
散播新自由理性
4 政治合理性與治理
5 法與法律理性
6 教育人力資本
結語：失去裸民主，以及倒轉為犧牲的自由
試閱
3 重探傅柯：政治人與經濟人
時至今日，這類講法已是老生常談：市場價值把別的價值都給壓了下去，而所有脆弱、珍貴或神聖的東西（包含民主本身）也都逐漸被迫以非常不恰當的方式聽命於市場。無論在一般論述或學術論述中，都時常能聽見這類不滿，也不難見到對其來源和未來走向的分析。新自由主義之下，經濟人如何全面取代「人」的形象？新自由主義經濟人的勝利，又是如何抹除藉由道德自主性而成立的自治主體，以及透過與他人共同治理的人民主權？對自治主體與人民主權的抹除，又是如何掏空了不同的民主實踐與民主想像？在本章，我會替這現象賦予一個理論性的解釋。我的主張是，經濟價值並非單純注滿政治領域或宰制了整個政治領域，毋寧說，新自由主義對經濟人的描繪根絕了讓民主——任何形式的民主——得以物質化的行動者、語彙與領域。
長久以來，經濟人都是學者批判分析的對象。許多學術文獻皆在探討經濟人的起源、其不斷轉變的形態，以及其被賦予普世性與存有論地位的過程是如何有問題等。經濟人在現代逐漸占據優勢地位後，許多人開始批判其所推廣的世界觀，包括對人的化約、對世界的除魅，以及對另類價值的排除。儘管上述種種研究與分析都對我有非常大的啟發，但卻沒有一個人抓到我的論點。雖然理解這個生物是誰與是什麼都很重要，經濟人在西方歷史與思想中如何誕生與何時誕生也的確是個難題，而我們也的確不該忽視其在歷史上每次登場時的差異，但我的目標是理解經濟人最終如何把別的「人」的形象與召喚全數抹滅，以及這最終帶來何種結果。經濟人對別的形象的大獲全勝是如何在每個領域中都成為常態？而當這件事發生時，經濟人究竟採取了什麼形態，有什麼行為與內容？贏得最終勝利的經濟人究竟是誰？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章首先簡短梳理傅柯在法蘭西學院的新自由主義講課中如何將經濟人理論化，再爬梳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經濟人與政治人不斷改變的形態與定位，接著稍稍思索當代經濟人的性別，最後討論經濟人是如何透過某種規範理性秩序與奠基於其上的治理合理性來散播其自身的形象。
傅柯的經濟人
在一九七八到七九年的法蘭西學院講課中，傅柯描繪了經濟人從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轉變——人如何從透過交換滿足需求的動物，轉變為自身的企業家。「古典經濟人的特色」，傅柯說道，「在於其為交換的夥伴，而效益理論的基本問題意識則是需求。」我們每個人都到市場提供我們手上的東西（勞動或商品）藉此交換我們所需之物。相對於此，新自由主義式的人到了市場後則如傅柯所言，「是自己的資本、自己的生產者、自己的所得的來源。」無論是賣東西、製造東西還是消費，新自由主義式的人都是在投資自己並生產自己的滿足。資本之間的關係是競爭而非交換，而透過投資來使資本增值則是每個資本實體（capital entity）與其自身的關係。
傅柯識別出經濟的一般轉向以及經濟人的轉向，這點對於理解新自由主義如何構想兩者而言幫助極大。然而，就如後文所言，傅柯的解讀中遺漏了某些要素，以至於他無法以自己識別出的特徵來看待新自由主義對當代政治生活與政治主體帶來的後果。
經濟人是什麼？經濟人把人視為從根本上受經濟考量所驅動與導向的人，而這則引出兩個關鍵問題。首先是構築出經濟人的外部（constitutive outside）。每一種人的形象都是以其與別的可能性之間的差異來界定的，「從根本上便是經濟性的人」也須與「根本上政治的、有愛的、宗教的、倫理的、社會的、道德的、部族的」或別的種類的人做出區別。即便其中一種形象取得霸權，這種形象也必須藉由其與別種可能性之間的差異來描繪自身——與別的可能性在暗處交鋒、無視別種可能，或使其屈從於自身。因此，只知道「人類的驅力與動機皆出自經濟」仍有所不足，我們必須知道這代表「我們不是什麼」，尤其是哪些我們所堅決不是的東西被排除了。
第二個問題是經濟領域的形式與內容。也就是說，「經濟人是什麼？」這問題奠基於經濟如何被構想，以及其在與別的生活領域、別種邏輯、別種意義體系、別的活動場域之間的關係中處於何種位置。米切（Timothy Mitchell）在《專家統治》（Rule of Experts）中提醒我們，帶有冠詞的名詞「the economy」（經濟）只在一九四〇、五〇年代才開始指涉某個客觀的領域，而非一種過程或實踐。在此之前，沒有冠詞的「economy」指的是以盡可能少的手段追求渴望的目標，很接近我們當今對「效率」或「划算」的理解。在當代的語言中仍能找到這類痕跡，例如「這是個很經濟實惠的方式」、「節省」（economizing）預算，或坐飛機時的「經濟艙」。