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革命：從混亂到憲政，一場關於制度創建的深沉思辨
On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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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寫給所有渴望改變、卻在憤怒中迷失的行動者
革命不是結束，而是艱難的開始
當吶喊消散之後，我們留給未來的，是制度的基石還是歷史的灰燼？
革命，是為了在崩解的時代，找回失落的公共精神。
為什麼有些革命帶來了民主，有些卻只留下了混亂與獨裁？在《論革命》這部經典作品中，漢娜．鄂蘭帶領我們重新審視人類歷史上兩場命運迥異的實驗：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
但這不只是一本歷史書，而是一本關於「政治創造力」的說明書。鄂蘭尖銳地指出：真正的革命不只是為了「吃飽穿暖」（解放），而是為了能與他人平等地坐下來，共同決定未來的方向（自由）。她揭示了為什麼當憤怒與同情主導了街頭，自由往往會成為犧牲品；而真正的變革，實則誕生於那些被我們忽視的「公共空間」與「參與機制」。
鄂蘭挑戰了我們對「政治」和「革命」的直覺想像。她不以階級鬥爭為核心視角，也不將革命理解為財富重新分配的工程。她提出的，近乎一種政治的美學，其中的核心衝突對抗包括：
▌革命的目的――「解放」vs.「自由」
這是鄂蘭最根本的區分。很多革命失敗，就是因為分不清楚這兩者。解放是「擺脫」壓迫、貧困或暴君。這是一種消極的過程，例如：推翻獨裁者、不再挨餓。而自由是「參與」公共事務、共同說話、共同行動，這是一種積極的建構。鄂蘭的觀點是：革命如果只停留在「解放」，那只是換了一個統治者（或者換了一種束縛）。真正的革命必須是為了建立一個能讓大家持續「行使自由」的公共空間。
▌政治的邊界――「社會問題」vs.「公共空間」
這點最具爭議，也是最容易讓人困惑的地方。社會問題指的是飢餓、貧窮、醫療等生理層面的「必然性」。政治/公共空間則是大家平等對話、爭論、創造新事物的空間。鄂蘭認為法國革命的悲劇在於，革命者試圖用政治來解決「貧窮」。當群眾的飢餓衝進政治領域，那種生理上的迫切感會壓倒一切理性的討論。而後果就是，為了快速解決痛苦，人們會放棄法律和程序，轉向暴力。政治變成了「行政管理」，而不再是自由的辯論。
▌動力的來源――「同情」vs.「權力」
這裡涉及到革命者的心理動機。鄂蘭認為同情的危險性在於它是針對個體的痛苦，它是情緒性的。當法國革命領袖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因為「同情」苦難的大眾而行動時，他變得無法忍受緩慢的法律程序。如果因為同情受苦者，可以為了他們除掉任何擋路的人，這就是恐怖統治的心理根源。另一方面，鄂蘭重新定義了權力，權力不是「命令與服從」，而是當人們為了共同目標聚集並行動時，產生的能量。權力是大家「一起做某事」的力量，它與暴力逼迫人做事是截然不同的。鄂蘭強調的「公共精神」，就是公民對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愛，這種熱愛是基於對制度的尊重，而非單純的同情或憤怒。
對於現代社會中容易被情緒動員、或者對代議民主感到失望的讀者來說，鄂蘭提出的概念極具啟發性。她認為真正的自由，來自於像革命初期那樣，人們自發組織、在公共論壇直接參與事務的小團體。這在當代網路時代，或許能給我們一點關於「直接民主」與「公眾參與」的新想像。放下「誰對誰錯」的道德預設，轉而嚴肅地思考「制度的結構」。這對新聞、對選票、對社會運動的理解，將會產生另一種獨特的思路。如果你曾為改變而吶喊，卻在浪潮退去後感到空虛，《論革命》將迫使你面對一個更困難的問題：我們是否準備好，為自由建立長久的制度，而不只是掀起一場風暴？
這本政治哲學經典帶給現今讀者的重要啟發：
●鄂蘭提醒我們，推翻暴政只是門檻，建立一個能讓所有人說話的自由空間才是真正的挑戰。這對現代的社群媒體運動或情緒性的短期抗爭是極大的反思。
●她認為權力不是拿來壓迫別人的工具，而是「當人們共同行動時，產生的能量」。這能激勵人們去思考如何組織、如何達成共識，而不只是抗議。
●在個人主義盛行的年代，鄂蘭喚醒了我們對「參與公共事務」的熱忱。她認為，唯有在公眾面前行動，人的生命才真正閃耀。
革命不是結束，而是艱難的開始
當吶喊消散之後，我們留給未來的，是制度的基石還是歷史的灰燼？
革命，是為了在崩解的時代，找回失落的公共精神。
為什麼有些革命帶來了民主，有些卻只留下了混亂與獨裁？在《論革命》這部經典作品中，漢娜．鄂蘭帶領我們重新審視人類歷史上兩場命運迥異的實驗：美國革命與法國革命。
但這不只是一本歷史書，而是一本關於「政治創造力」的說明書。鄂蘭尖銳地指出：真正的革命不只是為了「吃飽穿暖」（解放），而是為了能與他人平等地坐下來，共同決定未來的方向（自由）。她揭示了為什麼當憤怒與同情主導了街頭，自由往往會成為犧牲品；而真正的變革，實則誕生於那些被我們忽視的「公共空間」與「參與機制」。
