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政治思想與法思想史（第三篇【上】）—近現代政治思想

這本書是「西洋政治思想與法思想史」的第三篇。作者在西洋政治思想與法思想史的第一篇所處理的是古希臘、羅馬與中古世紀的政治思想與法思想，而第二篇則是處理近代歐洲形成過程中所產生的政治思想與法思想，至於本書所要處理的主要是西洋近代與現代的政治思想。至於近代是在什麼時候產生的呢？一般來說，人們是無法以截然的形式提出「可以清楚區分時代的時間點」，或許個人主義確立，而教皇普遍的權威被否定，使歐洲宗教意識的統一喪失，因而使〈宗教秩序與政治秩序合為一體的基督教社會〉崩潰，這些都可以說是近代社會確立的指標。由於歷史的發展是一個連續體的緣故，有些思想在時代上，因其內容可分別歸類於前後兩個時期，所以本篇所要處理的近代與現代政治思想，會有一些部分和第二篇有些微的重複，這是要事先說明的。

當我們在探討各種政治思想的內容時，我們會發現許多的政治思想是將社會成員的具體倫理精神加以採納，因而成為擁有現實生命的思想，這些思想有很多是很正確地掌握住時代的精神，它們在其思想內部當中包含強韌的理論結構而能夠具體去面對現實的各種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並與這些問題進行對決。的確，許多的政治思想會被各個時代的歷史條件乃至社會條件所規定、所限制，但有很多的政治思想也不單單只是像機械一般被時代加以拘束的產物，它有時候會是具有普遍妥當性的思想，有時也有思想會是擁護特定階級利益的意識型態，而有很多的政治思想是會對國家的構造發揮改革的作用乃至革命的作用。簡單來說，許多的政治思想是各自具有其背景與特質。歐美在近代與現代的發展過程中，隨著社會的發展與變化，產生了許多的政治思想，令人眼花撩亂。如同作者在第一篇與第二篇以及其他著作中所述，筆者想要透過對西洋的哲學思想與政治思想的介紹，讓國人了解西洋文化的面貌，進而反省自己文化的缺點何在，以使自己擺脫漢文化的包袱。

對於筆者來說，法律是自己的專攻，而憲法與地方自治法則是自己專研的領域，從許多人的眼光來看，筆者或許會被認為是不務正業，跨過太多不必要的領域，竟然寫到像政治思想這種公法專攻者應該將之放在第二順位的領域。人們會對筆者做如此的質疑，我想乃是當然，不過筆者自己想要藉著這個序言把自己內心的深層世界寫出來，讓讀者們能夠省思台灣在全球化的走向上所面臨的處境以及這個處境對我們的挑戰，並想要寫出台灣人乃至華人的弱點與盲點何在。

「從一根掉落海底的針，可以窺見整個海洋」，這是筆者在日本留學時，從一位學者所聽到的一句話，當時這位學者所要講的是做學問應有的態度與方法，而筆者確實也在日本學到如何從細微小處著手而漸漸拓展自己的視野。自筆者在東京大學研究地方自治法開始，當自己面臨各種無法完全理解的問題時，筆者就會著手於對當該問題進行研究，而這自然就使筆者本身會跨越到許多不同的領域。但是在這個研究過程當中，筆者卻發現了不同的文化所孕育出來的社會行為以及思考模式是如何深遠地影響著各個地方的發展。在筆者研究的生涯當中，筆者所最訝異的是台灣的學者寫出來的東西要讓初學者念是很困難的，而且從許多行政法的論文來看，好像學者們主要把注意力放在行政處分等行政作用的理論之上，對於行政組織、地方自治乃至行政訴訟著墨的並不是那麼多，而更大的特色是台灣的學者各搞各的，所以許多社會所需要的研究都付之闕如。台灣的學者到國外留學，有許多都是把台灣的東西賣到外國做介紹，相對地，對影響台灣深遠的德國法理論很有系統地進行研究而讓讀者能深入淺出去閱讀的相關著作與論文卻是少得可憐，這難道不是台灣學術界畸形發展的一個現象嗎？台灣的學者沒互相有批判的文化，許多被批判者會對於批判者抱持懷恨之心，這就使得「無法透過市場機制建立品質管控的學術論文」很容易出現錯誤乃至有瑕疵。而讓筆者很難過的是，使用台灣的外文辭典，例如德文辭典、法文辭典乃至英文辭典要去看這些國家的法律著作等相關的社會科學文獻乃至人文科學的文獻時，時常會看不懂。或許許多留德、留法的朋友會說張正修過於傲慢，這些朋友甚至於會表示留歐、留美的學者看歐洲語言的文獻一定比你強，我想這是理所當然。只不過筆者要指出一個筆者稱之為「集團犯錯」的現象。筆者在高中時，英文不是念得很好，進入台大法律系以後，為了補充語言的不足，就在大一時開始自修日文，並在二年級起開始修德文課。由於想要去日本東京大學留學，怕去日本被東京大學的學生看不起，所以在台大法律系四年級要畢業的前後，筆者曾很用心的用國內的德文辭典看台大法學院圖書館的藏書─德國學者施密特的憲法理論（Verfassungslehre），但是當時看得非常吃力，而且很不好懂，剛好台大法學院的法政分館的地下室有許多日本人在戰前留下來的著作，包含德日辭典，而筆者也跟一位老師借到一本日本學者尾吹善人的翻譯作品，然後筆者就同時使用德文原作與日文翻譯本及德日辭典來看。在閱讀的過程中，筆者發覺到有許多的德文單字乃至片語等等在德華辭典中是找不到的，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的法律用語，德華辭典不是沒翻，不然就是與法律用語原先的意思不一樣。筆者最深刻記得的是有一句德文的片語「eshandelt sich um，daβ……」，筆者找德華辭典的解釋，是寫著「攸關」一語，然後筆者用這兩個字想要串起上下文的意義，但實在裝不起來，後來對照日譯本與德日辭典一看，看到了日譯本與德日辭典是把eshandelt sich um，daβ……翻譯成「問題之所在，在於……」。於是筆者才恍然大悟，台灣的德華辭典的內容似乎有很大的問題，如靠德華辭典要把專業的德文看懂顯然是有問題的，甚至會產生很大的錯誤乃至誤解，筆者也因為日譯本而能大致把德文本看懂。當時筆者就在法學院（現在台北市徐州路的前社會科學院）的法政分館地下室把德國的民事訴訟法、民法乃至法國的法理學借出來看，以加強自己的德文能力與法文能力（筆者在大學畢業後也進修法文）。

