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終點：從科舉帝制到數位威權，揭露中國式治理制度的宿命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外交政策》年度最佳圖書★
從秦漢到習時代、從科舉取才到數位極權
官僚制度如何馴化菁英、壓制多元？科技如何被國家徵用與操控？
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也是「紅色家族」第三代，
層層揭開中國治理模式走向盡頭的深層邏輯。
這是迄今為止，我讀過關於探討中國官僚制度的最好書籍，也可能是關於探索中國最好的書之一。
──泰勒．科文（Tyler Cowen），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全球百大思想家
除了其令人驚嘆的原創性、才華洋溢且見解深刻的理論論點外，黃亞生的這本書在方法論上的精湛技藝也值得注意。它運用了廣泛的比較案例和穩健的統計分析，來說明一項制度的引入如何根本地改變了中國歷史。本書文筆優雅且通俗易懂，將是研究生和大學生的完美教科書……這是當代的經典，也是理論野心與學術卓越的啟發性典範。
——裴敏欣（Minxin Pei），《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
黃亞生教授的著作，開啟了中國研究「科學制度主義」的新框架。作者提出「東方模式」（EAST），從科舉制度到當代「習治中國」，回答了為何中國能夠千年續命並有效控制人民的抗議。本書建立了「中國大史觀」，映照中國的帝制文化與統治密碼，不可不讀。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失速中國》作者
黃亞生的這本書，正是想要知道今後中國走向的政商學各界人士的必讀之作。它的穿透力在於，作者用同一個框架，既說明了中共政權的「崛起」為何短暫，也發掘出這樣的政權「自古以來」的「宿疾」，並且指出它為何必然「復發」。
──程曉農，美國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解構美中冷戰》作者
這本書引人入勝且資訊豐富，將歷史共鳴與現代中國相結合，並突顯了習近平治下中國更令人擔憂的特質與風險。
——喬治．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紅旗警訊：習近平執政的中國為何陷入危機》（Red Flags）作者
針對一個關鍵問題提出了非凡且創新的論點：為什麼中國的專制體制能如此持久？黃亞生特別關注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並對此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新解釋。
——芮納．米德（Rana Mitter），《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China’s Good War）作者
黃亞生在新書中描述了中華帝國科舉制度的嚴苛……黃教授主張科舉扼殺了古代的創新，並從中看到了對習近平治下中國的前車之鑑。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是奇蹟還是詛咒？
一場持續千年的政經制度實驗，如何決定中國的未來
中國的崛起，是現代世界最令人驚嘆的現象之一。但它的崛起，是偶然、是奇蹟，還是根植於一套長久演化的制度設計？而這套制度設計，在帶來成功的同時，是否也內建了走向衰敗的風險？
要理解今天的習近平，必須先看懂沿襲1,300年的「科舉」制度
過去四十年，世界驚嘆於中國的經濟奇蹟，認為這是一種結合了威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獨特「中國模式」。然而，隨著經濟成長放緩、社會監控緊縮，這個超級強權似乎正步入寒冬。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在本書中提出一個震撼性的觀點：我們對中國的誤解，在於看錯了它的時間軸。
作者不僅是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季辛吉中心訪問學者、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顧問。但更重要的是，他擁有出生於中國大陸，受教於哈佛，祖父是中共建黨五十七位元老之一，父親卻是文革受害者的獨特視角。這種身分上的張力，賦予了他既能深入理解中國體制，又能保持批判距離的難得能力。
也因此，黃亞生教授以他橫跨歷史、經濟、政治與制度分析的視野，提出一個大膽且具啟發性的模型：「EAST」。這四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Exams、Autocracy、Stability與Technology——正是中國千年來建構強大國家能力的四根支柱。
透過Exams（科舉），把聰明人都變聽話了
不僅是選才制度，更是將思想的全面格式化的工具。它壟斷了所有菁英的腦袋，換來對皇權的絕對服從。
實行Autocracy（專制），讓民間的聲音消失
透過科舉掏空社會力量，打造出一個沒有組織的社會，確保國家權力不受任何挑戰、統治無死角。
維持Stability（穩定），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
這種極致的管控帶來了超乎尋常的政權壽命，但也讓國家陷入拒絕創新與進步的陷阱，表象的安穩反而導致發展停滯。
主導Technology（科技），無法產生顛覆式創新
國家主導能帶來巨大的工程成就，卻扼殺了科學探索所需的自由土壤，注定了技術創新的天花板，只能一味複製，無法發明。
歷史正在重演！中國共產黨並非創造了新模式，而是繼承了這套古老的統治術。改革開放的成功，源於暫時放鬆了思想箝制；然而，在習近平時代，這套機制已全面回歸。更可怕的是，現代科技非但沒有帶來自由，反而成為「數位科舉」的幫兇，將國家監控推向了歐威爾式的極致。
在這個威權主義重新崛起、民主信念動搖的時代，本書成為理解中國的嶄新框架，也為我們重新思考「國家成功」的本質與代價，提供了警示與啟發。
推薦
汪浩∣國際政經專家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范琪斐∣資深媒體人
程曉農∣美國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
葉耀元∣美國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謝金河∣《今周刊》董事長
※好評力薦（依首字筆畫排序）
從秦漢到習時代、從科舉取才到數位極權
官僚制度如何馴化菁英、壓制多元？科技如何被國家徵用與操控？
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也是「紅色家族」第三代，
層層揭開中國治理模式走向盡頭的深層邏輯。
這是迄今為止，我讀過關於探討中國官僚制度的最好書籍，也可能是關於探索中國最好的書之一。
──泰勒．科文（Tyler Cowen），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全球百大思想家
除了其令人驚嘆的原創性、才華洋溢且見解深刻的理論論點外，黃亞生的這本書在方法論上的精湛技藝也值得注意。它運用了廣泛的比較案例和穩健的統計分析，來說明一項制度的引入如何根本地改變了中國歷史。本書文筆優雅且通俗易懂，將是研究生和大學生的完美教科書……這是當代的經典，也是理論野心與學術卓越的啟發性典範。
——裴敏欣（Minxin Pei），《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
