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的習近平

序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新民族主義

「中華民族」一詞在毛澤東過世後（1976）才逐漸恢復使用。在五四運動70週年爆發天安門事件（1989），意味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挫敗，共產黨面對嚴重的統治正當性危機，必須尋找新的意識形態，被迫重新擁抱民族主義，新民族主義應運而生，也就是強調愛國主義，包括經濟發展、政治穩定、以及國家統一（Zheng, 1999: 87-95; Yahuda, 2000: 33-35）。如果以更廣的視野來看，就是中國在從事現代化的過程，國家面對內外的挑戰，特別是國際環境的丕變、及社會力量的萌芽，開始出現認同的危機，必須思考如何定位自己（Zheng: 87-95）。我們可以分別從國際定位、少數民族、及收回故土三個面向來看中國的新民族主義。

一、國際定位

在國際關係學裡頭，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定位可以稱為「國家認同」（state’s identity）。中共在1949年取得政權後，在外交上大體是對於蘇聯老大哥言聽計從，特別是投入韓戰（1950-53）「抗美援朝」，對抗美帝讓中國可以揚眉吐氣。只不過，在史達林死亡後，毛澤東與接班的赫魯雪夫瑜亮情結、加上兩國疆域的歷史恩怨，雙方關係惡化到1960年達到高點，蘇聯憤而片面撤走派駐專家，甚至於在1969年發生武裝衝突，也就是珍寶島事件。在這樣的脈絡下，讓美國有交好的契機。

從中、美『上海公報』（1972）到『建交公報』（1979），意味著中國可以在美、蘇兩個超強之間扮演平衡者的角色，而1979年的懲越戰爭更是揚眉吐氣，特別是蘇聯在1991年解體，中國儼然是在國際上唯一可以跟美國說不的國家。然而，儘管鄧小平諄諄教誨韜光養晦，隨著中國經濟快速成長，要求跟美國平起平坐的呼聲越來越強，從1999年的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北約轟炸事件、到2001年的中美撞機事件，兩國齟齬不斷。尤其是中國在台灣首度總統大選之際試射飛彈，美國乾脆派航空母艦戰鬥群護衛，雙方互別苗頭。

作為崛起中的強權（rising power），中國是否繼續自甘「維持現狀國家」（status quo state），還是會師法當年的普魯士、或是戰前的日本，急著出頭當「改變現狀的國家」（revisionist state），我們無從得知。不過，根據A. F. K. Organski的「權力轉移理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如果老二想要取而代之、挑戰大哥，終究兵戎相見、大戰無可避免。美國的作法是軟鞭牽豬，一方面進行交往、另一方面從事軟圍堵，而中國的一帶一路則可以解釋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與『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對峙的轉進。同樣地，中國在南海的躁進行為，究竟是習近平企圖藉美國的手希望鷹派稍安勿躁、還是當作消弭民間高漲的「過分自信的民族主義」（assertive nationalism），還有待觀察。

二、少數民族

如前所述，取得政權的中共尊奉第三國際的指示、加上流竄邊區必須贏得少數民族的奧援，所以口頭上支持民族自決、以及政治分離。毛澤東在1936年接受美國記者Edgar Snow（1905-72）訪問時表示，外蒙古、回教徒、以及西藏人（圖博人）在中革命成功後，將可以成為中華聯邦的自治共和國：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er Mongolia and the Soviet Union, now and in the past, has always bee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omplete equality.  When the people’s revolution has been victorious in China the Outer Mongolia republic will automatically become a part of the Chinese federation, at its own will.  The Mohammedan and Tibetan peoples, likewise, will form autonomous republics attached to the China federation.

一旦掌控國家機器，中共就把政策改為民族平等、以民族自治取代民族自決。

周恩來（1957）在擔任國務院總理時發表〈關於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就把把中國對於少數民族的立場表達得相當清楚。他接著費了相當的力氣，以國情不同說明為何中國不能效仿蘇聯成立自治共和國，主要的理由少數民族與漢族「雜居」（混居），相對地，俄國當年之所以會提供民族自決權「這個口號」，主要是革命起於城市，必須結合鄉村的少數民族；至於為何不能採用聯邦制，是因為民族「宜合不宜分」，強調「民族平等」、「民族合作」、「民族分裂」，反對「民族單幹」、「民族分立」、「民族分裂」。

因此，儘管周恩來（1957）開宗明義反對兩種民族主義，包括被認為會產生歧視的「大民族主義」，也就是「大漢族主義」，以及擔心會製造民族分裂的「地方民族主義」，也就是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認為都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表現，只不過，他毫不掩飾地表示，「如果同化是各民族自然融合起來走向繁榮，那是進步的」，整合主義昭然若揭。根據中國憲法，這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統一」意味著這是單一體制（unitary system），而非聯邦制。「多民族」是指有56個民族，包括漢族這個大民族、以及其他55個少數民族。表面上，透過行政區劃讓各族成立不同層級的區域自治體，其實是刻意讓族群相互牽制、以達到有效的中央集權控制，最終目標還是加以整合（吳啟訥，2009）。

冷戰結束，前共產國家南斯拉夫（1991）、蘇聯（1991）、捷克（1993）相繼解體，進入二十一世紀，即使獲得權力下放的蘇格蘭、以及實施自治的加泰隆尼亞公投獨立，中國似乎無動於衷。不管是新疆（東土耳其斯坦）、以及西藏（圖博），既然這些「邊疆」已經不具戰略威脅，天下莫非王土的帝國主義思想徘徊不去，唯一的考量，應該就是可開墾的土地、以及地下資源，又與周恩來（1957）所撻伐的沙皇殖民統治差多少？

三、收回故土

在抗日時期，中國把朝鮮人、及台灣人（福爾摩沙人）視為「被壓迫民族」，是爭取加入「反侵略統一戰線」、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象（毛澤東，1938；附錄3）。最為廣泛引用的是毛澤東當年回答Snow（1936）說，朝鮮跟台灣並不包含在長城以南打算收復的失土，而且竭誠願意協助兩地掙脫日本殖民主義的鐵鍊獨立：

It is the immediate task of China to regain all our lost territories, not merely to defend our sovereignty below the Great Wall.  This means that Manchuria must be regained.  We do not, however, include Korea, formerly a Chinese colony, but when we have re-establish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lost territories of China, and if the Koreans wish to break away from the chain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we will extend them our enthusiastic help in their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The same thing applies to Formosa.  As for Inner Mongolia, which is populated by both Chinese and Mongolians, we will struggle to drive Japan from there and help Inner Mongolia to establish an autonomous state.

然而，究竟台灣人與中國人是否分屬不同的民族、以及台灣是否為中國的故土，中共的立場搖擺不定。

根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1931），中共承認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有完全的民族自決權，可以脫離中國成立獨立的國家，包括蒙古、回、藏、苗、黎、以及高麗人等：蒙古（外蒙古）有蘇聯（俄羅斯）撐腰的，原本認為只能成為中華聯邦下的自治共和國，卻在1945年公投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加以承認；相對地，柿子撿軟的吃，孤立無援的新疆、及西藏是已經吞下肚的肥肉，豈能甘心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