鄂蘭挑戰了我們對「政治」和「革命」的直覺想像。她不以階級鬥爭為核心視角，也不將革命理解為財富重新分配的工程。她提出的，近乎一種政治的美學，其中的核心衝突對抗包括：
▌革命的目的――「解放」vs.「自由」
這是鄂蘭最根本的區分。很多革命失敗，就是因為分不清楚這兩者。解放是「擺脫」壓迫、貧困或暴君。這是一種消極的過程，例如：推翻獨裁者、不再挨餓。而自由是「參與」公共事務、共同說話、共同行動，這是一種積極的建構。鄂蘭的觀點是：革命如果只停留在「解放」，那只是換了一個統治者（或者換了一種束縛）。真正的革命必須是為了建立一個能讓大家持續「行使自由」的公共空間。
▌政治的邊界――「社會問題」vs.「公共空間」
這點最具爭議，也是最容易讓人困惑的地方。社會問題指的是飢餓、貧窮、醫療等生理層面的「必然性」。政治/公共空間則是大家平等對話、爭論、創造新事物的空間。鄂蘭認為法國革命的悲劇在於，革命者試圖用政治來解決「貧窮」。當群眾的飢餓衝進政治領域，那種生理上的迫切感會壓倒一切理性的討論。而後果就是，為了快速解決痛苦，人們會放棄法律和程序，轉向暴力。政治變成了「行政管理」，而不再是自由的辯論。
▌動力的來源――「同情」vs.「權力」
這裡涉及到革命者的心理動機。鄂蘭認為同情的危險性在於它是針對個體的痛苦，它是情緒性的。當法國革命領袖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因為「同情」苦難的大眾而行動時，他變得無法忍受緩慢的法律程序。如果因為同情受苦者，可以為了他們除掉任何擋路的人，這就是恐怖統治的心理根源。另一方面，鄂蘭重新定義了權力，權力不是「命令與服從」，而是當人們為了共同目標聚集並行動時，產生的能量。權力是大家「一起做某事」的力量，它與暴力逼迫人做事是截然不同的。鄂蘭強調的「公共精神」，就是公民對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愛，這種熱愛是基於對制度的尊重，而非單純的同情或憤怒。
對於現代社會中容易被情緒動員、或者對代議民主感到失望的讀者來說，鄂蘭提出的概念極具啟發性。她認為真正的自由，來自於像革命初期那樣，人們自發組織、在公共論壇直接參與事務的小團體。這在當代網路時代，或許能給我們一點關於「直接民主」與「公眾參與」的新想像。放下「誰對誰錯」的道德預設，轉而嚴肅地思考「制度的結構」。這對新聞、對選票、對社會運動的理解，將會產生另一種獨特的思路。如果你曾為改變而吶喊，卻在浪潮退去後感到空虛，《論革命》將迫使你面對一個更困難的問題：我們是否準備好，為自由建立長久的制度，而不只是掀起一場風暴？
這本政治哲學經典帶給現今讀者的重要啟發：
●鄂蘭提醒我們，推翻暴政只是門檻，建立一個能讓所有人說話的自由空間才是真正的挑戰。這對現代的社群媒體運動或情緒性的短期抗爭是極大的反思。
●她認為權力不是拿來壓迫別人的工具，而是「當人們共同行動時，產生的能量」。這能激勵人們去思考如何組織、如何達成共識，而不只是抗議。
●在個人主義盛行的年代，鄂蘭喚醒了我們對「參與公共事務」的熱忱。她認為，唯有在公眾面前行動，人的生命才真正閃耀。
目錄
謝辭
緒論：戰爭和革命
第1章 革命的意義
第2章 社會問題
第3章 追求幸福
第4章 第一個基礎：自由的憲法
第5章 第二個基礎：時代新秩序
第6章 革命的傳統及其失落寶藏
註釋
緒論：戰爭和革命
第1章 革命的意義
第2章 社會問題
第3章 追求幸福
第4章 第一個基礎：自由的憲法
第5章 第二個基礎：時代新秩序
第6章 革命的傳統及其失落寶藏
註釋
序／導讀
緒論：戰爭和革命
戰爭和革命──彷彿事件只是讓列寧早期的預言更快實現──決定了20世紀的樣貌。與19世紀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資本主義（capitalism）和帝國主義（imperialism）、社會主義（socialism）和共產主義（communism）等不同，上述這些雖然有許多人拿來當作正當化的理由，卻已和當今世界的主要現實脫節。戰爭和革命依然是政治的兩個核心問題，超越了所有意識形態的正當性。現今的格局中，戰爭帶來全面毀滅的威脅，革命則帶來全人類解放的希望──讓各個民族迅速「在地球上依照自然法和自然之神，接受獨立和平等地位──如今就剩一個人類有史以來便決定政治存在的古老問題：自由與暴政之爭。
這點本身就讓人驚訝。在現代解構心理學與社會學這種「科學」的聯合攻擊下，「自由」這個概念似乎已經被埋葬得很徹底。即便是理應深植於自由傳統的革命者，也比較願意將自由貶低成中低資產階級的偏見，而不是承認革命的目標一直都是自由。不過，如果說「自由」這個字的消失令人震驚，那更讓人吃驚的或許是，近年來自由的概念竟然重新闖入當今最嚴肅的政治辯論核心，也就是戰爭與暴力正當性的討論。在歷史上，戰爭是最古老的現象之一；至於革命，正確來說，出現時間並非現代之前，而是在所有近期的政治資料中。相較於革命，只有極少數戰爭的目標和自由概念有關；即使民族抗爭反抗外來侵略往往被視為神聖之舉，但無論是在理論或實務上，這從來都沒被認定成唯一正義的戰爭。