黃亞生教授的著作，開啟了中國研究「科學制度主義」的新框架。作者提出「東方模式」（EAST），從科舉制度到當代「習治中國」，回答了為何中國能夠千年續命並有效控制人民的抗議。本書建立了「中國大史觀」，映照中國的帝制文化與統治密碼，不可不讀。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失速中國》作者
黃亞生的這本書，正是想要知道今後中國走向的政商學各界人士的必讀之作。它的穿透力在於，作者用同一個框架，既說明了中共政權的「崛起」為何短暫，也發掘出這樣的政權「自古以來」的「宿疾」，並且指出它為何必然「復發」。
──程曉農，美國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解構美中冷戰》作者
這本書引人入勝且資訊豐富，將歷史共鳴與現代中國相結合，並突顯了習近平治下中國更令人擔憂的特質與風險。
——喬治．馬格納斯（George Magnus），《紅旗警訊：習近平執政的中國為何陷入危機》（Red Flags）作者
針對一個關鍵問題提出了非凡且創新的論點：為什麼中國的專制體制能如此持久？黃亞生特別關注中國傳統的科舉制度，並對此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新解釋。
——芮納．米德（Rana Mitter），《正義之戰：中日戰爭激發中國新民族主義》（China’s Good War）作者
黃亞生在新書中描述了中華帝國科舉制度的嚴苛……黃教授主張科舉扼殺了古代的創新，並從中看到了對習近平治下中國的前車之鑑。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是奇蹟還是詛咒？
一場持續千年的政經制度實驗，如何決定中國的未來
中國的崛起，是現代世界最令人驚嘆的現象之一。但它的崛起，是偶然、是奇蹟，還是根植於一套長久演化的制度設計？而這套制度設計，在帶來成功的同時，是否也內建了走向衰敗的風險？
要理解今天的習近平，必須先看懂沿襲1,300年的「科舉」制度
過去四十年，世界驚嘆於中國的經濟奇蹟，認為這是一種結合了威權政治與市場經濟的獨特「中國模式」。然而，隨著經濟成長放緩、社會監控緊縮，這個超級強權似乎正步入寒冬。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教授黃亞生在本書中提出一個震撼性的觀點：我們對中國的誤解，在於看錯了它的時間軸。
作者不僅是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季辛吉中心訪問學者、世界銀行與亞洲開發銀行顧問。但更重要的是，他擁有出生於中國大陸，受教於哈佛，祖父是中共建黨五十七位元老之一，父親卻是文革受害者的獨特視角。這種身分上的張力，賦予了他既能深入理解中國體制，又能保持批判距離的難得能力。
也因此，黃亞生教授以他橫跨歷史、經濟、政治與制度分析的視野，提出一個大膽且具啟發性的模型：「EAST」。這四個英文字母分別代表Exams、Autocracy、Stability與Technology——正是中國千年來建構強大國家能力的四根支柱。
透過Exams（科舉），把聰明人都變聽話了
不僅是選才制度，更是將思想的全面格式化的工具。它壟斷了所有菁英的腦袋，換來對皇權的絕對服從。
實行Autocracy（專制），讓民間的聲音消失
透過科舉掏空社會力量，打造出一個沒有組織的社會，確保國家權力不受任何挑戰、統治無死角。
維持Stability（穩定），失去了自我修正的能力
這種極致的管控帶來了超乎尋常的政權壽命，但也讓國家陷入拒絕創新與進步的陷阱，表象的安穩反而導致發展停滯。
主導Technology（科技），無法產生顛覆式創新
國家主導能帶來巨大的工程成就，卻扼殺了科學探索所需的自由土壤，注定了技術創新的天花板，只能一味複製，無法發明。
歷史正在重演！中國共產黨並非創造了新模式，而是繼承了這套古老的統治術。改革開放的成功，源於暫時放鬆了思想箝制；然而，在習近平時代，這套機制已全面回歸。更可怕的是，現代科技非但沒有帶來自由，反而成為「數位科舉」的幫兇，將國家監控推向了歐威爾式的極致。
在這個威權主義重新崛起、民主信念動搖的時代，本書成為理解中國的嶄新框架，也為我們重新思考「國家成功」的本質與代價，提供了警示與啟發。
推薦
汪浩∣國際政經專家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范琪斐∣資深媒體人
程曉農∣美國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
葉耀元∣美國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講座教授兼系主任
謝金河∣《今周刊》董事長
※好評力薦（依首字筆畫排序）
目錄
前言
推薦序 解碼中國體制「興衰並存」的歷史演化／宋國誠
推薦序 用全新分析框架，看懂「中國模式」衰落之必然／程曉農
導論 分拆中國的EAST框架
第一部 科舉Exams
第一章 一個強大的規模化的工具──科舉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如何把一個國家變成一個組織
第二部 專制Autocracy
第三章 一個沒有社會的國家
第四章 回歸專制
第三部 穩定Stability
第五章 是什麼讓中國的專制如此穩固？
第六章 圖洛克的詛咒
第四部 科技Technology
第七章 重新定義李約瑟問題
第八章 政府共和國
第五部 “中國模式”的未來
第九章 習近平的中國共產黨
第十章 突破“中國模式”？
年代表
注釋
參考文獻
推薦序 解碼中國體制「興衰並存」的歷史演化／宋國誠
推薦序 用全新分析框架，看懂「中國模式」衰落之必然／程曉農
導論 分拆中國的EAST框架
第一部 科舉Exams
第一章 一個強大的規模化的工具──科舉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如何把一個國家變成一個組織
第二部 專制Autocracy
第三章 一個沒有社會的國家
第四章 回歸專制
第三部 穩定Stability
第五章 是什麼讓中國的專制如此穩固？
第六章 圖洛克的詛咒
第四部 科技Technology
第七章 重新定義李約瑟問題
第八章 政府共和國
第五部 “中國模式”的未來
第九章 習近平的中國共產黨
第十章 突破“中國模式”？
年代表
注釋
參考文獻
序／導讀
【前言】
2022年11月間，由於新疆烏魯木齊市發生了一場致命的火災，上海、北京和其他城市有成千上百名抗議者走上街頭並占據大學校園，抗議政府嚴厲的清零控管措施。人群中的一些人大喊大叫，其他人則跟著附和這些「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的口號。這位領導人才剛在一個月前的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鞏固權力，就此而言這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敢反抗。一些西方媒體很快就認為，這可能會改變該政權的遊戲規則。
在某些方面的確實如此。自1989年以來，中國的抗議活動四起，都是屬於地方性的，且只針對特定問題。就此種全國範圍的抗議活動來說，這是個不同尋常的發展，它具有明確的反政府基調。話雖如此，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抗議只是一場抗議，或者說，至少在我撰寫本文時，它還不算是一場運動。與1989年的數百萬人群起抗議相比，這次抗議的規模頂多就只有數千人。讓我們把對新冠疫情抗議的規模與他們抗議的不滿兩相對照，他們所抗議的實際上是政府將數億人監禁在家中和方艙醫院。這些封鎖政策導致了人民自殺、孕婦流產、火災、飢餓和許多其他可怕的事情，然而在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竟然只有幾千人走上街頭。這種民間反彈之所以顯得意義重大，是因為人民竟然有抗議行動，而並非它帶來的威脅有多大。相比之下，在中國爆發新冠疫情抗議時，伊朗有數百萬人連續數周舉行示威活動。他們的不滿是：一名婦女死於國家道德警察之手。