因此，米切表示，與「political」（政治的）這個形容詞結合在一起時，「economy」指的是一種治理共同體事務的特殊模式，而非某種生產與交換結構，也並非市場領域或物質生活的場域。事實上，只有在塞入冠詞之後，「the economy」才被當成一個自足的結構，而財富生產在其中變成其自主的場域。與「economy」的字根「oikos」相比便能理解這點：對古希臘人而言，「oikos」指的是家戶的空間或場所，而非物質生活本身，亦非市集或「the economy」。簡言之，把「the economy」視為或物化為與別的領域有所區別的對象是個相對晚近的現象，而這現象則影響到我們如何指涉「經濟人」，以及在聽到「經濟人」時作何理解。意識到這晚近的現象，同時也能讓我們在聽到「市場起伏不定」、「市場受挫」、「市場對西班牙債務的恐懼做出反應」等句子時產生不同的反應。同時我們也能理解當前正在展開的事：雖然我們持續指涉「the economy」（包括其活動、健康、成長率、困境），但在新自由主義將市場指標散播到所有生命領域與人類活動的領域後——亦即卡利斯坎與卡隆所說的「經濟化」過程——經濟領域的邊界早已消蝕，而「the economy」這類用法也變得過時。換言之，「the economy」不僅並非跨歷史的範疇，還有可能僅是二十世紀一場短暫的事件。那麼，與其說有超越時空的經濟人，毋寧說經濟人是個非常多變的角色。
若要將經濟領域概念化，並理解在其中形塑出來的經濟人有何種形象，便必須注意其歷史性，瞭解哪些對立或相鄰的活動場域扮演了構築性的角色，同時也必須明確指出其核心動力、特質與行動者。經濟生活是否如斯密所言，從根本上便是透過勞動分工與交換所建立的？還是像馬克思所說的，扮演核心角色的是資本與勞動的階級關係？又或者是像李嘉圖所主張的，是分配的運作？還是馬爾薩斯（Malthus）的說法才正確——經濟生活是人口學的問題？又或者是如凱恩斯所堅信的，從根本上來說問題出在聘僱與資本的邊際效益？還是其後的宏觀經濟學家所主張的，其實是社會動力與整合的運作機制？還是說，經濟生活就像各種流派的新自由主義所說的，應該定義為大大小小、相互競爭的資本實體的市場？經濟領域與其基礎、構築性成分與動力如何被建構與理解，也同樣決定了其中的主體被如何理解——例如，是勞動或勞動力、商品或交換的生物、消費者、客戶、企業家，或自我投資的人力資本。（未完）
時至今日，這類講法已是老生常談：市場價值把別的價值都給壓了下去，而所有脆弱、珍貴或神聖的東西（包含民主本身）也都逐漸被迫以非常不恰當的方式聽命於市場。無論在一般論述或學術論述中，都時常能聽見這類不滿，也不難見到對其來源和未來走向的分析。新自由主義之下，經濟人如何全面取代「人」的形象？新自由主義經濟人的勝利，又是如何抹除藉由道德自主性而成立的自治主體，以及透過與他人共同治理的人民主權？對自治主體與人民主權的抹除，又是如何掏空了不同的民主實踐與民主想像？在本章，我會替這現象賦予一個理論性的解釋。我的主張是，經濟價值並非單純注滿政治領域或宰制了整個政治領域，毋寧說，新自由主義對經濟人的描繪根絕了讓民主——任何形式的民主——得以物質化的行動者、語彙與領域。
長久以來，經濟人都是學者批判分析的對象。許多學術文獻皆在探討經濟人的起源、其不斷轉變的形態，以及其被賦予普世性與存有論地位的過程是如何有問題等。經濟人在現代逐漸占據優勢地位後，許多人開始批判其所推廣的世界觀，包括對人的化約、對世界的除魅，以及對另類價值的排除。儘管上述種種研究與分析都對我有非常大的啟發，但卻沒有一個人抓到我的論點。雖然理解這個生物是誰與是什麼都很重要，經濟人在西方歷史與思想中如何誕生與何時誕生也的確是個難題，而我們也的確不該忽視其在歷史上每次登場時的差異，但我的目標是理解經濟人最終如何把別的「人」的形象與召喚全數抹滅，以及這最終帶來何種結果。經濟人對別的形象的大獲全勝是如何在每個領域中都成為常態？而當這件事發生時，經濟人究竟採取了什麼形態，有什麼行為與內容？贏得最終勝利的經濟人究竟是誰？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章首先簡短梳理傅柯在法蘭西學院的新自由主義講課中如何將經濟人理論化，再爬梳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經濟人與政治人不斷改變的形態與定位，接著稍稍思索當代經濟人的性別，最後討論經濟人是如何透過某種規範理性秩序與奠基於其上的治理合理性來散播其自身的形象。
傅柯的經濟人