到日本東京大學念書以後，筆者開始接觸到許多在台灣的大學隨意教教或從來沒教的領域，例如英美法、德國法、法國法，這時筆者才發現自己在大學時所讀的英美法導論等於沒念。而幾年留學下來的功夫，讓我發覺到日本對德國法、法國法、英美法乃至其他大國家的法都有很系統、很深入的研究，他們在其他各方面的研究也都很仔細、深入。在這個研究過程中，筆者透過「自己研究」的這一根針漸漸地把華人世界這個大海的面貌抓清楚。對外國要做深入的了解，靠單打獨鬥是很難達成的，一群努力的學者深入各自的研究，彼此懂得分工，並且對於各個人所做出的研究能夠建立討論、批判的機制，這才是做學問的真正基本，但這在台灣似乎很難建立。此外，任何對外國的研究，最基本的就是必須要有一本好辭典，但是一本辭典的好壞就顯現出一個國家的文化水準。在日本，一本好的辭典常常是好的出版社找上上百位相關科系的知名學者共同編寫而成，但是在台灣，一本外文辭典卻常常是出版社找幾個助教編一編就出版。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其所呈現出來的結果就是台灣的大學生時常看不懂相關的教科書或文獻，因此學者們的文章好像是寫給專家看的，而這就造成懂者恆懂，不懂者恆不懂的現象非常普遍。筆者橫跨兩個不同國度的學習環境與學術環境，一直想要深入探討其中的差異，並不斷想要去找出其中的原因，而發現到：我們的社會因為是以家族為中心的社會，這就形成人們追求自己與家族利益的性格，因而「與他人合作會產生更大的利益進而對自己與對他人有利」這樣的文化就很難形成。如果以台灣的政治文化來看，當台灣人碰到與自己利害有關的政治問題時，人們常會以自己為中心而強力發言、抗爭，只要被提出的解決方法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那麼自己就不會再抗爭，也不會去想找出如何讓他人與自己的利害能夠共存的方法，這也就使得民主制度下的台灣的公共政策時常是各種利害的大雜燴，而雜亂無章的都市景觀其實正是這種性格的顯現。在學術界中，你研究你的，我研究我的，形成熱門話題的領域，大家一窩蜂去研究，基礎學問無人問津，這種現象也是台灣人與華人性格之使然。筆者以為：在民主政治之下，「對他人有利也會對自己有利的思考模式」必須漸漸改變我們根深蒂固的思維，否則要在台灣人社會與華人社會建立可比擬西歐社會的環境似乎不太可能。在儒家家族文化的影響之下，經過三千多年的社會實驗所形成的華人社會性格是無法一下子改變的，當我們將儒家文化與西洋的宗教、哲學做對比時，其實就可以看見兩者間的差異是如何在歷史的發展中被加以形成。儒家也講「仁者愛人」，但這種愛是相對的，因為家族愛是勝過對他人的愛，尤其在忠的思想之下，對於主君的忠就會使「對他人的愛」的價值被弱化，更因為家天下的形成，使得「忠」常常會與「德治天下」的概念衝突，臣子只能愚忠，忠成為所有德性當中的最重要之德，而這也會使「公」成為「家天下之公」，而非天下為公，形成公對私的壓迫，也因此使華人把真正的重心放在家族之上，更因此就使「同胞愛」的觀念難以形成；而儒家思想到了日本之後，身分思想與忠的思想反而與其團體性格互相結合，這使得日本人難以產生普世的愛的觀念，甚至反而形成弱者畏懼強者，強者瞧不起弱者的行為模式，更形成個人應對團體盡忠的行為模式，也形成內外有別的文化，使「自己與夥伴所形成的自家」與「他者」嚴格區分，而在日本特有的歷史背景下，武士道的行為成了日本人的行為典範。專注、忍耐、有毅力地去完成一件事情是武士道精神的表現，但這種精神與對人的關懷乃至愛人似乎很難連結，甚至於為了日本的國家目標而殺人乃至侵犯外國人的人權常常是是藉著武士道的精神去達成的。深受佛教影響的日本反而無法看到慈悲思想的展現，這是東方世界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