之所以這只是一場對新冠疫情政策的抗議，而不是新冠之春民運，理由很充分，中國政府非常強大。多年來，我一直在努力為中國政府的權力、管轄範圍和自由裁量權提出一個有連貫性的解釋。當然，強制和意識形態灌輸都起了作用，也可能有相當程度是受到社會所認同。此外，在過去的四十年裡，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強勁成長並緩解了貧困的程度，這些為中國政府的「績效合法性」（performative legitimacy）贏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這無疑給中共添加了一些持久力。
除此之外應該有更多原因。雖然上述解釋可能適用於個別情境，但它們並未給予我們一個整體性的解釋框架。績效合法性可以解釋改革時代，但我們又如何解釋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難道這些災難不會產生一種不可忽視的「績效不合法性」嗎？我們還沒有提到帝制中國有多長壽。
我在尋找解釋的過程中遵循了兩條原則。一個是簡約性。如果一個變數能夠兼顧到更多的問題或涉及的狀況，或者如果它凸顯了那些通常被認為是原因的變數，那麼它就比另一個變數更容易被接納。另一個原則是接近性。也就是說，變數愈接近被檢視的經驗現象的解釋範圍愈好。
這就是我如何得出東方模式（EAST）的第一個組成部分，那就是：科舉（Examination）。如果只能讓我說出一個中國與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我會說是科舉制度。科舉是始於隋朝（西元581－618年）的文官考試。科舉是中國的幸事，但在很多方面也是中國的禍因。我用這個視角來闡釋和理解東方模式的其他三個組成部分，也就是：專制（Autocracy）、穩定（Stability）和科技（Technology）。
科舉深刻地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歷史的各個時期。它包羅萬象，促使中國許多人都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它是價值觀、規範和觀念的孵化器，因此影響了奠定中國人思想基礎的意識形態和認知論。它是一個旨在增強國家權力和能力的國家制度。國家直接壟斷了最優秀的人力資本；國家也間接地剝奪了社會取得人才的機會，搶先一步壓制有組織的宗教、商業和知識分子群體。歷史上和今天的中國，都帶有科舉制度的印記。
中國這個國家很強大，因為它不是在統治一個社會。我們所說的社會，是指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它擁有自己的特性，被認為是獨立於國家的合法社會。科舉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它是摧毀或先發壓制集體行動的一個重要原因，集體行動是公民社會的基本特徵。科舉的競爭非常激烈。它頌揚在孤立的小型考場取得金榜題名，同時嚴厲懲罰合作行徑，在科舉的時空背景下，這些稱為作弊。一方面，想想那些充滿活力的個人主義中國企業家；另一方面，也看看他們在面對中共時的集體無能為力。想想上海持續數月的封鎖令吧。即使2,500萬上海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公開或私下聯合起來反抗，那無論員警力量有多大，國家也會顯得無能為力。
在我看來，這些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揣測；其他人可能會說這是異想天開。比如，可能會有人批評我的主題擴展得太廣泛。本書中所指的「EAST」非關地理；而是我所要探討的四個主題。我會在歷史和現今之間來回穿梭。這本書無疑範圍廣泛，同時具有明顯的雄心壯志要加以探討。
學術界的慣例是深入鑽研一個主題。我的觀點是，書籍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處理重大主題的方法，而這些主題是我們無法在專業期刊上討論的。非常專業化和技術性的論文有其應有的地位，但是專業化程度愈來愈高，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障礙也非常多且繁複，其中一個受害的便是偉大的思想無法充分呈現。書籍是為數不多能夠達成遠大目標的方法之一。我是否真的成功了，就留給讀者來判斷吧。我的目的是提出一些基本的想法，透過這些想法，我們可以理解一些歷史和當代的事實和事件。
我們面前有很多重要的題目。我認為，新冠疫情抗議活動改變了遊戲規則，因為數億人民都有相同的深刻感受。帝國主義政權和中國共產黨的頑強堅韌，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區隔並且孤立人民的能力，以及採取先發制人措施，壓制人民的集體行動。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抗議是否預示著一個轉折點？在中國社會焦慮和恐懼情緒日益加劇的情況下，長期後果會是什麼？我在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些問題和情勢仍在變化和發展，我可能會弄錯。或者我可能沒有釐清所有精確的管道和機制。我希望這本書可以開啟進一步的爭鳴及討論。
【推薦序】 解碼中國體制「興衰並存」的歷史演化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失速中國》作者
本書以EAST系統（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Technology）作為中國制度演化的分析框架，解析「中國體制」是依循相同的辯證路徑─興衰並存。從科舉制度（Exams）為始，皇朝選出的是「馴服人奴」而非「創新主體」，從此植入中國超長穩定的文化基因。直至當代，中國的專制體制（Autocracy）也「從未現代過」，而是古代建築的現代翻修。這種「專制穩定性」，是一種深植於歷史與文化骨隨中的「順從結構」，即使在今日的「習治中國」，還是依賴這種順從結構的返古和復辟。黃亞生教授以此解釋「為什麼中國不會崩潰」（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以及人民的抗議為什麼總是失敗？
有別於「功績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概念，黃亞生教授以「合法性預設」來解釋中國的穩定（Stability）因素：國家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既定事實。然而，這種「中國式穩定」，其實是一種「高壓穩定」，最終導向內部鎮壓與外部擴張。習近平以為高壓就是穩定，無聲就是安全。以為採取高壓統治就可以震懾少數民族（疆、藏、蒙）和異議份子，結果抗議之聲雖然靜默但從未認可。全球對中國種族滅絕與良心鎮壓的指控至今未熄。
在科技（Technology）領域，中國的科技發展是為政治服務，而非自由創新所驅動的社會增益。中國對科技的「反人道濫用」：用於維穩和監控，早已臭名昭彰，舉世皆知。依賴於數據造假與科技辨識，中共搭建了結合精神層次的「順從文化」與物質層次的「技術高壓社會」，成為世界文明的怪胎。
EAST，猶如一把解碼之鑰，從「科舉文化／奴性人才」、「專制僵化／官僚怠惰」、「高壓穩定／反糾錯、無究責」，再到「技術極權／反人道」，黃亞生教授結論出「崛起與衰退並存」的中國模式，開啟了中國研究「辯證制度主義」的新框架。從古代科舉制度到當代中國，作者回答了為何中國能夠千年續命並有效控制人民的抗議，但也埋下終極潰敗的根源。本書建立了「中國大史觀」，解構了中國體制的續命之道，映照了中國的帝制文化與統治密碼。我在這裡鄭重推薦：不可不讀。
【推薦序】 用全新分析框架，看懂「中國模式」衰落之必然
程曉農／美國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解構美中冷戰》作者