在一九七八到七九年的法蘭西學院講課中，傅柯描繪了經濟人從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轉變——人如何從透過交換滿足需求的動物，轉變為自身的企業家。「古典經濟人的特色」，傅柯說道，「在於其為交換的夥伴，而效益理論的基本問題意識則是需求。」我們每個人都到市場提供我們手上的東西（勞動或商品）藉此交換我們所需之物。相對於此，新自由主義式的人到了市場後則如傅柯所言，「是自己的資本、自己的生產者、自己的所得的來源。」無論是賣東西、製造東西還是消費，新自由主義式的人都是在投資自己並生產自己的滿足。資本之間的關係是競爭而非交換，而透過投資來使資本增值則是每個資本實體（capital entity）與其自身的關係。
傅柯識別出經濟的一般轉向以及經濟人的轉向，這點對於理解新自由主義如何構想兩者而言幫助極大。然而，就如後文所言，傅柯的解讀中遺漏了某些要素，以至於他無法以自己識別出的特徵來看待新自由主義對當代政治生活與政治主體帶來的後果。
經濟人是什麼？經濟人把人視為從根本上受經濟考量所驅動與導向的人，而這則引出兩個關鍵問題。首先是構築出經濟人的外部（constitutive outside）。每一種人的形象都是以其與別的可能性之間的差異來界定的，「從根本上便是經濟性的人」也須與「根本上政治的、有愛的、宗教的、倫理的、社會的、道德的、部族的」或別的種類的人做出區別。即便其中一種形象取得霸權，這種形象也必須藉由其與別種可能性之間的差異來描繪自身——與別的可能性在暗處交鋒、無視別種可能，或使其屈從於自身。因此，只知道「人類的驅力與動機皆出自經濟」仍有所不足，我們必須知道這代表「我們不是什麼」，尤其是哪些我們所堅決不是的東西被排除了。
第二個問題是經濟領域的形式與內容。也就是說，「經濟人是什麼？」這問題奠基於經濟如何被構想，以及其在與別的生活領域、別種邏輯、別種意義體系、別的活動場域之間的關係中處於何種位置。米切（Timothy Mitchell）在《專家統治》（Rule of Experts）中提醒我們，帶有冠詞的名詞「the economy」（經濟）只在一九四〇、五〇年代才開始指涉某個客觀的領域，而非一種過程或實踐。在此之前，沒有冠詞的「economy」指的是以盡可能少的手段追求渴望的目標，很接近我們當今對「效率」或「划算」的理解。在當代的語言中仍能找到這類痕跡，例如「這是個很經濟實惠的方式」、「節省」（economizing）預算，或坐飛機時的「經濟艙」。因此，米切表示，與「political」（政治的）這個形容詞結合在一起時，「economy」指的是一種治理共同體事務的特殊模式，而非某種生產與交換結構，也並非市場領域或物質生活的場域。事實上，只有在塞入冠詞之後，「the economy」才被當成一個自足的結構，而財富生產在其中變成其自主的場域。與「economy」的字根「oikos」相比便能理解這點：對古希臘人而言，「oikos」指的是家戶的空間或場所，而非物質生活本身，亦非市集或「the economy」。簡言之，把「the economy」視為或物化為與別的領域有所區別的對象是個相對晚近的現象，而這現象則影響到我們如何指涉「經濟人」，以及在聽到「經濟人」時作何理解。意識到這晚近的現象，同時也能讓我們在聽到「市場起伏不定」、「市場受挫」、「市場對西班牙債務的恐懼做出反應」等句子時產生不同的反應。同時我們也能理解當前正在展開的事：雖然我們持續指涉「the economy」（包括其活動、健康、成長率、困境），但在新自由主義將市場指標散播到所有生命領域與人類活動的領域後——亦即卡利斯坎與卡隆所說的「經濟化」過程——經濟領域的邊界早已消蝕，而「the economy」這類用法也變得過時。換言之，「the economy」不僅並非跨歷史的範疇，還有可能僅是二十世紀一場短暫的事件。那麼，與其說有超越時空的經濟人，毋寧說經濟人是個非常多變的角色。
若要將經濟領域概念化，並理解在其中形塑出來的經濟人有何種形象，便必須注意其歷史性，瞭解哪些對立或相鄰的活動場域扮演了構築性的角色，同時也必須明確指出其核心動力、特質與行動者。經濟生活是否如斯密所言，從根本上便是透過勞動分工與交換所建立的？還是像馬克思所說的，扮演核心角色的是資本與勞動的階級關係？又或者是像李嘉圖所主張的，是分配的運作？還是馬爾薩斯（Malthus）的說法才正確——經濟生活是人口學的問題？又或者是如凱恩斯所堅信的，從根本上來說問題出在聘僱與資本的邊際效益？還是其後的宏觀經濟學家所主張的，其實是社會動力與整合的運作機制？還是說，經濟生活就像各種流派的新自由主義所說的，應該定義為大大小小、相互競爭的資本實體的市場？經濟領域與其基礎、構築性成分與動力如何被建構與理解，也同樣決定了其中的主體被如何理解——例如，是勞動或勞動力、商品或交換的生物、消費者、客戶、企業家，或自我投資的人力資本。（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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