戰爭的正當性，即使是在理論層面也有悠久的歷史，雖然它遠比有組織的戰爭歷史要短。戰爭正當性的基本前提之一，是相信政治關係在正常狀態下不受暴力支配，這個信念最早出現在古希臘，因為希臘城邦（polis）明確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定義在說服而非暴力之上。（這並非自欺欺人的空話，舉例來說，雅典人處決犯人時，會「說服」犯人飲鴆，避免市民遭受任何身體侵犯之辱。）不過對希臘人來說，由於政治生活僅限於城邦內部，因此他們認為，在今日我們所謂「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或「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領域內，暴力行為是無須辯解的。不過他們的「外交事務」其實只是希臘城市之間的關係，波斯戰爭（Persian wars）是一個例外，所有希臘人在這場戰爭中團結起來，不只關注希臘城邦之間的關係。在城邦的高牆外，也就是在希臘人所認為的政治領域外，「強者盡其所能，弱者則承受必要之苦」（修昔底德［Thucydides）語）。
因此我們必須轉向古羅馬，才能找到戰爭正當性的第一個理論，以及正義戰爭（just war）和非正義戰爭（unjust war）的區別。不過羅馬對這兩者的區別並無涉及自由，亦未區分侵略戰爭（aggressive warfare）和防禦戰爭（defensive warfare）。蒂托•李維（Titus Livius）曾說：「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必要的戰爭是正義戰爭，其神聖之處在於除了正義戰爭之外，沒有希望的武器。）自李維以來，「必然性」（necessity）涵蓋的意義繁多，今天我們可以從中找到有力的解釋，來將戰爭指為非正義戰爭，而不是正義戰爭。征服、擴張、既得利益團體的防衛、由於具威脅性的新權力興起而保護權力，或是對於權力均勢（equilibrium）的支持──這些著名的強權政治（power politics）現實，不僅是歷史上多數戰爭的起因，也被視為「必然性」，也就是合法訴諸武力的動機。直到一戰之後，人們才開始將侵略視為罪行，並認為只有可以抵禦或防止侵略時，戰爭才具有正當性。這個觀念的理論與實務上的意義，正是現代技術條件下戰爭的毀滅性空前增長的結果。
戰爭作為國際政治最後手段的傳統理由中，明顯不包含自由論述。也許正是因為這樣，今日將自由論述引入當代戰爭問題的討論時，人往往會覺得奇怪又違和。在破壞力前所未見也難以想像的核戰爭面前，激昂地喊著「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y death），不僅空洞，還荒謬至極。實際上，顯而易見的是，為了國家、後代子孫的生命和自由而冒著生命危險，與為了同樣目的而冒著人類生存危險，完全是兩回事，因此很難不懷疑捍衛者的「寧死不紅」（better dead than red）或「寧死不受奴役」（better dead than slavery）等惡意的口號。這意思當然不是「寧紅不死」會比較可取，當舊有事實已經不適合當代社會，那反過來說也不會比較好。其實從今日討論戰爭問題所使用的詞彙中，很容易發現雙方都有意思保留。「寧死不紅」的人所想的是：損失未必那麼大，文明會倖存；而「寧紅不死」的人則是想著：奴役不會這麼糟糕，人性不會改變，自由不會永遠消失在地球上。換句話說，雙方的惡意之處，是他們都逃避自己所提出的荒謬選擇，沒有認真看待這些問題1。
重要的是要記得，我們是在技術發展到了毀滅性已逾越理性使用範圍的階段，自由的概念才引入戰爭的辯論中。換言之，自由彷彿是「天外救星」（deus ex machina），為理性上無法正當化的戰爭提供理由。如果把目前沒有希望的混亂問題和論述，視為暗示國際關係將有重大改變的希望之兆，也就是說，在國際關係沒有徹底變化，人心也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戰爭就從政治場景中消失，這是否有可能發生？我們目前對此的困惑，難道不是顯示我們對於戰爭在政治領域的消失缺乏準備，我們無法在不考慮將「以其他方式繼續」作為最後手段的情況下思考外交政策嗎？
除了全軍覆沒這種有機會利用「乾淨」炸彈或反飛彈飛彈（anti-missile missile）等新技術消除的威脅之外，還有一些指出這項結論的徵兆。首先，總體戰（total war）的種子早在一戰時就已經萌芽，當時由於新型武器的使用，使軍人和平民的差別已不再受到尊重。可以確定的是，這種差別本身是相對現代的成就，而在實務上廢除這種差別的意義，無非意味著戰爭回到了羅馬人將迦太基人（Carthage）從地球上抹滅的時代。在現代情境下，總體戰的出現或再現具有至關重要的政治意義，違背了軍隊和平民關係的基本假設：軍隊的職責是保衛平民百姓。然而我們這個世紀的戰爭史中，幾乎可說是軍隊日益無法履行這個職責的過程。時至今日，嚇阻戰略（strategy of deterrence）已公然將軍隊的角色從保護者變成遲來的徒勞復仇者。