自從上個世紀中葉之後，西方的當代中國研究就一直在分析中共政權的獨特性。而過去三十年當中，中共的所謂「經濟成就」，更是成為許多中國問題研究者判定中共政權將不斷成功的論據，這種說法在台灣也頗為流行。但這種表象而淺薄的中國模式解讀，無法說明中國過去幾年來難以挽救的經濟下滑和內政困境。
黃亞生教授的這本新書別開生面，不去追溯過往林林總總的學界流派，而是創建了一個全新的分析框架，不但有效回答了中共政權「一度得意」之成因，也剖析了這種「得意」，如何伴隨「中國模式」的衰落。當今世界，回憶中國當年繁榮強大的著述業已過時，而探討「中國模式」衰落之必然，才是當下的顯學。
黃亞生的這本書，正是想要知道今後中國走向的政商學各界人士的必讀之作。它的穿透力在於，作者用同一個框架，既說明了中共政權的「崛起」為何短暫，也發掘出這樣的政權「自古以來」的「宿疾」，並且指出它為何必然「復發」。
中共政權的衰落發生在習近平執政時期，黃亞生用個人集權來解讀這場衰落的發生；而在個人集權的背後，則是中國專制模式的內在運行邏輯，即最高掌權者對內外潛在挑戰習慣於壓制，同時把資源集中到自己嚴密掌控的經濟部門。這樣的政治操作，引導著中共當局走上了經濟衰退和中美對抗的道路。中國的內在矛盾重新凸顯出來，已開始讓外部世界關注中共政權的穩定性。
正如黃亞生所言，一個好的制度更擅長於避免問題的產生，並從一開始就防止問題惡化，而中國的制度在減少困難之發生這個部分，卻屢屢失敗。我的理解是，中共政權的衰落，固然是習近平個人集權之後發生的，但這樣的衰落也是中國制度的必然產物。
至於美中關係，中共對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高度警惕，是其本能的防範意識作祟；但中共的對外軍事擴張，卻是其「進攻」意圖的鮮明證據。黃亞生的書受篇幅所限，沒有提到中共2020年訴諸軍事擴張之「戰略威懾」新策略，美中關係之現狀，正是中共威脅西太平洋區域安全的自然結果。黃亞生指出，專制政權視其統治疆域之「同質化」為理所當然。我們由此可以想像，今天中共急於吞併台灣的謀畫當中，豈會容下一個異質的台灣於臥榻之側？
2022年11月間，由於新疆烏魯木齊市發生了一場致命的火災，上海、北京和其他城市有成千上百名抗議者走上街頭並占據大學校園，抗議政府嚴厲的清零控管措施。人群中的一些人大喊大叫，其他人則跟著附和這些「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的口號。這位領導人才剛在一個月前的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鞏固權力，就此而言這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敢反抗。一些西方媒體很快就認為，這可能會改變該政權的遊戲規則。
在某些方面的確實如此。自1989年以來，中國的抗議活動四起，都是屬於地方性的，且只針對特定問題。就此種全國範圍的抗議活動來說，這是個不同尋常的發展，它具有明確的反政府基調。話雖如此，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抗議只是一場抗議，或者說，至少在我撰寫本文時，它還不算是一場運動。與1989年的數百萬人群起抗議相比，這次抗議的規模頂多就只有數千人。讓我們把對新冠疫情抗議的規模與他們抗議的不滿兩相對照，他們所抗議的實際上是政府將數億人監禁在家中和方艙醫院。這些封鎖政策導致了人民自殺、孕婦流產、火災、飢餓和許多其他可怕的事情，然而在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竟然只有幾千人走上街頭。這種民間反彈之所以顯得意義重大，是因為人民竟然有抗議行動，而並非它帶來的威脅有多大。相比之下，在中國爆發新冠疫情抗議時，伊朗有數百萬人連續數周舉行示威活動。他們的不滿是：一名婦女死於國家道德警察之手。
之所以這只是一場對新冠疫情政策的抗議，而不是新冠之春民運，理由很充分，中國政府非常強大。多年來，我一直在努力為中國政府的權力、管轄範圍和自由裁量權提出一個有連貫性的解釋。當然，強制和意識形態灌輸都起了作用，也可能有相當程度是受到社會所認同。此外，在過去的四十年裡，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強勁成長並緩解了貧困的程度，這些為中國政府的「績效合法性」（performative legitimacy）贏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這無疑給中共添加了一些持久力。
除此之外應該有更多原因。雖然上述解釋可能適用於個別情境，但它們並未給予我們一個整體性的解釋框架。績效合法性可以解釋改革時代，但我們又如何解釋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難道這些災難不會產生一種不可忽視的「績效不合法性」嗎？我們還沒有提到帝制中國有多長壽。
我在尋找解釋的過程中遵循了兩條原則。一個是簡約性。如果一個變數能夠兼顧到更多的問題或涉及的狀況，或者如果它凸顯了那些通常被認為是原因的變數，那麼它就比另一個變數更容易被接納。另一個原則是接近性。也就是說，變數愈接近被檢視的經驗現象的解釋範圍愈好。
這就是我如何得出東方模式（EAST）的第一個組成部分，那就是：科舉（Examination）。如果只能讓我說出一個中國與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我會說是科舉制度。科舉是始於隋朝（西元581－618年）的文官考試。科舉是中國的幸事，但在很多方面也是中國的禍因。我用這個視角來闡釋和理解東方模式的其他三個組成部分，也就是：專制（Autocracy）、穩定（Stability）和科技（Technology）。
科舉深刻地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歷史的各個時期。它包羅萬象，促使中國許多人都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它是價值觀、規範和觀念的孵化器，因此影響了奠定中國人思想基礎的意識形態和認知論。它是一個旨在增強國家權力和能力的國家制度。國家直接壟斷了最優秀的人力資本；國家也間接地剝奪了社會取得人才的機會，搶先一步壓制有組織的宗教、商業和知識分子群體。歷史上和今天的中國，都帶有科舉制度的印記。
中國這個國家很強大，因為它不是在統治一個社會。我們所說的社會，是指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它擁有自己的特性，被認為是獨立於國家的合法社會。科舉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但它是摧毀或先發壓制集體行動的一個重要原因，集體行動是公民社會的基本特徵。科舉的競爭非常激烈。它頌揚在孤立的小型考場取得金榜題名，同時嚴厲懲罰合作行徑，在科舉的時空背景下，這些稱為作弊。一方面，想想那些充滿活力的個人主義中國企業家；另一方面，也看看他們在面對中共時的集體無能為力。想想上海持續數月的封鎖令吧。即使2,500萬上海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公開或私下聯合起來反抗，那無論員警力量有多大，國家也會顯得無能為力。
在我看來，這些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揣測；其他人可能會說這是異想天開。比如，可能會有人批評我的主題擴展得太廣泛。本書中所指的「EAST」非關地理；而是我所要探討的四個主題。我會在歷史和現今之間來回穿梭。這本書無疑範圍廣泛，同時具有明顯的雄心壯志要加以探討。
學術界的慣例是深入鑽研一個主題。我的觀點是，書籍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處理重大主題的方法，而這些主題是我們無法在專業期刊上討論的。非常專業化和技術性的論文有其應有的地位，但是專業化程度愈來愈高，在學術期刊上發表的障礙也非常多且繁複，其中一個受害的便是偉大的思想無法充分呈現。書籍是為數不多能夠達成遠大目標的方法之一。我是否真的成功了，就留給讀者來判斷吧。我的目的是提出一些基本的想法，透過這些想法，我們可以理解一些歷史和當代的事實和事件。
