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拿的時代：一九六○年代美國民權改革的貽害

作者序

第一章　一九六三

一九六○年代中期，是一段充滿永世繁榮假象的時期，這個國家活力充沛，胸懷抱負的領袖們大力推動美國的改革，促進正義與人道精神。他們發動多項道德運動，其中以促成一九六四年民權法案（1964 Civil Rights Act）的民權運動是為經典。在此同時，女性開始從事與扮演過去只保留給男性的工作與角色。性愛也自傳統與假道學中解放。過去被美國拒於門外的移民如今則是大受歡迎，甚至是需求若渴。在越戰引發的鬥爭中，對立兩方的思想家與政治人物無不想方設法來動員美國人民的力量。

若問成長於一九六○年代的美國人民，那個年代是什麼樣子，他們大部分的記憶都是這些運動，與這些運動所激發的道德英雄主義。有整整兩個世代，美國全國的生活型態在各個方面都受到「六○年代」的影響：黨派政治、公眾禮儀、官方道德，無一不是。

本書談的是一九六○年代的規範所造成的危機，其所維繫的方式與其形成的改變，到了二○一六年的總統大選，反被美國大部分的勞動民眾不再視為恩賜，而是壓迫。

甘迺迪刺殺案

我們所認知的六○年代始於一九六三年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遇刺所引發的震驚之中。美國人民都表示自甘迺迪遇刺之後，所有的事情都不一樣了。只不過幾個月的時間你就可以聽出流行音樂的變化。在甘迺迪遇刺的一年半前，由英國黑管大師阿克．比爾克（Acker Bilk）演奏的一首溫暖雋永的樂曲〈陌生人在岸邊〉（Stranger on the Shore），高居排行榜首位。在刺殺案發生一年半後，來自傑佛森飛船（Jefferson Airplane）、死之華（Grateful Dead）、大哥控股公司樂團（Big Brother and Holding Company）與其他各個不同的吸毒藍調和民謠搖滾樂團的音樂家則是在舊金山首次集體演出。

這並不意謂著是此樁刺殺案造成了這十年間的文化大動盪。在甘迺迪遇刺前的幾個月間，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的著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就已出版（一九六二年八月），挑戰當時常態科學的概念，並且以此提出多項社會與政治上的假設；瑞秋．卡森揭露殺蟲劑濫用的著作《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也宣告問世（一九六二年九月）；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更以《女性的奧祕》（The Feminine Mystique）一書（一九六三年二月）直指看來幸福美滿的家庭主婦生活其實枯燥無味。整個態勢已有一番風雨欲來的氣象。

最能定義一九六○年代美國的兩項衝突―種族融合與越南戰爭―也已浮現世人眼前。一九六二年十月，不斷升溫的騷動迫使最高法院下令實施種族隔離政策的密西西比大學（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允許該校的首位黑人學生詹姆斯．梅瑞狄斯（James Meredith）註冊入學。甘迺迪生前最後一個夏季則是在史無前例的二十萬民權運動人士華盛頓大遊行下結束。在甘迺迪於達拉斯遇刺身亡的三週前，越南總統吳廷琰因為甘迺迪下令的政變行動而被趕下台，並且慘遭殺害。

甘迺迪之死雖然為一些正在進行中的變革添加了柴薪，但是人們對於政治刺殺事件的反應，往往是宛若集體本能般採行一種死後的報復性行動。他們會將死者視為殉道的領袖，而以相對激進的行動來紀念他的犧牲。對美國人民而言最熟悉的例子是一八六五年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刺殺案，他的遇刺促使美國通過的憲法改革規模遠超過林肯當初所尋求的——不僅通過了廢除奴隸制的第十三條修正案，同時還有第十四條修正案，創造了更為廣泛且具有高度延伸性的公民權利保障與正當法律程序。

一九六○年代也出現同樣的情形：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與聯邦醫療輔助（Medicaid）使美國成為一個福利國家；政府大量動員年輕人遠赴海外參加越戰；不過，最重要的是公民權與投票權的法案。上述這些成就都是為了紀念一位遭到刺殺的國家領袖，而在一九六四到一九六五年間的短短數月內，由一位承受全國沉重哀悼之情的人倉促完成。甘迺迪的繼任人，林登．詹森（Lyndon B. Johnson）接下了在甘迺迪遇刺幾個月前就已益趨黯淡的民權立法火矩，創造出拒絕妥協的格局，這已遠非甘迺迪所能想像。

尤其是民權思想深植法制體系最令人感到意外，該行動也因此成為政治改革、建立新系統的典範。與此同時，對於公義與人道的定義也更加廣泛。種族融合也升級為包容一切的多元化思想。婦女解放則演變成對女性（最終對男性）意義的省思。移民也引發社會重新思考美國人民的效忠對象是否應是他的國家，或者還有其他更為重要的效忠對象。反共產黨的軍事冒險行動也逐漸退位，隨著共產主義在一九八九年開始崩潰，美國扮演起世界和平維繫者與全球繁榮保證人的角色，同時也成為國際新秩序中道德規範的制定者與執行人，此一新秩序有時又稱為「全球經濟」。

此一改革運動的力量沛然莫之能禦。道德光環與充沛的資源使得美國治理菁英可以毫無顧忌地放手重新架構社會秩序。領袖們不僅可以利用甘迺迪之死引燃的憤怒與決心，同時還擁有眾多力量作為後盾。例如美國在二戰之後已成為軍事與經濟帝國的事實、企業與基金會所發展出來的組織技術知識，以及隨著二十世紀進入尾聲，嬰兒潮世代帶給承平時期美國的充沛人力資源。最後，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來自這些力量的自信。

但是，六○年代的改革，儘管是美國人民最為自豪，同時也是他們國家認同的根據，其成本卻高得驚人——不論在金錢、自由、權利或社會穩定方面，都付出了昂貴的代價。這些成本在各個社會階層與世代之間的分布極不平均，許多美國人民的生活都因這些變革而每況愈下。經濟不平均的情況已惡劣到十九世紀壟斷時代以來僅見。規模龐大的改革行動使得社會菁英的權力擴增，然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他們不僅對改革的障礙置之不理，對於其中造成的憤恨也視而不見。

過去幾十年來，一九六四年一項原本被視為野心勃勃的改革行動如今已變得意義非凡。一九六○年代以民權為核心的改革，不僅是注入憲法的新元素，它本身就是一套對立的憲法，與原來的憲法格格不入。而且隨著公民權利成為法律，兩者之間的衝突更為惡化。其中的嚴重性造成我們近年來所謂的「兩極化」或是「粗魯不文明」。這兩套矛盾的憲法分別為：一是一七八八年制定的憲法，具備所有傳統形式的法理，同時還有數個世紀以來的美國文化作為後盾，二為一九六四年的新憲法，儘管缺乏傳統法理作為根據，不過受到司法菁英、公民教育者，以及堅信自由理念人士的熱烈擁護。美國人民在這兩套秩序之間取捨的必要性，以及兩者的衝突對美國造成的影響，就是本書討論的主題。