與國家和軍隊關係的這種扭曲密切相關的，是自從一戰結束之後，雖然甚少受到注意但值得注意的第二點事實：我們幾乎自然而然地認為，沒有任何政府、國家或政府形式足夠強大，能在戰敗之後倖存。這個發展歷程可以追溯至19世紀，當時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結束後，法蘭西第二共和國變成法蘭西第三共和國；1905年，俄國在日俄戰爭（Russo-Japanese War）中吞敗後，則發生俄國革命（Russian Revolution），無疑預示了戰敗對政府可能造成後果的不祥徵兆。無論如何，政府的重大變革，無論是一戰後人民自行推翻，或是外部的戰勝勢力要求無條件投降並建立戰爭審判，如今幾乎是戰敗的必然結果，前提是沒有全軍覆沒。在我們的討論中，這種狀況的成因是否為政府本身決定性的衰弱，或由於喪失權威，抑或是不論國家和政府建制多完善、多受國民信任，都無法承受現代戰爭對於全體人民所釋放出空前絕後的恐怖暴力，這並不重要。事實上，即便在核戰的恐怖尚未出現前，戰爭就已經具有政治性，儘管和生物學無關，卻仍然關乎生死。這意味著一戰以來，在現代戰爭的條件下，所有政府都一直處於苟延殘喘的狀態。
第三個事實似乎顯示，隨著嚇阻力量被引作軍備競賽的指導原則，戰爭的本質已經徹底改變。嚇阻力量的策略「旨在避免戰爭，而非贏得假裝準備的戰爭。其試圖透過從未執行的威脅來達成目標，而非行動本身實現目標」2。可以確定的是，早在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時代，就已經認為和平是戰爭的終點，因此戰爭是在為和平作準備。而將軍備競賽包裝成維護和平的手段，甚至還比這種觀念更古老，可以追溯到發明政治宣傳的時代。但重點在於，今日避免戰爭的目的，並不只是總體政策的真實或虛假目標，而是軍事準備本身的指導原則。換句話說，軍隊不再是為了政治家希望永遠不會爆發的戰爭而準備，他們的目標已經變成開發出讓戰爭不可能發生的武器。
此外，正如前述帶有矛盾性的努力一樣，以「冷戰」取代「熱戰」的可能性，今日在國際政治中清晰可見。我並不想否認，目前大國暫時（希望只是暫時的）重啟核子試驗的主要原因，是新技術的發展與發現；但在我看來，無可否認的是，這些試驗不同以往，現在也是政策工具，因而帶有不祥的特徵，成為和平時期的新型軍事演習，參與其中的並不是傳統軍事演習中的假想敵，而至少有可能是真正的敵人。核武軍備競賽似乎已經轉變成某種試探性的戰爭，交戰雙方對彼此展示自己所擁有武器的破壞力。這場「如果」和「何時」的致命遊戲，有可能突然變成現實；而絕非無法想像的是，有一天，一場從未真正爆發的戰爭迎來了勝敗的結局。
這純粹只是幻想嗎？我認為不是。我們可能至少在原子彈首次出現的那一刻，就面臨了這種假想的戰爭。當時許多人認為（現在也有人這樣想），若要強迫日本政府接受無條件投降，只要向日本科學家展示這種新武器就好，原因是對於知情的人來說，這種展示將構成絕對有優勢的證據，任何運氣或其他因素都改變不了這種優勢。在廣島投下原子彈十七年後，我們對於毀滅手段的技術發展漸趨純熟，很快就能完全排除戰爭的非技術因素，達到在事前就能精準計算戰爭結果的程度。這些戰爭中的非技術因素包括軍隊士氣、戰略、總體能力，甚至可能包括單純的運氣。一旦達到這個程度，對於專家而言，就如同戰場、佔領領土、通訊中斷等判斷標準一樣，單單測試和演示的結果也能成為勝敗的關鍵證據。
最後，也是我們的討論最重要的一點，即戰爭和革命的相互關係。兩者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關係正在穩定增強，而這種關係的重心已從戰爭逐漸轉向革命。可以肯定的是，戰爭和革命的關聯性本身並不新奇，而是和革命一樣古老。革命可能比解放戰爭早，或和解放戰爭同時發生，例如美國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革命可能也會造成防禦戰爭和侵略戰爭，例如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但是除了這種例子之外，在我們這個世紀發生的革命也有截然不同的事件。在這種事件中，雖然戰爭的狂暴只是序幕，只是革命所引發暴力的準備階段（如鮑里斯•巴斯特納克（Bori Pasternak）著作《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中對於俄羅斯戰爭和革命的理解）；或者，世界戰爭看起來反而像是革命的後果，一場席捲全球的內戰，甚至二戰在相當大部分的公眾輿論看來都是如此，這個觀點也不無道理。二十年後，我們幾乎理所當然地認為，戰爭的結局是革命，而唯一可能合理化戰爭的理由，便是自由的革命事業。因此無論我們目前的窘境會如何收場，如果我們沒有徹底毀滅，革命就與戰爭完全不同，很可能會和我們一起走向可預見的未來。即便我們應該要能夠改變這個世紀的樣貌，讓這個世紀不再發生戰爭，但很可能依然發生許多革命。在這場分裂今日世界的重大競爭中，瞭解革命的人可能會勝出；而仍相信傳統的強權政治的、因此將戰爭視為外交政策最後手段的人，則可能會在不久後的將來，發現自己所精通的，其實是無用且過時的技藝。而對革命的理解，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的專家並無法反駁或取代──孔多塞侯爵（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首次使用「反革命」一詞──其始終都與革命有所連結，就像反動（reaction）也總是和行動（action）連結在一起。邁斯特伯爵（Le comte Joseph de Maistre）的著名論述「La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 mais le contraire de la revolution.」（反革命不會是反向革命，而是革命的對立面），自 1796 年他說出這句話以來，一直都是空洞的妙語3。