我們面前有很多重要的題目。我認為，新冠疫情抗議活動改變了遊戲規則，因為數億人民都有相同的深刻感受。帝國主義政權和中國共產黨的頑強堅韌，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區隔並且孤立人民的能力，以及採取先發制人措施，壓制人民的集體行動。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抗議是否預示著一個轉折點？在中國社會焦慮和恐懼情緒日益加劇的情況下，長期後果會是什麼？我在撰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些問題和情勢仍在變化和發展，我可能會弄錯。或者我可能沒有釐清所有精確的管道和機制。我希望這本書可以開啟進一步的爭鳴及討論。
【推薦序】 解碼中國體制「興衰並存」的歷史演化
宋國誠／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失速中國》作者
本書以EAST系統（Exams, Autocracy, Stability, Technology）作為中國制度演化的分析框架，解析「中國體制」是依循相同的辯證路徑─興衰並存。從科舉制度（Exams）為始，皇朝選出的是「馴服人奴」而非「創新主體」，從此植入中國超長穩定的文化基因。直至當代，中國的專制體制（Autocracy）也「從未現代過」，而是古代建築的現代翻修。這種「專制穩定性」，是一種深植於歷史與文化骨隨中的「順從結構」，即使在今日的「習治中國」，還是依賴這種順從結構的返古和復辟。黃亞生教授以此解釋「為什麼中國不會崩潰」（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以及人民的抗議為什麼總是失敗？
有別於「功績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概念，黃亞生教授以「合法性預設」來解釋中國的穩定（Stability）因素：國家的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既定事實。然而，這種「中國式穩定」，其實是一種「高壓穩定」，最終導向內部鎮壓與外部擴張。習近平以為高壓就是穩定，無聲就是安全。以為採取高壓統治就可以震懾少數民族（疆、藏、蒙）和異議份子，結果抗議之聲雖然靜默但從未認可。全球對中國種族滅絕與良心鎮壓的指控至今未熄。
在科技（Technology）領域，中國的科技發展是為政治服務，而非自由創新所驅動的社會增益。中國對科技的「反人道濫用」：用於維穩和監控，早已臭名昭彰，舉世皆知。依賴於數據造假與科技辨識，中共搭建了結合精神層次的「順從文化」與物質層次的「技術高壓社會」，成為世界文明的怪胎。
EAST，猶如一把解碼之鑰，從「科舉文化／奴性人才」、「專制僵化／官僚怠惰」、「高壓穩定／反糾錯、無究責」，再到「技術極權／反人道」，黃亞生教授結論出「崛起與衰退並存」的中國模式，開啟了中國研究「辯證制度主義」的新框架。從古代科舉制度到當代中國，作者回答了為何中國能夠千年續命並有效控制人民的抗議，但也埋下終極潰敗的根源。本書建立了「中國大史觀」，解構了中國體制的續命之道，映照了中國的帝制文化與統治密碼。我在這裡鄭重推薦：不可不讀。
【推薦序】 用全新分析框架，看懂「中國模式」衰落之必然
程曉農／美國普林斯頓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負責人、《解構美中冷戰》作者
自從上個世紀中葉之後，西方的當代中國研究就一直在分析中共政權的獨特性。而過去三十年當中，中共的所謂「經濟成就」，更是成為許多中國問題研究者判定中共政權將不斷成功的論據，這種說法在台灣也頗為流行。但這種表象而淺薄的中國模式解讀，無法說明中國過去幾年來難以挽救的經濟下滑和內政困境。
黃亞生教授的這本新書別開生面，不去追溯過往林林總總的學界流派，而是創建了一個全新的分析框架，不但有效回答了中共政權「一度得意」之成因，也剖析了這種「得意」，如何伴隨「中國模式」的衰落。當今世界，回憶中國當年繁榮強大的著述業已過時，而探討「中國模式」衰落之必然，才是當下的顯學。
黃亞生的這本書，正是想要知道今後中國走向的政商學各界人士的必讀之作。它的穿透力在於，作者用同一個框架，既說明了中共政權的「崛起」為何短暫，也發掘出這樣的政權「自古以來」的「宿疾」，並且指出它為何必然「復發」。
中共政權的衰落發生在習近平執政時期，黃亞生用個人集權來解讀這場衰落的發生；而在個人集權的背後，則是中國專制模式的內在運行邏輯，即最高掌權者對內外潛在挑戰習慣於壓制，同時把資源集中到自己嚴密掌控的經濟部門。這樣的政治操作，引導著中共當局走上了經濟衰退和中美對抗的道路。中國的內在矛盾重新凸顯出來，已開始讓外部世界關注中共政權的穩定性。
正如黃亞生所言，一個好的制度更擅長於避免問題的產生，並從一開始就防止問題惡化，而中國的制度在減少困難之發生這個部分，卻屢屢失敗。我的理解是，中共政權的衰落，固然是習近平個人集權之後發生的，但這樣的衰落也是中國制度的必然產物。
至於美中關係，中共對西方民主政治文化的高度警惕，是其本能的防範意識作祟；但中共的對外軍事擴張，卻是其「進攻」意圖的鮮明證據。黃亞生的書受篇幅所限，沒有提到中共2020年訴諸軍事擴張之「戰略威懾」新策略，美中關係之現狀，正是中共威脅西太平洋區域安全的自然結果。黃亞生指出，專制政權視其統治疆域之「同質化」為理所當然。我們由此可以想像，今天中共急於吞併台灣的謀畫當中，豈會容下一個異質的台灣於臥榻之側？
試閱
【導論】分拆中國的EAST框架
秦朝（西元前221－207年）是中國第一個朝代，也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決定性重要時期1。秦朝所有的帝制後代，以及其共和繼承者，國民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PRC），都延續了秦朝的許多顯著特徵，例如中央集權專制、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不夠人性化的本質、菁英領導體制和高壓統治。秦朝誕生了政治上的中國。
然而，這個王朝有兩個不同尋常的特點。其一，對於一個在中國政治上有著如此深遠影響的朝代來說，它的存續時間卻是異常短暫，僅持續了14年，是所有主要朝代中最短的。另一個特點是，看似強大的秦國，建造了長城和兵馬俑、制定了統一的度量衡和交通法令，並創建了一個國家官僚機制，卻被一群手持木棍的烏合之眾給推翻了，這些農民出身的叛軍，發動了著名的大澤鄉起義。
這個故事情節對中國所有學齡兒童來說都相當熟悉。西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和900名徭役，被徵調至漁陽（今北京附近）戍守。嚴重的洪水延誤了他們的行程，但按秦律規定，逾期赴役者將被處決。這就把陳勝和吳廣逼到無路可退：如果他們繼續前進，抵達後必死無疑；如果起兵反抗，他們還有一線生機。陳勝和吳廣於是造反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為後來無數次農民起義開創了先例。
中國歷史教科書用這一事件來教導學生秦朝統治的殘酷。然而，真正的教訓卻更深刻得多。其中一個教訓是關於激勵誘因。從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秦朝統治的缺陷和糟糕的設計，導致鼓動叛亂這種意想不到的後果。但這種解釋與我們對秦朝的了解並不相符。秦朝信奉法家，這是一種把誘因看得高於一切的學說。其他朝代或許會犯這種誘因錯誤，但秦朝應該不會。
一位中國作家提出了我認為更具說服力的解釋。瀟水在他的《秦殤：誰殺死了秦帝國》一書中推測，這項準時赴役的規定，原本是為規模較小的秦國（秦朝的前身）所設計的。秦國在西元前221年打敗並合併了其他六個王國，統一了中國。秦國很小，只有一百萬平方公里，與後來的秦朝相比，秦朝疆域是秦國的三倍大。在秦國時期，準時赴役的規定在現實環境中尚屬可行，但在更大的秦朝帝國卻不切實際了。如圖I.1所顯示，上圖是秦國，下圖則是秦帝國。無論從海拔高度還是緯度跨度來看，秦帝國都比秦國幅面遼闊。