儘管戰爭和革命緊密相關，但仍須要在理論與實務上區分兩者。我們一定要注意到，革命和戰爭的本質皆與暴力有關，這點就足以將兩者與所有其他政治現象區分開來。難以否認，戰爭之所以這麼容易變成革命，又革命之所以顯現出引發戰爭的不祥兆頭，原因在於暴力是戰爭和革命的共同因素。一戰中的暴力，或許真的嚴重到可以造成革命，就算沒有任何革命傳統，即便先前沒有發生過革命，也是如此。
可以確定的是，就連戰爭都未曾完全受到暴力影響，更別說革命了。在極權主義政權的集中營等由暴力完全統治之處，不僅法律──正如法國大革命的人所述「法律變得沉默」（les lois se taisent）──幾乎所有事物和人也都會沉默。正是因為這種沉默，讓暴力變成政治領域中的邊緣現象；人是政治動物（political being），生來便具備語言能力。亞里斯多德對人的兩個著名定義，「人是政治動物」、「具有語言能力」，兩者互補且都指涉希臘城邦（polis）生活中同樣的經驗。此處的重點在於，暴力本身並沒有語言能力，也不只有語言在暴力面前無能為力。因為這種無法言喻的政治理論對暴力現象幾乎無話可說，必須留待技術專家討論。由於政治思想只能依循政治現象本身的表述方式，因此仍然受到人類事務中的事物約束；而這些表達與物理世界的現象並不一樣，需要語言和表達，也就是需要超越僅僅在物理上能看見、聽見的事物，才得以顯現。因此，戰爭或革命的理論都只能處理暴力的正當性問題，因為這種正當性構成了政治上的限制；如果這種正當性反而美化或合理化了暴力本身，那就不再是政治性的，而是反政治性的了。
由於暴力在戰爭和革命中扮演主導的角色，嚴格說來，儘管戰爭和革命在歷史上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兩者皆發生於政治領域外。這個事實讓發生許多戰爭和革命的17世紀被指為前政治狀態（prepolitical state），也就是「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不過這個概念當然從未被視為史實。這個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表明，政治領域並不會在人群聚居之處自動形成，也顯示有些事件是發生在歷史脈絡之中，卻不是真的屬於政治，甚至可能無關政治。「自然狀態」這個概念，至少暗示出無論如何都無法以19世紀的發展理念來解釋的現實，不論我們如何想像──不論是因果關係、可能發生的事或現實、辯證運動，還是事件中的連貫性和順序。「自然狀態」的假設暗指了開端的存在，這個開端與後續的一切是分開的，中間彷彿有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
開端問題與革命現象的關聯相當明顯。正如《聖經》和古典文獻記載，我們歷史的傳奇開頭，證明了開端一定與暴力密不可分：該隱（Cain）殺了亞伯（Abel），而羅穆盧斯（Romulus）則殺了瑞摩斯（Remus）；暴力是故事的開始，換言之，若沒有暴力、沒有違反的行為，也就無法產生任何開端。在《聖經》和世俗傳統中最早記錄的行為，不論是傳說或據信為史實，都以極少數思想能夠達到的方式，產生了有力的隱喻或普遍適用的故事，其深遠的影響貫穿數個世紀。這個故事清楚說明：任何人類所能建立的兄弟情誼，都始於殺害手足之罪；任何人類所能建立的政治組織，都始於犯罪。「開端是一項罪行」這個概念──這是以理論改述「自然狀態」一詞──已經流傳了數個世紀，對人類事務狀態不證自明的合理性，與聖約翰（St John the Apostle）在《聖經》〈約翰福音〉中開篇「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對於救贖事務的自明性無異。
戰爭和革命──彷彿事件只是讓列寧早期的預言更快實現──決定了20世紀的樣貌。與19世紀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nationalism）和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資本主義（capitalism）和帝國主義（imperialism）、社會主義（socialism）和共產主義（communism）等不同，上述這些雖然有許多人拿來當作正當化的理由，卻已和當今世界的主要現實脫節。戰爭和革命依然是政治的兩個核心問題，超越了所有意識形態的正當性。現今的格局中，戰爭帶來全面毀滅的威脅，革命則帶來全人類解放的希望──讓各個民族迅速「在地球上依照自然法和自然之神，接受獨立和平等地位──如今就剩一個人類有史以來便決定政治存在的古老問題：自由與暴政之爭。