秦帝國疆域的擴大增加了條件上的異質性。小區域在地形、氣候和環境條件上更具同質性。秦國地處中國乾旱的西北地區，氣象條件變化不大。秦帝國則涵蓋了更加多樣化的環境。其領土從東南向北延伸。在乾旱的中國北方，洪水可能並不經常發生，但在中國東南部卻很常見。大澤鄉和漁陽屬於兩個不同的氣候帶，都位於秦國原有疆域之外。制定這項時限規定的決策者可能不了解各地的異質性，他們沒有考慮到一個更大的帝國增加的複雜性。
同質性和異質性之間的緊張關係，我也稱之為規模和範疇，是中國歷史和現今的一個根本主題。大澤鄉起義顯示，如果你忽視規模和範疇的複雜性，你就得後果自負。中國的統治者在解決這些緊張關係時，往往傾向於同質化。在意識形態方面，單一思想，像是儒教或共產主義，都是以犧牲其他思想為代價而取得的。在政治上，單一統治者，不論是一位皇帝或是中共總書記，都支配著其他權力中心。在官僚制度中，單一類型的人力資本，像是儒家士大夫或技術官僚，都會排擠掉其他類型的人力資本。
隨著中國的同質化，它的幅員也變得更廣大了2。漢朝（西元前202年－西元220年）的國土面積達600萬平方公里3（這些數字是估計值，指的是王朝鼎盛時期的規模）。唐朝（西元618－907年）時面積增大一倍，達到約1,200萬平方公里。在宋朝（西元960－1279年），中國的版圖縮小，僅剩280萬平方公里，但此後中國開始急遽擴張。在元朝（西元1271－1368年）的鼎盛時期，中國的國土面積約達約3,400萬平方公里，比當今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俄羅斯（1,700萬平方公里）還要大得多。明朝（西元1368－1644年）和清朝（西元1644－1911年）的國土面積分別為1,000萬平方公里和1,300萬平方公里。中華人民共和國占地960萬平方公里（相比之下，美國的國土面積為910萬平方公里）。
隨著領土面積的擴大，中國也擴大了官僚機構的規模。唐朝時，官僚占總人口的0.02％；這個數字在南宋（西元1127－1279年）上升到0.06％，到明朝更達到0.18％。至於中國的最後一個朝代——清朝，現有的估算數據變化很大，也不太可靠。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把官僚機構的規模提升到了另一個高度。1982年，官員人數占人口的0.08％，與宋朝相當，但這是基於狹義的國家官員定義4。更廣泛的定義應包括普通的中共黨員，他們經常在中共的指示下履行政府職能。現在，中共有9,600萬名黨員，占人口總數的6.6％。
後來的朝代也都持續很久。元朝的壽命較短，只有97年，但唐朝（存續289年）、宋朝（319年）、明朝（275年）和清朝（266年）都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長期執政時間。漢朝被認為是中國存續時間最長的朝代，持續屹立了422年，大致與同時期的羅馬共和國（西元前509年－前27年）相當。但這種比較是存在爭議性的。漢朝可以視為是包括兩個不同的朝代，西漢（西元前202年－前8年，存續了210年）和東漢（西元25年－220年，存續了195年）5。東漢的開國始祖劉秀是西漢皇族的後裔，但並非直系繼承人。他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地方上的地主。劉秀花了大約十年的時間，擊敗另外十一名覬覦皇位的人，實際上重演了一回新王朝的創建歷程。如果我們把東漢和西漢看作完全不同的朝代，那麼長命的王朝就沒有那麼早出現。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它要趕上宋朝國祚的319年還需要一段時間，但它的壽命之長仍然令人印象深刻。讓我們來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以下特質：
•它是世界上僅存5個擺明就是共產主義的國家之一。
•它經受住了災難性的動亂，例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天安門鎮壓。
•它在多次足以推翻較弱政權的危機中倖存下來，甚至繁榮發展（就像1998年的印尼）。其中一些危機源自外部；另一些則可以歸咎於中國領導階層自身的過失。其中包括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經濟大衰退、2015年股市崩盤、2003年SARS疫情、2008年三聚氰胺醜聞、中國主要城市長達多天的「空氣末日」，以及2019年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
•它能夠實施經濟和政治上的嚴厲措施，而且顯然不會受到懲罰，像是：嚴厲的一胎政策（1980－2015年），1990年代在國有企業（SOEs）中，大規模裁員多達3,000至5,000萬名工人、毛澤東時代對農村盈餘的攫奪，鮮為人知的是這也發生在1990年代、在2020年至2022年之間為控管新冠疫情蔓延，對多個城市實施了清零封鎖、大規模清除了習近平領導下被控腐敗的政治和經濟菁英，並在2018年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
•它承受住了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和私營部門、全球化及不斷提高的生活水準所帶來的所謂自由化的影響，而且無視經濟發展會導致國家民主化的預期。
2023年10月1日，中國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4周年，壽數超越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蘇聯（編按：本書原文出版於2023年8月）。當然，這是以中共不會在此之前崩塌為前提，倘若其潰決便會實現西方觀察家長期以來的預測，其中最著名的是章家敦（Gordon Chang）。他的著作《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於2001年出版。二十多年過去了，「即將」似乎已成了一個相對的詞。
章家敦遵循了老派的方法，以至於錯判了中國政權的持久力。在1850年代，馬克思預言清朝即將崩潰6。然而，在民眾起義和外國入侵的巨大壓力下，滿清政府還是辛苦掙扎了60年，比馬克思本人還更長壽。這都是後見之明，而世界政治又足夠複雜，因此我們不願對預測失準者妄下評論。但值得注意的是，帝制中國及其後繼的共產黨一再顛覆了對其執政時間的預測，因為這種情況發生得如此頻繁，而且是反覆出現。
更有見識的中國通不會輕率預測中國滅亡。艾瑞克．瓊斯（Eric Jones）對帝國時代的中國評論道：「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能夠長期保持帝制和文化。」政治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指出，在天安門鎮壓之後，中國出現了「韌性威權」，這與許多人認為天安門事件對中共的合法性造成致命打擊的觀點相悖7。1990年代初，分析師開始計算鄧小平的壽險精算表，他們預測，鄧小平將會死在中共政權本身死亡之前（鄧小平於1997年去世）。
我參與了這場辯論，並很高興我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1995年，我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為什麼中國不會崩潰〉（”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的文章，我認為鄧小平去世後，中國不會重回1976年的混亂狀態8。我列出的原因是，由於經濟成長和中國共產黨執政意識形態框架中民族主義抬頭，中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一體化程度有所提高。這兩項觀察承受住了歷史的考驗。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幾次權力鬥爭。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權力鬥爭明顯減弱。中國發生過大規模的民眾抗議活動，尤其是1989年的示威活動，但總體而言，這些民眾抗議活動已受到控制，並未對中國國家的整體架構造成實質性損害。在天安門鎮壓事件之後的幾年裡，中共黨員人數增加，稅收、經濟和中國公民的物質福祉也隨之增加。與此同時，政治體制隨著時間推移明顯變得更加專制。在習近平領導下，個人崇拜和一人獨裁又捲土重來，這是如此不同尋常，以至於很少有中國學者預見其到來。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在2012年就預言情況會持續下去。
中國的獨裁政權似乎比其他地方的獨裁政權更具「粘著性」。回顧一下最終引爆「阿拉伯之春」的火花。其導火線是突尼西亞街頭一名小販的自焚行為，當時他是在抗議一名市政官員沒收其資產。相比之下，中國的街頭小販經常受到騷擾、毆打和沒收財產，中國的城市化專案驅逐了無數房主。這些都無法動搖中共。2022年對於新冠疫情管控的抗議活動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威脅，但是單憑這個還是不太可能就讓中共改變政策，除非是在最高領導階層內部出現重大分歧，以及經濟出現艱巨的狀況。
我這本書探討的是中國政治體制之持久力這個大問題，以及在歷史和當代背景下的其他相關問題。謎題比比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是如何做到規模更大、政權更持久的？要達成此一成果，所使用的工具和手段有哪些？另一個大問題與中國技術的興衰，以及政治和技術發展之間的關係有關。作為世界上最殘暴的專制政權之一，中國共產黨扼殺言論自由並禁止人民質疑，卻又如何在科學和技術上取得進步？這些進步是在充滿活力的企業家精神和商業應用支持下達成的，這是蘇聯及中國昔日帝國都無法做到的。中國的技術創新沒有淪為如同蘇聯一般「孤獨的點子」9。
我想探討是什麼將擁有9,600萬名黨員的中共龐大組織團結在一起，這個組織比許多國家都要龐大，以及中共體制是如何賦予個體能動性足夠的權力來促進經濟成長，但不至於導致體制的崩潰。這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則是探討未來。我解釋了通往習近平的路線，並探討習近平重磅回歸極端專制所帶來的更廣泛影響。
秦朝（西元前221－207年）是中國第一個朝代，也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決定性重要時期1。秦朝所有的帝制後代，以及其共和繼承者，國民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PRC），都延續了秦朝的許多顯著特徵，例如中央集權專制、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不夠人性化的本質、菁英領導體制和高壓統治。秦朝誕生了政治上的中國。
然而，這個王朝有兩個不同尋常的特點。其一，對於一個在中國政治上有著如此深遠影響的朝代來說，它的存續時間卻是異常短暫，僅持續了14年，是所有主要朝代中最短的。另一個特點是，看似強大的秦國，建造了長城和兵馬俑、制定了統一的度量衡和交通法令，並創建了一個國家官僚機制，卻被一群手持木棍的烏合之眾給推翻了，這些農民出身的叛軍，發動了著名的大澤鄉起義。
這個故事情節對中國所有學齡兒童來說都相當熟悉。西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和900名徭役，被徵調至漁陽（今北京附近）戍守。嚴重的洪水延誤了他們的行程，但按秦律規定，逾期赴役者將被處決。這就把陳勝和吳廣逼到無路可退：如果他們繼續前進，抵達後必死無疑；如果起兵反抗，他們還有一線生機。陳勝和吳廣於是造反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民起義，為後來無數次農民起義開創了先例。
中國歷史教科書用這一事件來教導學生秦朝統治的殘酷。然而，真正的教訓卻更深刻得多。其中一個教訓是關於激勵誘因。從前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出，秦朝統治的缺陷和糟糕的設計，導致鼓動叛亂這種意想不到的後果。但這種解釋與我們對秦朝的了解並不相符。秦朝信奉法家，這是一種把誘因看得高於一切的學說。其他朝代或許會犯這種誘因錯誤，但秦朝應該不會。
一位中國作家提出了我認為更具說服力的解釋。瀟水在他的《秦殤：誰殺死了秦帝國》一書中推測，這項準時赴役的規定，原本是為規模較小的秦國（秦朝的前身）所設計的。秦國在西元前221年打敗並合併了其他六個王國，統一了中國。秦國很小，只有一百萬平方公里，與後來的秦朝相比，秦朝疆域是秦國的三倍大。在秦國時期，準時赴役的規定在現實環境中尚屬可行，但在更大的秦朝帝國卻不切實際了。如圖I.1所顯示，上圖是秦國，下圖則是秦帝國。無論從海拔高度還是緯度跨度來看，秦帝國都比秦國幅面遼闊。
秦帝國疆域的擴大增加了條件上的異質性。小區域在地形、氣候和環境條件上更具同質性。秦國地處中國乾旱的西北地區，氣象條件變化不大。秦帝國則涵蓋了更加多樣化的環境。其領土從東南向北延伸。在乾旱的中國北方，洪水可能並不經常發生，但在中國東南部卻很常見。大澤鄉和漁陽屬於兩個不同的氣候帶，都位於秦國原有疆域之外。制定這項時限規定的決策者可能不了解各地的異質性，他們沒有考慮到一個更大的帝國增加的複雜性。
同質性和異質性之間的緊張關係，我也稱之為規模和範疇，是中國歷史和現今的一個根本主題。大澤鄉起義顯示，如果你忽視規模和範疇的複雜性，你就得後果自負。中國的統治者在解決這些緊張關係時，往往傾向於同質化。在意識形態方面，單一思想，像是儒教或共產主義，都是以犧牲其他思想為代價而取得的。在政治上，單一統治者，不論是一位皇帝或是中共總書記，都支配著其他權力中心。在官僚制度中，單一類型的人力資本，像是儒家士大夫或技術官僚，都會排擠掉其他類型的人力資本。
隨著中國的同質化，它的幅員也變得更廣大了2。漢朝（西元前202年－西元220年）的國土面積達600萬平方公里3（這些數字是估計值，指的是王朝鼎盛時期的規模）。唐朝（西元618－907年）時面積增大一倍，達到約1,200萬平方公里。在宋朝（西元960－1279年），中國的版圖縮小，僅剩280萬平方公里，但此後中國開始急遽擴張。在元朝（西元1271－1368年）的鼎盛時期，中國的國土面積約達約3,400萬平方公里，比當今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國家俄羅斯（1,700萬平方公里）還要大得多。明朝（西元1368－1644年）和清朝（西元1644－1911年）的國土面積分別為1,000萬平方公里和1,300萬平方公里。中華人民共和國占地960萬平方公里（相比之下，美國的國土面積為910萬平方公里）。
隨著領土面積的擴大，中國也擴大了官僚機構的規模。唐朝時，官僚占總人口的0.02％；這個數字在南宋（西元1127－1279年）上升到0.06％，到明朝更達到0.18％。至於中國的最後一個朝代——清朝，現有的估算數據變化很大，也不太可靠。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把官僚機構的規模提升到了另一個高度。1982年，官員人數占人口的0.08％，與宋朝相當，但這是基於狹義的國家官員定義4。更廣泛的定義應包括普通的中共黨員，他們經常在中共的指示下履行政府職能。現在，中共有9,600萬名黨員，占人口總數的6.6％。