這點本身就讓人驚訝。在現代解構心理學與社會學這種「科學」的聯合攻擊下，「自由」這個概念似乎已經被埋葬得很徹底。即便是理應深植於自由傳統的革命者，也比較願意將自由貶低成中低資產階級的偏見，而不是承認革命的目標一直都是自由。不過，如果說「自由」這個字的消失令人震驚，那更讓人吃驚的或許是，近年來自由的概念竟然重新闖入當今最嚴肅的政治辯論核心，也就是戰爭與暴力正當性的討論。在歷史上，戰爭是最古老的現象之一；至於革命，正確來說，出現時間並非現代之前，而是在所有近期的政治資料中。相較於革命，只有極少數戰爭的目標和自由概念有關；即使民族抗爭反抗外來侵略往往被視為神聖之舉，但無論是在理論或實務上，這從來都沒被認定成唯一正義的戰爭。
戰爭的正當性，即使是在理論層面也有悠久的歷史，雖然它遠比有組織的戰爭歷史要短。戰爭正當性的基本前提之一，是相信政治關係在正常狀態下不受暴力支配，這個信念最早出現在古希臘，因為希臘城邦（polis）明確將自己的生活方式，定義在說服而非暴力之上。（這並非自欺欺人的空話，舉例來說，雅典人處決犯人時，會「說服」犯人飲鴆，避免市民遭受任何身體侵犯之辱。）不過對希臘人來說，由於政治生活僅限於城邦內部，因此他們認為，在今日我們所謂「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或「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領域內，暴力行為是無須辯解的。不過他們的「外交事務」其實只是希臘城市之間的關係，波斯戰爭（Persian wars）是一個例外，所有希臘人在這場戰爭中團結起來，不只關注希臘城邦之間的關係。在城邦的高牆外，也就是在希臘人所認為的政治領域外，「強者盡其所能，弱者則承受必要之苦」（修昔底德［Thucydides）語）。
因此我們必須轉向古羅馬，才能找到戰爭正當性的第一個理論，以及正義戰爭（just war）和非正義戰爭（unjust war）的區別。不過羅馬對這兩者的區別並無涉及自由，亦未區分侵略戰爭（aggressive warfare）和防禦戰爭（defensive warfare）。蒂托•李維（Titus Livius）曾說：「Iustum enim est bellum quibus necessarium, et pia arma ubi nulla nisi in armis spes est.」（必要的戰爭是正義戰爭，其神聖之處在於除了正義戰爭之外，沒有希望的武器。）自李維以來，「必然性」（necessity）涵蓋的意義繁多，今天我們可以從中找到有力的解釋，來將戰爭指為非正義戰爭，而不是正義戰爭。征服、擴張、既得利益團體的防衛、由於具威脅性的新權力興起而保護權力，或是對於權力均勢（equilibrium）的支持──這些著名的強權政治（power politics）現實，不僅是歷史上多數戰爭的起因，也被視為「必然性」，也就是合法訴諸武力的動機。直到一戰之後，人們才開始將侵略視為罪行，並認為只有可以抵禦或防止侵略時，戰爭才具有正當性。這個觀念的理論與實務上的意義，正是現代技術條件下戰爭的毀滅性空前增長的結果。
戰爭作為國際政治最後手段的傳統理由中，明顯不包含自由論述。也許正是因為這樣，今日將自由論述引入當代戰爭問題的討論時，人往往會覺得奇怪又違和。在破壞力前所未見也難以想像的核戰爭面前，激昂地喊著「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y death），不僅空洞，還荒謬至極。實際上，顯而易見的是，為了國家、後代子孫的生命和自由而冒著生命危險，與為了同樣目的而冒著人類生存危險，完全是兩回事，因此很難不懷疑捍衛者的「寧死不紅」（better dead than red）或「寧死不受奴役」（better dead than slavery）等惡意的口號。這意思當然不是「寧紅不死」會比較可取，當舊有事實已經不適合當代社會，那反過來說也不會比較好。其實從今日討論戰爭問題所使用的詞彙中，很容易發現雙方都有意思保留。「寧死不紅」的人所想的是：損失未必那麼大，文明會倖存；而「寧紅不死」的人則是想著：奴役不會這麼糟糕，人性不會改變，自由不會永遠消失在地球上。換句話說，雙方的惡意之處，是他們都逃避自己所提出的荒謬選擇，沒有認真看待這些問題1。
重要的是要記得，我們是在技術發展到了毀滅性已逾越理性使用範圍的階段，自由的概念才引入戰爭的辯論中。換言之，自由彷彿是「天外救星」（deus ex machina），為理性上無法正當化的戰爭提供理由。如果把目前沒有希望的混亂問題和論述，視為暗示國際關係將有重大改變的希望之兆，也就是說，在國際關係沒有徹底變化，人心也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戰爭就從政治場景中消失，這是否有可能發生？我們目前對此的困惑，難道不是顯示我們對於戰爭在政治領域的消失缺乏準備，我們無法在不考慮將「以其他方式繼續」作為最後手段的情況下思考外交政策嗎？
除了全軍覆沒這種有機會利用「乾淨」炸彈或反飛彈飛彈（anti-missile missile）等新技術消除的威脅之外，還有一些指出這項結論的徵兆。首先，總體戰（total war）的種子早在一戰時就已經萌芽，當時由於新型武器的使用，使軍人和平民的差別已不再受到尊重。可以確定的是，這種差別本身是相對現代的成就，而在實務上廢除這種差別的意義，無非意味著戰爭回到了羅馬人將迦太基人（Carthage）從地球上抹滅的時代。在現代情境下，總體戰的出現或再現具有至關重要的政治意義，違背了軍隊和平民關係的基本假設：軍隊的職責是保衛平民百姓。然而我們這個世紀的戰爭史中，幾乎可說是軍隊日益無法履行這個職責的過程。時至今日，嚇阻戰略（strategy of deterrence）已公然將軍隊的角色從保護者變成遲來的徒勞復仇者。
與國家和軍隊關係的這種扭曲密切相關的，是自從一戰結束之後，雖然甚少受到注意但值得注意的第二點事實：我們幾乎自然而然地認為，沒有任何政府、國家或政府形式足夠強大，能在戰敗之後倖存。這個發展歷程可以追溯至19世紀，當時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結束後，法蘭西第二共和國變成法蘭西第三共和國；1905年，俄國在日俄戰爭（Russo-Japanese War）中吞敗後，則發生俄國革命（Russian Revolution），無疑預示了戰敗對政府可能造成後果的不祥徵兆。無論如何，政府的重大變革，無論是一戰後人民自行推翻，或是外部的戰勝勢力要求無條件投降並建立戰爭審判，如今幾乎是戰敗的必然結果，前提是沒有全軍覆沒。在我們的討論中，這種狀況的成因是否為政府本身決定性的衰弱，或由於喪失權威，抑或是不論國家和政府建制多完善、多受國民信任，都無法承受現代戰爭對於全體人民所釋放出空前絕後的恐怖暴力，這並不重要。事實上，即便在核戰的恐怖尚未出現前，戰爭就已經具有政治性，儘管和生物學無關，卻仍然關乎生死。這意味著一戰以來，在現代戰爭的條件下，所有政府都一直處於苟延殘喘的狀態。
第三個事實似乎顯示，隨著嚇阻力量被引作軍備競賽的指導原則，戰爭的本質已經徹底改變。嚇阻力量的策略「旨在避免戰爭，而非贏得假裝準備的戰爭。其試圖透過從未執行的威脅來達成目標，而非行動本身實現目標」2。可以確定的是，早在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時代，就已經認為和平是戰爭的終點，因此戰爭是在為和平作準備。而將軍備競賽包裝成維護和平的手段，甚至還比這種觀念更古老，可以追溯到發明政治宣傳的時代。但重點在於，今日避免戰爭的目的，並不只是總體政策的真實或虛假目標，而是軍事準備本身的指導原則。換句話說，軍隊不再是為了政治家希望永遠不會爆發的戰爭而準備，他們的目標已經變成開發出讓戰爭不可能發生的武器。
此外，正如前述帶有矛盾性的努力一樣，以「冷戰」取代「熱戰」的可能性，今日在國際政治中清晰可見。我並不想否認，目前大國暫時（希望只是暫時的）重啟核子試驗的主要原因，是新技術的發展與發現；但在我看來，無可否認的是，這些試驗不同以往，現在也是政策工具，因而帶有不祥的特徵，成為和平時期的新型軍事演習，參與其中的並不是傳統軍事演習中的假想敵，而至少有可能是真正的敵人。核武軍備競賽似乎已經轉變成某種試探性的戰爭，交戰雙方對彼此展示自己所擁有武器的破壞力。這場「如果」和「何時」的致命遊戲，有可能突然變成現實；而絕非無法想像的是，有一天，一場從未真正爆發的戰爭迎來了勝敗的結局。
這純粹只是幻想嗎？我認為不是。我們可能至少在原子彈首次出現的那一刻，就面臨了這種假想的戰爭。當時許多人認為（現在也有人這樣想），若要強迫日本政府接受無條件投降，只要向日本科學家展示這種新武器就好，原因是對於知情的人來說，這種展示將構成絕對有優勢的證據，任何運氣或其他因素都改變不了這種優勢。在廣島投下原子彈十七年後，我們對於毀滅手段的技術發展漸趨純熟，很快就能完全排除戰爭的非技術因素，達到在事前就能精準計算戰爭結果的程度。這些戰爭中的非技術因素包括軍隊士氣、戰略、總體能力，甚至可能包括單純的運氣。一旦達到這個程度，對於專家而言，就如同戰場、佔領領土、通訊中斷等判斷標準一樣，單單測試和演示的結果也能成為勝敗的關鍵證據。
最後，也是我們的討論最重要的一點，即戰爭和革命的相互關係。兩者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賴關係正在穩定增強，而這種關係的重心已從戰爭逐漸轉向革命。可以肯定的是，戰爭和革命的關聯性本身並不新奇，而是和革命一樣古老。革命可能比解放戰爭早，或和解放戰爭同時發生，例如美國革命（American Revolution）；革命可能也會造成防禦戰爭和侵略戰爭，例如法國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但是除了這種例子之外，在我們這個世紀發生的革命也有截然不同的事件。在這種事件中，雖然戰爭的狂暴只是序幕，只是革命所引發暴力的準備階段（如鮑里斯•巴斯特納克（Bori Pasternak）著作《齊瓦哥醫生》（Doctor Zhivago）中對於俄羅斯戰爭和革命的理解）；或者，世界戰爭看起來反而像是革命的後果，一場席捲全球的內戰，甚至二戰在相當大部分的公眾輿論看來都是如此，這個觀點也不無道理。二十年後，我們幾乎理所當然地認為，戰爭的結局是革命，而唯一可能合理化戰爭的理由，便是自由的革命事業。因此無論我們目前的窘境會如何收場，如果我們沒有徹底毀滅，革命就與戰爭完全不同，很可能會和我們一起走向可預見的未來。即便我們應該要能夠改變這個世紀的樣貌，讓這個世紀不再發生戰爭，但很可能依然發生許多革命。