後來的朝代也都持續很久。元朝的壽命較短，只有97年，但唐朝（存續289年）、宋朝（319年）、明朝（275年）和清朝（266年）都擁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長期執政時間。漢朝被認為是中國存續時間最長的朝代，持續屹立了422年，大致與同時期的羅馬共和國（西元前509年－前27年）相當。但這種比較是存在爭議性的。漢朝可以視為是包括兩個不同的朝代，西漢（西元前202年－前8年，存續了210年）和東漢（西元25年－220年，存續了195年）5。東漢的開國始祖劉秀是西漢皇族的後裔，但並非直系繼承人。他的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地方上的地主。劉秀花了大約十年的時間，擊敗另外十一名覬覦皇位的人，實際上重演了一回新王朝的創建歷程。如果我們把東漢和西漢看作完全不同的朝代，那麼長命的王朝就沒有那麼早出現。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轉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它要趕上宋朝國祚的319年還需要一段時間，但它的壽命之長仍然令人印象深刻。讓我們來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以下特質：
•它是世界上僅存5個擺明就是共產主義的國家之一。
•它經受住了災難性的動亂，例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和1989年天安門鎮壓。
•它在多次足以推翻較弱政權的危機中倖存下來，甚至繁榮發展（就像1998年的印尼）。其中一些危機源自外部；另一些則可以歸咎於中國領導階層自身的過失。其中包括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經濟大衰退、2015年股市崩盤、2003年SARS疫情、2008年三聚氰胺醜聞、中國主要城市長達多天的「空氣末日」，以及2019年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
•它能夠實施經濟和政治上的嚴厲措施，而且顯然不會受到懲罰，像是：嚴厲的一胎政策（1980－2015年），1990年代在國有企業（SOEs）中，大規模裁員多達3,000至5,000萬名工人、毛澤東時代對農村盈餘的攫奪，鮮為人知的是這也發生在1990年代、在2020年至2022年之間為控管新冠疫情蔓延，對多個城市實施了清零封鎖、大規模清除了習近平領導下被控腐敗的政治和經濟菁英，並在2018年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兩屆任期限制。
•它承受住了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和私營部門、全球化及不斷提高的生活水準所帶來的所謂自由化的影響，而且無視經濟發展會導致國家民主化的預期。
2023年10月1日，中國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4周年，壽數超越了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蘇聯（編按：本書原文出版於2023年8月）。當然，這是以中共不會在此之前崩塌為前提，倘若其潰決便會實現西方觀察家長期以來的預測，其中最著名的是章家敦（Gordon Chang）。他的著作《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於2001年出版。二十多年過去了，「即將」似乎已成了一個相對的詞。
章家敦遵循了老派的方法，以至於錯判了中國政權的持久力。在1850年代，馬克思預言清朝即將崩潰6。然而，在民眾起義和外國入侵的巨大壓力下，滿清政府還是辛苦掙扎了60年，比馬克思本人還更長壽。這都是後見之明，而世界政治又足夠複雜，因此我們不願對預測失準者妄下評論。但值得注意的是，帝制中國及其後繼的共產黨一再顛覆了對其執政時間的預測，因為這種情況發生得如此頻繁，而且是反覆出現。
更有見識的中國通不會輕率預測中國滅亡。艾瑞克．瓊斯（Eric Jones）對帝國時代的中國評論道：「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它能夠長期保持帝制和文化。」政治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指出，在天安門鎮壓之後，中國出現了「韌性威權」，這與許多人認為天安門事件對中共的合法性造成致命打擊的觀點相悖7。1990年代初，分析師開始計算鄧小平的壽險精算表，他們預測，鄧小平將會死在中共政權本身死亡之前（鄧小平於1997年去世）。
我參與了這場辯論，並很高興我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邊。1995年，我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為什麼中國不會崩潰〉（”Why China Will Not Collapse”）的文章，我認為鄧小平去世後，中國不會重回1976年的混亂狀態8。我列出的原因是，由於經濟成長和中國共產黨執政意識形態框架中民族主義抬頭，中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一體化程度有所提高。這兩項觀察承受住了歷史的考驗。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幾次權力鬥爭。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權力鬥爭明顯減弱。中國發生過大規模的民眾抗議活動，尤其是1989年的示威活動，但總體而言，這些民眾抗議活動已受到控制，並未對中國國家的整體架構造成實質性損害。在天安門鎮壓事件之後的幾年裡，中共黨員人數增加，稅收、經濟和中國公民的物質福祉也隨之增加。與此同時，政治體制隨著時間推移明顯變得更加專制。在習近平領導下，個人崇拜和一人獨裁又捲土重來，這是如此不同尋常，以至於很少有中國學者預見其到來。許多人（包括我自己）在2012年就預言情況會持續下去。
中國的獨裁政權似乎比其他地方的獨裁政權更具「粘著性」。回顧一下最終引爆「阿拉伯之春」的火花。其導火線是突尼西亞街頭一名小販的自焚行為，當時他是在抗議一名市政官員沒收其資產。相比之下，中國的街頭小販經常受到騷擾、毆打和沒收財產，中國的城市化專案驅逐了無數房主。這些都無法動搖中共。2022年對於新冠疫情管控的抗議活動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威脅，但是單憑這個還是不太可能就讓中共改變政策，除非是在最高領導階層內部出現重大分歧，以及經濟出現艱巨的狀況。
我這本書探討的是中國政治體制之持久力這個大問題，以及在歷史和當代背景下的其他相關問題。謎題比比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是如何做到規模更大、政權更持久的？要達成此一成果，所使用的工具和手段有哪些？另一個大問題與中國技術的興衰，以及政治和技術發展之間的關係有關。作為世界上最殘暴的專制政權之一，中國共產黨扼殺言論自由並禁止人民質疑，卻又如何在科學和技術上取得進步？這些進步是在充滿活力的企業家精神和商業應用支持下達成的，這是蘇聯及中國昔日帝國都無法做到的。中國的技術創新沒有淪為如同蘇聯一般「孤獨的點子」9。
我想探討是什麼將擁有9,600萬名黨員的中共龐大組織團結在一起，這個組織比許多國家都要龐大，以及中共體制是如何賦予個體能動性足夠的權力來促進經濟成長，但不至於導致體制的崩潰。這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則是探討未來。我解釋了通往習近平的路線，並探討習近平重磅回歸極端專制所帶來的更廣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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