在這場分裂今日世界的重大競爭中，瞭解革命的人可能會勝出；而仍相信傳統的強權政治的、因此將戰爭視為外交政策最後手段的人，則可能會在不久後的將來，發現自己所精通的，其實是無用且過時的技藝。而對革命的理解，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的專家並無法反駁或取代──孔多塞侯爵（Marie Jean Antoine Nicolas de Caritat, marquis de Condorcet）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首次使用「反革命」一詞──其始終都與革命有所連結，就像反動（reaction）也總是和行動（action）連結在一起。邁斯特伯爵（Le comte Joseph de Maistre）的著名論述「La contrerévolution ne sera point une révolution contraire, mais le contraire de la revolution.」（反革命不會是反向革命，而是革命的對立面），自 1796 年他說出這句話以來，一直都是空洞的妙語3。
儘管戰爭和革命緊密相關，但仍須要在理論與實務上區分兩者。我們一定要注意到，革命和戰爭的本質皆與暴力有關，這點就足以將兩者與所有其他政治現象區分開來。難以否認，戰爭之所以這麼容易變成革命，又革命之所以顯現出引發戰爭的不祥兆頭，原因在於暴力是戰爭和革命的共同因素。一戰中的暴力，或許真的嚴重到可以造成革命，就算沒有任何革命傳統，即便先前沒有發生過革命，也是如此。
可以確定的是，就連戰爭都未曾完全受到暴力影響，更別說革命了。在極權主義政權的集中營等由暴力完全統治之處，不僅法律──正如法國大革命的人所述「法律變得沉默」（les lois se taisent）──幾乎所有事物和人也都會沉默。正是因為這種沉默，讓暴力變成政治領域中的邊緣現象；人是政治動物（political being），生來便具備語言能力。亞里斯多德對人的兩個著名定義，「人是政治動物」、「具有語言能力」，兩者互補且都指涉希臘城邦（polis）生活中同樣的經驗。此處的重點在於，暴力本身並沒有語言能力，也不只有語言在暴力面前無能為力。因為這種無法言喻的政治理論對暴力現象幾乎無話可說，必須留待技術專家討論。由於政治思想只能依循政治現象本身的表述方式，因此仍然受到人類事務中的事物約束；而這些表達與物理世界的現象並不一樣，需要語言和表達，也就是需要超越僅僅在物理上能看見、聽見的事物，才得以顯現。因此，戰爭或革命的理論都只能處理暴力的正當性問題，因為這種正當性構成了政治上的限制；如果這種正當性反而美化或合理化了暴力本身，那就不再是政治性的，而是反政治性的了。
由於暴力在戰爭和革命中扮演主導的角色，嚴格說來，儘管戰爭和革命在歷史上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兩者皆發生於政治領域外。這個事實讓發生許多戰爭和革命的17世紀被指為前政治狀態（prepolitical state），也就是「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不過這個概念當然從未被視為史實。這個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其表明，政治領域並不會在人群聚居之處自動形成，也顯示有些事件是發生在歷史脈絡之中，卻不是真的屬於政治，甚至可能無關政治。「自然狀態」這個概念，至少暗示出無論如何都無法以19世紀的發展理念來解釋的現實，不論我們如何想像──不論是因果關係、可能發生的事或現實、辯證運動，還是事件中的連貫性和順序。「自然狀態」的假設暗指了開端的存在，這個開端與後續的一切是分開的，中間彷彿有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
開端問題與革命現象的關聯相當明顯。正如《聖經》和古典文獻記載，我們歷史的傳奇開頭，證明了開端一定與暴力密不可分：該隱（Cain）殺了亞伯（Abel），而羅穆盧斯（Romulus）則殺了瑞摩斯（Remus）；暴力是故事的開始，換言之，若沒有暴力、沒有違反的行為，也就無法產生任何開端。在《聖經》和世俗傳統中最早記錄的行為，不論是傳說或據信為史實，都以極少數思想能夠達到的方式，產生了有力的隱喻或普遍適用的故事，其深遠的影響貫穿數個世紀。這個故事清楚說明：任何人類所能建立的兄弟情誼，都始於殺害手足之罪；任何人類所能建立的政治組織，都始於犯罪。「開端是一項罪行」這個概念──這是以理論改述「自然狀態」一詞──已經流傳了數個世紀，對人類事務狀態不證自明的合理性，與聖約翰（St John the Apostle）在《聖經》〈約翰福音〉中開篇「太初有道……」（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對於救贖事務的自明性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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